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頒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戰時首都”成為大后方的中心，“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重慶”析出四川省，升格為“甲等中央院轄市”（直轄市），是“南京”、“上海”、“天津”、“青島”、“北平”后的第六個；中華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正式確定為“陪都”，從此開啟一段“抗戰”的傳奇歷史。<br> 中華民國二年（1913年），富商‘黃云階’在‘長江’南岸山區一峰買地，“黃山”由此而來。多年營建已是清幽之地，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政府購得。大轟炸期間，“蔣委員長”和空軍顧問‘陳納德’在“望江亭”目睹慘狀，促成了“飛虎隊”的組建。<br>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蓮青樓”成為“美國軍事援華代表團”駐所，‘蔣介石’私人顧問‘端納’、參謀長‘史迪威’、團長‘巴大維’、特使‘馬歇爾’、大使‘司徒雷登’等官員都住過。 峰頂“云岫樓”約400余平方米，則為“蔣委員長”官邸。 東側山脊“松廳”，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起，成為“蔣氏”夫婦居所，‘宋美齡’使用為主。歷史機緣，“陪都重慶”為世界矚目，許多精英與資源薈萃，它永不退卻，譽為“不屈之城”。 ‘中山四路’是“陪都”機關、要員聚集之地，有國民政府辦公大樓（已拆），以及國民政府行政院（現為重慶紀委）辦公樓。 “周公館”更熟悉名字是“曾家巖50號”，位于路的東端盡頭，那時還是狹窄石板小路。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租賃，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市區的辦公地點。 西側“戴笠公館”，國民政府“軍統局”副局長（主持人）。 有人說：“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評。” 再往西是“桂園”，一座獨立的小院。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由分管軍事的‘張治中’（委員長侍從室一處主任）租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10月，‘毛澤東’與‘周恩來’在此談判、會客，簽署《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 ‘鮮英’的“特園”（上清寺），竣工于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年），“民主政團同盟”誕生地，‘毛澤東’三訪此處高談闊論。 沒有想到的是，當年熱情交流，共商國是的領袖已然巨變。“反右”的磨難與“文革”的大火，讓這座“民主之家”蕩然無存。<br> “兩路口新村”的這棟小樓本是‘楊能琛’私宅，后“外交部”租為招待所。在‘宋子文’幫助下，‘宋慶齡’這里住了近4年，從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至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重建了“保衛中國同盟”，“援華”的物資以資助“中共”武裝為主。<br>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隨著政府內遷，“美、蘇、英、法、加、新、澳”（反法西斯同盟）30余國，在“渝”設使館。<br> 還有一個特殊流亡政府，也是境內唯一的，它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宗旨是堅持 “反日”，爭取獨立，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成立于“上海”；又從“鎮江”遷至‘沱灣鎮’（綦江縣）以及‘屏都鎮’（巴縣）；因工作不便，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移到“七星崗”現址；同年11月經“滬”回國。‘金九’（韓國國父）在《致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告別書》寫道：“八年來，敝國臨時政府隨國府遷渝，舉凡借撥政舍，供應軍備，以及維持僑民生活，慨為河潤。”‘文在寅’（總統）稱，“臨時政府”是“韓國”根基，是它的法統。<br> “李子壩抗戰遺址公園”背靠“浮圖關”，面向‘嘉陵江’。 這里有多組建筑，集中展示“抗戰”（重慶）時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歷史風貌。“高公館”原在“上清寺”，屬于遷址。它是“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西南大學）首任院長‘高顯鑒’的住所。“中國科學社”曾在此辦公，有‘竺可楨’、‘胡適’、‘茅以升’等精英。<br> “劉湘公館”原位于“李子壩”，因危房移往園內復建。‘劉湘’（陸軍一級上將、四川省主席）是有很大貢獻的，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川軍”易幟；中華民國十八年（1929年）創辦‘重慶大學’，為首任校長；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率軍出“川”，出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病逝于“漢口”，立下誓言“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br> “李根固舊居”為原地修復，他是‘劉湘’老部下，是“抗日”將領，曾任“重慶警備司令”。中華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二野”第12軍的‘王近山’（兵團副司令員兼軍長）率軍部住在這里。 公園對面是“史迪威舊居”，早期為‘宋子文’行館。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來到‘中國’，擔任“戰區參謀長”等職。 征戰“印緬”有功有過，中華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晉升四星上將，同年回國。‘蔣介石’把“中印”公路以他名字命名。 “紅巖村”（紅巖嘴）是‘饒國模’女士的“大有農場”。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因為轟炸，“南方局”機關和“八路軍”（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從市區遷來，自己建了這座樓房。 “重慶談判”43天，‘毛澤東’住這41天，還有2天呢？ 住在“林園”（歌樂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中華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車禍辭世后，‘蔣介石’遷來住1號樓。 兩年后的8月29日清晨，兩人散步不期而遇，石桌邊交談，據說，“蔣”的對白大意是，別打了，未來以經濟成就來競爭吧。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2月18日，至中華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8月23日期間，“日軍”飛機對“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大轟炸。人員傷亡約3萬人，財產損失已經無法估計。 尤其是中華民國三十年（1941年）6月5日傍晚至午夜，在長達5個多小時的疲勞轟炸中，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大隧道慘案”。“較場口防空隧道”設計于中華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中途分叉又形成‘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廳’（現磁器街）三段，隧道內沒有通風等設備，并且隧道門很低，由于驚慌擁擠，導致窒息和踩踏而死亡有數千人，以致有人絕戶，這是當時‘磁器街’的出口遺址。<br> “重慶”依然堅毅，中華民國三十年（1941年）12月31日，‘蔣介石’在‘渝中區’設立“精神堡壘”，昭示“抗戰”之決心。<br> “抗戰”時期，“川軍”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首。浴血奮戰的300多萬“川渝”籍將士，有60多萬人傷亡。‘李宗仁’曾感慨：“川軍將士以寡敵眾，只有戰死的忠烈沒有投降的懦夫。”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政府還都“南京”，其后制憲“國大”規定“重慶”為中華民國的永久“陪都”。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為紀念它的重要地位，在“精神堡壘”舊址竣工了“抗戰勝利紀功碑”。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為“人民解放紀念碑”（解放碑）。它是“抗戰”勝利的精神象征，是“重慶”對“抗戰”貢獻的歷史見證，已成為它的地標和城市象征，沒有之一！<br><br><br> 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20點42分<br> 修改于 2022年5月14日 星期六 23點38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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