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兵暴及紅五軍團紀實22 向東還是向西？——血染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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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征程22——寧都兵暴及紅五軍團紀實思目撰文冠羽整理 謹以此文，獻給英勇的紅五軍團及后來編進紅五軍的原紅四方面軍三十三軍將士！寫在前面的話 在中國工農紅軍的歷史上，有一支命運多舛且異常悲壯的隊伍——寧都起義后改編的紅五軍團。 令人遺憾的是，這支裝備最好、建制完整、戰力強悍的部隊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燦爛的流星那樣，在歷史的天空畫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這支部隊可歌可泣的血染歷程，值得認真地記敘下來，使后來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紅五軍最后的征程，是由兩支部隊共同用鮮血和生命譜寫而成，不將紅三十三軍包括在內非但不完整，而且將有愧于歷史和原紅三十三軍的烈士們！ 希望筆者的努力，能為英勇的紅五軍團，留下一段較為完整的歷史。 第二十一章向東還是向西？ 南雄、水口之役，粵軍著實領教了紅軍的厲害，尤其對紅五軍團的大刀十分懼怕！此后輕易不敢主動招惹紅軍，這也為后來陳濟棠等與紅軍私下聯絡，埋下了伏筆。 戰后，粵軍除了留在贛州的兩個團外，命令其余部隊全部撤離贛南蘇區，龜縮在大庾、南雄兩地休整補充，同時陳濟棠急調部隊前來增援。 13日，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來到黃龍，與中央軍陳誠部由吉安方向南下的第五十二師師長李明及第十四師師長周至柔會面，商量如何應付紅軍的對策。 恰在此時傳來新消息：陳濟棠派來增援的粵軍一個師已抵達韶關，而桂軍王贊斌師與粵軍黃質文師將分別于18日及20日到達。 故余漢謀決定率兩個師暫時仍控制大庾，陳誠部兩個師暫控制于新城、青龍、黃龍一帶，待大軍到齊后再發動攻擊。 此時紅軍方面也萌生退意。起初，毛澤東主張在水口多留幾日，迫使粵軍進一步后撤，然后再返回信豐一帶，但朱德等總部首長卻認為不妥。 此時，由于紅軍主力幾乎全都移至水口一帶，粵軍南雄與大庾之間的通道已恢復。 由于此役繳獲甚少，部隊遭到損失，傷病員又很多等情況，總部決定主力部隊與當面之敵脫離接觸：紅一、三、五軍團沿南康、大庾、南雄邊境一線及信南、龍南、龍源壩一帶展開，并派紅一軍團一部占據龍南城，獨立第三師則在固坡一帶展開工作。同時，方面軍總部退回到信豐城。 那這兩個部署有何不同呢？ 毛澤東采取的錐形部署，劍鋒直指南雄——迫使南雄與大庾兩地的粵軍不敢妄動，然后主力徐徐退回到信豐腹地進行整補。 而朱德等采取的則是，將部隊由西北至東南，對著（贛州）南康、大庾、南雄至龍南一帶，呈半圓形展開。 毛澤東的意圖是讓部隊返回蘇區進行休整，然后再視敵情選擇新的作戰對象；而朱德等人的意圖，則是還要按照臨時中央及蘇區中央局原來的要求（戰略），西渡贛江，然后沿江一路北上，奪取贛州、吉安等沿岸城鎮，打通與湘贛蘇區的聯系。 可惜這只是個良好的愿望，由于南雄水口戰役造成的傷亡，加上繳獲的武器彈藥等又很少，所以難以立刻發動大規模作戰。 　　南雄、水口之役紅軍到底有多大傷亡呢？ 根據周恩來于1932年7月29日給蘇區中央局的電文，“我傷兵有一千三四百，死亡四五百，以三軍為多。”（注1） 這是向蘇區中央匯報的電文，應當是可信的，且與國民黨軍方面的說法基本一致。但筆者經分析研究后認為，這應該只是水口作戰的損失，且傷亡的數字主要為紅五軍團所部。 紅三軍之所以傷亡最重，主要是9日及10日作戰所致——主要擔負迂回包抄任務，本系偏師，但因敵援軍提前到達造成腹背受敵！本來紅三軍裝備較差又不善于打陣地戰，這一戰損失了約五分之二的兵力，尤其是連以上干部傷亡很多——根據軍史記載，全軍九個團長傷亡七個，連排干部傷亡過半！ 以紅九師為例，師長彭雄及參謀長耿飚均在戰斗中負傷，所轄三個團的團長全部陣亡！