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攬勝之三:四十年的采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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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順/文圖 　　這次到海南，比觀賞美景更有意義的事情是:一本書的緣份，四十年的期盼！兩位勝似親朋卻從末謀面的當事人的相逢！在新聞史上值得大樹一筆的罕見的奇緣！事隔四十年，這兩位相識相見的人物就是某日報社原總編尚建軍先生和海南退休干部喬亞洲先生。 喬亞洲向尚建軍贈書 尚建軍總編四十年前保存的報刊剪貼《老紅》的原文 　　喬亞洲是我的親密戰友，他起意要寫一部回憶父母親一輩子干革命工作的經歷和事跡，書中收錄了大量的與他父母親有關的史料。其中有省婦聯辦的《婦女生活》雜志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報道他母親先進事跡的通訊《老紅》，他弟兄們在新鄉市圖書館找了一天，才找到原文。并載入書中。并請新鄉市政協原副主席王玉堂寫了《序言》。 　　我作為新鄉人民廣播電臺負責報道四大班子活動的記者，與王主席很熟悉，看了她寫的序言，被她的精湛的寫作高水平所感動，就情不自禁把文章轉給了尚總編欣賞，他看后對我說:他熟悉喬亞洲的母親姬秀英，并寫過報道他母親先進事跡的文章《老紅》，在當時的《婦女生活》雜志上刊登過。當年，無論在什么報刊上發表文章，都不讓署真實姓名，反對成名成家，都是署集體創作，或者署個代名，所以《老紅》文章，很少有人知道是尚總編寫的。我聽后一下子驚呆了，怎么這么巧啊！幾十年了，找到了報道喬亞洲母親先進事跡文章的原作者。我馬上把這件事情電話告訴了在海南省工作的喬亞洲，他十分意外和感動，說，等有機會回新鄉市，一定要拜見尚總編，當面隆重感謝！ 　　這次我們到海口，這兩位神奇的人物在事隔整整四十年后見面了！握手了！喬亞洲隆重的把《永遠的懷念》一書贈送給尚總編，并在扉面上題詞: 敬贈書中文章《老紅》的作者尚建軍總編雅存。 附件1 序言: 革命家風永流傳 2018年春節前，在公務員小區B區的湖邊上，遇到正在打太極拳的小喬（建洲）。他跟我說，姊妹幾個編寫了一本父母的集子，想讓我寫幾句話，我沒加思索就應承下來。 我和喬延宏、姬秀英同志并沒有在一起工作過。上世紀六十年代秀英同志在地區婦聯工作時，我在地委辦公室，只是在一個伙上吃飯。后來在地區財貿干校，一起渡過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歲月”。我之所以答應小喬，是因為一件工作上的往事，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也是我和秀英同志交往中難以忘懷的記憶。 那是1982年，我從舞陽鋼鐵公司調回新鄉市委工作。有一天正在第二會議室開常委會，地區婦聯主任趙桂英，副主任張蘭萍、姬秀英因籌辦地直幼兒園、搬遷戶中涉及到市里的一些干部，協調不動，要求面見市委書記劉煥立。因為我們都是熟人，就說：“不知會要開到啥時候？我負責再給你們約時間吧。” “不行，今天一定要見到劉書記。”姬秀英同志斬釘截鐵地說，她嗓門高、氣勢壯、不給面子、不留余地。后來這件事市委確定專人負責幫助落實。從此，我便和秀英同志成為摯友，交往甚密。 《永久的懷念》是喬延宏、姬秀英同志的子女們，用心用情用愛用淚水和汗水編織而成。老大紀州年逾古稀，牽頭聚集兄弟姊妹；老四亞洲遠在海南，負責籌措編纂事宜。他（她）們一起到市、縣檔案館查閱資料，赴北京、山西、焦作等地尋根祭祖，訪親問友。這種對革命先輩追思緬懷的精神令我感動。 書中的文字樸實無華，真實感人，點點滴滴，潤物無聲。《十斤小米》《一個橙子也不能吃》《岳父的大將風度》《打游擊時的堡壘戶》《軍功章應該授予我的母親》《被當成救濟對象的笑話》，等等等等，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展現了兩位優秀的老共產黨員，對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對黨的無限忠誠；對人民的赤子之心；一生光明磊落堅持原則，艱苦奮斗，廉潔奉公，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高風亮節，更值得我學習和敬佩。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千家萬戶好，國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永久的懷念》不僅僅是一本追思親人的回憶錄，更是中華民族優秀家風的傳承；是兩位老共產黨員紅色基因的傳承。