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里通外國事件”

陜北后生王驥

1968年8月文革已經進行兩年了，一番疾風暴雨般的紅衛兵造反、抄家、打老師、斗“牛鬼蛇神”的“斗批改”稍事降溫之后，全國的中學生滯留學校，面臨高考停止、升學無門、學業中斷，六屆初、高中學生（即“老三屆”）一起畢業的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奇景。作為等待分配的66屆初中畢業生，我住在學校里除了打籃球、打拳擊，無事可做。 9月中，我去照顧住在四姨家的姥姥。四姨家在西單十字路口東南邊不遠的西拴馬樁胡同（文革中改叫西栓胡同）11號大院。鬧市中的小胡同靜謐清凈，胡同兩側灰色斑駁的磚墻上，紅色的油漆、白色的洋灰刷滿了大大小小的標語，如：“偉大領袖萬壽無疆”“L副統帥身體健康”……。標語之上一溜高高的小窗口被各式各樣的碎花布窗簾遮著，那是家家朝向胡同開著的后窗戶，也是孩子們最好奇的景兒。紅衛兵和造反派關注的是“說不定哪一家后窗戶里面的房屋中還藏有階級敵人？”人民日報一直在宣傳“念念不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 一天，我照顧姥姥吃過早飯，獨自出門閑逛。從西單十字路口南向北穿過長安街，路口東北角，也就是電報大樓的西側是西單體育場。整個體育場被兩米高、手指粗的鐵柵欄圍著，透過鐵柵欄間十多公分寬的空隙看到東邊是一個有看臺的籃球比賽場，看到北面是一個足球場，南面有四個連在一起排列整齊的三合土的籃球場地。球場地面雖然是土地，但是很平整，鋼管焊制的籃球架涂著藍色的油漆，白色木制籃板四周畫著整齊的黑邊，標準籃筐上還掛著紅白相間的球網。 （長安街上電報大樓的西側就是西單體育場） 籃球場上打球的人不少，幾乎每半個球場就被一個打球的群體所占有。我四下巡視了一周，挑了一組水平最高、打得最好的一組年輕人，加入了他們的隊伍。我的身高和球技很快就受到了這些業余籃球愛好者的贊賞。此后，每次我們基本上都是三對三半場打“斗牛”，我連續去了幾天，和一起打球的人剛剛開始熟悉。 （西單體育場中一座帶有看臺的籃球比賽場） 9月22日星期天上午，我又去了西單體育場，和前幾次一樣，我們仍三對三打“斗牛”。這時，從周圍觀看的人群中冒出了兩個外國人，三十歲左右的樣子，其中一人還抱著一個紅、白、藍三色的瓜皮籃球。他們走到我們面前，用英語自我介紹是美國人，并提出想和我們一起打籃球。 “May we join you？”一起打球的人都停了下來，相互看了看，沒人做聲。沒有和大家商量，我連想都沒想，隨口說出“OK”，兩個外國人走進籃球場，向我們每一個人點頭示意。發生在“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破天荒的中美籃球愛好者自發的交流就這樣開始了。瞬時間，體育場南面的鐵柵欄外站滿了駐足圍觀的人群。 （西單十字路口的東北角就是西單體育場） 文革中，除了在電影放映前的“新聞簡報”中能看到來訪的外國元首和領導人，老百姓很少有機會接觸到外國人。那年月，雖說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在北京大街上，即便是在長安街，見到一個外國人，也和今天看到大街上出現裸奔者一樣，會引起過往行人的好奇和警覺。當然，友誼商店和外國駐華大使館里有的是外國人，可是中國人不讓進、也不敢進入。私自進入外國大使館就是叛國投敵，槍斃，立即執行，沒有二話可說，有一個時髦的說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那時，在北京的外國人有一個非常受尊敬的稱呼——“國際友人”，一般的北京人見到外國人都要躲著走。當時北京大街上見不到幾輛出租汽車，偶爾遇見外國人和咱們中國人一起擠公共汽車，那可是新鮮事兒。坐在座位上的中國乘客主動站起來給國際友人讓座，也算是學雷鋒做好事，回到單位還要向工宣隊、軍宣隊匯報，“今天在公共汽車上，我給阿爾巴尼亞外國朋友讓座了”。要是給非洲壯老爺們讓了一次座位，那就算是用實際行動支援亞非拉革命。 球場上，一起打球的人看到來了兩個外國人，仔細打量，怎么看都不像是“同志加兄弟”的阿爾巴尼亞人，于是慌忙散去。特別是那些年紀大一點有工作的人，更是一溜小跑地躲開了。我天生膽大，七歲時就敢自己一個人出入只允許外國人購物的北京友誼商店，八歲時敢去接待外國人的和平賓館小賣部買蛋糕……在外國人面前我一向不卑不亢。更何況，文革中被抄了家的人，更不懂什么是“怕”字。