三個團政委一死一重傷！紅三軍可以說是元氣大傷，其后整頓時不得不將紅八師的建制及番號撤銷，剩下的數百戰士補充進第七、九兩個師。 隨后，原紅七師師長陳伯鈞調往紅十五軍，師長由原紅八師師長李聚奎接任。 八月初，中革軍委將尋淮洲的紅四十五師劃歸紅三軍，隨即又將紅三軍調歸至紅一軍團建制。 紅十三軍的傷亡也不小，據史料記載個別團只剩百十來人，就連原紅十四軍軍長趙博生都在戰斗中負傷！加上之前長途行軍和來回奔波，以及天氣炎熱、水土不服等造成的減員，整個紅五軍團的兵員及戰斗力下降不少。 完成掩護任務后，紅五軍團于八月初撤回到興國休整，期間正式宣布撤銷紅十四軍的建制，所部縮編為紅三十九師——劃歸紅十三軍，原軍長趙博生被任命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紅十三軍軍長，軍政委改由王如癡擔任。 至此，紅五軍團只下轄一個軍，三個師（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師）、九個團（第一一零團——第一一八團），總兵力下降至七千多不到八千人。 至于另一個與紅五軍團有關的紅十五軍，由于缺乏明確的史載難以知曉——依照林彪、聶榮臻與6月11日發給朱德的電文所述之“紅十五軍第四十三、四十四師兵力甚薄，共只千余人，……。”（注2） 但筆者依據其后該軍建制未變推測，這“千余人”大概應為紅四十四師所部下轄的作戰兵力——其時林聶很可能不曉得紅四十三師早已被調往汀州，而且不包括軍部及其直屬部隊以及隨隊治療的輕傷（病）員等！否則難以解釋六千多人的紅十五軍，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只剩“千余人”！而且難以解釋，中革軍委之后依然要保持該軍兩個師的建制（不包括紅四十五師），當然也不排除擔心影響不好等因素。 　　水口大戰的最后一天，紅十五軍的兩個師趕往水口參戰時，尋淮洲第四十五師被留在梅嶺監視大庾之敵——故沒什么傷亡，而紅四十四師師長王鴻章則在戰斗中不幸犧牲！ 8月初，該軍第三師——即尋淮洲紅四十五師，調歸紅三軍指揮——其時該軍已調回至紅一軍團。 這里有必要簡要述說一下自黃中岳被逮捕后，紅十五軍上層領導變化情況：原軍政委左權接任沒幾天，就于是年的5月底被調回瑞金，到紅軍學校擔任教官——原因是被舉報有托派之嫌。6月，高自立被調到紅十五軍任軍政委，但未幾亦被調離——原因不詳，軍政委由原該軍副政委樂少華升任。 而原紅四十四師師長蘇進（贛州戰役后因擅自調兵被調任紅一軍團教導隊隊長），也因此時被舉報贛州戰役期間曾私自到城下觀察，亦被懷疑與“季黃拖槍反水案”有關聯被調回瑞金接受審查！還好，畢竟其時是他帶兵解救了紅三軍團第一、二兩師之危，故被調到紅軍學校任教官。水口大戰之后，原紅七師師長陳伯鈞調任紅十五軍軍長，原紅九師政委朱良才接任軍政委，鮑德心接任軍參謀長一職。 站在中間者為陳伯鈞 　　那么，應該如何評價南雄水口之戰？ 南雄、水口之役，紅一方面軍所部共經歷池江、梅關、大庾及水口圩等一系列戰斗，雖未見明確的傷亡記載，但依據僅水口一戰紅軍傷亡約三千人推測，估計參戰部隊的傷亡總數應不下于五千人。對于紅軍而言，此役雖然擊潰粵軍近二十個團，并暫時穩住了中央蘇區的南翼，表面上看似乎是勝仗，實際卻是得不償失——不但傷亡人數與敵軍差不多，而且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卻沒什么繳獲——根據周恩來發給蘇區中央局的電文，此戰總共繳械不滿五百！ 數年后，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談到集中兵力作戰時專門提到：“如像水口圩和團村這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打勝仗的……，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注3） 由于此役沒有多少繳獲，部隊又造成一定的傷亡，加上之前的來回奔波，部隊急需進行休整和補充，才能有利于下一步作戰。