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籍籍聲華滿士鄉</p> <p class="ql-block">宣南,古都北京城區最古老的地段,幾度滄桑興廢,至清代成為漢族官宦士人的聚居區,形成了宣南士鄉,發展出了宣南文化。科舉時代的"士",其具體身份延及官僚、學術、文學、藝術等群體。宣南文化以士文化為核心,涵蓋城建、民俗、商業、戲曲、會館等諸多方面。</p> <p class="ql-block">清代的宣南士鄉,人數眾多、活動空間緊湊、延續時間長久,特別是地處京師,士鄉所形成的文化學術平臺,既是北京作為國家文化中心地位的體現,并向全國輻射其巨大影響力,也受益于清政府推行的各項文化工程。縱覽士鄉史記,上春官而暫憩會館,訪古書而盤桓書肆,居舊邸而如晤前賢,遇同道而講論達旦,掖后學而如獲至寶……至于學人幕府、四庫修書、詩會雅集,士人藉此以熔鑄學術、開宗立派;修祠公祀、公車上書、矢志維新,反映了士人砥礪品節、擔當興亡的家國情懷。幾乎每一個時代的宣南學人都能在此得到他處絕無可能的收獲。</p> <p class="ql-block">宣南地區是北京城市的肇始之域。三千多年前,西周諸侯國薊國建都薊城。其后的戰國燕都及兩漢薊城至隋唐幽州,都是在此基礎上改建、增筑而成。遼、金繼之踵事增華,成就了遼南京、金中都的皇皇巨構。上述都邑的中心始終在今廣安門內外區域,而后來的"宣南"大部在其范圍之內。元朝興建大都,原來的金中都城變成了大都的南城,逐漸失去往日繁華。</p><p class="ql-block">逾千年的興亡更迭,為宣南地區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跡、遺存﹣﹣眾多的河渠丘阜、亭臺寺觀等等,也影響了宣南地區的街衢布局。這為明清時期宣南的發展,直至形成宣南文化,提供了優渥的自然與人文環境。</p> <p class="ql-block">明北京城延續了元大都奠定的城市布局,永樂年間將南城墻向南拓展了近二里,仍開三門,從西向東依次為宣武門、正陽門、崇文門。嘉靖三十二年(1553)拓建外城,北京城呈"凸"字形布局。外城劃分為八個坊,其中正對宣武門的兩片區域稱作宣北坊與宣南坊。</p><p class="ql-block">清初北京內城規定由旗人居住,屬八旗管理,坊制漸廢;外城仍然設坊管理,分屬東、西、南、北、中五城,原宣南坊分屬于西城和北城。宣南雖然不再是行政區劃下的坊名,但人們逐漸將外城西部、宣武門外更大的城市空間稱為"宣南"。宣南的內涵更指向一個具有豐厚人文積淀的特殊城市區域,故其范圍并不嚴格,它的北、西、南三邊以城墻為界,其東邊大致以正陽門外大街為界。</p> <p class="ql-block">士居宣南</p><p class="ql-block">士是中國古代的四民之首,既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素養,又肩負擔當和傳承社會主流價值的使命。尤其在科舉制的推助下,士人往往扮演官員、學者、詩人、文學家、藝術家等多重身份,因而,作為古代中國政治中心的都城也往往是國家的文化中心,士人的匯聚之區。</p><p class="ql-block">清代的北京也不例外,人才薈萃,市井繁華。因清初"旗民分居"政策及北京城市格局等因素的影響,士人比較集中的居住、生活在宣南,形成了以漢人官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獨特的都城文化現象與城市文化空間﹣﹣宣南文化和宣南士鄉。</p> <p class="ql-block">東富西貴</p><p class="ql-block">清代北京外城集中了商業、娛樂業精華,不僅此類行業的從業者聚集于此,朝廷官員、幕僚及各類進京人士也大多生活或暫居外城。崇文門是北京各城門的總稅關,且靠近運河,從明代起就是商旅和貨物出入的地方、為納稅方便,商賈、富室多居住于此。而正陽門外是北京最大的商業中心區,也是商人的聚居區域。明代,宣武門內外即有很多官員的宅邸、別業。清代北京實行旗民分城居住政策,以漢人為主的官員士子從盧溝橋經廣安門入京,或出城至西山郊游、或前往西郊御園朝見皇帝,棲居宣南都頗為便利,因此清代士人、官宦多居宣南。故時人有"東富西貴"之說。</p> <p class="ql-block">士鄉漸成</p><p class="ql-block">在明代以來北京外城既有格局的影響及清初『旗民分居』政策推動下,清初漢族士人幾乎都居住于宣南。士人間的交往有其特點,或切磋問學,或吟詠宴飲,或敘師生同年之誼,或念同宗同鄉之情,而空間的聚集尤其方便了士人們的上述活動。