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里的人生（上）

愛山

檔案里的人生（上） 我有我的檔案，是11年前我退休的前一個月弄到的，厚厚的一疊，在那個保密制度還有點嚴格的年代，有點不容易。 11年前，我的有單位有組織看管的歷史就塵埃落定了，退休后的路就是天馬行空獨來獨往了。 這幾天突然想起了又把那一疊檔案翻出來看，那些退休前的往事便歷歷在目刻骨銘心五味雜陳，感覺好有意思，于是就動筆把那些有意思的往事記述出來，不然等腦殼不夠用了或者老年癡呆了就記不住了。 2014年1月我該退休了，2013年12月上旬的時候，人事部通知我，寫個退休申請書，提前走一下手續，于是我便按格式寫了個退休申請書。本來公司的頭要留用我，我都答應了的，后來一想我計劃了2014年10月要去重走長征路，2015年10月走到陜西吳起縣慶祝中央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我不能失言呀！于是又給頭說我不留用了。退休前我從事了15年銷售工作，正是經驗豐富老當益壯的年紀，按說是可以發揮余熱的，可是沒有什么比重走長征路更重要的了。 到人事部交申請書的時候，還按了兩個手印，一個按在簽名上，一個按在參加工作時間上，因為我把參加工作時間寫成1976年進水泵廠的時間了。領導提醒我，應該改成1972年1月我下鄉當知青的時間，加上回城讀技校要算連續工齡，這樣一來，我的工齡就是42年了。 改了時間按了手印，我又突發奇想，何不借此機會弄一套我的檔案呢？于是我試探著給處領導說，我想復印我的檔案，看行不行？處領導猶豫了一下說，可以嘛，看在是你，換個人不得行，你自己復印了，最好不要告訴別人，我連忙謝了。看來我沒有白活，還有點“豁得轉”，還有不少人欣賞我，在為人處世方面是做到位了的。其實我心里明白，在那個時候，個人檔案仍然屬于“秘密”，原則上是不允許給個人的，只是沒有從前那么“那種”了，政策有些松動，不然領導也不會答應。 人都有好奇心，我也有。個人檔案本來就有點神秘，好奇心驅使我想進一步了解我自己，看看我60歲前的人生軌跡，看看檔案里都裝了些什么我不知道的東西。我想，我這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根紅苗正”的“紅五類”，工作上積極認真光明磊落，檔案里是應該沒有“黑材料”的。 復印了檔案，哇塞！有163頁，好多，看來我這個人的人生經歷還他媽有點復雜。 我迫不及待的翻閱了自己的檔案，原來里面的東西確實有點多，從1972年1月下鄉當知青到回城讀技校再到參加工作再到轉干和多次工作變動，多次工資變動，還有參加各種組織，各種登記，審查，表忠心，勞動合同，培訓學習，心得體會，自學成才等等，林林總總那么多內容，怪不得有163頁。不過這163頁也不都是干貨，沒有填滿的目錄就占了8頁，學習心得體會和政審表格也占了很大比例，僅在重慶市總工會干部學校寫的心得體會就有12頁。 我的檔案里最早的材料是1972年5月31日在老家當知青時寫的入團申請書和1973年6月29日公社團委的批準意見以及入團誓詞這些東西。那個時候我還是生產隊的政治輔導員呢，我都忘了。那時的我人年輕思想單純，加上家庭出身好，社會關系不復雜，本人簡歷也很簡單。我填的1961年至1966年在東方紅小學（也就是沙坪壩蓮光小學）讀書，職務是少先隊，1969年至1971年在重慶102鋼廠冶金中學（也就是后來垮求了的重慶特殊鋼廠辦的冶金民中）讀書，職務是紅衛兵，然后就是1972年下鄉。那個時候入團很容易，表現好就行。那個時候我的字寫得很丑，歪歪扭扭的，自己都不滿意自己，后來到老了字也寫得不好，和是左嗓子一起，這兩件事幾乎成了我的心病，跟了我一輩子要直到最后哦豁那天。 當知青的檔案里比較有分量的是我被推薦回城讀書的材料，包括“高等學校選拔學生登記表”，“高等學校招生體格檢查表”，“推薦對象復查表”，“報考大、中專學校學生政審表”和“入學通知書”等等。 1972年1月下鄉，年底的時候招兵，我下鄉還不到1年，沒有資格，當兵的夢破滅了。1973年，國家高考，出了個白卷英雄張鐵生，鬧得沸沸揚揚。那年我下鄉還不到兩年，也沒有資格參加高考，但是我也有大學夢，一直在備考在復習，我還到成都工學院大舅那里去，大舅找了老師幫我復習。只是我數理化不好，加上下鄉前的復課鬧革命也沒有讀什么書，因此對高考一直沒有信心。