因此紅一方面軍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于7月13日下達《水口戰役后部隊分散整頓籌款》的訓令，“指出方面軍雖然在水口戰役后，爭取了足以控制粵敵入贛的信豐全縣，但斟酌部隊現狀，目前必須有十天的準備時間，籌措相當的給養，……，以保證今后戰爭的勝利；”（注4） 隨即將將紅一、三、五軍團主力，分散在贛南的信豐、龍南、全南、定南及南雄縣北部一帶進行休整，同時展開籌款兼做群眾工作，等待敵情發生有利于紅軍作戰的變化時，再做下一步作戰的打算。7月20日，針對部隊在南雄、水口戰役中出現的情報不準等嚴重問題，方面軍總部又下達了《各級指揮員應及時準確報告軍情》的訓令。但這些做法，顯然不符合臨時中央“進攻路線”的要求。 坐鎮后方的蘇區中央局領導們對此次戰役可以說是大失所望——按照臨時中央5月20日電報中的指示：“目前應該采取積極的進攻策略，消滅敵人的武力，擴大蘇區，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注5）“指示電還指責贛南會議以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斗爭。”（注6） 　　“指示電還指責贛南會議以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斗爭。”（注6）6月5日再次來電，明確“要求中央蘇區一、五軍團主力應先與河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粵敵，在可能條件下占領梅嶺關，再沿江北上，占領贛州、吉安、樟樹，以爭取南昌為目的，贛州如一時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注7） 結果此次戰役非但沒有占領上述任何城市——僅僅是將粵軍趕出了贛南一帶，更重要的是無論戰果還是繳獲等均無法與漳州戰役相比！這如何來證明及追究毛澤東的“狹隘的經驗論”及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以項英、任弼時、顧作霖等蘇區中央局領導們大為惱火，決定委派周恩來以中央局全權代表的身份，趕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對此次戰役進行總結，并要求他直接主持前方的軍事工作。 　　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的周恩來 　　1932年的7月21日，周恩來匆匆趕到臨時駐扎在信豐的紅一方面軍總部，對此次戰役進行總結，并接管了前方的軍事指揮工作。在對南雄、水口之役進行初步總結后，周恩來于29日給蘇區中央局發回“南雄水口戰役的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的電文。 從這份電報的內容來看，周恩來顯然對南雄水口戰役的結果，是非常不滿意的！專門在電文之后追加：“兩次戰役總結前方仍要討論，批評上次戰役做總結。”（注8） “這一役的最大錯誤，在未以全力對付粵敵，仍想用過去在蘇區內的辦法截尾巴，這仍是對敵人進攻估量不足，沒有下最大決心消滅敵人。”（注9） “這一戰役主要的錯誤，是行動遲緩猶疑，分兵應敵，未用大力先解決張枚新，想用過去在蘇區作戰方法討巧，反倒引起敵人分進合擊，以致不能乘勝直追，不能繼續開展當時勝利局面。這仍是對敵人進攻估量不足（如幾次輕信敵退，而不重視與估量敵之增援），與過去游擊戰略及蘇區內部作戰戰略，未能轉變緣故。其他在戰略戰術上，亦對敵情估量不正確，報告不確實，各部隊聯系不好，機動未能配合，尤其是最高指揮機關在組織上、在布置上，均有許多缺點與錯誤。”（注10） 周恩來在電文中，還就有關組織方面，提出了意見及看法：“關于組織問題，軍委會原指主席團，但仔細想仍不好。……現在我想是否可改為最高軍事會議，由政府明令發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組織。周為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方針與總作戰計劃。如依你們提議，仍以周為總政委，這不僅對于政府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的關系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他做總政委其權限于指揮作戰戰術方面為多。