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見】從里克后裔管窺“汾陽之邑”——文獻與史料互相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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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見】從里克后裔管窺“汾陽之邑” ——文獻與史料互為佐證 春秋時的晉國第十九任國君晉獻公，算是一代英主，致力于開疆拓土，史稱“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不幸的是，晚年的晉獻公因寵溺驪姬，受其挑拔，引發了晉國歷史上長達15年（前665~前650）廢長立幼的宮廷爭斗——史稱“驪姬之亂”。致太子申生自縊身亡，迫使次子重耳逃奔翟國，三子夷吾逃奔梁國；晉獻公死后（公元前651年），托孤大臣荀息立奚齊（驪姬所生）繼位，被太子申生的少傅、中大夫里克的戮殺，荀息又立卓子（驪姬妹所生）為君，又被里克刺死于朝堂之上，荀息深感有負于獻公，遂自殺，驪姬也投水而死。其后，里克欲立逃居翟國的重耳為君，遭到婉拒；再遣使臣去梁國邀請夷吾，夷吾為爭取回國繼位，開出了三張支票：一是許諾秦國割讓河西八城（一說為五城）為謝禮，二是諾封里克汾陽之邑田百萬，三是封贈丕鄭負葵（一說負蔡）之田七十萬。《史記?晉世家》：“晉獻公二十六年（前651年）九月，晉獻公死。十月，里克迎夷吾于梁…夷吾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于汾陽之邑’”。《國語?晉語》：“夷吾退而私語公子縶（秦穆公的親族）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負葵之田七十萬。’” 　　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入晉，并在里克等人的擁戴下繼位，是為晉惠公。及立，（夷吾）而使丕鄭攜《辭秦書》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史記?秦本紀》）。惠公又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徽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史記?晉世家》）。 　　正是夷吾這句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指稱不甚明了的話，竟成為二千六百多年后一個眾說紛紜的迷團。有說是今日之汾陽市，其在春秋晉國時就曾稱名“汾陽邑”（下稱肯定說）；也有認為春秋時期“汾陽邑”，非指其稱名“瓜衍縣”的今汾陽，而是另有所指（下稱否定說）。筆者試圖通過對文獻與史料的互相佐證，橋接信史與實物，大體上勾勒出基本脈絡，傾向于今日的汾陽市即是夷吾許諾里克的“汾陽之邑”。現將鄙見提出，或能豐富肯定說的史料，同時指出否定說之缺陷，期望讀到拙文的文史愛好者參與商榷，早日解開這一歷史之謎。 一、文獻概述摘錄 關于汾陽之邑所指何處，因晉國歷史上有多處曾暫稱汾陽，不同時期史書多有注釋，其指稱之地多樣，成為了不同兩說作者引用的依據。現將筆著接觸到的文獻內容簡要摘錄如下： （一）今汾陽肯定說 1、清?康熙《汾陽縣志》序中載（知縣周超）：“汾陽邑名久著春秋，而以為漢始則疏矣。”疆域中記載：“汾陽，汾之陽矣。汾水仿山而行，北出管涔，南麗羊腸，過大陵西，南逕文谷，迤東斜繞二十五里，結為府郡曰汾州，附邑曰汾陽…舊志，汾陽名始于漢。按：《史記?晉世家》：夷吾遺里克書曰：‘城得立，請遂封子與汾陽之邑。’則汾陽之稱，不自漢始矣。”沿革部分記載：“汾陽自古來或為州，或為郡，或為國，或為軍，或隸于他州郡，或為他州郡所隸，或朝分暮合，或此升彼改，或移治而仍襲其封，或創新而復其舊。疆域無廣狹，時代有廢置，惟置郡隸邑自明迄今，歷年愈百，未之或改也。茍不淵源競委，得毋遺考古者無稽之嘆歟？”藩封部分記載：“余按：…蓋汾州之稱汾陽從古不變，即如汴州之號汴梁，西安之號長安也…即汾陽之稱托者甚眾，若苛嵐、若嵐縣、若興縣、若靜樂，皆曾暫稱，而惟汾州之為汾陽，則自周迄明，相沿獨久。” 該《汾陽縣志》的纂修者、時任汾陽知縣周超為浙江上虞人，教諭賈若瑚為山西陽曲縣人，訓導樊之楷為山西臨汾人，均為外籍（縣）官員，應不含地域偏見。該《縣志》主要是將汾陽與汾州綁定，充分論述了汾陽的歷史淵源。 　　2、汾陽市當地學人郭世科先生《汾陽稱名歷史久遠》一文中載：現今汾陽這塊地方，不論歷史上以設縣、設州、設郡、設軍、設府冠以何名，在跨越26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無論史書記載，還是碑碣勒刻，以及古詩印證，汾陽之稱一直延續至今。 文中引用《史記?晉世家》：“誠得立，請遂封子汾陽之邑”的記述。其后，里克家族為避不測，遷相城（今汾陽大相、小相）改姓相里，是相里之祖。并對《辭海》解釋：“汾陽，古邑名，春秋晉地，在今山西靜樂西。晉惠公未立時，許封里克于汾陽，即此”的解釋，認為不準，緣于春秋時期靜樂西并不屬晉地。 又引清?乾隆《汾陽縣志》載有朱彝尊為相里金碑跋云：“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即有之，莊子稱相里勤弟子是已。”清楚的表明，汾陽之稱名由周而始。 沿至唐代，又有先后出土的七塊唐代墓志，明確刻記從公元735到871年，在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761年）前后，今汾陽市唐時就稱作汾陽（詳見《七塊唐代墓志，佐證汾陽稱名》一文）。隨后引用《汾陽縣金石類編》（作者王堉昌）中的二十六塊（歷宋、金、元、明時期）碑碣勒石刻記的汾陽稱謂為證據，此處還有古詩印證：魏博?鄭國仕有一首詩，題記《汾陽懷古》，開頭句為：“君不見汾陽宮，昔時殿閣連碧空…”此句還言證隋代汾陽宮之雄偉。文中特別提到，子儀公爵封汾陽郡王更是鐵證…諸多海內外郭氏，史書、史料、家譜都明確記載遷自汾陽… 該文力證歷史上汾陽之名與汾州、西河等名是同時存在的。 　　3、汾陽市另一文人韓守林先生在《汾陽地名的產生是一個謎》一文中寫道：“汾陽歷史上的茲氏、汾州、西河等古稱，均有確切的區劃命名資料。但汾陽一名的來源，按照舊版《汾州府志》及《汾陽縣志》等史料記載，因北宋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在汾州置汾陽軍，故一般推斷得名汾陽始于北宋。