士人越是聚居,就越能吸引更多他處和后至的士子、官僚來此居住;隨著時代的更迭,宣南沉淀了越來越多的名人遺跡、士林佳話,這進一步增添了宣南對士人的感召力。二百余年間,宣南承載了有清一代士人在北京除上朝理政外的幾乎所有活動,堪稱『士鄉』。在此基礎上,人們習慣上將清代漢族士人聚居宣南而進行的主要文化活動,及表現出來的文化特征稱為『宣南文化』。</p> <p class="ql-block">宣南構園</p><p class="ql-block">一些有財力的士人官僚在宣南置地,建宅筑園。清初的宣南先后出現了多處名園。它們多無堂皇規模,而是依托宅園小景、主人地位與情趣及往來賓客的活動與贊譽而著名。園因人而益美,人以園而寄志,而眾多士人們在其中的研學問道、詩文唱和更彰顯了宣南名宅名園的特點和魅力。康熙中期以后,宣南士人的大型宅園日漸減少,乾隆時期,官府對官員房屋形制進行嚴格限制,大宅第多分剖為三四個宅院。</p> <p class="ql-block">宣南會館</p><p class="ql-block">會館是宣南士人居住和活動的重要而又特別的空間。北京的會館出現于明代,極盛于清代。會館基本都建在外城,宣南又占了總數的十分之六七。據統計,至清末宣南有會館400余座,多數為士人會館,少數為商人會館。</p><p class="ql-block">京師會館以地域為區分,接納八方士人,尤其是來京參加會試、殿試的舉子。士人們或暫居會館,或在其中舉行祭祀、團拜,送往迎來、宴集唱和。會館為他們在京師的日常生活、政治活動、切磋問學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場所,是增洽他們鄉情鄉誼的紐帶,是宣南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宣南士鄉形成和成長的主要物質基礎。</p><p class="ql-block">湖廣會館位于宣南騾馬市大街東口,該處曾住過徐乾學、岳鐘琪、張惟寅、王杰、紀昀、劉權之、葉繼雯等康乾時期的名臣,嘉慶十二年(1807)捐為會館,其后又有增建。館內有戲樓、鄉賢祠、文昌閣、寶善堂、楚畹堂等建筑。其中的戲樓,建于道光十年(1830),時湖南籍順天府尹何凌漢倡議集資修葺湖廣會館,增筑了戲樓。</p> <p class="ql-block">湖廣會館是跨省會館,主要接待湖南、湖北籍官員及兩地來京應試的舉子。會館中士人聯誼活動,除祭祀鄉賢、神明及節日團拜,還有迎接會試舉人、恭賀新科進士、禮送外放官員,祝賀生辰以及日常的士人宴集等。同治九年(1870)十月,兩湖的官紳士人在此為曾國藩舉辦六十壽宴,賀壽聯誼,觀戲酬唱,為一時盛事。孫中山曾五次蒞臨湖廣會館,并于1912年8月25日,在此舉行國民黨成立大會。</p> <p class="ql-block">學術中心</p><p class="ql-block">清代宣南是當時的學術研究、創作與培育中心,產生了許多能代表那個時代最高成就的學術著作。宣南文化中有一個尤為突出的現象,即幾乎清代所有重要的學術流派都曾在這里經過官方學術的倡導和學人的交流碰撞,形成學術思潮</p><p class="ql-block">并最終影響全國。</p> <p class="ql-block">學術培育</p><p class="ql-block">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亂"后,政局已然穩定,清廷開始大力提倡學術,士人爭趨京師,形成清代第一次學術高峰。至乾隆朝,在修纂《四庫全書》這一規模空前的文化工程推動下,來自全國的大批著名學者匯聚宣南。宣南士鄉的學術氛圍之濃、學術水平之高一時空前。在爭鳴碰撞中,他們的學術觀念和學風發生巨大轉變,從個體來說,許多人從地方學人上升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學者;從總體來看,這直接催生了乾嘉考據學及清代學術第二次高峰的出現。宣南不僅匯聚學人,更是提升與培育學術的中心。</p> <p class="ql-block">斯文在茲</p><p class="ql-block">元、明、清時期,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清代宣南則是這個中心的人才高地和知識集聚之區,來自全國各地、以漢族士人為主體的官僚、學人群體聚集宣南,五方雜處,地方文化、個人學識在此得到交流借鑒和融匯提升。宣南為士人們提供了持久的、更廣更高的學術平臺,淬煉、提高了他們原有的文化、知識開闊了他們的眼界,而當這些士人分赴全國各地,又把宣南文化帶到全國,故宣南士鄉不僅是清代學術中心和文化藝術中心,還發揮了重要的文化引領作用、并</p><p class="ql-block">輻射惠及全國。