依上兩次戰役看，紅軍戰術差得很，雖高級指揮員都須幫助。玉階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計，這又與中局代表或軍事會議主席權限相同。……。我覺得前方決定于實際、于原則均無不合。請你們再考慮一下，……。”（注11） 　　通過上述所引之電文不難看出，周恩來是帶著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和期許來的，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將此役沒有取得預想勝利的結果歸咎于朱德等人戰役指揮有誤；而是要通過改組前方的作戰指揮的組織系統，以解決保證前方的軍事指揮不折不扣地執行臨時中央及蘇區中央局指令的問題。但周恩來經過戰役總結后感到不切合實際，因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及解決的方法。 周恩來自1927年進入中共中央領導中樞，很快便以出色的領導才能，得到黨內及共產國際代表等的認可。尤其大革命失敗后在周恩來等人領導下，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過去的松散狀態下，迅速成為組織嚴密堅強有力的領導機關——周恩來成為其時中共黨內實際主要領導，負責主持中共中央的大局及日常工作。 此外，由于周恩來為人謙遜而且在黨內十分民主，所以在黨內得到大部分領導人的認可及支持，雖在六屆三中全會遭到共產國際代表的嚴厲批評，但在黨內威望依然是最高的。因此，對于周恩來在電文中提出的意見，位于后方的項英、任弼時及顧作霖等蘇區中央局委員們，雖不太滿意也勉強認可了——他們所擔心的，依然是“不那么聽話”的毛澤東。 從表面上看，南雄、水口之役未能取得大勝的原因，的確存在周恩來在上述電文中指出那些錯誤，但若是仔細斟酌，恐怕就沒有那么簡單。 由于此役是根據臨時中央6月5日的電令實施的，其時紅軍主力又處于東西兩頭——東路紅軍位于閩西一帶，西路紅三軍團則在湘贛邊，需要經過長途跋涉才能趕到贛南一帶。 大軍行動，想完全避開敵軍的空中偵察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當路途較近的西路紅軍（紅三軍團）抵近贛州時，敵（粵）軍經過空中及地面偵查就已察覺了紅軍主力的動向。 由于此次戰役規模要遠超之前的漳州戰役，失去突然性又過于倉促——未能像漳州戰役那般提前進行偵察，所以紅軍的行動處處受制——總是比敵軍慢半拍。 從戰役過程看，朱德等將戰役的重點始終放在大庾一邊，這也難怪，拿下大庾就能切斷粵軍北上支援的要道——紅軍只消用小部隊，就可卡住粵軍由梅嶺北上支援贛州的通道，迫使其只能走進南豐北上贛州的道路。 如此紅軍主力便可埋伏在谷道兩側的山梁，以逸待勞伏擊粵軍的增援部隊，得勝后可趁勢奪取贛州或夾江北上。 未料曾料想，粵軍采取的戰略是死守大庾，待吉安方向國民黨軍南下，再對紅軍進行兩面夾擊。 周恩來趕到前方除了對南雄、水口一役進行總結外，還有個更重要的任務——那就是確定下一步的戰略方向。但還未等周恩來等報告，位于后方中央局代理書記任弼時等就于7月23日，急不可耐地以蘇區中央局名義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提出紅軍應迅速在贛州上游西渡章水，以極迅速的行動打擊蔣軍！ 　　周恩來趕到前方除了對南雄、水口一役進行總結外，還有個更重要的任務——那就是確定下一步的戰略方向。但還未等周恩來等報告，位于后方中央局代理書記任弼時等就于7月23日，急不可耐地以蘇區中央局名義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提出紅軍應迅速在贛州上游西渡章水，以極迅速的行動打擊蔣軍！隨后周恩來等在25日復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不同意見： “（一）贛江敵情：粵敵除張枚新師回韶關整頓，葉肇兩團留贛州外，十七師八團仍集結雄余兩處，并有部分開向新城、南康說。