或許也是出于禮節開始用英語進行簡單的交流，全國的大、中學生從1966年6月份就停課，兩年內我除了在天天讀的日子里看英文“小紅書”，再沒有說英語的機會，一些常用語聽起來也顯得陌生。 簡單的英語溝通中，我了解到這兩個人是美國煤礦工人，利用休假來訪問“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中國，想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是什么樣子。顯然，這是咱們的美國無產階級朋友啊！兩位美國工人向我介紹美國人對于籃球的喜愛，他們說美國青少年從小就養成打籃球的習慣，在美國籃球水平最高的是大學生……當時我和所有的中學生一樣，就是井底之蛙，甚至還不知道美國有NBA聯賽。 我和兩個美國工人，一邊做著罰球線和左右兩個45度角的定點投籃，一邊聊著兩國籃球運動的差異。忽然，做傳切上籃時，我發現旁邊的場地上新來了幾個人在投籃，都是三四十歲的人，一看就是生手。有的人甚至不會單手投籃，甚至連女學生常用的雙手胸前投籃都不會，一個微胖的中年人站在籃筐底下“端尿盆”（雙手抱著籃球，從自己腹部向上扔球）。有的人可能掌握一定投籃技巧，但投籃動作生疏、缺少協調性，特別是投籃時還不時向我們這邊張望……我立刻預感到這些人可能是雷子（北京話：便衣警察）。 十點多鐘，太陽已經升得很高，氣溫也在上升，兩位美國工人向我辭行，準備回酒店。“怎么這么快就成朋友了？這腦子里就沒有階級斗爭這根弦！”一閃而過的念頭，讓我有點猝不及防。這是文革的千錘百煉，給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留下的烙印？ 兩位美國工人告訴我，他們住在民族飯店，他們的假期馬上就結束了，就要回美國了。那個三色瓜皮籃球，是他們特意從美國帶來的，本想代表美國工人送給中國的工人，因為一直沒有見到打籃球的中國工人，就送給喜歡打籃球的中國中學生吧。說著，他們把籃球送到了我面前。我再三推辭不過，出于維護國家的尊嚴，踐行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宗旨，于是“代表”中國學生，從他們手中接受了這個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籃球。 其實，我哪有資格代表中國學生啊？我連我自己都代表不了，我的命運都還在別人手里掌握著呢。那時，學校已經開始分配了，北京工廠、外地三線工廠、東北生產建設兵團、內蒙插隊、山西插隊……去哪里，自己沒有選擇的機會和權力，未來的去向和命運全由學校工宣隊、軍宣隊以及主管分配的老師來決定。說明白一點，小命攥在別人手里。不過，因為我籃球打得好，能夠以此項特長被招工進廠，一直是我期盼的。當時根本沒想到自己連當工人的份兒都沒有，更沒想到會上山下鄉去當農民。 和美國人道別后，我剛剛換好衣服，準備離開籃球場回四姨家，此時，四五個身強力壯的中年男人迅速把我圍住了，其中一個人說：“跟我們走一趟吧。”我問：“去哪兒啊？”他們說“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從他們的穿著舉止以及說話的口氣，我斷定他們是公安局的“雷子”，其中就有剛才在我們旁邊裝作打籃球的人。當時國內還沒有成立國家安全部，北京市也沒有成立安全局，黑社會大白天綁架大活人，更是聞所未聞，有權利抓人的就是公安局的警察。走就走吧，我又沒干違法的事，心里沒鬼，什么也不拍。 我被帶到了體育場北邊的西長安街派出所（現在這個派出所在絨線胡同），在一個很簡陋的辦公房間里，我坐在一張椅子上，那幾個人像“眾星捧月”一樣把我圍在中間。我的對面有一張桌子，桌子后面坐著兩個人，我猜想肯定是市公安局得到緊急情報，有中國人在西單體育場和外國人一起打籃球，派他們迅速趕來偵破此案。 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問清了我的姓名、家庭住址、哪個學校的……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居然沒問我的家庭出身，在那個年月，確實少見。如果擱前兩年，去副食店打醬油，戴著紅衛兵革命造反兵團袖章的售貨員，也要問問你是什么出身。 辦案人員用鋼筆在紙上做著記錄，并安排人和學校取得聯系，同時開始訊問我籃球場上發生的情況，以及以前是否認識這兩個美國人，是否還接觸過其他外國人。 我如實回答他們的問題，詳細地講述了今天早上在籃球場上發生的一切事情，一點沒有隱瞞。至于是否還認識其他外國人的問題，我是這樣告訴他們，我七歲的時候就和美國人交往了。他們聽了我的供詞之后很吃驚，互相看了看，很嚴厲地對我說：“你正經點，別瞎說，這可不是跟你逗咳嗽（北京土話：耍貧嘴）。”