明萬歷二十三年（公元1595）汾州升格為府，依郭置汾陽縣，這是準確的汾陽縣名最早來歷，而為什么叫汾陽卻一筆帶過，好像自然而然本來應該是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汾陽博物館收藏的大量墓志，成為了研究地方文化的絕好文獻。通過對這些墓志進行研究，驚奇的發現，官稱汾州（或西河）的今汾陽市，在唐代民間早已被稱作汾陽（俗稱？待探討），文中摘錄五塊，其中一塊為《大唐故宋府君墓志并序》：“君諱胤，字承祖，西河孝義人也。…以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八月廿三日，葬于汾陽城西南七里平原…”還有四塊唐代墓志銘，皆刻汾陽字樣。 以上五塊墓志銘均發現或征集于今汾陽城附近，時間跨度118年，郭子儀受封汾陽郡王的上元二年（公元761）正好涵蓋于內。另外文中也列舉了歷代的游歷詩中，也不乏用汾陽指代汾州的例子。“一般而言，古代小地名是由民間確定的，如村鎮名、地畝名；而大一些的地名如山、河、城郭等，通常都是由官府確定，當年在汾州、西河之外，又有了汾陽的俗名，且在宋代被軍隊啟用，在明代被定為官用，其原因確實是個謎。” 此文言之有物，是在追問汾州西河為何在宋代稱為“汾陽軍”？與唐代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前后，在民間墓志銘中為何廣泛刊刻“汾陽城”，明代萬歷二十三年官方依郭設置汾陽縣緣由的歷史追問。 　　4、原汾陽縣志辦主任王希良先生在《千年古城話汾陽之三——汾陽小考》一文寫道：據《汾陽縣志》（1998年版）記載：汾陽，春秋屬晉，為瓜衍縣；戰國、秦漢三國魏為茲氏縣；晉、南北朝、隋唐（至肅宗上元元年）為隰城縣；肅宗上元元年改為西河縣，經五代、北宋、金、元；明洪武初（1638）取消西河縣，并入汾州，至萬歷二十三年（1595）升州為府，依郭置縣，始稱汾陽。如此看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汾陽縣的建置，當為397年。而汾陽縣的縣城，“世為曹魏所筑”，較有根據的說法是晉封司馬炎西河王時所筑。但這并不意味著明以前這里不叫汾陽。 據《汾陽縣志》記載：此之前的北宋、金、元設汾陽軍于西河縣，朝野均稱汾陽軍。縣而又稱軍，說明汾陽軍事位置的重要。 唐代也稱汾陽。同樣引《大唐故宋府君墓志銘并序》，說明當時西河縣的縣城在民間又稱汾陽城；另一塊《唐故趙夫人墓志銘并序》也記載：“夫人以大中六年（852）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終于汾陽私第”…當時縣名為西河，碑刻卻稱“汾陽私地”，說明唐朝時，汾陽之稱已是約定俗成。所以郭子儀封汾陽郡王（762）是很自然的事。 再往前，到春秋時期，這里也叫汾陽。《國語》載：“夷吾封中大夫里克以汾陽之田”，在志書上首次見到“汾陽”這個地名…并以《相里金神道碑》作為實物證據，就是說，春秋時，這里雖為瓜衍縣，卻也稱汾陽。 同時，文中也列舉了西漢置汾陽縣，在今嵐縣；隋開皇十六年（696）改陽直縣析置汾陽縣，在今陽曲；西晉時司州河東郡設置汾陽縣，在今萬榮；北魏時，南汾州設汾陽縣，在今河津縣；唐武德四年（621）由管州置汾陽縣，在今靜樂縣等。 另文《千年古城話汾陽》中又著重記載二十年前寫的關于瓜衍縣即今汾陽市的考證情況。主要依據春秋《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也賞士伯（士貞子）瓜衍之縣。”文末寫有“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改了名字，就說他不是這個人。” 王希良先生將已有《汾陽縣志》中的汾陽，春秋屬晉（僅指歸屬并無實地）的記述確指為瓜衍縣（治所貞子城），著實下足了功夫。為探尋汾陽縱深的歷史階梯增添了新的橫桿；也為后來者繼續探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今汾陽否定說 1、發表于諸城郭氏圖書館的《清?康熙汾陽縣志及當前“汾陽稱謂”正誤辯（之一）》（作者：賈祝文），針對郭世科先生《清?康熙汾陽縣志有關汾陽稱謂與汾陽王封地記載》一文及類似觀點，提出交流商榷。 根據春秋時“汾陽”及“邑”的屬性，可知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起碼應該具有這樣三個特征： 一是地理位置特征，即其地符合“水北為陽”的地理學方位概念，必是位于汾河北岸就近地域； 二是規模等級特征，即其地范圍較大，起碼是能封出“百萬之田”封給里克的“縣邑”級行政建制； 三是晉國屬地特征：即其地域為晉國的舊都，或為晉國的重要城郭，最起碼也應是夷吾封里克“汾陽之邑”時屬于晉國轄地。 可見，符合這三個基本特征的春秋時晉國某屬邑，才可能是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 除了《史記?晉世家》等史料提到卻指稱不詳的晉國“汾陽之邑”外，有史料記載且明確稱名過“汾陽縣”的，自漢迄今，先后有今靜樂、河津、陽曲及今汾陽市四縣市。這四地中是否有夷吾指稱的汾陽之邑？這就要看何者最符合晉國汾陽之邑的三個特征。 該作者通過汾河橫向流段北岸就近，結合靜樂、陽曲二縣及其交界的一部分地區，在漢、隋、唐曾數次稱名汾陽縣，雖符合地理學命名汾陽的條件，也達到了不乏“百萬之田”的縣邑行政等級，但靜樂、陽曲二地在晉獻公時尚非晉國屬地，且稱名在漢、隋、唐期間，明顯不是夷吾諾封的汾陽之邑。河津市在北魏時曾名龍門郡，領地有汾陽縣，但其地在春秋時一直稱名耿國，公元前661年晉獻公滅耿國后，將耿地封給晉國大夫趙夙為采邑，直到十年后，夷吾諾封里克的公元前651年，其地一直稱名“耿地”，仍為趙夙封邑，三家分晉后的戰國時歸魏，其地置龍門郡，方領有“汾陽縣”。故而這些三縣市均非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 其后對春秋瓜衍之地是否就是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從四個方面略析： 第一，今汾陽，即春秋瓜衍其地是否可稱地理學角度的汾水之陽 “汾陽，汾之陽也。”這是清?康熙《汾陽縣志》從地理學角度的解析。今汾陽市官網也稱：“汾陽，因位于汾河之陽（西）而得名。”但是查遍地理學方位名稱命名之則及民間八卦風水命名俗例，則唯有“水北為陽”的共識，而無“水西為陽”之認可，其說難立。 