五十二師在新城，十四師在南康、上猶兩地，二十八師一部在贛州、一部在萬安，四十三師在遂川，陳光中一旅在曾前，泰和以下為五十九、九十各師。” “（二）我們再四考慮，認為贛州上游敵軍密接，在任何一點渡河出擊贛敵，都有被敵人截斷危險，如攻新城、南康，將引起寧、贛敵人分進合擊，或隔江對峙，造成更不利條件。” “（三）因此，決往贛江下游先取萬安，求得渡河，解決陳、羅等四個師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敵人渡河東決戰更好。但此行動須極迅速秘密，我們決后天開始集中行動。望密電中央。”（注12） 　　圖中可清晰地看到，國民黨軍集結重兵于吉安至南雄一線 　　但前方的這個意見，遭到坐鎮后方的蘇區中央局領導們的激烈反對！ 無奈之下，周恩來在7月29日在總結水口戰役的電文中，詳告已發生重大變化的敵情：“在南康、南雄、大余、新城、池江、上猶、塘江、贛州一線敵人，集結兵力圍我的形勢。現在，蔣介石已將十四師（在上猶、南康）、五十二師（在新城、池江）、二十八師，及王東原師歸余漢謀指揮，陳濟棠委余漢謀為第一縱隊總指揮，計劃以贛州為中心向于都進攻。香翰屏為第二路總指揮，計劃向信豐進攻，桂軍五師因已到韶關，這一計劃是針對我主力軍在信豐定的。處此情勢下，在贛州上游渡河成為不可能，如準備與敵人作戰后再渡河，則敵又有憑河而守以稽延我軍行動的可能，并且在信豐停頓待敵人進攻，尤其要不得。同時，敵人更計劃從北路進攻，以吉安陳誠為總指揮，指揮十一師、四十三師、五十二師、五十九師（張英）、九十師（吳奇偉）各部，向興國進攻。現在二十八師有兩團駐萬安，四十三師駐遂川、泰和，十一師一旅在吉安，一旅在水東、泰和，河東亦有一兩團，五十二師駐永豐、樂安，張英在吉水、樟樹一帶，九十師在樟州、峽江一帶。我們必須估量，敵人是向我們進攻的，只要我們向外積極行動，必然遇到敵人打。”（注12） 然后再次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我們必須估量，敵人是向我們進攻的，只要我們向外積極行動，必然遇到敵人打。你們說河東決戰可能極微，是不盡然的。只要行動迅速，必能給敵人各個擊破。如硬要等敵人力量加多始打，這次水口戰役已證明其錯誤。當著敵人固守據點，在贛州撤回以前，猶可說非到河西不能找到敵人打；當著敵人大舉“圍剿”的時候，只要我們出到白區行動，敵人沒有不來圍攻的，三軍團在河西的遭遇，及這次敵人四攻于都計劃，便可證明，不過，向蘇區進攻是遲緩的。紅軍到白區行動，向白軍進攻是迅速的。因此，渡河是第一目的，如不能渡河，決不能說去河東，便無敵人可打。萬安之后，泰和、河東小團州公也有敵人，水東有十一師一旅，吉水、樟樹均有敵人。為著奪取吉安、南昌，必須以主力過河西，但不說先攻下萬安、吉水，這對于吉安的奪取有幫助。不過，最緊要的還是能渡河，必須以最大決心，迅速渡河，地點決限于萬安。”（注13） 　　我動敵動——就在紅軍開始北移之時，國民黨南昌行營的何應欽等也開始調整部署：先將第二十八師調至萬安，第十四師集結于遂川，第五十二師調至泰和，第十一、四十三兩師在吉安一帶集結。 這樣一來，面對優勢的敵軍，紅一方面軍攻取萬安、然后西渡贛江北上的計劃，勢難繼續執行下去！ 鑒于敵情的發展和不利的態勢，周恩來不得于8月初在興國縣竹壩，再次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會議，研究紅軍新的作戰方向和計劃。 毛澤東在會上明確反對西渡贛江攻打吉安的計劃，因為贛江以西贛州至吉安一線，駐有國民黨軍十四師（在上猶、南康）、五十二師（在新城、池江）、二十八師，及吉安陳誠部的十一師、四十三師、五十九師（張英）、九十師（吳奇偉）等七八個師，這些國民黨部隊互相間相距不遠，且大都是中央軍相互聯系緊密。紅軍若貿然前去攻打，極易遭到國民黨軍的三面圍攻，很難有取勝把握。不如集中方面軍主力，在贛江以東地區北上作戰，先消滅樂安、宜黃兩地力量較弱的孫連仲部第二十七師，爾后尋殲由贛江以西或由南豐、南城等地前來增援的敵軍，進而創造完成和達到奪取吉安、撫州等城市的目標。 毛澤東提出的這個計劃，雖然也是北進——大致迎合臨時中央蘇區中央局的指令，但卻與臨時中央提出的“進攻路線”相去甚遠，因此會上又一次爆發了激烈的爭辯！任弼時及項英等蘇區中央局領導堅決反對這一計劃！ 但此時毛澤東的態度同樣十分強硬——毫不客氣地請求設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 毛澤東的強硬態度，被認為是不尊重上級領導，因此惹得任弼時、項英等中央局領導十分的生氣和反感！