<p class="ql-block"> 一</p><p class="ql-block">明洪武中年,安徽六安人秦鳳,身穿一龔圓領的藍色長袍,頭戴一頂代表國家太平的“四方巾”,一路車馬勞頓,來到宜昌。</p><p class="ql-block">對于秦鳳來說,這是十分忙碌的一年,也是他人生的轉折之年。三月初一,赴南京城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一舉考取進士。按官場慣例,中進士后分到戶部“學習行走”,勤勤懇懇,不到半年,就被朝廷“差補試用”,分到偏遠的湖北興山縣任知縣。</p><p class="ql-block">秦鳳到達宜昌的時間正值農歷八月,長江洪水猛漲。原計劃乘船沿長江西上至香溪口,再走旱路到興山。看著面前渾黃的江水,只好改變行程,從曉溪塔、霧渡河、水月寺這條陸路進入興山。</p><p class="ql-block">這次遠赴興山任官,是秦鳳仕途的第一次起步。對于應付各種困難,他已作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但是經過十來天的跋山涉水,沿山間羊腸小路來到羅鏡山下的興山縣城時,仍然感到有些失望。明朝時的興山是個出了名的窮縣,人口稀少,物資匱乏。當時所謂縣城,不過是環繞在羅鏡山下的兩三百戶人家,雞鳴而出,日落而息。明朝洪武年間大興土木,修建城池成風,興山縣由于財力實在太薄,也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去修筑一座城池。縣城四周連個土圍子都沒有修筑,附近山坡上的柑橘、桂樹、綠蘿等各種植物,沿著山腳一直延伸到縣城之內。一眼望過去,縣城與城郊外的連綿山野,并無多大區別。</p><p class="ql-block">不過秦鳳畢竟還年輕,懷抱著“達則兼濟天下”的士子情懷,不僅沒有泄氣,反而表現出安居樂土的人生豁達態度。《羅金山》(即羅鏡山)是秦鳳在興山留下的唯一的詩歌作品,他在詩中吟道:“金山聳翠九霄中,神秀由來造化鐘。疊嶂遠連金峴崿,雙峰高削碧芙蓉。凌空松柏清偏雅,映日云霞淡復濃。閑坐廳前翹道望,天然公館玉屏風。”</p><p class="ql-block">在詩歌中,知縣秦鳳極力表現出一派悠閑自得的神仙模樣。閑坐在衙門大廳前堂,身居公館,眺望羅鏡山,仿佛是一道天然玉屏風。不知道秦鳳任興山知縣時是否穿了官服,他身著官服時是一個什么模樣?明洪武中年的興山縣衙門,也不知道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規模。只知道秦鳳是七品文官,按明朝官場規矩,官袍胸前的補子應該繡鸂鶒,這是一種比鴛鴦略大的水鳥,又名紫鴛鴦。在如今的影視屏幕和戲曲舞臺上,人們看慣了七品縣官身穿官服,升堂辦公的八面威風。但是根據明嘉靖年《歸州志》的記載,秦鳳來興山任知縣后,“事皆創建,井井有條”。由此來看,秦鳳這一任官差做得很不容易,十分辛苦,不會像舞臺屏幕上表現得那么輕松。</p><p class="ql-block">據興山地方文史記載,秦鳳任興山知縣時,最成功的是做了兩樁善事,一件事是奏免秋糧并紅馬船,另一件事是,“百姓子女有為夷陵軍掠為奴婢者,鳳皆為贖取。”</p><p class="ql-block">先說秦鳳為興山百姓做的第一樁善事。</p><p class="ql-block">紅馬船又稱馬快船。明朝馬快船,是由政府經營的一支船隊。起初用于運輸軍馬和輜重,后來用途逐漸擴大,不僅為南京王室運輸生活享受用品,還廣泛用于官方及民間的各種運輸。需要注意的是,馬快船并不是一支船隊的名稱,而是兩支船隊的總稱。也就是說,馬船是一支船隊,快船是另一支船隊。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這兩只船隊的名稱可以相互混叫。但是從官方對于船隊的規定來說,馬船和快船的職能、船夫組成方式、船夫的薪資待遇等,都是有所區別的。快船的船夫從軍隊中產生,馬船的船夫則從普通老百姓中產生。二者之間的薪資待遇,差距很大。在馬船上服役的船夫是終身制,因此,不少老百姓被抽派后,往往會選擇逃跑的方式。從普通百姓人家中抽派馬船船夫,對于本來就十分貧窮的興山縣來說,是社會需要額外承擔的一個沉重的徭役。