第二，夷吾諾封里克時，瓜衍之地是否屬于晉國轄地 清?康熙《汾陽縣志》載：“汾地自夏、商皆稱魏，晉獻公并魏故屬晉。”即是說：“今汾陽之地，早在夏、商時就被稱為魏地，春秋晉獻公吞并魏國后，時為魏國屬地的瓜衍即并入了晉國，因之晉獻公之子夷吾才可能將其諾封給里克。”然而，史實證實晉獻公所并之魏，與其時的瓜衍并無關聯。此說與史實不符。 第三，春秋瓜衍之地究竟從何時、因何故開始正式稱名汾陽縣 清?康熙《汾陽縣志》載：“汾陽邑名久著春秋，而以為漢始則疏矣”，這就是說，“今汾陽非自明朝始稱汾陽縣，而是早在春秋時就已叫汾陽邑。”據歷版汾陽縣志（康熙版除外）及今汾陽市官網載，今汾陽市，春秋時始稱瓜衍，之后還稱過茲氏、西河（郡、國、縣）、隰城、汾州、浩州等，直到明萬歷二十三年汾州升府之際，也就是郭子儀授爵汾陽郡王833年之后，汾州府附郭縣方稱汾陽縣。汾陽縣唯有關聯者，明顯是因了感恩、尊仰和紀念汾陽王郭子儀的人文緣由。 第四，明汾州升府附郭命名的汾陽縣的另一鮮為人知的因素 除了前述汾州民眾感恩、崇敬、紀念汾陽王郭子儀的主要原因外，尚有一相關因素也應提及。《城邑考》載：“（汾州）府城，一名四陽城。世傳曹魏所筑，四面皆向日也。”不能完全排除以下因素，即：其時汾州之稱的“汾”字，已成該地最具代表姓的代名詞，而四陽城的“陽”字，則集中代表了汾州城獨特的城池建筑方位特點。因之取汾州正名之中的“汾”字與別名之中的“陽”字組成附郭縣“汾陽”之稱，是最合史情民心，最順理成章，最機緣巧合的縣名。 綜上可知，春秋晉國時的汾陽之邑，并非其時的瓜衍之地。 最后，該文認為今襄汾之地，最具春秋晉國“汾陽之邑”的客觀特征，支持此說的依據有三： 一是襄汾其地自春秋時就稱汾陽之地 襄汾的前身襄陵及汾城二縣的治所及大部分轄地長期位于汾河由北向西轉折處的北岸，完全符合地理學概念的“汾水之陽”。自古及今襄汾境內就有汾陽鋪、汾陽嶺與東、西汾陽村等地名。《莊子?逍遙游》載：“姑射（ye）之山，汾水之陽。”姑射山緊依襄汾縣北部的襄陵鎮。可見，比姑射山更靠近汾河北岸的襄汾縣，較之春秋瓜衍而言，才是自古云然，名副其實的汾陽之地。 二是襄汾其地為晉國的始封之地 襄汾是周時唐叔虞所封唐地所在，其子燮父以晉代唐，遷都于“翼”后，襄汾與翼仍同在汾水與澮水之間“方百里”的初封之地內。晉文公重耳之子晉襄公逝世后葬于襄汾其地，因之其地長期稱作“襄陵縣”。可見，其地被稱晉國的“汾陽之邑”是最合規制的。 三是襄汾其地屢有晉國大臣封地，其境不乏“百萬之田” 當今質疑襄汾之地為春秋晉國“汾陽之邑”者，認為春秋時襄汾之地不可能作為封地封給大臣，如《汾陽疏證》（作者：呂世宏）一文稱：“早期晉國封邑多取邊緣地區封給大臣…”疏考之誤有三：其一，并非不能分給大臣。襄汾于春秋時，曾為晉國大夫筼筜的封邑。另外，晉武公滅荀國（今襄汾縣董村附近）后，以荀國舊地賞賜晉國大夫原氏黯為邑，原氏黯從此以荀為姓，改稱荀息。因之，夷吾將襄汾其地的百萬之田諾封給亦為晉獻公大臣里克，不僅有先例可循，而且也是夷吾競爭晉侯大位的必行之策。 所以，清康熙《汾陽縣志》關于“春秋晉國汾陽邑就是瓜衍，即今汾陽之地”的認定不能成立。 筆者以為：此文尚有多處論說顯得偏面，值得商榷。 2、另一篇網文《莊子“逍遙游”一句話，解開“汾陽邑”千古之謎》（不開心的皇帝2018、5、26）一文寫道：“汾陽之邑”指何地？“汾陽之邑”在哪里？夷吾諾封里克地，盡成后世千古之謎。 據相關正史記載，歷史上曾稱“汾陽縣”名的，先后有今山西靜樂、陽曲、河津、汾陽等四縣市。四地中前三個之所以稱“汾陽縣”，皆因地處汾河二段（西向東或東向西）北岸之故。而今汾陽之為汾陽，則另當別論。 　　今汾陽其地，因地處汾河之西，所以不符合以地理學角度和風水學說命名汾陽的條件。正因之，其地之所以稱名“汾陽”，其實是因了與唐汾陽王相關的人文因素，即汾陽王郭子儀曾于汾州（今汾陽市唐時的名稱）以其威望兵不血刃平定了仆固懷恩兵亂，致汾州民眾幸免了一場大規模的血火之災。因之，汾州吏民感恩、崇念郭子儀的恩德，方于明?萬歷二十三年汾州升府時，將附郭縣命名為汾陽縣。 然而，靜樂、陽曲稱名汾陽縣是在漢、隋、唐之期；河津稱名汾陽縣，則在東魏時期；今汾陽其地則是在明?萬歷二十三年方始稱汾陽縣。由此可見，該四地稱名“汾陽縣”，最早也僅在漢朝，所以皆與春秋晉國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無所關聯。 那么，春秋晉國的“汾陽之邑”竟指稱何地呢？鑒于正史記載中求索無解，因此只能從分析“汾陽之邑”應具備的三個方面基本客觀特征入手求解。 首先是地理方位特征：即“水北為陽”是其必具的地理方位特征； 其次是土地規模特征：春秋時的“邑”，相當于后來的縣，即其范圍較大。應符合《史記》所載的“邑縣”級別和《晉語》所載具的“百萬之田”的記載。如此土地規模的縣邑，只能出現在汾河二百里以上東西向流段的北岸區域，而不可能出現在二大東西流向之外的小曲折處。 另外，是晉國屬地特征：在手握大權的里克相繼殺死二君，欲繼晉侯大位者的血腥背景下，夷吾欲圖大位，如無里克相助，則不止無望，且有死身之危。因此，夷吾許封給里克的“汾陽之邑百萬田”，必是晉國實打實的屬地，絕不可能拿其并非晉國屬地的空頭支票來忽悠里克。 可見，符合這三個基本客觀條件特征的春秋時晉國某屬地，才可能是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 根據多方面史料看，地處汾河最長段北岸的今襄汾縣，既地處汾水之陽，又是晉國的初封之地“汾澮間，方百里”的核心圈內，且縣境內亦曾有晉國大臣的封地。因之，今襄汾之地最具有春秋“汾陽之邑”的三個客觀特征。 但是，即便襄汾之地符合春秋晉國“汾陽之邑”的基本客觀特征，但因無相關史料記載為據，所以還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開春秋晉國汾陽之邑指稱何地的謎團。 　　由莊子《逍遙游》可知，“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這是文獻中最早被稱為“汾陽”的地方，然而姑射是山，而非“縣邑”。那么，汾陽之地姑射山與襄汾為春秋“汾陽之邑”有何關聯呢？ 姑射山，橫亙一百多里，位于汾河北岸今襄汾縣北部與臨汾市交界處，中間隔著襄汾縣的姑射山，尚且被莊子稱為“汾水之陽“。那么，位于姑射山之南，濱臨汾河北岸的襄汾縣，則更是名副其實的汾水之陽。 以上，不論是姑射山與襄汾同為汾水之陽的地域關聯，還是堯初封于“陶”，繼封于“唐地”，再登帝定都于“平陽”，又往汾陽之地姑射山訪問神人等等，無一不與襄汾所關聯，且均指向了一點，即襄汾即為春秋晉國“汾陽之邑”。 