可是面對如此嚴峻的敵情，任弼時、項英等等又拿不出更好的辦法，最后只好不得不勉強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 會議最后決定，在前方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成員的最高軍事會議，負責決定紅軍的行動方針及作戰計劃等主要事宜。 但會議結束后，任弼時等在以中央局名義向中共臨時中央電告興國會議決定的時候，又向臨時中央“參”了毛澤東一本，說毛、朱等“在信豐龍南遲延十數天是一錯誤”！ 　　1932年8月8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及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懷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命毛澤東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 并下達了發起樂安、宜黃戰役的命令：依據敵軍將主力擺在贛江以西，企圖阻止紅軍西渡并進而貫通湘贛之敵情，我軍將集中方面軍全部主力以堅決、迅速和隱秘的行動，首先消滅贛江以東、位于吉安東北側的樂安、宜黃之敵高樹勛部，并打擊其增援部隊進而威脅并伺機奪取吉安、撫州、南豐、樟樹，以及南昌附近的較大城市，使江西敵軍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的狀態，使我軍取得相機各個擊破的良好態勢。 決以紅一、三、五軍團為主作戰軍，首先消滅盤踞在樂安、宜黃之敵高樹勛部！得手后乘勢突入敵軍圍攻部隊的后方，進逼臨近的中心城市——通過相機打擊消滅敵軍爭取繼續勝利。紅十二軍、二十一軍及紅二十二軍以及獨立師，牽制騷擾各自當面之敵并保衛蘇區的安全，以掩護方面軍主力的北上作戰。 8月15日，周恩來等就作戰方向問題致電蘇區中央局并轉臨時中央： “（一）北向行動方針乃見前電。紅一方面軍已于十五日到達招攜、東韶一帶。” “（二）敵情：孫連仲部一師分駐宜黃、樂安，一師駐崇仁、撫州；朱紹良部毛師在南豐，李師在南城，許師在其中；吳奇偉師一旅在永豐，一旅在吉水、吉安，一旅在樟樹、新干；陳誠部十一師在吉安，十四師回泰和。五十九師在峽江、安福，四十三師在遂川、泰和，二十八師在萬安及贛江西岸，五十二師亦有回吉安訊。贛東北趙觀濤部五師，西北譚道源部及湘軍五師，贛南粵湘軍八師，尚未見移動。” “（三）我軍決以迅速堅決秘密的行動，先攻樂安、宜黃，消滅孫連仲大部，乘勝攻南豐、南城消滅朱部，開展贛東一面，求得鞏固地向西迎擊陳、吳等師增援部隊，以更有利地取得贛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奪取南昌的形勢。” “（四）現部署已畢，戰斗明晨開始，期以連續勝利達到目的，并配合全國紅軍行動。”（注14） 　　毛澤東為什么要力主攻打樂安和宜黃之敵呢？從當時的敵我形勢看，國民黨南昌行營將閩贛蘇區劃分為六個區域，準備分為九路大軍隊蘇區實施第四次圍剿。其中第九路就是孫連仲寧都兵暴后新編的第二十六路軍，由于該路軍大部起義后兵力薄弱，只擔負宜黃、樂安一帶地域的清剿及防務。 實事求是地說，此時孫連仲的這個第二十六路軍比較慘：是以寧都兵暴后的殘部和后方留守部隊，以及新編的部隊重新編組的。雖然仍號稱下轄第二十五和第二十七等兩個師及一個獨立旅，但大都是空架子不滿編。第二十五師原本是孫連仲的嫡系，但由于大部分都跟隨季振同、董振堂和趙博生起義加入紅軍，只能以剩下的殘部及后方部分整編為第七十三旅，將原隸屬的騎兵第四師取消——其所屬的祝常德旅改番號為二十五師的七十四旅。如此，第二十五師就勉強形成了兩個旅、四個團的編制，可由于一時間來不及補充兵員，全師只有可憐五千來人而已。 而高樹勛的第二十七師，卻重編了三個旅（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六個團！大概是中村兵敗后——被紅軍殲滅近一個旅，故高樹勛安排該師的黃樵松等在后方進行編練，而寧都兵暴時李松昆路過斫柴崗時拉走了該師的一個整團——即第七十九旅一團（一五七團）侯象麟部。