</p> <p class="ql-block">獎掖后進士鄉風</p><p class="ql-block">宣南士鄉學術氛圍、學術地位的形成,既得益于京師地利、朝廷官方的倡導和培育,也與一些學者型官員,如大興學者黃叔琳和朱筠、朱理兄弟等,樂于學術交游和籠絡人才、提攜后學有關。這對宣南士鄉的學風乃至整個清代學風的形成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p> <p class="ql-block">四庫館臣集宣南</p><p class="ql-block">《四庫全書》是乾隆朝組織修纂的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叢書。前后參與的四庫館臣有四千余人,正式列名的編纂人員有360余人。其中絕大多數居住在宣南,圍繞修書而進行的訪書、考辨、著述、獻書等活動基本都發生在宣南。修書增進了官員學者化的傾向,許多學者的學業和聲譽借此張揚。宣南也再次成為這次學術活動的中心。</p><p class="ql-block">《四庫全書》的修纂還促進了乾嘉學派的發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錢大昕、阮元、王念孫、王引之等,宣南是他們主要的學術活動空間和平臺。</p> <p class="ql-block">引領文壇</p><p class="ql-block">清初詩風甚盛,京城詩壇名家匯聚,宣南詩社繁多、詩會頻仍,詩壇魁首交叉列名其間,更促其盛況迭起,其中尤以王士禎影響為最,其"神韻"說,引領詩壇數十年。乾嘉時期,沈德潛、王昶、朱筠和翁方綱等人先后主持京師詩文壇站,以"格調""肌理"為特色的學人詩在全國產生極大影響。與此同時,方苞等桐城古文名家也借助宣南名宦學人的宣傳、獎掖,逐漸引領各地文風,成為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p> <p class="ql-block">熔鑄新藝</p><p class="ql-block">士人以及官僚,直至帝王貴胄,是書法、繪畫這兩項中國傳統藝術的主要創作者和欣賞者。士鄉宣南因而擁有數量龐大的來自各地、流派各異的書畫藝術家群體。他們在此收藏玩賞、切磋交流、創新提升,宣南成為推助書畫流派形成和流播的平臺。</p><p class="ql-block">宣南士人還是清代戲曲的重要消費群體和劇本的主要創作群體。與此同時,戲園集中在宣南,伶人居住在宣南。京劇形成于北京,而擁有戲劇的創作者、演出者、消費者的宣南無疑是她的誕生地。</p> <p class="ql-block">書法</p><p class="ql-block">清代書法可以分為帖學與碑學兩派。乾嘉時期,乾嘉漢學中的金石學大盛,書法受之影響,碑學大興。因此,以乾嘉漢學興起為分水嶺,之前帖學風行,之后碑學居上。帖學的代表書家,如沈荃、姜宸英、何焯、翁方綱等,碑學的代表書家,如錢灃、阮元、孫星衍、伊秉綬、何紹基、趙之謙、翁同穌等,都在宣南地區居住和有很多與書法藝術相關的活動。</p> <p class="ql-block">繪畫</p><p class="ql-block">清代宣南地區聚集了諸多丹青名家,流派紛呈,如"揚州八怪"之一的羅聘,畫家朱鶴年、張問陶、姚元之、湯貽汾、戴熙等,其中供奉宮廷者,如董邦達等更是其中翹楚。</p> <p class="ql-block">戲劇</p><p class="ql-block">清代北京內城禁止設立戲園,戲園集中在宣南,規模較大的會館內也設有戲樓;伶人、戲班多聚居宣南;士大夫娛樂、交際中的聽戲亦不可少;一些經典劇本的創作、伶人表演藝術的提高更是離不開士子學人的參與。因此宣南成為北京戲劇發展的中心。中國的戲劇舞臺經百余年的淬煉,至晚清終于產生了京劇藝術,宣南士鄉在此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承此余緒,現代的電影、話劇也最早出現于宣南。</p> <p class="ql-block">家國情懷</p><p class="ql-block">在士人眼中,"家國天下"是一個聯系著的整體﹣﹣以報國為核心,以修身齊家為手段,以兼濟天下為最高理想。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提出士人當探求"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這代表了宣南"士人"的精神追求,顧炎武亦成為宣南士人的精神偶像。