正因為有莊子《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之記，方使后人找到了解開春秋“汾陽之邑”指稱何地的鑰匙，襄汾為夷吾諾封里克“汾陽之邑”的認定。也由此可知，春秋晉國“汾陽之邑”之“汾陽”乃地理方位之稱，明萬歷二十三年始稱名汾陽縣的今汾陽市之“汾陽”，則因了郭子儀“汾陽郡王”爵號的人文之故。可見，春秋“汾陽邑”與今日汾陽市，名雖無異，然而并無什么“前世今生”的關聯。 筆者認為：此文論述方式與上文雷同。但是自己提出了姑射山為山，而非“縣邑”的疑問？盡管引用了堯初封于“陶”，繼封“唐地”，在登帝后定都“平陽”，又往汾水之陽的姑射山訪問神人的史料自答。莊子用寓言中遙遠的姑射山，其汪洋的筆法，豐富的想像，奇托的構思，夸張的描寫是記述堯帝拜訪神人，用來證明真實的地理名稱，可算是“創新”之舉。至于說今汾陽是由于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的人文之故而得名，早于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二十七年，刻于唐代墓志上的“汾陽”字樣，自會作出無聲的回應。 3、其它以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論證汾陽之地的還有陽曲說、靜樂說、絳州說等等，本文不再贅述… 二、史料文獻互證 針對以上兩種“汾陽之邑”判然不同的論述，筆者研讀相關史料，認為造成兩種不同之說的原因蓋為：一是解讀這段歷史的眼光不是太小，而是太大，大多停留在大的目標上（最起碼是縣邑），而忽略了自然村落名稱背后的意蘊；二是僅論其地，而忽略了相關人物的聯系；三是當時對汾陽之邑的記錄缺乏，其后不同朝代有多處同名為汾陽，且注釋多樣，致使當時的歷史真實掩埋于荒草野莽，難以辨識…事實上，同一地名可能有兩個或多個命名方式；多個地域先后共用同一地名，皆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但任何地名的命名緣由都不會憑空而生，要么反映自然的特征，要么反映社會歷史背景，淵源有自，并非妄說。 筆者從小相村村志編輯組收集的現有資料入手，試圖穿越時空，挖掘有溫度的自然村名背后的意涵，通過橋接信史與自然村名，勾連文獻與史料佐證，從歷史深處探尋春秋時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指稱之地，忝列其中，與前輩大咖磋商，簡單分享一些個人淺陋之見…誠望博雅君子斧正。 （一）否定說之辨析 筆者針對否定說的三個方面的基本客觀特征進行初步辨析，一是地理范圍特征：即“水北為陽”是其必備的地理方位特征。古人認為“山南水北為陽”是各郡縣地名命名的常例，春秋《谷梁傳》確有記載。東漢應劭曾撰寫了專門研究漢書中地名的《漢書集解》：“發現44個地名與陰陽有關，僅有四個帶陰，呈現出陽盛陰衰的現象。命名原因大都跟河流有關——即位于河流之北，如高陽、饒陽、益陽等。”但也有例外的個案，筆者查閱湖北襄陽地名，從地圖上直觀看出，襄陽地處漢水南岸（古代也叫沔水），按常理來說，叫漢陰或沔陰或更為貼合。 　　襄水，漢江右岸支流。漢水歷史上在襄陽附近并沒有改過道，襄水不是指漢水。而《漢書?地理志》稱：“襄陽位于襄水之陽”，其中的奧秘何在？《襄陽縣志?山川》有：“襄水即今襄渠，由渠入漢者借是也。”清末歷史地理學者楊守敬的《水經注?疏》記載：“古代襄陽城西南有檀溪、襄水兩條較小的水系注入漢江。”其中的襄水就是襄陽城南邊這條東南流向的溝渠（人稱南渠），長約14公里。 襄陽的命名不用標志性的漢水為憑依，而是以一條溝渠（南渠）以北命名，應屬特例。此處還有昔陽，其故城名為夕陽城，援引《爾雅》：“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的解釋，昔陽乃因在太行山以西而得名；陽泉，古稱漾泉，為古時人們在此鑿石取煤，挖出五個水勢旺盛的泉眼，稱為漾泉，后訛傳為陽泉，這也許就是傳統文化的力量使然，一概以山南水北為陽之論審視，會出現不應有的錯誤。 其次是土地規模特征。瓜衍縣的縣境，從《左傳》出現的地名看，為南臨“隨”（介休南、土貞子原封地）、西至“蒲”（今隰縣、蒲縣、永和縣、鄉寧縣及石樓一帶）、“屈”（今吉縣、大寧縣一帶）、東北鄰“平陵”、“中都”、“鄔”（今文水縣、平遙縣、祁縣一帶）、北接狐氏地。即瓜衍河上游山區、中游丘陵及今汾陽、孝義及文峪河流域的大片平原，都屬于瓜衍縣的土地。縣城初在瓜城（汾陽小虢城）及其附近，后遷至瓜城偏北十里的今汾陽市東南七公里處的鞏村一帶（有遺址）。封贈“百萬之田”絕無問題。這就是清?康熙《汾陽縣志》所言：“汾疆于水，而陽域于汾焉，則曲陽不得于舊汾陽爭，而與汾陰之陰相望于千里間乎？” 關于晉國屬地特征。說到晉國屬地，必須提到晉國“假虞滅虢”的歷史典故。春秋時期，晉獻公為了擴張勢力，利用虞國和虢國地理位置相鄰且關系密切的特點，通過向虞國借路來進攻虢國，晉獻公采用了大夫荀息的計策，用垂棘之璧和屈產良馬作為禮物賄賂虞國，派大將里克先后成功兩次攻打虢國（下陽和上陽），第二次得勝之后的班師回朝途中，又順道滅了虞國。《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 晉國侵占虢虞之后，為鞏固新占領區域的統治，模仿姬周先人滅商后遷殷民的辦法，將虢、虞國的貴族和族人遷到遠離晉國都絳的邊鄙之地，設置了虢衍縣（瓜城）。既使兩國遺族不能報仇復國，還可以讓他們去對付戎狄少數民族，起到晉國守護邊疆的作用。同時對虢國的國都采用了“掃穴犁庭“的做法，不但將地面建筑夷為平地，而且連地基也都給破壞，把“上陽”城址辟為一處平民用地，用于埋葬陣亡的軍人、新遷來的百姓或留守在原虢國的遺民，徹底破滅了虢人東山再起的夢想。 《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這是晉獻公假虞滅虢六十四后，晉侯（景公，晉文公之孫）封賞士伯（士貞子）之地，也是瓜衍縣最早的文字記載。宋代《太平御覽》載：“相傳，晉滅虞虢，遷其人于此，筑城以居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山西名勝志》：“瓜城在（孝義）縣北十里，本虢城也。”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欽定春秋傳說匯纂》、清末楊守敬等編撰的《歷史輿地沿革險要圖》、建國后由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均對此有敘述和標志，1998年《汾陽縣志》云：“晉滅虞、虢，遷其人于此，置瓜衍縣”。這些文獻記載說明，此時的瓜衍縣已屬晉國實際控制范圍。 　　