子女們在這樣良好家風的影響下，銘記父母的言傳身教，“早起三光、遲起三慌”“不和別人比吃穿"“說話打斷心，抬頭誤三針”“ "爬坡過坎要靠自己，不能靠父母”“ 千金買房，萬金買鄰”“正派做人，踏實做事”，等等；通俗易懂的至理名言，潛移默化地影響教育著下一代。家里的五位男兒四位走進軍營，兩位經歷戰斗的洗禮，一位參與重大軍事科學的研發。兄弟姐妹人人肩負重擔，個個工作出色，無論身在什么崗位都做到了“堅定信念跟黨走，矢志不移干革命”。 祝愿喬延宏、姬秀英兩位老共產黨員的革命家風“一輩做給一輩看，一輩講給一輩聽”，一代一代永遠流傳。 王玉堂 2019年2月3日 附件2 老紅 聿車“拼卻老紅一萬點，換將新綠百千重。 ------題記 當我見到姬秀英時，她正躺在院內的竹躺椅上。她那臘黃而稍有浮腫的臉上，顯露著病后初愈的虛弱，殘留著長期奔波的疲憊。在這里，她用那細弱的聲音，時斷時續地向我敘述了她們為辦地直幼兒園，五年來艱難奮斗的經過。 打了幾年官司，不如自已動手 一九七九年三月，姬秀英一到新鄉地區婦聯，就和主任趙桂英、副主任張蘭萍商量，一定想法辦起地直幼兒園。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要回多年要不回的原地直幼兒園上。 原來，“文化革命”前，地直有個頗不算小的幼兒園，能容納幼兒四百余人。但那場浩劫，把這兒童的樂園變為一個工廠，長期占著。婦聯借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大辦托幼事業的東風，多次寫申請，打報告，甚至把官司打到北京，《河南日報》內參也作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但仍未能解決。 原地直幼兒園要不回，這幾個老太婆心如火燎。一對對想入托的青年夫婦找上門來，她們羞愧地婉言解釋。當她們聽到一位女職工把孩子拴到桌腿上去上班時，難過得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姫秀英生過六個孩子，都是在幼兒園長大的。現在一對夫婦只要一個孩子，視為掌上珠，卻入不了托，我們做婦幼工作的，愧對自己的姐妹啊！ 地委領導對此事非常重視，決定自已辦幼兒園。 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趙桂英和姬秀英聽說市人民路有片地方要劃歸地區，不顧已是上午十ー點了，抓了兩個慢頭，一路啃著匆匆往車站跑。她們在汽車上站了一路，來到專員下鄉的修武縣城，遞上了報告。專員很快批了，并指示一定要辦好，有什么困難地委大力支持解決。 兩位老太太高高興興地回來了。她們天真地想：打了幾年官司，還不如自己動手，一定要盡快地辦起幼兒園。 讓孩子們去擠 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她們首先碰到的辣手問題，就是原住戶的搬遷。這些平時只會婆婆媽媽地做些婦幼工作的老太婆，哪里懂得此中奧秘？她們只知道每平方米造價一百元的搬遷費，分到各個單位，由單位給這些搬遷戶找房子，搬走不就得了嗎？ 三個月了，搬遷戶們按兵不動。她們一個個登門拜訪，不是被白眼給翻了出來，就是讓氣話給沖了出來。她們不厭其煩。一天，姬秀英來到地區農業局財務科長席文玉的家，開著玩笑說：“老席呀，聽說你們局里給你分了一套房子，什么時候搬呀？”老席為難地說：“我也想搬，人言可畏呀。”“有什么困難嗎？”老席悄悄地告訴姫秀英：“你不知道，他們都串連好了，訂了攻守同盟，誰搬誰是大王八哩。” 老姬笑了：“咱黨員干部哩，還怕那個？”“只要你們給我保密，我就搬。” 席文玉搬走了。姬秀英趕快往屋子里搬進一張桌子，掛上辦公室的牌子，算是立足之地吧。十月底，又搬走幾戶，其余的還是硬頂著，說破嘴皮，只有兩個字的回答：“不搬！”姬秀英畢竟是個老婆子。老婆子自有老婆子的辦法。她把騰出的房子隔墻打通，讓招收的四十多名孩子住進來，讓他們大聲地說啊，笑啊，唱啊，跳啊，吵他們，鬧他們，他們被吵鬧煩了，還不搬嗎？她讓孩子們去擠，去闖，去開路了。結果呢？招來的是諷刺、挖苦。有個青年，見了幼兒園的人，張口就罵，接著是重重地朝地上一唾。她們都忍了，咽了，把臉扭過去，聽見只當沒聽見。為了孩子，受這點委屈算什么呢？ 一切為了孩子 到一九八二年底，四十戶才搬走七戶，終于騰出一片地方。她們忙著造計劃。 困難還在后面。一九八三年十月，有個職工原住四十平方米，經過姬秀英多次聯系，單位給他兩套房子。一個中套在一樓，一個小套在三樓（準備讓兒媳住），共八十多平方米，該滿意了吧？ 欲壑難填。人們的欲望往往隨要求的不斷被滿足而增長。 他正往新居搬著，突然不搬了，找到姬秀英，提出條件，說兒媳懷孕了，三樓高，不想上，要二樓。 姬秀英說：“你都住進去了，還怎么不能搬？” “不能搬就是不能搬。”那人蠻橫地說：“實話告你說，一樓的后面有片地方，我想兩套房連在一起，蓋個大院。” 姬秀英只好又去找局長，說：“你我都快退你了，咱圖個啥哩？還不是為后代辦個好事。為了孩子，你就再給他調調吧。”局長被感動了，只好說：“你再去找書記批個字。”姬秀英又找到那位副書記，批了字，又給他調換過來。 每動員一個搬遷戶，為搬遷戶聯系一處她方，都要經過幾十次，甚至上百次地來回聯系、求情。