</p> <p class="ql-block">顧亭林祠</p><p class="ql-block">顧炎武在京19年,大部分時間寓居于廣安門內的慈仁寺(今報國寺),期間撰寫了《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等重要著作。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張穆、何紹基等選址于報國寺之西偏,籌建顧炎武祠,次年二月舉行了首次公祭。此后三十年間,每年春季上已日(俗稱三月三)前后、秋季重九日及五月廿八日顧炎武生辰日,都在顧祠舉行公祭。</p> <p class="ql-block">經世思潮</p><p class="ql-block">清代嘉慶、道光之際,社</p><p class="ql-block">會危機日趨嚴重。面對日益深重的內憂外患,以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為代表的一批思想敏銳的宣南士人,對乾嘉以降脫離實際的學風進行反思,并將目光轉向對現實的研究與批判。他們積極倡導強國富民之學,經世思潮隨之興起。</p><p class="ql-block">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震醒了清政府的天朝夢。在前所未有的社會和民族危機沖擊下,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種新動向﹣-﹣部分學者開始"開眼看世界",編纂了一批介紹世界史地知識的著作,放眼觀察世界,尋求御辱圖強之道。</p> <p class="ql-block">戊戌維新</p><p class="ql-block">士鄉宣南結集和寓居了大量參加會試的舉人及官僚,這是"公車上書"及推動變革、參與維新、見證變法失敗等都發生在宣南的外部因素,但這些事件也正是宣南士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勇擔道義的士大夫家國精神與情懷的體現。</p> <p class="ql-block">戊戌六君子</p><p class="ql-block">在維新派的推動下,處于內憂外患中的光緒帝決定變法,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人是變法的中堅力量,人稱"軍機四卿"。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竭力阻撓、反對變法,最終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并大肆抓捕、殺害維新黨人。其中維新志士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六人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9月28日在宣南菜市口慘遭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p> <p class="ql-block">新政新風</p><p class="ql-block">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變"爆發,次年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社會政治危機進一步加深。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清政府進行改革,力圖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教育等方面進行系統性變革,史稱"清末新政"。諸多宣南的士人是新政參與者和支持者,雖然新政進展緩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對宣南而言,以新式教育的涌現較為突出,而最大的影響當屬廢黜了科舉制度。</p> <p class="ql-block">興辦學堂是新政的重要舉措。經順天府尹和五城察院會奏,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初,獲準在琉璃廠北后鐵廠義塾舊址開辦五城學堂。