（二）、文獻史料濾瀝 1、典籍記載里克 假虞滅虢發生于晉獻公時的公元前658年~前655年的歷史事件，是里克作為大將而親臨指揮之戰。晉獻公去世后，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是公元前651年，為了爭奪王位，寫契（竹簡）給里克，承諾里克若幫助其獲得君位，將封贈里克汾陽之邑。然而，夷吾（晉惠公）即位后，卻背信棄義，不但不封里克汾陽之田，反而奪之權并加害里克，里克拔劍自刎后，其妻司成氏為免遭滅門，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以避禍（見《元和姓纂》及相里金神道碑），相里金碑刻載：“協避窨全身之道，見因地得姓之由。” 《史記?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載：“晉侯（景公，晉文公重耳之孫）賞桓子（荀息之孫荀林父，中行桓）耿臣千室，亦賞士伯（士貞子）瓜衍之縣。”這里的瓜衍縣是晉國最早出現的“縣”之一。光緒《汾陽縣志》稱：“戰國茲氏縣城為貞（甑）子城。” 結合文獻、碑刻記載，剖析以上史實，晉獻公十一年（前666），使太子申生出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城，公子夷吾居屈地，惟奚齊、卓子在絳（晉國都城），獻公二十二年（前655）春，晉獻公逼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皆出奔，重耳奔翟，夷吾奔梁（見《中國古代歷史備覽》）。 獻公二十六年（前651），晉獻公的生命走到盡頭，生前的托孤大臣荀息，先后立奚齊（14歲），卓子（9歲）為晉君，均被里克所弒。從以上史料可知，里克大將領兵第二次假虞滅虢之年，正是晉國三公子一死二逃的當年，夷吾逃居梁國達四年之久。對晉滅虞、虢，遷其族人至晉國邊鄙之地筑城以居應是只有耳聞，不知此地詳情；或許僅知是當時晉國汾水之最北邊（其時太原及以北尚不屬晉）。為回國即位，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的地理位置了解大概，今人不應過多苛求夷吾嚴格按照“水北為陽”的橫向流段去稱之；筆者研判：當時里克心里應該明白其地所在何處？事實上，新筑的虢城、虞城位于虢衍河（原名金沙水）之北，且為汾河的支流文峪河的支流，若參照漢水之南的襄陽，借用襄渠來命名，則“汾陽之邑”為瓜衍之地，借助汾水支流（虢衍河）之北命名汾陽，道理上是可以說得通的。里克生前，其妻司成氏應該是聽聞里克說過假虞滅虢后遷其族人筑城以居之事件，并親見夷吾遺里克書契，在里克罹難后，攜少子季連逃居瓜衍縣境域，在小相村西南一隅“零落潛藏”，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國語?晉語》記載：“公子夷吾出見使者曰：‘君茍輔我，蔑天命矣。亡人茍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秦公之縶）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似乎說明在此之前秦國己置郡縣；《左傳》載：“（魯）哀公二年（前493），趙簡子（鞅）在討伐范氏和中行氏前，在誓詞中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說明此時，縣的地位比郡高。但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郡縣之別是：在腹里繁華之地稱為縣，在邊鄙之地稱為郡，并非兩者有統屬關系。”顧氏的見解應是正確的，但應指出的是，郡起初也是邑的一種形式，郡字從邑君聲，也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晉國置郡始于何時？史未明言，然由上面引文推測，應是春秋時期，郡的設立當在外圍邊境地區。假虞滅虢后遷虢、虞族人至晉國的邊鄙之址設置虢城、虞城二城是公元前658~655年，五年后夷吾諾封里克“汾陽之邑”于瓜衍境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晉景公六年（前594），晉侯賞瓜衍縣給士貞子，是瓜衍縣首次見之于正史，而早其57年前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因夷吾只是空諾并未實際分封，因而并無官方正式命名，或許在克妻司成氏及少子季連逃居瓜衍縣境域，人們在逐漸了解實情后，口口相傳這段歷史，而在是地出現了汾陽之稱。筆者推斷，瓜衍縣前的“汾陽之邑”稱謂，可以認為是瓜衍縣的“乳名”。 持今汾陽否定說者，言及汾水之陽的襄汾之地，實為晉國的核心地帶，何況在晉武公（獻公之父）時已將拓展占領的荀國之地分封于原氏黯（荀氏）大夫，用以說明襄汾之地是可以分封的之論是不現實的，因為春秋時期大夫的封地是可以世襲的。從夷吾諾封里克汾陽之邑，贈封丕鄭負葵之田與《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景公）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瓜衍之縣”的相互比對中應能看出端倪，其所封之地多為晉國掠地而分封有功之臣，而非原晉國的初封之地。 2、遺址碑碣佐證 《汾州滄桑?小相篇》載：“古時村域包括五個自然村，大致為：零藏、辛莊、小相東堡、小相西堡、小相北堡。故村人衍傳：先有零藏，后有小相。”“零藏之西為辛莊，相傳辛莊是為相里氏的祖居舊地。” 零藏村位于小相村西南一隅，歷史原貌已無法知曉，現存遺址上仍有房屋存在。《汾陽縣金石類編》收錄有：《滿公大師經幢》的石刻文字：“法師諱義滿，字叔謙，俗姓郭，本邑零藏人。父母舍送小相里靈巖院，禮僧道寧為師，治平四年（1067）比試經業合格…”是有確切紀年的零藏村住民，《汾州滄桑》也作如是記載。現今小相村仍留下一街一巷名為零藏，村民發音為“閭藏”，近代的文章記述、房產契約、手工繪圖等又出現了靈藏、林藏，云藏、離藏的字樣，多數人初見零藏村名甚感別致，且無法知曉其蘊義。筆者依據涉里克的相關文獻為“信史”，結合字、音、義解讀為里克妻兒逃居汾陽之邑境域時“零落寒門、避窨潛藏”的縮略語，得到了村志編輯組和當地學人侯廷勝先生的認可。辛莊在解放前已夷為平地，但在原地留下了辛莊地垙名，現為中汾酒城南門。 　　在零藏自然村一里之距的小相村北“太師塋”聳立著相里后裔的兩塊神道碑，一為武后時所立的相里瑞碑，一為后晉時的相里金碑；還有大相村原崇勝寺北齊天保三年的相里寺碑（佛造像碑），三塊碑刻應是相里姓氏存在的國內最早實物證據。