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根

五緣

文/五緣圖/網絡 “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人民公社時期，工分是社員活下去的命根，是生產隊分配糧食的憑據和基礎。每年田地里產出的糧食，隊里選出上等糧食交公糧，然后留足種子，再留出“提留”，作為大小隊干部開會誤工補助、民辦教師薪酬、隊上請工匠吃用等開支。其余的按比例分為“基本口糧”和“工分糧”，究竟是7:3開還是8:2開，我已記不清楚。基本口糧按人頭分，工分糧按工分數量分。聽到這里，你以為人人都能把基本口糧分回家，那是做夢！全家基本口糧要與全家工分數量掛鉤。比如今年每人的基本口糧是400斤毛糧，每斤毛糧0.1元錢，你就得掙夠折合40元人民幣的工分數量才能分回基本口糧。至于40元錢要折合多少工分，那要看生產隊的工分值是多少。我下鄉的三隊，每個工分值是0.032元錢。這在本大隊各小隊里是最高的，我弟下鄉的二隊是最差的，分值只有0.012元。在三隊，要分回基本口糧，你最少得人均掙夠1250個工分。在二隊，人均得掙夠3334個工分。 我一月份下鄉，每天由記分員做好記錄，到三月份評工分時，隊長咬咬牙，說：“就按我們的孩子對待，每天3.5分。”隊長說的話，都是和隊里其他干部商量的結果，社員們哪里還有話說。這一年我勞動了200多天，逢下雨、開會學文件、學語錄、開批斗會、年節放假不上班。到年底一結算，我所掙工分買不回我的基本口糧，我成了“補錢戶”，被扣下100多斤基本口糧，隊會計在會上對所有補錢戶說，要盡快拿錢交到隊上補上虧欠，否則糧食堆在倉庫里，發霉損壞，老鼠偷吃了由自己負責。我回家跟母親說了這情況，她向同事借了二十多元錢讓我交給隊上，這才領回全部基本口糧。這是生產隊為能拿出錢來的社員領回完整基本口糧的一種辦法——用錢補上你工分值不夠的部分。這種家庭就叫“補錢戶”，當地戲稱為“補鍋匠”。補錢戶要么是有人在外做工（我隊有四個在外的工人：大隊長兒子在市電建公司，正隊長倆個弟，一個在煤礦、一個當兵轉業在縣副食品公司，副隊長的兒子），家里只有老婆一人上班，娃兒小，吃閑飯。這類補錢戶是幸福的。要么是“困難戶”，全家老弱病殘小多，掙工分的人少。這類補錢戶最痛苦。沒想到知青第一年，我一人吃飯一人掙，還是“榮幸”地成為“補鍋匠”。我全年出勤200多天，在全公社知青中是最多的，在隊里除了大小隊干部以外也是最多的。后來聽說很多下鄉知青在農村偷雞摸狗游手好閑，我非常后悔，簡直虛度了大好光陰！為什么要勤巴苦做掙那幾個不值錢的工分？到頭來還成了“補鍋匠”。為什么不去偷雞摸狗游手好閑，豐富自己的大好青春年華？其實，是個人就知道“吃好耍好”是人生第一要務。現在叫“享受人生”！我母親不允許我們這樣亂混。她說，你們可不要亂來，要聽領袖的話，好好表現，爭取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有出路、前途。我知道父親母親的“紅疤黑跡”，始終牢記她說的話，拼了命在爭取，無奈學徒工分太低！成補鍋匠非我所愿。知青每天3.5分，還被有的社員白眼，覺得占了他們的便宜。的確，農村孩子十二、三歲剛下地參加勞動，好多農活都能干了，也才3.5分一天，知青雖大多十六歲以上，可會干什么？連麥苗和韭菜都分不清！我們一個知青穿長筒膠靴挖地，生怕踩緊實了剛挖松的地，便倒退著挖，無奈祖先設計鋤頭是往前挖，不能往后挖。逗得社員們哄笑，他們說，自從盤古開天地，只聽說雞刨食是往后刨，沒見挖地也往后挖！我在農村長大，沒吃過豬肉看見過豬跑，沒出“洋相”。可十六歲了又矮又瘦又黑，像極了稻田里的長腳“秧雞”（一種“鷸”。有社員給我取的外號就是“秧雞”），比“斑鳩”還小，居然也領3.5分一天！ 第二年，上面有知青政策傳下來，知青們不分男女，每天最低不能少于5個工分。于是，我的工分從3.5分一下跳到5分。這已經快接近女社員每天7分的頂薪了。