</p><p class="ql-block">明洪武三十三年(1377年),朝廷令武昌、岳州、荊州、歸州各造馬船50只,每只馬船定船夫30名。此后,又令湖廣、江西二省和安慶府等,造馬船817只,轉運全國各地馬匹與貨物。至秦鳳上任興山知縣那年,征調馬船船夫的徭役制度仍在進行。秦鳳大膽為民眾呼吁,懇請“免秋糧并紅馬船”,確實值得在縣志上記一筆。</p><p class="ql-block">秦鳳在興山所做的另一樁善事比較容易理解。按明朝兵制,朝廷在宜昌設有夷陵千戶所。分為十個百戶所,統兵1120人。常有興山老百姓人家的子女,被那些當兵的擄獲而去,當奴婢使用。知縣秦鳳知悉后,八方游說,并積極助力籌資贖回,得到了興山民眾的交口稱贊。</p><p class="ql-block">一任縣官,為一方百姓做了好事,老百姓是會記得的。《興山縣志》上說,秦鳳離任之后,民眾為他修建了一個名宦祠,立于縣城。秦鳳在興山知縣位置上離任后,升任衛輝(今河南新鄉)府知府。</p><p class="ql-block">還在秦鳳任興山知縣時,縣城里的虎患就已經十分嚴重。據《明.嘉靖歸州全志》記載:“永樂三年(1406年),有黑虎噬人殆甚,戶口區耗,并附本州。”因老虎經常到縣城里吃人,人煙日趨稀少,作為縣一級行政區劃的興山縣被撤銷,疆域劃歸秭歸管轄。也就是說,從三國時期立縣的興山縣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因為虎患,人口減少。明正統七年(1442年),消失的興山縣疆域被并入巴東管轄。這一段時間,歷史上的興山十分艱難。興山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過。興山縣城出現的老虎是華南虎。羅鏡山下幾條山溝里常有華南虎出沒,大搖大擺,竄入縣城,如入無人之境,咬死咬傷民眾,老虎吃人的事件時有發生。被咬尸體“鮮有全者”。</p><p class="ql-block">明萬歷年間的禮部尚書劉楚光,在為曾任興山知縣的友人曠驥生祠撰寫碑文時,客觀生動地描述了當時興山的情形:“彌嶂跨谷,地無平疇,民散居石穴木巢間。景泰天順時,殘民不滿數百,遂附秭歸郡,而邑治廢。至弘治復置,蕭條凋敝,日將午不見煙火……”興山古城只剩下殘垣斷壁,被樹木雜草覆蓋,鄉村更是老虎肆虐的天下,人煙日趨稀少。碑文中的景泰、天順年間,囊括1450年至1464年。成化七年(1471年),朝廷恢復興山縣,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久又廢置。</p><p class="ql-block">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再次恢復興山縣治,任命廣西蒼梧人劉孜為知縣。</p> <p class="ql-block">劉孜是個特別有能力的縣官,萬物蕭條之際,經他一番治理,情況才逐漸有所好轉。這個劉孜,值得濃墨重彩寫一筆。興山地處偏遠,又是窮鄉僻壤,朝廷往往選派官員來任職,大多數都以各種理由推辭,不愿意赴任。而劉孜不僅赴任,還在任上兢兢業業,干得有聲有色,在興山縣有頗多建樹。</p><p class="ql-block">弘治為明朝第九個皇帝孝宗朱佑樘的年號,前后共18年。朱佑樘在位期間,勵精圖治,出現了短暫而輝煌的“治世”,史稱“弘治中興”。明朝興山縣的這一次復興,正是在“弘治中興”的背景下產生的。</p><p class="ql-block">劉孜上任興山知縣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滅虎患。</p><p class="ql-block">興山縣城出現的老虎是華南虎。羅鏡山下幾條山溝里常有華南虎出沒,大搖大擺,步入縣城,如入無人之境,咬死咬傷民眾,老虎吃人的事件時有發生。據縣志記載,成化年以來的三四十年間,興山縣城被老虎咬死咬傷的人數多達20多人,被咬尸體“鮮有全者”。</p><p class="ql-block">知縣劉孜面對血淋淋的荒涼情景,憂心如焚。</p><p class="ql-block">消滅虎患,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總體上說,老虎進城咬人,是因為山區過度墾殖、山林資源遭破壞、老虎食物鏈被打斷所導致,但從另一個角度分析,15世紀初期至中葉興山縣被劃歸秭歸、巴東,交通阻隔,人口銳減,也是形成虎患劇增的一個原因。