為管窺“汾陽之邑”提供了有力支撐。 相里寺碑下方題名中刻有眾多相里氏族人，且六位相里氏人有官職，可證是時相里姓氏已是當地的名門望族；相里瑞碑，顧炎武推斷為唐?武后時所立，民國縣長王堉昌也做如是記載。相里金神道碑，首題“大晉故建雄節度使、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太尉、贈太子太師、西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相里公神道碑并序”。前面一大串前綴，是對其【使職官+職事官+檢校官+追贈官+封爵+食邑】（序文中還有勛官上柱國）的詳細介紹；其后綴的并序，蓋言“銘主序從、以序釋銘”之意。序文中記述了神主相里金的“十三事”，即：名諱、字號、姓氏、鄉邑、族出、行治、履歷、卒日、壽年、妻事、子嗣、葬日、葬地等完整信息，銘序互參，合而見義，方可準確理解碑文。值得注意的兩點：一是對鄉邑（志主出生地或家族居住地）的記載，使用了兩個其先的句式，首以“其先河間人，顓頊高陽氏之苗裔焉”，隨后言“…公七代祖唐相州剌史遵，其先為馮翊人，遠祖食祿西河，因居汾晉間，奈為汾州西河縣人也”的寫法應與銘文：“于赫茂族、顓頊靈苗…仲師逃禍、去其王字，里克羅難、季連避地，潛居相城、配姓有自”相互參證，了解相里氏的起源及三易其氏（從理——里——相里）的族源由來以及“近囗祖禰（祖宗與神主）、食祿（享用食物及俸祿）并汾（并州和汾州）”，“遷神即路、歸葬故園（家鄉）”方可正確地認定其鄉邑；二是對封爵爵號前寇以的“西河郡（縣）”也須序銘參證，對其后唐初封西河縣開國男，后晉改封西河郡開國侯的事實，其地名至少應是隋唐時的西河郡（縣），碑文中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字，這是相里姓氏有史可據的實證，同時也為通過相里后裔追溯“汾陽之邑”的提供了重要依據。 事實上，近年來編印出版的《汾陽市博物館墓志銘選編》一書中選錄的唐代墓志銘，其中一塊《大唐宋府君墓志銘并序》刻有：“開元廿三年（735）八月廿三日葬于汾陽城西南七里平原…”另一塊是大中八年（854）《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刻有：“…擇兆于汾陽西南五里西河郡萬戶鄉界新造塋堂…”極具說服力，證明在唐代時，民間已大量使用“汾陽城”來記述，且在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前后。上文今汾陽否定說所言：萬歷二十三年始稱汾陽縣之名，是因了郭子儀“汾陽郡王”爵號文人之故而得名的說法，應該是不攻自破；至于由汾州之“汾”與四陽城之“陽”組合而成，是最合史情民心，順理成章，最機緣巧合的縣名，應是含有臆測的成分，史上所見組合地名皆為不同兩名的第一個字組成，絕非隨意選用兩字組合。 　　按照相里金神道碑序文“后有相里武、相里覽，武任漢朝御史，覽為前趙將軍。”互參銘文“居漢御史、為趙將軍”的記載，更可追溯至前趙國（304~329）將軍相里覽，漢代（西漢：前157~前141）御史相里武，這些記載沿伸了上溯“汾陽之邑”的重要線索。北齊天保三年（552）大量相里氏題名中，確有隰城令相里榮矩（《魏書?地形志》：“隰城縣隸屬汾州西河郡”），前西河太守相里興龍（《魏書?地形志》：“汾州西河郡，漢武帝置，晉亂罷，太和八年（373）后領縣三。”），部分地印證了碑文中“遠祖食祿西河”的記述；至于由馮翊北遷的相里遵先祖是指碑刻上的相里覽、還是相里武，抑或是姓氏典籍記載的相里祉未有交待，從相里祉始居西河的記載，其可能性較大？期待更多更新的史料發現。《賈家莊鎮志》載：“相里武在漢景帝時（前157~前141）任御史中丞，樊啟儉先生在《大相村考察簡記》也是作如是記述，相里覽《前趙錄》中僅一行幾個字：“相里覽，前趙將軍。” 典籍文獻中《莊子》（前369~前286）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的記載，應是最早記載相里氏這一姓氏，《韓非子》（前280~前233）也有：相里氏之墨…”的記載，再次證實相里氏這一姓氏，早已存在。唐代譜牒始氏權威專著《元和姓纂》載：“晉大夫里克為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為相里氏，季連玄孫（應為云孫，筆者注）相里勤。”宋代鄭樵《通志?氏族略》也有類似記述，季連元孫勤見《莊子》，《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人也，著書七篇。…齊陰太守相里祉，始居西河。”《欽定四庫全書?元和姓纂?粗校》有：“…西河隰城，相里祉始居焉，今汾州相里城是也”的記載。 清?乾隆《汾陽縣志》載：朱彝尊在康熙五年考察相里金碑跋云：“…按：相里氏東周時即有之，莊子稱相相勤弟子是己。”百度網查《禽滑釐》詞條下：“墨學派系考證：相里勤即相里氏，錢賓四（錢穆）先生據地方志考證，相里氏祖居今山西汾陽。”也可作為今人參考。 　　3、皇封郡縣入爵 神道碑，是舊時立于墓道前，記述死者家世功業的石碑，屬于紀念碑的一種。史載：神道碑之名，漢己有之。后來紀事漸趨詳細，成為人物傳記的一種變體。 《唐會要》卷十八云：“舊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有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具有強大展示功能的神道碑，理所當然地受到朝廷的嚴格審檢。 唐代官員去世之后，從赴闕報喪到最終下葬立碑都有一定的禮儀和制度。《新唐書?百官志》云：“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若死而傳于史官，謚于太常，則以其行狀（敘述死者世系和生平）質其當不；其欲銘于碑者，則會百官議其宜述者以聞，報其家。”可見，行狀是喪家與官方溝通的樞紐性文書。《舊五代史?唐書閔帝紀》：“藩侯逮帶平章事以上薨謝，許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注：后晉石敬瑭追謚后唐李從厚為閔帝）。又因相里金逝后，朝廷有贈官“太子太師”，必有皇帝頒布的贈官詔令，碑文中：主上軫悼良深，惻愴彌久，且曰：“天不愍遺，予將疇依，遂降優詔，輟朝厚賻”，是為明證。 正是由于神道碑材料來源真實可靠，并經朝廷的嚴格核實；且撰寫者為當朝中散大夫行尚書刑部員外郎臣李霞蒸奉敕所撰（李霞蒸，名李象，著名文學家，纂《二舞賦》，受后晉高祖賞識），其文字功底和歷史知識確保了碑文內容的準確性和權威性。 