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放記作者：孫立

星語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神州大地掀起一陣陣下鄉潮流。有一特殊的人群在農村經歷了一段難忘的歲月，至今鮮為人所關注，那就是下放干部這一群體。1968年，中央在各地開辦五七干校，要求學校、機關干部參加農業勞動。到了1969年下半年，政策更進一步，號召干部下放農村，與貧下中農相結合，徹底改造世界觀，大批的城市干部攜妻將雛浩浩蕩蕩地開赴鄉村。與知青不同，下放干部還保留城市戶口，工資照發，子女則轉為農村戶，如學校畢業，就與農村青年一樣，自動回鄉務農。 城里人下鄉落戶，自然讓鄉下人新奇不已。這些人戴著眼睛，長得細皮嫩肉，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能干啥活？尤其是打聽到干部們一般月薪都有七八十元，有的甚至上百元，更是咋舌不已。有農民說，你們可好，太陽冒頭，錢就到手。我們不干活沒有，苦干一天，也只有你們的十分之一。話語里，似有不平之氣。 　　干部到農村，自然要脫胎換骨，與農民打成一片，日常生活、下田干活都會有不少考驗。有一位老工程師姓夏，五十多歲，矮胖的身軀，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據說工資不低，下放前都是保姆做飯，可謂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如今一切要自立更生，三餐飯成了難題。老先生學富五車，卻難為婦人之炊，正應了當時流行的看法，知識分子四體不勤，韭菜、麥子都無法分清，亟需思想改造。我聽說，老夏做菜時，長長的豇豆不知道截斷，而是整條放在鍋里炒，一頭焦一頭生，哪能下咽。看見飯鍋冒氣，慌得趕緊用石頭壓住。要是干活，更是丑態百出。下雨天，老夏挑著秧籃出工，走過一座石橋，橋面被雨水打得又光又滑，老夏前腳伸出去又收回，接連幾次，遲疑再三，便趴下身子，手腳并用，顫顫巍巍地爬了過去。過了橋去，老夏直起身子，深喘了幾口氣，嘴里還連連說道：“好險，好險。”社員們在一邊，不住地搖頭嘆道，真是作孽，作孽。好在時間不長，拿著高薪的城里人的知識也不能白白浪費，一兩年后他們便離開大田，被公社或是抽去配合搞運動，或是去糧管所、建筑站等部門做會計、跑采購，做相對合適的工作。 　　剛下來時，隊里沒有多余的房子安排，干部們大都住在牛棚或倉庫。時間長了，公房也不能老占用，于是就尋思蓋房子。蓋房，國家有一定數額的款項補貼，經濟上壓力倒也不大。讓下放人頭疼的是，這房子不知要住多久，會不會就住下不走了。有人尋思，既然蓋，就蓋好點，以后萬一子女結婚也能用。那時，農村幾乎都是草屋土墻，下放人通常蓋的是磚墻瓦頂，墻體或刷了石灰，或青磚裸露，在村子里形成一道醒目的風景線。或許是下放人開了風氣之先，以后農村瓦房也漸漸地流行。在農村時間長了，與農民交往多，便會產生一些矛盾。在我的印象中，矛盾最大的，還是借錢的糾紛。雖說革命放在首位，但見錢眼開亦為常態，而下放人口袋里的錢在鄉下人眼里，儼然是一筆巨款。可以說，所有的下放干部都遭遇過借錢的煩惱。隊里的農戶，凡是遇到經濟困難，或想揩點油的，首先想到的就是下放戶。下放戶錢多，來得容易，再說又是來接受再教育的，虎落平陽被犬欺，多少有寄人籬下的自卑感。不光是錢，還有十分金貴的糧票。借錢人一開始自然是苦訴家中之難，也會有兩句奉承之語，最后還會拍胸脯連連保證，不久一定奉還。下放人明白，錢一出手基本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但要完全拒絕也很難，便不斷訴說家中也有困難，一再降低數額。借十元的，五六元行不行？借五元的，則就先拿出兩元，一般以半數成交。 　　對下放干部來說，最苦惱的還不是生活、借錢，首先是學非所用，以前自己的專業強項可說是毫無用武之處，而那部《決裂》電影里的馬尾巴功能的嘲諷，更是讓文化人只能夾著尾巴做人。當然，社會上對走白專道路的批判甚囂塵上，能做好手上的事，討得領導喜歡，其他也不能多想了。再就是子女的成長問題，是每家最煩神的事。孩子們受拖累下到農村，戶口轉為農村戶，身份也沒明確為知識青年。有的人家幾個小孩全部務農，孩子出路成了頭疼的大事。那時，征兵、招工農兵大學生也是不多的選擇。征兵要出身好，下放干部一般沒戲。招生則是肥缺，當地有門路有關系的自然不會輕易放棄。而下放人也會抱一點僥幸，請生產隊、大隊干部吃飯，給公社干部送禮，當然如愿者很少。 　　最近看了一部下放干部寫的回憶錄，說到當年有領導打算取消干部的薪水，與社員同工同酬。我不敢想象那會是如何結局，好在沒發生。皮肉之苦尚能忍受，如釜底抽薪，則生存之苦境，恐比當地農民更要甚之。下放大約五六年，世道又變，下放者又如大雁回歸，紛紛攜家眷打道回城，子女如已成家，則須在當地安排。時至今日，據我所知，當年的下放干部大都已作古，那段往事能見到的記錄也不多。那是一代人的一段人生歷程，對很多家庭都有過深遠的影響，其中包含了時代豐富的內容，也可說是不能忘卻的歷史。（本文發表在《常州日報》201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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