要知道，社員們的工分每年評定一次，多數都是上漲1分，哪有一年直接漲1.5分的！我感謝政府，為我們想得周到。母親調來這個大隊小學教書已經好幾年了，與社員們太熟了。貧下中農沒有“見外”，確實，已經夠優待我的了，我感恩，決定要更加努力，把自己改造好，多掙工分，甩掉“補鍋匠”的帽子。勞動期間，我也為多掙工分早點“揭帽”摸到一些門路。隊里有些農活是包工，比如每年春季插秧和秋收稻谷，都是“包工活”——一畝地多少個工分，幾人干完幾人就分這些工分。一般整男勞力一天十個工分，干插秧割谷包工活，每人每天可以掙15至20分。那年我剛滿16歲，個子矮小體力弱，收割稻谷，在水田里拉不動搭斗，挑不動兩百斤一擔的水濕稻谷，我干不下來，也沒有人愿意和我搭檔，我只能放棄這項包工活。但我心靈手巧，春季插秧不要力氣大，只要你插秧足夠快，就有老社員叫你加入他們的包工團隊。說實話，我也比較喜歡這個農活，高挽衣袖褲腿，在水田里一步步倒退著插秧，面前就出現一片綠油油的秧苗，很有成就感。半條腿踩進稀泥里，手眼離水面稀泥也更近，腰不會像割麥那么難受，即使太陽曬著也沒有割麥那樣熱，沒有那么多灰塵。天底下所有干過割麥的人都知道，那是農村里最累最要命的農活——必須高撅屁股，像鴕鳥把頭鉆進草叢里那樣低頭揮舞鐮刀，干不了幾下腰就像斷了一樣。 除了這些，更重要的是，割麥不是包工活，插秧是，一天可以掙1.5倍以上的工分。下鄉第一年，我學會了插秧，并且進步神速，從生手變成熟手。那幾年，農村推廣“密植”高產。每塊水田，兩個小孩站在水田兩頭，一人拉住繩子的一端，按照上級的密植尺寸，用一根小竹竿量出中間插六窩秧苗的距離。這時，一排老人小孩婦女順著繩子插秧，把水面隔成一條條的空間，熟練的人就在空格里插上六窩秧苗。我從牽繩子干起，成為熟練工。第二年，隊里見大家已經掌握了密植的幅度，就采用包工的方法插秧，目的是雙搶期間，必須提高效率。這時，我已經成為全生產隊除一個副隊長和唐會計外排第三的插秧高手。每到一塊田里，要先讓一個插秧又快又直的人作為領頭人，從大田的這端中間插六窩秧苗到大田的另一端。領頭人一般插出1到2米遠距離時，其余的人就傍著已插好的秧苗去追趕前面的人。干包工活，大家都不敢偷懶，于是田里出現少有的你追我趕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也在這一年，我成了大田塊的領頭人，把六條秧苗筆直地插到水田的那一端。任由后下水的人怎么撲騰也追不上我。本來，那年我的底分每天5分，由于我插秧又快又好，在分工分時，最高的農民每天分15分至20分，我能分到10至12分，一天掙2天多的工分。想著今年能甩掉“補鍋匠”帽子，心里非常開心，滿身的泥水全不在乎，苦和累也忘掉了。 到第三年，我插秧的工分就成了隊里最高的了。這一年，我不但甩掉“補鍋匠”的帽子，完整領回了基本口糧，還分了一點工分糧，分回十來元錢的“紅”。?這一年，我也能拉動水田里割谷的搭斗，挑得起200斤一擔的水濕稻谷了。每年我就有了兩種包工的農活可干，工分也掙得多了。但是隊里經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工分值越來越低，每年掙2000多分，也沒掙來幾個錢的“分紅”。好在家里有母親的教書工資，我們在農村的油鹽電燈費用不至于像有的農戶那樣艱難，每年也能把自己定量的布票棉花票給用完。到我下鄉第8年，我的底分漲到每天9分，與整勞力只有1分距離，但離“可以教育好”好像還差十萬八千里！不過，這時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恢復了頂替政策，我直接被中央政策給教育好，遠離了又愛又恨的的“命根”，也遠離了“接受再教育”的屈辱生活，吃上了商品糧！也許，那里面有我當年流汗流淚上交的公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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