碑刻序文中的西河縣開國男及題首西河郡開國侯都有準確的紀年，是后唐閔帝李從厚應順元年（934）和后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936）的皇封。 相里金神道碑碑文，除稱頌了相里金“立殊勛、兼大節、挽士庶”的功績外，最可貴的是對相里這個姓氏的起源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相里氏源自皋陶（庭堅是號），堯時為大理官，后裔世襲官職，以理為氏；至殷末理徵敖伯，其孫仲師避紂之禍，改為里氏；東周時晉大夫里克被惠公所殺，其妻司城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遂為相里氏。季連為相里氏的得姓始祖，這一點已成共識。 碑刻序文中對相里金兩次封爵西河縣開國男，西河郡開國侯做了準確的紀年。其爵號前半部分地名西河縣（郡），應是“郡望”入爵。有史家論者認為：“古代封爵，其縣名、郡名多循漢魏之舊，以顯示家族淵源有自。” 國家圖書館藏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中國姓氏郡望的第一手資料。其中S2052殘卷首尾俱全，卷首題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謹錄元出州郡，分為十道如右，第四道河東道十郡，汾州西河郡出十姓：靳、卜、宋、林、植、相里、任、臨、欒、通”，相里姓氏序列汾州西河郡郡望第六位，宋代《太平寰宇記》也作相同的記載，其他州郡未見相里氏字樣。 　　經中國科學院學者陳麗萍等考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的編纂時間，大約在唐大歷十四年（779）至元和元年（806）之間。這份珍貴的文獻，史學價值不菲，為我們揭示了各個姓氏元出州郡的詳細名單，可以讓今人更深入的了解古代（唐以前）的姓氏分布和演變，文獻中的汾州西河郡與后晉相里金爵號前冠以的地名西河郡能夠互相印證。也與其初封時西河縣（唐肅宗上元元年改為西河縣）吻合對應。 初考后唐、后晉封爵，皆循唐代之制，其爵號的命名與郡望密切關聯。以郡望為爵名，不僅見于世家大族，也見于一些攀附郡望的寒庶和改名換姓的宦官、胡人；同時并非出生某郡望就一定授予該郡望地為封號。也有以任官地、建功地、來降地、嘉美名等與爵號命名有關。相里金封爵開國男前冠以“西河縣”、開國侯前冠以“西河郡”，既非血緣始祖的高陽、河間地，也非七世祖相里遵先人的馮翊地，還不是建功地（上黨解圍、胡柳獻捷），也不是任官地（隴州、陜州、晉州），更不是嘉美名，唯一的可能是郡望地所在。 郡望是姓氏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且歷史悠久的專有名詞。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圍內的名門大族，意即先祖世代居住某郡，為眾人所仰望，也稱郡姓、望姓。 《新唐書》所載柳芳《士族論》：“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等閥閱為之。”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和發祥、聚集、變遷之地并非一處，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以區別主從及尊卑。由于相里氏為稀有姓氏且只有唯一的郡望，筆者根據史料及學者考證，推斷相里氏的郡望地與得姓之地緊密關聯且同為一地。 從村志編輯組收集的資料看：海見收集記錄的《山西通志?古跡?解州安邑縣》載：“相城，咎繇之后為理氏，商末有里證，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至晉里克被戮，克妻司成氏少子季友（《元和姓纂》為季連）居安邑相城，為相里氏。今相鎮猶稱相里，也曰相城。”今人相秋喜（安邑人）在《相城相里相棗略考》也載：“里克妻司成氏攜少子季友，從絳都逃回相城，族裔改為相里氏，與相姓混同。”上述志書與文章攜“季友”，明顯與姓氏典籍《元和姓纂》記載的“季連”不同，與相姓混同之說似可商榷，存疑待證…經查閱資料，相姓姓源較多，且血緣始祖無一處與顓頊相同。何況安邑歷史上與西河郡（縣）無有關聯。 白永勝老師收集整理的《相里氏家族歷史及姓氏考證》載：“韓城相里堡也言及里克妻攜小兒子季連從相城西逃，過了黃河隱匿在韓原的三個大山溝之間的村子里，用前住地加原姓改為相里氏…據各方史料反應的情況應該是先有汾陽相里氏，后來一支遷徙到韓城，相里堡因此而得名。盡管說法不一，但得姓始祖相里季連這一點是一致的”。“武山縣灘歌鎮關莊村相里姓一支是清朝末年因災荒從韓城相里堡遷徙而來。” 繼先主編撰寫的《從唐相里瑞后晉相里金神道碑說相里》載：“相里遵的遠祖食祿西河，因居汾晉間，可以理解為相里遵的先祖從西河遷徙到馮翊，他的族群在西河…”。 如有收集的今大相村相里族人珍藏的“神秩”掛圖（清代或民國制作），其供奉始祖為相里金，還有民國、解放初的涉相里氏的分家單，小相村相里后裔的賣地契約、供奉的神龕等，證明大、小相村的相里后裔延續著祖先的榮光。 《欽定四庫全書?元和姓纂粗校》載：“相里祉始居西河，西河隰城，今汾州相里城是也。”明確指向了西河、隰城、汾州、相里城。 陜西《三原縣相里氏家譜》（道光譜）記載：明洪武初年奉詔從徙晉右族（豪門大族于陜），吾遠祖從而遷焉，入籍三原東鄉張村里。其后人相里忠祥考證，是遠祖相里琰奉詔從山西汾陽縣相里村遷徙至三原東鄉張村里而繁衍形成三原相里氏，后晉太師相里金是汾陽三原相里氏供奉始祖。該譜已捐贈三原縣圖書館收藏。 　　正是由于后晉中散大夫行尚書刑部處員郎李霞蒸奉敕撰寫的相里金神道碑并序，表明該碑“銘”為主體，而作為“并序”的序文反而處于輔助位置，起到了“以序釋銘”的作用。其杼思冥搜，摭實紀述，馨其鄙才，囗為銘曰：“里克罹難，季連避地，潛居相城，配姓有自”。序文對相里氏的淵源描述為“協避窨全身之道，見因地得姓之由”，而自然村名零藏恰好將季連母子零落潛藏之意凸顯出來。“間生杰士，桂馥蘭芬，居漢御史，為趙將軍”，序文將相里族人的文武不墜進行了精細的闡釋，筆者按相里僧伽為相里祉的十一世孫反推，相里祉應是東漢時人，【知乎】在疏理東漢濟陰太守時，也載為東漢時人。而神道碑序文中相里武（應是虎，唐時因避諱為武）應是西漢時御史，為繼續上溯提供了指引。“近囗祖禰，食祿并汾”，序文中記述為“相里金七代祖，唐相州剌史遵，其先馮翊人，遠祖食祿（享受食物和俸祿）西河，因居汾晉間，奈為汾州西河縣人也”，對于汾晉間的準確理解，可按《新唐書?