</p><p class="ql-block">劉孜滅虎患,主要做了兩樁事:修筑城池和移民。</p><p class="ql-block">劉孜任興山知縣時的1489年,正值“弘治中興”的又一輪改革浪潮,他決定“依山造堡〞,修筑城池。</p><p class="ql-block">劉孜在弘治年間修筑的興山城池,直白地說是個土圍子。</p><p class="ql-block">同一時代,許多城池都由磚墻替代了土墻。劉孜修城池時,肯定也想用青磚建造城墻,既漂亮又堅固。不是不想,而是財力不允許。據《興山縣志》記載,這個土堡環縣城周圍三百三十四丈,計三里許。“立三門。東曰迎恩,西曰來遠,南曰觀瀾。”</p><p class="ql-block">劉孜修筑的興山城池,對于防止虎患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這樣的土圍子,難防匪,難御敵,也經受不住夏天洪水的侵蝕。屢圮屢修,直到明末,戰亂再次紛紛而起,那座土造的城池全部倒塌,舉目一片廢墟。</p><p class="ql-block">劉孜為滅虎患,所做的另一件事是移民。</p><p class="ql-block">從明朝初年開始,朝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戶籍制度。官府編有黃冊,詳細登記每家每戶的籍貫、姓名、年齡、丁口、田宅、資產等,并按職業將戶口分為民、軍、匠三大籍。為控制人口流動,朝廷還規定,戶籍不能隨意變更。與戶籍制度相關連的是流民和移民問題。流民,指的是沒有官府指令和允許,百姓自發遷徙,按《大明律》,流民不具有合法地位,受到歧視乃至禁止。而移民則不一樣。移民指的是按照官府指令實施或官府承認的,具有一定規模的人口遷徙事件。換句話說,人口只有服從官府的管控,才算合法。</p><p class="ql-block">劉孜任興山知縣的弘治年間,興山縣的那一撥移民當為“奉旨移民”,屬于合法范疇。那么,那一撥移民是何時、從何地移民而來?查閱《明朝移民大事年表》,有了初步答案。成化十八年(1482年),河南、陜西、山西、直隸等地,有大批流民流入湖廣省的鄖陽、襄陽、荊州三府。朝廷命令流民原籍的地方官,差人招回本籍流民。可是這項工作十分難做。流民形成群體后,一旦流到一個地方,再想招回原籍就有了種種困難。直到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招回荊襄流民未成,朝廷允許流民在新地入籍”。這一年正好是劉孜赴興山上任知縣的時間,用今天的話說,他一上任,就趕上了好時候。按照《明朝移民大事年表》中的記載,那一年“回原籍者一萬五千戶,入籍者六萬余戶”。</p><p class="ql-block">數字背后,是包括劉孜在內的明朝官員們大量辛苦的工作。其時,剛剛重新恢復縣治的興山,交通阻塞,人口凋零,許多民眾寄居于山洞、木巢之內,情景蕭條凄楚。劉孜通過他的努力,疏通渠道,安置移民,其功可彰。</p><p class="ql-block">劉孜在興山的功績還有建公署、遷學校、修糧倉、興廟宇等。弘治年間修建的興山公署,被老百姓稱作“縣衙門”,位置在城東關外。相傳縣衙門前有兩棵大杉樹,十幾個人才能夠合抱。有一年,大清名將楊遇春統兵駐興山,駐守的士兵砍伐那兩棵大杉樹,忽聞咆哮聲自樹身內部傳出,士兵大駭,即刻報告。楊遇春令士兵停止砍伐,并作詩一首紀念。圍繞劉孜展開的這一類軼聞趣事和民間傳說有不少,在此不一一細說。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興山人口翻了一倍達6114人。</p> <p class="ql-block"> 二</p><p class="ql-block">劉孜之后的興山縣明朝歷任知縣,像走馬燈似的不斷更換。在史料記載中留下良好政聲的有譚溥、陳珍、曠驥、鄒守謙。</p><p class="ql-block">直隸人譚溥,是接替劉孜的興山知縣,任職期大約在1490至1505年之間。山西舉人陳珍,任職期約在1505年至1521年之間。江西廬陵(今吉安)人曠驥,萬歷十八年(1590年)赴任。四川巴縣人鄒守謙,推算任職時間應是1590年以后的某個年份。