她們觸動了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網，找了領導、同事、戰友、親戚等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凡是能使幼兒園早日建成的辦法都想盡了，使絕了。新鄉偌大一個城市，凡是有空房子的地方，她們幾乎跑遍了。有這么兩位搬遷戶，房產處給他們作了安排；但他們還是不搬，要提額外條件（幾乎每個搬遷戶都有額外條件）。一戶是有個啞巴閨女，想在附近找一間房，好找個女婿成家；另一戶是有個老太婆，在附近看自行車，想找個房子好休息。她們就到處跑，問哪里有房子空著。一位好心的女同志看她們整天奔波，疲憊不堪，就悄悄告訴她們附近有兩間房，一間放著雜物，閑占著；一間整天鎖著門，并沒住人。她們就去摸這兩間房是誰的。占房戶不騰，她們就征得房產處同意，把門撬開了。盡管這種方法是不得當的，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孩子呵。 她痛心，并不是因為自已的病 姬秀英病了，不能吃東西，吃點就全吐出來。這時候，她還不知道由于積勞成疾癌細胞已悄悄侵入她的胃囊。她沒有休息。整天捂著個肚子來往奔波。她感到陣陣的痛心，并不是因為自己的病，她是為不正之風侵入我們某些黨員干部的肌體而痛心啊。她作了個統計：這四十個搬遷戶里，有三十五個是黨員干部，其中有十八個是科級以上的干部。這些黨員干部在搬遷當中，只有少數比較順利，其余都演出了一幕幕見利忘義、損公肥私的丑劇。 這么一個副經理，有一個只有五平方米的油毛氈棚，上面有幾片瓦，開口要價二百元。姬秀英笑了，說就這值二百元？他說：“連煤池和里面的碎煤球沫也算上。”最后還是要了ー百五十元。 有位科長，自己蓋了ー個十二平方米的小廚房，墻上沒一塊整磚，因為蓋樓要占去伙房一個小角，他就要價八百元。最后用三百元買了下來，伙房還供他使用，并給他安了門，泥了墻。 有位離休的部長，住進了干休所；還想再蓋一間房子，讓幼兒園準備了一間房的料，只掏了二十元錢。臨走時，還順手牽羊，撈走一副門板。他大言不慚地說：“沒有職務，也沒有覺悟了。” 每當他們為價錢爭吵不休的時候，就會有人勸解：“都是國家的錢，擱你腰包了？摳得恁死？”姬英堅決地說：“正是國家的錢，我才要分厘必爭。” 目前，還有四個搬遷戶如泰山一樣巍然不動。一個是位退休老干部，嫌給的房子離市中心遠，不去；一個是位科長，提出要求，地方不能遠，房子不能高，面積不能少；還有一位“三八”式老干部，抗美援朝時斷了一只腿，居功自傲，用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換他六十七平方米的地方，嫌離醫院遠，就是不同意，并到處喊：“我叫××，抗美援朝時丟了一只腿，就是不搬，情去告我了。”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姬秀英的病惡化了，去年六月十九日，她到地區醫院檢查，第二天，便住進了醫院。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胃切除四分之三。同時，還順便取出象綠豆一樣大小的六百零四塊膽結石。 人們非常吃驚，姬秀英是靠什么力量帶著這樣的病痛工作的？她靠的是一個婦幼干部的職責，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心。 姬秀英今年五十九歲。去年底，她已退居到二線。退休了，人們怕她會躺倒不干。她卻說：“幼兒園不建成，我不會停止工作。”她在為后代抽吐最后的絲。 她不但為搬遷戶聯系住房，還為他們解決工作調動、子女轉學等同題。一次因為市里一戶聯系轉學，她和一位領導吵了一架，氣得躺了兩天。住院前，沒有因病而休息過一次。 就在病情惡化的時候，一天，她發現附近一戶在幼兒園地基上蓋房，已安上了窗戶，她怒不可遏，竟動手掀起墻來。虛弱的她累得坐在地上起不來。園長張秀琴說：“姬主任，你要注意身體呀。”她氣呼呼說：“看到有人想占國家的使宜，我就氣得慌。” 姬秀英住院期間，每當同志們去看她，她都要問問幼兒園建得怎么樣了？還有哪幾戶沒搬走？她的病剛有好轉，就讓人攙扶著，一步步挪到幼兒園。她來到餐廳里，對著張秀琴說：“這是水磨石地面，貼花磁磚的柱子，可別忘了。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她躺在那里，吃力地喘著，說：“我原想拼到年底，幼兒園就建成了，誰知道得了這么個病……”她微微閉上那雙疲倦的雙眼，盈出兩滴混濁的淚花。她是在為夙愿不能盡快實現而難過嗎？我望著飄落而下的片片紅葉，想起宋代詩人楊萬里的名言：“拼卻老紅一萬點，換將新綠百千重。”姬秀英，以及婦聯的老同志，不正是那老紅嗎？------載《婦女生活》雜志1985年第2期（河南省婦聯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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