為白卷先生張鐵生的事情，后來國家干脆取消了高考，1974年就改為推薦選拔讀書了。 我是回老家四川富順掛鉤下的鄉，二爸是大隊秘書，公社書記的老婆又是我的本家姐姐，推薦讀書占了點起手。不過我各種條件都符合，推薦我上大學，還不算走后門，因為推薦的時候我已經下鄉兩年零七個月了，本來就符合條件，而且表現不錯，期間還抽調到公社“一打三反”專案組工作過，屬于被看好的“擇優推薦”“擇優錄取”的知青。不過當時我也覺得，因為名額有限，這種推薦，對那些富順縣和鄧井關鎮比我先下鄉的當地知青是不公平的。只不過后來隨著形勢的好轉，他們也陸陸續續的回城了，其中好幾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記得那陣重慶有一種說法，叫“八搭二”，就是憑糧票供應糧食的時候，細糧不夠就搭配粗糧（比如玉米），就是8斤細糧配2斤粗糧。后來“八搭二”被在農村招生招工用上了，就是說除了招知青外，地方上還要求把農村的青年也搭出去，這是硬性指標。于是有背景的農村青年就跟著進城了，比如我們大隊支書的兒子，就是在我走的第二年出去讀書的。其實農村青年進城讀書工作也無可非議，只是他們占了知青的名額，有些知青就要晚回城。有的知青在農村呆了七八年，特別是女知青更慘，有被強暴了不敢吱聲的，有沒有指望了嫁給農民的，甚至有用身體和干部交換了才回城的。 我們公社有兩個大學推薦名額，富順縣委副書記的女兒小梅和我在一個大隊，這兩個名額就落到我們兩個頭上了。很巧的是，當時整個宜賓地區的招生組組長是成都工學院（后來的成都科技大學），富順縣當然也是他們負責，而我的大舅是成都工學院房管所的，我外婆又是成都工學院家屬委員會的主任，因此多多少少有些熟人。招生前，大舅利用出差的機會約了在重慶長安廠上班的三舅到農村來看我，大舅告訴我，他跟學校招生組的老師打了招呼了，只要公社把我推薦出來，讀書就沒有問題，能不能上大學就不一定了，至少能讀中專或者技校。后來我才知道，我們公社往縣里推薦兩個大學名額，到了縣里，只能有一個名額被推薦到宜賓地區去，我心里明白，讀大學是沒有指望了，我不可能爭贏縣委副書記的女兒。但程序還是要走的，我甚至和城郊區的通訊員朋友小張一起，跑到小梅家里，她父親不在，我就給她媽媽說，看能不能想辦法把我推薦到宜賓地區去，她媽媽還答應我盡量想辦法，你看我那時是不是膽子有點大。 經過層層推薦后，我到縣醫院體檢，報告學校填的成都工業學院高分子化工專業和重慶鋼鐵廠技工校，體檢前和成都工業學院的招生老師見了面，也就是面試。成都工業學院那個胖胖的女老師還問了我一些問題，問我學過化學沒有，我說復課鬧革命時在中學讀的工業基礎，化學只沾了點邊。那老師旁敲側擊的給我遞了拖，她是受了我大舅委托的，我們心照不宣，走程序而已。 后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沒有被推薦到宜賓地區去，重慶鋼廠技工校的名額也滿了，成都工學院的老師安排縣招生辦通知我和重慶水輪技校的招生老師見了面，于是我就被重慶水輪機廠技工校錄取了。我的大學夢也因此破滅了，雖然那個時候上大學叫工農兵學員。 我們富順縣有14個人（其中2個重慶知青12個富順知青）被招進重慶水輪技校。我于1974年12月下旬收到入學通知，要求1975年1月10日到校報到。而縣委副書記的女兒小梅，在宜賓沒有通過大學錄取，后來去了內江鐵路學校讀中專，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再后來聽說她在學校表現不好受到了什么處分。按理說，縣委副書記的女兒，被推薦讀大學應該是十拿九穩的，恐怕就是那一穩沒有穩住，或者是因為名額有限她沒有爭贏比她家更強勢的人，其實那個時候小梅的父親還沒有“解放”，恐怕這是主要原因。我知道，縣委副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頭，家庭子女受的影響很大，我因此還在心里隱隱為小梅感到可惜，有點各人的稀飯沒有吹冷去吹別人的湯圓的意思。世事無常，可能這就是老天爺安排的吧！ 