</p><p class="ql-block">上述幾位縣令,在縣志上均有傳。他們在任時的政績各有不同,但都離不開重筑城池、疏浚河道、創立學府、剔除奸弊、勸課農桑等。其中,正德年間上任興山知縣的陳珍,從自己的廉俸中拿出銀兩帶頭倡捐,在寒溪口置辦學田,歷來被興山民眾當作美談。興山在明朝時是個窮縣,知縣的俸祿并不高,且以實物折合。月俸為七石五斗,大約1370斤米左右。這些米糧并不歸知縣一個人所得,還要給自己雇請的幕僚發工資,最后落下來的并不多。這種情形下,陳珍還能帶頭倡捐,也屬不易。</p><p class="ql-block">明朝中期,正是在這么一些口碑頗佳的知縣帶領下,地處偏遠的興山縣政通人和,民眾安居樂業,度過了一段比較安穩的歲月。</p><p class="ql-block">不妨以曠驥任期為例,管中窺豹,可見一二。</p><p class="ql-block">曠驥上任興山知縣,與其同鄉、時任歸州知州的吳守忠應該有關系。這兩個人合作寫了一本書,名為《三峽通志》,刻印于萬歷十九年。他們經過近三年的實地考察,將三峽的勝跡賢祠、風俗傳說、逸聞趣事、巖洞搜奇、詩詞歌賦等一網打盡,錄入書中。書前小引是吳守忠所作,跋是曠驥撰寫。曠驥出任興山知縣,不知道與吳守忠有沒有關系。從他們是同鄉又在同一個地域任職,而且合著《三峽通志》的事實來看,二者的關系無疑非常親密。</p><p class="ql-block">《興山縣志》云:曠驥在興山知縣任上,大力振興文教之風,鼓勵通商旅,洞悉民間疾苦,城西建西關橋,城東建東關橋。一個風雨交加之夜,年久失修的縣衙門突然倒塌了,看著眼前的一片廢墟,曠驥傷心至極。但是他并沒有去過分擾民,而是暗自募集資金,組織工匠重建。曠驥的種種行為在縣志中被記錄下來,予以彰顯。最為人所稱道的一件事,是為興山縣培養了一代名臣金可教。</p><p class="ql-block">金可教(1568—1640),昭君鎮金樂村金家灣人。少小家貧,被知縣曠驥召至門下,遂刻苦讀書,奮發向上。萬歷中參加科舉考試,取貢生,任江西撫州府通判(掌管糧運、田畝等事項的州官)。因德才兼備,后升任云南知府。</p><p class="ql-block">金可教在官場上升至高位之后,蔭及父母、子女和鄉梓。朝廷特封其父金生芝為“奉直大夫”(從五品),其母劉氏為“宜人”,其妻姚氏誥封安人,等等。金可教的家鄉金家灣,修砌埃及金字塔似的石人石馬,坐南朝北面向良田,還有五米高的巨大石柱,威武雄壯,十分氣派。金可教任職結束后告老還鄉,回到了興山。作為鄉賢,他積極為家鄉的教育事業獻計出力,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他在縣城背后的羅鏡山麓修建有白衣庵,殿宇幽靜寬敞,是古代興山文人雅集游玩、詩酒唱和的地方。</p><p class="ql-block">上述幾位知縣在興山任職期間,留下的史料筆記支離破碎,殘缺不全。但是,即便依據這些零星有限的史料進行分析,也大致可以看出明朝安穩歲月時期的社會形態。</p><p class="ql-block">首先是家天下延續,皇權具有至高無上的威力。國家機器中的地方政權有效運轉,即使地處偏遠的興山,知縣和其他官吏,仍然按照期限赴任、離任。除了政權管理之外,家族制度和社會關系網也在社會中隱秘地發揮作用,一般而言這種作用常常被稱為“潛規則”。社會階級劃分明確,各個階層流動受阻,上升通道漸趨固化。戶籍制度將人按職業分為民、軍、匠三大籍,因此,每個人投胎時的運氣十分重要。如果家族中有人金榜題名,飛黃騰達,就意味著要肩負起關照和帶動整個家族騰飛的責任。另外,社會上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現象十分突出,通過教育教化民眾、開啟民智,只是在低層面上初步展開。</p> <p class="ql-block"> 三</p><p class="ql-block">成化年間,一個身穿道袍的人行走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p><p class="ql-block">他叫高永,來自道教圣地武當山。</p><p class="ql-block">道士高永,在武當山名不見經傳。那年他來興山縣,漫無目的,只不過是“慕其形勝來游”。