我說：“都是正經的。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班上就有一個美國人叫何比得……”他們認真做著記錄。我從如何在班里認識這個美國同學開始，講他怎么加入了少先隊、后來當了中隊長，一直說到四年級這個同學離開我們，回美國后渺無音信、失去聯系多年。 （我的美國小學同學何比德） （50年之后，已經成為美國工會領導人的小學同學何比德和我們班的同學再次重逢，我們兩個人坐在已經變成錢學森紀念館的小學時的教室，一同回憶當年上課時的情景） “我一個中國人都沒能加入少先隊，美國人倒當了中隊長了，您給評評這個理，我們小學的這個少先隊是不是修正主義少先隊？”辦案人員抽著煙，面無表情地聽我交代。“還有一個蘇聯的同學叫李-亞歷山大，他父親是蘇聯紅軍中的紅小鬼，15歲參軍，是列寧衛隊中年齡最小的一員。他的媽媽是一個又高又胖的蘇聯馬達姆（俄語：夫人、太太），他們夫妻二人都在蘇聯大使館工作，小學五年級之后，李-亞歷山大回蘇聯了，我再也沒見過他，也沒見到過他的爸爸和媽媽。” 說到最后，我特意更正了一下自己的說法，把聲音也提高了：“他爸爸媽媽都是在蘇修大使館工作。”說這么多，我是在爭取坦白從寬啊！因為剛才被帶進這個房間，在椅子上還沒坐穩，公安人員就給我交待了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一個普通的中學生，怎么可能跟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對抗呢，抗拒不就是找死嗎？所以，我也就竹筒倒豆子——直來直去，全都抖摟干凈了。辦案人員極其嚴肅認真地聽我說著，臉上始終沒有任何表情。他們的敬業和忠于職守，讓我想起不久前看過的維克多-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中的沙威探長。 中午十二點過了，眼看就到下午一點了，我餓了，那些審問我的人也餓了。他們通過電話了解了我在學校以及在家庭所處街道的表現，幸好沒有任何劣跡。他們商量了一會兒，決定暫時先放我回家，日后若發現重大問題會隨時找我。臨走時我向他們要那個美國人送的籃球，一個公安人員半開玩笑地跟我說：“你還想把籃球拿回去？我們讓你回去就不錯了。這籃球是證物，要打開看看這里邊有沒有可疑物品，會不會有微型發報機。” 通過審訊，警察知道我不是特務，也就懶得再和我多說話了。讓我在訊問記錄的每一頁都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告訴我可以走了。出門時，他們說：“以后見到外國人，躲遠點，別再給我們找事兒啦！”在回四姨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其實我還是有所隱瞞，不是我故意隱瞞，當時一緊張，忘了我們班上還有一個叫嘎麗婭的蘇聯女孩，中文名字陳佳麗。因為交往不多，一時真的沒想起來。得虧忘了，若是交代出來，警察還不得把問題引導到國際男女關系方面？其實我們做同學是七到十歲年齡段，當時北京的孩子發育晚，不懂得男女之間的奧秘，真要說出來了，再被定一個“思想流氓罪”，或是“思想里通外國流氓罪”，那還了得！ 回到四姨家，從姥姥床底下找出一本黃歷，這黃歷，姥姥曾像李鐵梅的奶奶保存密電碼一樣，東掖西藏逃過抄家一劫。我打開翻了翻，只見上面寫著“農歷八月初一，戊申年辛酉月乙未日。宜：解除、沐浴。忌：諸事不宜……”姥姥坐在床邊，連眼皮都沒抬，只說了三個字：“少出門。”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個同學家，講述了這件事情，同學的母親被嚇得不得了，說：“可能有跟蹤你的人，怕是已經到我們家門口了……”兩天以后，我離開四姨家回學校住了。軍宣隊、工宣隊、保衛組當時都忙著抓“5?16份子”呢，沒人為這件事騷擾我。一晃又是兩三個月過去了，一直到去延安插隊離開北京，再也沒有公安機關的人來找過我，看來我的特務或是間諜嫌疑的這一頁算是翻篇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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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里通外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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