武士彟傳》：“武士彟（武則天父，文水人，其前妻相里氏），字信，世殖貲，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賞識和接納）。”宋代《狄武襄公神道碑銘》（狄青，汾州西河人）：“…狄始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城，因以為氏。其后代居天水，至梁文惠公（狄仁杰）乃顯于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間，公實乃西河人…”其汾晉間實指并州、汾州是地。“卜吉遠日，宅兆高原，遷神即路，歸葬故園”，序文中用“即以當年十月十七日，護喪葬于汾州西河縣唐化鄉大相里原（實際為小相村北太師塋），禮也。…離汴水以涉長政，歸汾川而就玄寢”。將從東京（汴州）遷移靈柩，運回故鄉家園埋葬的史實記述的清晰明了…按中國傳統“以東為上”的習俗，葬于唐上騎都尉相里瑞的西側（顧炎武推斷瑞碑武周時立），即今日汾陽市境域的小相村北“太師塋”。為今人管窺春秋時期的“汾陽之邑”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證據。 而今汾陽市博物館收藏的《大唐故宋府君墓志并序》一碑，是早于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27年前，碑刻出現了“汾陽城”字樣，墓志銘的這一記載客觀上說明唐代己稱汾陽，其背后自有原因，盡管是否為當時汾州西河縣的“俗名”尚待考證。但足以對今日汾陽否說的作者所言“汾陽之所以稱名汾陽是因了與唐汾陽王郭子儀相關的人文因素而得名”的論點，提出了嚴肅的挑戰。筆者以為：今汾陽否定說的作者明顯含有臆測的成分。 真正與人文汾陽有關的是在汾州升府前十年的萬歷十三年知州白夏在汾陽小相堡廢佛寺改為汾陽王祠，其背后的深意，或許是希望將里克后裔的聚居地“汾陽之邑”與人文汾陽郭子儀封爵之地“汾陽王祠”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至于汾州在宋代時出現“汾陽軍”之稱，筆者初步推測，州與軍似為平行機構，一管行政，一管軍事，是沿襲唐時當地俗稱汾陽而得名，可認為是汾州西河縣的別名；《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六十七記載：“永樂七年辛未（1409），設山西汾州之汾陽、石州之清龍、玉亭、吳城四驲（ri，驛站）”。表明在汾州境內已有汾陽的稱謂，直至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改汾州為府，附郭設汾陽縣，是為官方根據歷史淵源（乳名）及民間俗名和宋代別名，明萬樂年間驛站名等沿革，而正式定為官名。成書于乾隆四年（1739）的官修《明史?地理志》：“汾陽縣，奉宋、金、元汾陽軍，汾陽軍取義則因地當汾河之陽（西北）。”這應是官方的定論。1996年撤縣設市時在汾州和汾陽之間仍然選擇汾陽市之稱謂，是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使然。 　　從現有的典籍文獻記載、實物史料辨析可知，汾州西河郡（縣）是相里氏的唯一郡望，相里金封爵爵號前冠以西河郡（縣）之地名，是為皇封，其真實性毋庸置疑；李霞蒸奉敕撰寫碑文內容的權威性毫無疑問；神道碑上的相里世系中三易其氏，遠祖信息單獨拎出七世祖遵來敘述其先馮翊，其它遠祖未予標注，根據“遠祖食祿西河，因居汾晉間，奈為汾州西河縣人也”，可推測其遠祖與志主相里金同屬一地。今汾陽市涉相里氏的三塊碑石曾引來了清代學者朱彝尊、顧炎武、民國縣長王堉昌的考察，且都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記載，朱彝尊在相里金碑跋云：“相里氏，東周時已有之，莊子稱相里勤是已”，王堉昌《汾陽縣金石類編》也如是記載，顧炎武更是留下了：“史言武士彟娶相里氏。士彟，并州文水人，此去不遠，至今千年有余（注：指北齊相里寺碑至清康熙年間），而裔孫猶居于此。不獨晉俗淳樸，而山谷之險猶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遷。若山東、河南，則兵火之余，人民亡散，欲求元時遺族，已寥寥不可見矣。”其“元時遺族”與《新集天下郡望氏族略》中的“元出州郡…相里…”能夠相互印證。更有民國大師錢賓四：“相里勤即相里氏，其祖居舊地今汾陽縣”的考證結論；汾陽文化學者李應杰先生撰文：“據傳，辛莊為相里氏的祖居舊地”等多種信息證據。 綜上，典籍文獻與零藏遺址、三塊遺碑、相里遺裔，唐代及宋、金、元、明多塊碑刻汾陽字樣，神道碑中前趙相里覽，西漢相里武（虎）載刻、《元和姓纂》戰國時相里勤、春秋時期相里季連的記載，與《史記?晉世家》夷吾諾封里克的“汾陽之邑”等，形成了完整的歷史人文證據鏈。這在全國分布相里氏族人的地方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充分說明相里姓氏的州郡地、元出地即是今日汾陽市的小（大）相里村。本文通過零藏自然村將里克后裔與汾陽之邑橋接聯系在了一起，通過管窺相里后裔的客觀存在與汾陽之邑的正史記載，梳理辨析加之史料濾瀝，應能厘清古老的汾陽之邑所在地即今汾陽市，自認為是能夠邏輯自洽的一已之見。更正確和科學的做法：應結合家族牒譜和考古實證等多方面因素進行綜合判斷，筆者拙文僅是依現有文獻史料作出管窺，期待更新的史料或考古發現。 此說若謬有可采，庶或能豐富汾陽之邑的史料，同時對《元和姓纂》中“克妻司成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的“相城”補上文字遺闕。 筆者非文史專業人員，概不敢任意穿鑿，僅是資料搜輯整理而成，供村志編輯參考，誠望博雅君子指正！ 2025年2月24日草于興隆家園說明：拙文僅供村志編輯組參考，不作他用；文字與圖片摘錄自相關資料，對原作者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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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見】 從里克后裔管窺“汾陽之邑”——文獻與史料互相佐證

wbz

【鄙見】從里克后裔管窺“汾陽之邑”——文獻與史料互相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