也就是說,道士高永是個旅游愛好者,神仙似的云游,有一天來到了仙侶山。史料上說,高永一來到仙侶山,就被這里的迷人景致吸引住了,慨然感嘆:“叢林蔽日,異石連云,真仙靈跡之奧區也。”</p><p class="ql-block">需要提醒的是,成化年間,興山縣兩度被撤銷又恢復,轄地劃歸秭歸、巴東。仙侶山離這兩個縣城太遙遠,此地基本上屬于無人管的地帶。道士求仙學道,尋找的正是這種人跡罕至的絕妙去處。</p><p class="ql-block">高永是個非常有毅力的道士。他依山林為棲身之所,視鳥獸以為家有之物,在仙侶山上搭建草廬,求仙學道,一住就是幾十年,直到終老。</p><p class="ql-block">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再次恢復興山縣治,廣西人劉孜出任知縣,他勵精圖治,經過一番治理,興山縣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氣象。想必知縣劉孜與道士高永之間,當年應該有一席長談。因為自劉孜上任的弘治二年以后,高永用了長達24年的時間,完成了仙侶山道家建筑的擴建工程。</p><p class="ql-block">完工后的仙侶山道家殿宇,規模宏大,氣勢不凡。據明朝正德年間擔任過興山教諭陳伯英描述:“其殿宇則前后相望,楹則左右成行,堂室玲瓏,輪奐鮮明……”亭臺樓閣,異常華麗,道觀頂端的飛檐,像鳥兒的翅膀一樣輕盈。</p><p class="ql-block">陳伯英筆下的殿宇如今已經消失,只能憑想象去猜測揣摩。高永擴建的仙侶山道家建筑,工程浩大,沒有官府的支持,肯定難以實施。</p><p class="ql-block">明朝道教文化興盛。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篡位做了皇帝,聲稱得到了真武大帝的庇佑,在全國大力推行道教,開啟了明朝皇帝崇拜道教之風。此后由于歷代皇帝推崇,崇道之風愈演愈烈,至嘉靖年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p><p class="ql-block">劉孜和高永所處的時代,是明朝道教最為盛行的年代。不知道興山知縣劉孜在道士高永擴建仙侶山的道家建筑中起了什么作用?多大作用?但是根據宗教在一個地方的生存形態基本能判斷:仙侶山道教殿宇的成功擴建,與其說是道士高永的功勞,不如說是知縣劉孜和道士高永的共同業績。還應該加上一句:與興山縣民眾普遍崇拜道教的基礎密不可分。興山縣普遍崇道的民眾基礎,是仙侶山成為道教圣地的重要一環。</p><p class="ql-block">經高永之手改造擴建后的仙侶山道教圣地,殿宇建筑風格與武當山基本相仿,堪稱是武當山門派的一個分支。從史料零星留存的片言字語中,能夠看出高永是個“人情練達”的道士。他通過幾十年的苦心經營和精心運作,不僅與知縣劉孜等地方官員有良好的溝通、交流和默契,還與來自四面八方的官員、鄉紳以及文人墨客交往密切。仙侶山道教的影響甚至傳到了國外。據與高永同一朝代的陳伯英在《重建云朝觀碑記》中敘述,明朝的藩屬國老撾國王,亦聞其名,親筆題寫了一塊匾額,上書“蓬萊仙境”四字,派使者千里迢迢送到仙侶山。</p><p class="ql-block">興山因山而興。群山連綿起伏,像波濤洶涌的海浪。除仙侶山外,其他名山建有道教殿宇的還有不少。</p><p class="ql-block">萬朝山因“萬山來朝”而得名。無論站在什么地方,看興山縣境內的群山萬馬奔騰,千峰萬嶺都朝著一座山朝拜,這座山峰就是萬朝山。相傳萬朝山是真武大帝的飛身處。當地有個民間傳說:真武大帝從北方飛到興山縣,一眼看中了萬朝山,興致勃勃,駕著一塊祥云落地。不料此山根基太淺,剛一落地,山峰下陷,瞬間矮了三尺。真武大帝大怒,跺腳而去,從此再也不到興山。因此,萬朝山又被稱為“爛柴山”。山上有朝天觀、真武廟、蕭道士遺跡等。</p><p class="ql-block">五指山也是著名的道教勝地。中峰之巔曾經建有雄偉壯觀的殿宇群落,相傳也是真武大帝巡游時留下來的。拇指峰建有“玉皇頂”,中指金頂建有“真武廟”,明朝時十分興盛。</p><p class="ql-block">興山老縣城的道教場所有三官廟,尊奉天官、地官、水官三位天神。