因此該師所剩的兵員相對要多于第二十五師，此外還有中村之戰負傷的士兵歸隊等緣故，所以高樹勛的第二十七師就恢復了三個旅六個團的編制——比寧都兵暴前少了三個團的建制。于是，孫連仲將原屬騎兵四師的另一個旅——即張華堂旅，改番號為獨立第四十四旅，直屬他的第二十六路軍指揮部。 由此不難推算，孫連仲的這個新編的第二十六路軍，號稱兩個師七個旅，但大部分部隊都不滿編，充其量也就是一萬多人。孫連仲出于私心，你高樹勛的二十七師不是兵多嗎，將其派駐到直接面對蘇區的宜黃和樂安一線，自己則帶著總指揮部及第二十五師等，駐守在宜黃北部的臨川和崇仁地區。 從當時國民黨軍在這一帶的部署看，盡管高樹勛的二十七師駐守的宜黃和樂安，正頂在閩贛蘇區的北大門。但其正東直線距離約四十余公里處的南城駐有第二十三師，在其東南面駐守南豐的是第八師和第二十四師——直線距離宜黃大約也是四十來公里。 樂安的地理位置，位于宜黃的西偏南，直線距離也是四十余公里。宜黃和樂安的西面，是直線距離差不多同樣遠近的永豐，國民黨軍的九十師及二十七師一部駐守在那兒。再往西，便是駐守吉安的陳誠部的主力第十一師。 　　從地圖上看，樂安和宜黃所處的位置，恰似被南豐、南城（東及東南），臨川（北）和永豐、吉安的中間，像是被含在老虎口中的兩顆珠子！只是這一帶全都是山區，一旦發生戰事，援軍最快也得兩天才能趕到。以上這些因素，應該就是毛澤東選擇打宜黃和樂安的主要原因。 樂安是一座上千年的古邑，縣治始建于南宋紹興十九年（公元1149年），算來已有800多年的歷史。樂安城位于宜黃縣的西偏南的方向，距離原準備西渡贛江、駐扎在興國和于都的紅一、三、五軍團最近，加之城內守軍只有一個旅、兩個團的兵力，所以方面軍總部決定先打樂安，得手后趁勢在橫掃東側的宜黃之敵。 根據毛澤東與朱德下達的《消滅樂安之敵的訓令》，具體的部署是：以紅一軍團為主，并指揮紅三十一師、紅二十二軍的六十五師及總部特務營等，由林彪負責指揮攻城的任務；紅三軍團開進至樂安縣城的東北面的牌路港一帶，以便監視和阻擊來自崇仁（北）和宜黃（東）的援敵；五年軍團則部署在樂安南面的南村一帶，作為方面軍的總預備隊。方面軍總部在招攜設立兵站及總醫院，各軍團的野戰醫院選擇適當地點，同歸中革軍委總經理部長范樹德指揮。 中革軍委及方面軍總部之所以將紅五軍團作為總預備隊，恐怕還是有深意的——此時的紅五軍團，正處于微妙的非常時期：經過起義之后八個月的整編、調離、遣散、開小差、作戰傷亡以及疾病等，推算此時全軍團（包括紅十五軍）大約只剩一萬多兵力——較之剛起義時的兩萬人減少了差不多一半，即使較整編后的一萬七千多人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多！ 其次就是幾天以前，原軍團長季振同和原紅十五軍軍長黃中岳等，剛剛在瑞金的葉坪公開受審并被判處死刑，若不是毛澤東和項英的極力反對，恐怕早就被執行槍斃了！ 再是考慮到樂安的守敵與紅五軍團都源自西北軍改編的第二十六路軍，“同根相煎”當然還是盡量避免為好。可紅軍畢竟兵力有限，所以朱德與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后，決定將紅五軍團部署在后面為總預備隊——不到萬不得已，盡量不使用紅五軍團。 其時駐守樂安的國民黨軍，是敵高樹勛第二十七師第八十旅的兩個團，另附八十一旅第一團的一個營——可能是因為兵力不足，大約總共只有不到四千兵力，守城的指揮官為第八十旅旅長呂如珂。 　　根據史料記載，樂安的國民黨守軍大約早在14日，就已經發現招攜一帶有紅軍的來臨的跡象。于是，呂如珂一面加緊部署防御，一面加急向上峰報告。可能是情況不明以及紅軍主力是陸續到達的，國民黨軍方面只是從西、北、東三個方向調集兵力，準備應對并進剿進入樂安、宜黃一帶的紅軍。 樂安縣城這一帶屬半山區半丘陵地帶，地勢由東南向西北傾斜，東南部山高林密，西北部則丘陵起伏。大概是由于縣城不大、城墻又比較矮小，周邊的地勢又都高于縣城，呂如珂將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城外，主力擺在東南門外的一線工事里，其指揮部放在南門外的橋背街。 　　參考圖：樂安城考及其周邊的地形 　　從興國北上至樂安，雖然有約一百五十公里的山路，但由于這一帶沿途全都是蘇區，有利于紅軍大部隊的秘密行進。8月10日，紅一方面軍主力開始向樂安出發，一路上晝伏夜行。 