同期,外省旅京人士利用會館開辦了多所中等學校,如宣外大街的畿輔學堂,民國后改為畿輔中學、燕冀中學;后孫公園的皖學堂,后稱旅京安徽中學校;琉璃廠八角琉璃井的豫章學堂,后改豫章商業學校、豫章中學校;達智橋的豫學堂,后改豫學校、旅京豫人私立法政學校、京師私立河南中學校、私立嵩云初級中學校;宣外大街的閩學堂,后為全閩春明公學女校。</p> <p class="ql-block">附: 長椿寺歷史介紹</p><p class="ql-block">"九蓮菩薩"</p><p class="ql-block">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p><p class="ql-block">保佑皇家的康寧、社稷的安之風,對當時的佛教起到期的政局也有一定的影響,張居正,晚年又力保長孫的政治家之一。</p> <p class="ql-block">慈圣皇太后李氏畫像</p><p class="ql-block">皇太后李氏(1545-1614),李氏十五歲時被選為裕王朱載屋府里的"都人"(即宮女)、預受寵愛,昌靖四十二年(1563)生子朱翊鈞。1566年,朱載坖繼位,即明穆宗,冊封李氏為貴妃,1572年,其10歲的兒子朱翊鈞繼位為皇帝,即明神宗,尊李氏為"慈圣皇太后"。</p> <p class="ql-block">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在萬歷年間大興佛事,欲借宗教力量保佑皇家的康寧、社稷的安固,由此助推了其時宮廷上下的崇佛之風,對當時的佛教起到了提倡和保護作用。李太后對萬歷朝初期的政局也有一定的影響,對內教子嚴明,對外信任和支持首輔張居正,晚年又力保長孫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是明代不多見的女政治家之一。</p> <p class="ql-block">明萬歷四十年(1612),神宗朱翊鈞為其生母慈圣李太后敕建長椿寺。李太后篤信佛教,自稱『九蓮菩薩』,故寺中曾一直供奉九蓮菩薩像。長椿寺首位住持為當時的佛教高僧水齋禪師。憑借建寺時的特殊地位,長椿寺在京城眾多的寺廟中一度號稱『京師首剎』。</p> <p class="ql-block">神宗敕建長椿寺</p><p class="ql-block">長椿寺是李太后晚年發愿興建的又一宏偉寺院。神宗敕建該寺,賜額"長椿",顯然有為生母延壽祈福的寓意。建成后的長椿寺又超越此前諸寺,"規模弘敞,為京師首剎"。長椿寺開山祖師是晚明高僧水齋禪師,這更增添了這座皇家寺廟的影響力。</p> <p class="ql-block">長椿寺所在的宣武門外下斜街,元代以來『古樹夾路』,熙來攘往,熱鬧非凡。明代萬歷年間長椿寺建成后,又成為這一帶人文景觀的核心所在。入清以后,隨著宣南士鄉的逐步形成,長椿寺是士鄉文人仕宦雅集酬唱、禮佛暫憩的重要場所。他們在此觀賞流連的足跡、一觴一詠的詩文,為昔日的皇家寺廟長椿寺增添了新的蘊藉與活力。</p> <p class="ql-block">革命英烈停靈地</p><p class="ql-block">明清易代,長椿寺失去了皇家寺廟的光環及相應的賞賜與供給,營辦喪葬、冥壽等法事成為寺廟獲取資助的手段之一。乾隆年間,鄰近長椿寺的妙光閣改名浙寺,在京浙人故去后多停靈于此。受此風習影響,長椿寺也漸以暫厝地而聞名。民國以后,辛亥元勛張振武、民國總理周自齊、文化名人陳三立,以及最后一位狀元劉春霖等,去世后都曾停靈長椿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烈士英勇就義后,在此停靈達數年之久。</p> <p class="ql-block">古剎滄桑展新顏</p><p class="ql-block">新中國成立后,軍管會曾在長椿寺辦公,后又有一些單位來此辦公和居住。長椿寺逐漸成為一個大雜院,原有格局和房舍遭到一定的破壞。2001年,長椿寺被公布為北京市第六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為保護文物和古都風貌,2002年啟動長樁寺騰退、修繕工程,歷時兩年竣工,并辟為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館和西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2019年,長椿寺被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p><p class="ql-block">2005年底,長椿寺修繕完工。