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彩虹

紅楊樹

我與妹妹同時上山下鄉，在草河黃嶺二隊的后山上。 (五)風雨過后見彩虹 文革中人們最痛恨的是人性的扭曲，最同情的是無數被迫害的人、被破壞的家庭。這場革命，帶來了數不清的哀怨。不說全國，就是我的家庭和身邊就上演了無數顛倒黑白的悲劇。 父親是個教育家。1958年，他舍棄如日中天的事業和大城市的繁華，帶全家到鳳城草河，創辦了全國笫一所新型農村實驗學校，被譽為農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當代陶行知。1966年春，他勞累成疾患了腦病，并被檢查出嚴重的風心病。最初是批判他執行了劉少奇的兩種教育制度，隨著運動的深入，他被定為走資派，不認罪又兩次升級為“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多次被抄家、工資被取消，只領可憐的生活費。病重起不來床，造反派勒令媽媽和我們四個孩子，用擔架抬他到批斗會場架著批斗。后來他被關入牛棚，長達十個月之久。數不清的批斗，衣服被撕爛了、頭發被拔光了，耳頭被打聾了。軍宣隊和造反派還不甘心，又深挖他是“隱藏最深的大特務”。對一個重病在身，年近半百的老人，哪有一點人道而言？三九嚴寒，牛棚不給生火，審問中用火鉤燙脖子、扒下棉衣在雪地里生凍…..。家屬也不能幸免，哥哥探家被造反派圍攻，剛下火車就被迫返回。姐姐在家生孩子，直到滿月借送飯之名，父女得以在牛棚中淚眼相見。大妹被定為保爹派受盡冷眼。小妹和小弟都是小學生，也被迫輟學在家。我家于1969年，又被遣送到連電燈都沒有的農村。父親曾堅守信仰，仰天長吟“志壯草河濱/ 碧水照丹心/ 蕭蕭白楊林/ 一將見忠貞”，他也以海難中船長與船共沉的氣概，捍衛知識分子的名節和尊嚴，以死抗爭事業的夭折和對他的污蔑與迫害，可他身體虛弱的三次自殺竟然未遂，但淋漓的鮮血昭示了“士可殺不可辱”的高尚氣節。 親屬間，在天津做醫生的伯父曾被逼上吊自殺，幸虧伯母發現及時，剪斷繩子撿回一條老命；我大姑父三個兄弟，早年都是公費留學日本，事業大有作為，被稱為熊岳臧家三杰。文革中除老大臧伯鯨解放前遠走美國外，在河南農學院做教授的姑父臧廣田，被批得體無完膚。在北京協和醫院做醫生的老三臧光華含冤自殺；我的大姨父舊社會老北大畢業，土改定成分為地主，大姨自然是地主婆了。本來老倆口1962年就被從撫順市清洗到新賓農村，他們無兒無女，文革互相攙扶接受批斗，大姨被打斷了脊梁骨；二姑父解放初期因歷史問題被政府鎮壓，二姑雖已改嫁一老工人，可仍摘不了反屬帽子，由街道召開斗爭大會，低頭彎腰，念中學的兩個女兒也倍受歧視，別無選擇只好改了姓。 鳳城縣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其中農業局兩個局長相繼自殺。最使我家痛心的是縣農業局局長李桂根叔叔，他是我父親大學同學和摯友。就是我的名字都是他給起的（原名疏紅，反右后改為樹紅）。他是著名的畜牧專家和遼寧省有影響的無黨派人士，只因當了幾天國兵，出身富農，就不依不饒。他自殺的消息是我帶回家的。父親那天在葡萄架下，借酒澆愁悼念亡友，吟誦了魯迅的兩句詩“忍見朋輩成新鬼 / 怒向刀叢覓小詩”，眼里噙滿了淚水，那情景至今不能忘記。李叔的兒子李斌，當時還只是個15歲的少年，在鳳城一中讀初一。父親走后，他被逼無奈只好輟學，背井離鄉謀生路。我們姐弟再見面時，他已是60多歲的老人了，提起父親文革遭遇仍淚流滿面。 回到農村后，階級斗爭仍如火如荼。我們大隊下放右派姜慶福、曾在國民黨農業部供過職的歷史反革命顧新武、畢業于黃埔軍校，原國民黨炮兵團長，對日作戰震聾了耳朵而回鄉的老顧頭等，都是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的人。運動來了老靶新用，折磨得生不如死。后期我到公社工作，林彪事件后，開始平反冤假錯案，一個農村小公社，立案的竟有百人之多。一個地主成分的人，只因為冬天房后檔苞米桿子，沒注意墻垛子上的毛主席語錄“要斗私批修”，擋上了中間的三個字，兩頭垛子露出了“要”“修”兩個字，就成了現行反革命，被管制了好幾年。 回農村以后，又經歷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水滸批投降派，反回潮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等政治運動。1976年的一聲春雷，震撼了神州大地，宣布了持續十年之久的無產文化大革命徹底結束。風雨過后見彩虹，中國迎來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又一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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