時至8月15日，紅一方面軍參加此次戰役的各部，相繼悄悄抵達樂安南面約二十五公里處的羅陂、招攜一帶。朱德與毛澤東率領方面軍總部及后方，進駐望仙一帶——位于南村不遠處的西南面。 上午11時，朱德、毛澤東正式下達《攻擊樂安的命令》！當日下午，總指揮部在招攜列寧小學（譚氏大宗祠），召開攻城部隊師、團干部會議。大概是考慮到此后緊接著要攻打宜黃，加之樂安守軍只有不到四千兵力，故決定由紅三軍擔任主攻，于16日拂曉向樂安城發起攻擊。15日傍晚，紅三軍各部悄悄離開駐地，隱蔽向各自的指定的攻擊位置出發，規定于黎明前完成對樂安城的包圍。 根據時任紅九師參謀長的耿飚回憶，針對樂安敵軍兵力大部分部署在城外——主要在東南門外的工事內，而其指揮所則位于南門外側西北面的橋背街，時任紅三軍軍長徐彥剛采取的作戰部署是：“第7師在左翼，負責進攻西門外高地的敵人，占領高地后進而占領西門一帶城墻；第8師在右翼，先到達樂安東面的上羅坪警戒，聽得樂安槍響后，便迅速進攻東門外敵人；我們紅9師為預備隊，在7師后面跟進，到達增田后停止待命；獨立第5師（歸紅3軍指揮）在樂安北面的上領、下嶺一線向崇仁方向警戒，等樂安打響后，便進攻北門外的敵陣地。作戰中，各師除通過有線電話與軍部聯系外，相互間的聯絡規定為右方部隊向左方部隊聯絡（即9師向7師，7師向獨5師，獨5師向8師，8師向9師）。”（注15） 紅三軍這個計劃是要避開敵軍防守的正面——攻擊地勢相對較低、且較弱的西門一線，通過占領東面的制高點——威脅和牽制敵軍的防守力量，使守在南門的一線的敵軍主力無所適從。令人遺憾的是，大概是年代久遠，耿飚有關“紅八師”的回憶明顯失誤！如前所述，水口大戰之后，紅八師的建制及番號均被撤銷——其后一直未再恢復。 那耿飚回憶的“紅八師”到底為那一部分呢？根據筆者查證，應該是臨時劃歸紅三軍的紅四十五師——即尋淮洲所部。可惜的是，當夜由于向導帶錯了路，紅四十五師當夜并未及時趕到指定位置，加上地域生疏和夜暗以及缺乏通訊手段，紅三軍軍部并未及時發現。 注釋： 注1、9：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57頁。 注2：見閻峻著《林彪軍事生涯》，“1931年—1932年”章節。 注3：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院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第一版，第746頁。 注4：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一八八六— 一九七六（上），第280頁。 注5、6：見逄先知等著《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第408頁。 注7：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一八八六— 一九七六（上），第275頁。 注8、11：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59頁 注9：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55—6頁 注12、13：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58頁。 注14：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64頁。 注15：見《紅軍反圍剿史料》，第130頁。（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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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都兵暴及紅五軍團紀實22 向東還是向西？——血染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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