11月30日,依托于</p><p class="ql-block">明代"京師首剎"-﹣長椿寺而建的宣南文化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再附:</p><p class="ql-block">deepseek提供關于宣南文化博物館信息</p><p class="ql-block">宣南文化博物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長椿街9號,坐落于明代古剎長椿寺內,是一座以宣南文化為主題的博物館。宣南文化被譽為北京文化的源頭、縮影與精華,博物館通過豐富的展品和展覽,生動地展示了宣南地區的悠久歷史和豐厚文化積淀。</p><p class="ql-block">### 1. **歷史背景**</p><p class="ql-block">宣南地區是北京建城和建都的肇始之地,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博物館所在的區域是北京文化的發源地之一,長椿寺作為明代皇家敕建廟宇,曾是“京師首剎”,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p><p class="ql-block">### 2. **展覽內容**</p><p class="ql-block">博物館的基本陳列名為《風聲、雨聲、讀書聲——北京宣南士鄉歷史文化展》,分為五個部分:</p><p class="ql-block">- **此地為宣南**:介紹宣南的地理和歷史背景。</p><p class="ql-block">- **士聚宣南**:展示清代士人群體的生活空間和學術活動。</p><p class="ql-block">- **斯文在茲**:展現宣南士人的文化成就和精神追求。</p><p class="ql-block">- **先憂天下**:體現士人心系家國命運、勇于擔當的精神。</p><p class="ql-block">- **宣南新聲**:反映宣南文化的現代傳承與發展。</p><p class="ql-block">此外,博物館還推出了全國首部沉浸式導覽劇《宣南往士》,通過戲劇形式讓觀眾身臨其境地感受宣南士人的風采和歷史變遷。</p><p class="ql-block">### 3. **特色展品**</p><p class="ql-block">- **宣武門石額**:清帝退位后由浙江名士邵章題寫,陳列于序廳正中央。</p><p class="ql-block">- **《敕建大祚長椿寺賜紫衣水齋禪師傳略碑》**:明代著名書畫家米萬鐘所書,為長椿寺鎮寺三寶之一。</p><p class="ql-block">- **鏒金多寶佛銅塔基**:原為長椿寺鎮寺之寶,現塔基仍保留在寺內。</p><p class="ql-block">### 4. **建筑特色**</p><p class="ql-block">長椿寺始建于明代萬歷二十年(1592年),主體建筑包括天王殿、大雄寶殿和藏經閣,南北兩側的配殿以黃色琉璃瓦覆頂,規格高于主殿,體現了其作為皇家寺廟的輝煌歷史。</p><p class="ql-block">### 5. **開放信息**</p><p class="ql-block">- **開放時間**:09:00-16:30(16:00停止入館),周一、周二閉館。</p><p class="ql-block">- **門票**:免費,但需提前預約。</p><p class="ql-block">### 6. **文化活動**</p><p class="ql-block">博物館不僅是一個展示歷史文化的場所,還通過沉浸式戲劇、研學活動等形式,讓觀眾更深入地體驗宣南文化的魅力。例如,暑期推出的《宣南往士》番外篇“天下己任——翩翩風骨耀宣南”研學探索體驗劇,結合了相聲、京劇等多種藝術形式,深受觀眾喜愛。</p><p class="ql-block">### 7. **未來展望**</p><p class="ql-block">宣南文化博物館已成為北京西城區的文化地標,未來將繼續探索沉浸式體驗和定制化演出,推動文物活化利用,進一步弘揚宣南文化。</p><p class="ql-block">總之,宣南文化博物館不僅是一個展示歷史文物的場所,更是一個通過現代展陳手段和互動體驗,讓觀眾深入了解北京文化源頭的文化寶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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