有趣的是，現在來看當年的讀書推薦表，生產隊、大隊、公社對我的評價都很高，諸如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怕苦積極參加“雙搶”，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參加公社專案組，勇于同階級敵人和不良傾向作斗爭，積極參加宣傳“十大”，積極參加“批林批孔”，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等等。總之，把那個時代的紅色烙印都給我打上了。因為當時推薦讀書是層層上報，我并不知道那些推薦評價，現在來看，評價還是很高的，但都是實事求是的，因為那就是當年的我，全勞動力什么都能干的積極向上的重慶知青。在那個年代，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講的是“政治掛帥”，和現在講的“政治正確”如出一撤，而當時是知青的我，是符合那個時代的要求的。 有點喜劇的是，在生產大隊的推薦意見中，我的缺點是：“該同志愛看小說書”。我們大隊書記大字不識，估計大隊支部討論了由我二爸寫上去的，好像找不到我的缺點，就錯把愛看小說當缺點了。我二爸是大隊秘書，解放前讀過私塾，有點文化。這就是貧下中農的認知，把優點看成缺點了。那個時候我們并不清楚為什么要到農村去接受沒有文化沒有思想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們拿什么來教育同樣是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呢？若干年后我才弄明白，原來是國家被搞得停工停產停校，經濟頻臨崩潰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幾千萬老三屆新三屆學生沒有利用價值了沒有地方擱，老人家一揮巨手就把學生們趕到農村和邊疆去了。還美其名曰：“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現在想來，有錘子個作為，有錘子個必要呀！ 我對檔案里參加“一打三反”專案組的印象很深，那個時候我跟著公社吳公安（我的本家）跑，到有地富反壞右的生產隊去給那些人訓話，要求他們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老老實實不要亂說亂動。我看那些人被訓得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心里有點不是滋味，因為那些人好多都上了年紀了，看上去不像是壞人，而且他們大多數都家徒四壁有些貧寒。在那個年代，我這種同情心，叫階級立場不堅定，因此不敢流露出來。 在專案組我才了解到，解放初期，劃分成份的標準主要是看擁有多少田土，有沒有農具和耕牛，雇沒有雇人。在當時，有四畝田土有農具有耕牛就是地主，田土再多一些雇了人就是大地主了。在快要解放的時候，聰明的地主變賣了田產跑到城里去了或者跑到臺灣去了海外去了，本來不是地主的，砸鍋賣鐵或者借了錢買了田土，一解放就變成地主了，真是霉起了冬瓜灰的冤大頭，害得一家人都脫不了干系，從此沒有了好日子過，子女更是倒了大霉讀不了大學不能入團當不了兵。其實地主富農不都是壞人，是我們的宣傳走了樣，我甚至還有一種觀點，人的好壞，不一定是階級決定的，很大程度是由環境決定的，比如北方環境惡劣，北方的壞的地主就要多些，南方的魚米之鄉環境好得多，南方的地主就有良心些紳士些對雇農好些。可能有人要說我思想反動，但是事實就擺在那里，是嚴酷的階級斗爭把事情搞絕對了復雜了。 我們生產隊有個姓付的醫生，因為出生不好，在單位給領導提了意見被打成“右派”坐了牢被遣返回鄉，我看他一邊勞動一邊給群眾看病治病不厭其煩勤勤懇懇一片善心，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好人。那個姓付的“右派”還送給我一本蘇聯作家寫的書，書名叫《命運》，書中有一句話：“要使人們的生活由于自己的存在而更加美好”。后來這句話成了我的座右銘，影響了我一生，用上手機有了QQ的時候，我在QQ簽名上就是用的這句話。 這便是我的檔案記述的青蔥時期在農村當知青時的蹉跎歲月……（未完待續） 愛山 2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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