它們另外一個名字是紫微大帝、清虛大帝、洞陽大帝。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破除厄運。三官廟附近有一座塔,形同螺螄殼模樣,相傳塔里葬著一個道行高深的道士。因為道士塔的原因,舊時三官廟的香火很旺,據說也很靈驗。</p><p class="ql-block">明朝社會崇尚道教,同時也是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道教世俗化現象嚴重。道教是本土宗教,容易被民眾理解和接受。道教世俗化以后,融化到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神圣性”被瓦解,有些方面甚至迅速向迷信和邪術靠攏,演變成稀奇古怪、花樣翻新的各種道教形式,向社會生活浸透。</p><p class="ql-block">另外需要強調的是,興山屬楚始封地,儒、釋、道、巫各教共存,并行不悖。其中,尤以巫與道教影響最大。道巫糅雜,是興山縣日常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鮮明特征。在興山縣鄉村的民眾中間,道士和端公兩個詞語經常混淆不清。</p><p class="ql-block">道士是道教中的司職人員,善陰陽、風水、五行、八卦。主要從事看陰陽二宅,為亡人開路引魂,為亡人家屬辟邪攘災等。他們依教行事,接受各種戒律,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主要傳播者。端公是唐人對待御史的別稱,延續至今特指男性巫師。與道士側重于“道”有所不同,端公更側重于“術”,主要從事書符安胎、起油架火、贖魂買命、治癲遣瘟等,許多端公掌握上刀山、過火海、滾油鍋等巫術絕技。</p><p class="ql-block">在興山人的實際生活中,道士和端公的區別不大,很多時候往往由同一個人扮演道士和端公兩種角色。</p><p class="ql-block">興山學者蔡長明,在散文《老縣城》中描述了市井風俗中的幾個畫面,充分展現了從明朝傳承下來的道巫糅雜的山地民風,頗為有趣。</p><p class="ql-block">平民百姓人家嬰兒出生后,要舉行艾草水洗澡、查八字、戴百家鎖等一系列儀式,根據家庭經濟情況或簡或繁。孩子到了12歲,要過童關,請巫師進門“打解結”,有的孩子命硬,需要“上刀山”。上刀山的鋪排很大。先搭個一丈多高的神臺,扎個茅草人供奉,立靈牌,寫上名字。用樹干扎兩架木梯,木梯上分別綁上12把鍘刀(往往用鐮刀代替),刀口朝上。時辰一到,做法事的師傅將孩子背在背上,走到茅草人前,口中念念有詞,然后赤腳踩著鍘刀,往上攀登。臺上12個道士誦經超度,師傅一步一頓,踩著鍘刀上上下下。地面上,道士們的樂器時而緩慢,時而激烈。場壩中央燒著一堆炭火,兩個壯漢將燒紅的犁鏵從炭火中取出,師傅無半點猶疑,赤腳踩在發紅的犁鏵尖上,場上頃刻飄蕩起一縷淡淡的青煙。師傅從后背上卸下孩子,將木梯放倒,讓孩子順著木梯一步步爬過去。木梯盡頭的飯甑上糊著一層紅紙,孩子沖破紅紙,再由師傅在臉上輕輕撫摸一陣,就算“替死還生”成功了。</p><p class="ql-block">一個人久病不愈,便請端公進門扛神。端公能直接與魔界對話,治病驅鬼。白天無鬼,端公夜晚進門,附身攜帶司刀、令箭、銅鈴、手鼓、紅綢等一應法器。入室先捉一只鮮活的大紅公雞,立于刀刃之上,搖動手鼓,口念咒語,堂中跳猴三步,驅趕病魔遠去。</p><p class="ql-block">諸如此類,不多細說。</p><p class="ql-block">人是環境的產物,任何人都不例外。這個環境,包括地理上的空間,也包括民眾生長其間的人文氛圍。道巫糅雜的現實社會,是興山縣千百年以來民眾日常生活積累和沉淀的結果。在批判和指責封建迷信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道士和端公的巫術邪靈、驅鬼消災、齋醮祭儀、喪事道場等,在為民眾緩解壓力、疏導心靈等方面,往往有著特殊的無可替代的作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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