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村記憶《記工分》

元豐

小時候，村中尚無電視，公社電影隊每月到村里放映一次電影，這成為村中的一大盛事。然而，我最熱衷的還是跟著大人去生產隊記工分兒。我們這個不大的村子，被劃分為四個小生產隊，每個生產隊都設有一間記工室，那是記工分的地方。晚飯過后，社員們紛紛聚集于此，每人手持一本記工分冊子，每家會派一人到生產隊找會計記工分兒，有時生產隊開會，勞力們也都會參加。社員們一邊等待排隊記工分，一邊等待隊長安排第二天的農活，有的人在一旁抽著嗆人的旱煙，談論著東家長李家短，記工室也成了社員們消磨漫長黑夜的絕佳場所。 　　我的父親從1953年起擔任大隊干部，是村里第二任黨支部書記，任職十幾年間，他經常參加上級召開的會議，因此信息面較廣。聽父親講，記工分這一制度源于蘇聯(lián)的集體農莊，我國在1958年實行人民公社化以后，農村生產大隊開始采用這一制度。那時候，生產隊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模式，通過工分記錄每個勞動力的勞動付出，工分成為每年分配口糧的依據之一，是生產隊分配收入的一種勞動報酬制度，以勞動工分為計量單位。在生產隊實行統(tǒng)一核算、統(tǒng)一分配的條件下，勞動者的報酬多少取決于他本人參加集體生產所得的工分和工分值的高低。生產隊的社員以工分的形式確定參加集體勞動的天數，在年終決算時，依據本生產隊的收入及其分配比例，確定每個工作日的工分值，再依據勞動者一年所得的勞動工分，確定當年勞動者報酬的總量。 　　富裕的生產隊一般都有副業(yè)，工分的價值相對就高；沒有副業(yè)的生產隊工分價值就低，按照全年的收入進行分紅。假如生產隊當年的全部收入共計有3000元，社員的工分有10000個工分，那么當年的每個工的工分值就是三角錢。在當時，三角一個工分已經是最高的收入。我們生產隊一個勞動日，也稱日工，男勞力記工分為10.5分，青壯年婦女8.4分，我作為學生給7分。如果在“三夏和三秋”加夜班則另外加分。另外還有肥料工分，社員交給生產隊的肥料也給予適當記工分：對大隊干部和生產隊干部補有貼工分，亦工亦農人員，則每月交八元錢，買社員一個月的同等工分。對社員的遲到早退也采取扣分制度。這種透明的記錄方式，讓每個人都覺得踏實，心里清楚，自己的每一滴汗水都沒有白流。 　　對生產隊而言，工分數越多，分值就越低；反之，工分數少，分值就高。對于社員來說，當然是工分越多，報酬就多。對于生產隊而言，工分不是越多越好，因為糧棉油收入是有限固定的，工分多也好，少也罷，生產隊收入就是這些。參加年終核算的工分，生產隊根據農閑時間，以農歷年規(guī)定的時間內的工分為決算的標準。勞動力多的家庭并不能因為工分多而多分得一些糧食，勞動力少的家庭可能就出現負數。因為我們生產隊日常分配糧食的分配原則是按人七勞三，也就是七成按人口數分配，三成按家庭掙得的工分分配。這樣一來，青壯年勞力多的家庭、工分多的家庭，分的糧食反而少，壯勞力飯量大，年年糧食不夠吃；人口多的家庭反而分的糧食多，小孩子飯量小，年年有余糧。現在想來看似乎不合理，記得當時流傳一個口號：“不餓死一個人”，這是當時的一種政策，人們都沒有怨言。 　　那時候天剛蒙蒙亮，母親總是第一個起床，輕手輕腳地生火做飯。吃完飯后，父親他們就“上坡”（到田間勞動）掙工分。父親、哥哥、姐姐都是隊里有名的壯勞力，每天的重活累活都少不了他們，多掙工分，是家里唯一的“進項”。我在1978年夏天，學校放暑假期間，也去掙過工分，我的任務是每天給生產隊兩匹騾子放牧。聽大人講，早晨草上有露水，馬吃草后會脹肚子，每天等太陽出來以后，露水蒸發(fā)了才會去放牧。 　　昔日農村生產隊的生活宛如一幅永不褪色的老照片，深深鐫刻在我的記憶深處。那片充滿希望的田野上，工分是家家戶戶生活的盼頭，也是我童年歲月的串珠。工分制在人民公社年代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隨著時代變遷，改革開放后工分的退出都是歷史的必然，生產隊也不存在了，那么工分制也隨著消亡了。經歷過生產隊那個年代的人，大概都不會忘卻那段艱苦又充滿激情燃燒的歲月。生活的困苦并未磨滅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元豐圖片/網絡感謝原作者背景音樂/《社員都是向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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