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家莊薄公俊德考

孟曉峰

<i>謹以此文，向齒德兼優(yōu)的“大老師”薄如鑑致以崇高的敬意！</i>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文/孟曉峰</h3> 在鹽窩鎮(zhèn)福壽村，有一座古墓，墓的主人是薄俊德與妻子黃氏。在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中，福壽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薄其利提供線索，縣文物辦主任崔志敏一行發(fā)現(xiàn)了這座古墓。古墓位于于福壽村東南，因年代久遠、風(fēng)雨侵蝕，碑文已漫漶不清，結(jié)合《利津縣志》及《利津村莊記憶》《薄氏族譜》，筆者做了如下考證： <b>一、墓主的生卒</b> 墓主薄俊德，字希唐，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月初一日子時生，宣統(tǒng)二年（1910年）七月初八日巳時卒，其妻黃氏，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初二日子時生，民國三年（1914年）陽歷七月五日、陰歷五月十三日子時卒。墓碑抬頭，對薄俊德的稱謂是“公諱俊德字希唐”，對其妻的稱謂是“黃宜人”，需要說明的是，“宜人”不是名字，而是封號。清代，為了表彰官員，皇帝會賜予官員及其家屬官爵名號，這就是封贈制度，官員之妻，一品官員的封為一品夫人，二品封為夫人，三品封為淑人，四品封為恭人，五品封為宜人，六品封為安人，七、八、九品均封為孺人。 <h5>　　問題一：墓碑抬頭對薄俊德、黃氏的稱呼。墓碑為薄俊德、黃氏的后人所立，抬頭應(yīng)當(dāng)表明立碑人與墓主的關(guān)系，在前邊加上“顯考”“顯妣”，還有，稱薄俊德，不應(yīng)略去其姓氏，對黃氏，不應(yīng)直稱其為“黃宜人”，規(guī)范表示應(yīng)為：顯考薄公諱俊德字希唐，顯妣黃氏宜人。</h5> <b>二、墓主的身份</b> 墓主不是普通人，在了解墓主的身份之前，先來了解一下清代的封贈制度。在清代，皇帝對官員封贈的文書分誥命和敕命，五品及以上用誥命，稱誥授，六品及以下用敕命，稱敕授。封贈的對象不一定只有官員本人，官員的妻子、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有時，兄弟、叔伯，甚至外祖父母都有可能受到封贈，當(dāng)然，這要看官員的品級及是否具備可以封贈的各種條件。對這些親屬，在世的稱“封”，已經(jīng)去世的稱“贈”。了解了相關(guān)的基礎(chǔ)知識，再看墓碑，理解起來就容易多了：薄俊德誥授奉直大夫，奉直大夫是從五品，對應(yīng)的，他的妻子黃氏誥封宜人。事情沒錯，只是，在文字的表述及碑文內(nèi)容的排列上，這里又出現(xiàn)問題了。 <h5>　　問題二：“清誥授奉直大夫五品封典”的表述是不規(guī)范的。首先是這個“清”字，為了使墓碑所承載、表述的信息更完整，墓碑上通常會標(biāo)明逝者所處的朝代，所以，加朝代名稱是慣例，但像薄俊德這種情況，既然要彰顯逝者受到當(dāng)朝正統(tǒng)冊封，為了隆禮，前邊是不是應(yīng)該用“皇清”而不是“清”？第二，“五品封典”的意思是皇帝賜于官員及其家屬與五品官階相關(guān)的榮典，這四個字的意思“誥授奉直大夫”已經(jīng)包含，不用再寫出來，如果要強調(diào)五品，可表述為“誥授五品奉直大夫”或“誥授奉直大夫五品銜”。第三是排列問題，首先是“宜人”應(yīng)與“奉直大夫”左右對齊，正確的排列應(yīng)當(dāng)是“宜”字對“奉”字，空兩字，“人”字對“夫”字，即便加“五品封典”四個字，也應(yīng)放到“宜人”應(yīng)與“奉直大夫”兩列中間，刻碑人放到“奉直大夫”列下，說明他沒有理解五品封典不僅是給官員本人的，也包括官員家屬。最后是對逝者的稱謂，既然墓碑抬頭用了“俊德”，這里便不應(yīng)再用他的字，“公”“翁”都是對男性逝者的尊稱，前邊已經(jīng)有“公”，后邊就不必再加“翁”，“薄”在這里應(yīng)是小字，與下邊的“公……”同列，對黃氏的表述錯的就更離譜，顯然是把“黃宜人”當(dāng)成了黃氏的名字，規(guī)范的表述應(yīng)為“顯考薄公諱俊德”“顯妣薄母黃氏”或“顯妣黃氏”。</h5> <b>三、墓主的家庭</b> 墓碑的落款，首先是薄俊德、黃氏的子、孫、曾孫。最上是薄俊德、黃氏的七個兒子，這里要注意，這七個兒子的順序，自上而下念是對的，自左而右念就錯了，應(yīng)該是以中、右為上，正確的排序是：薄如鑑、薄如銘、薄可鑑、薄銅鑑、薄藻鑑、薄賞鑑、薄常鑑，這里有個細節(jié)，上邊一行，如鑑、可鑑，刻碑人沒有共用一個“鑑”字，而下邊一行的寶、銅、藻、常卻共用了一個“鑑”字，筆者想，可能是刻碑人怕如鑑、可鑑共用后，就體現(xiàn)不出如鑑的“C位”了。薄俊德的長子，我們非常熟悉的“大老師”薄如鑑，許多資料上寫成“薄如鑒”“薄汝鑑”，“鑑”是“鑒（鑒）”的異體字，“薄如鑒”正確，“薄汝鑑”就錯了。插一句，薄俊德、黃氏所在的福壽村，彼時還只是一條叫“莊里”的街，那時的村名叫做薄家莊。薄家莊遷自洪洞縣城南十五里薄村，初遷至利津縣永和鄉(xiāng)樊家寨，至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始稱薄家莊，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農(nóng)歷六月二十八，黃河在薄家莊決口，薄家莊被洪水強行分成多個居住片區(qū)，除了我們熟知的四個：莊里、壩頭（牛角）、東壩、西新莊，還有北壩、東新莊等，我們熟知的這四個相對較大的片區(qū)，后來被稱做 “薄家莊四街”，民國19年（1930年）農(nóng)歷中秋節(jié)，薄俊德的長子，被人們尊稱為“大老師”薄如鑑邀請縣知事及各方秀士以書法比賽的形式為四街取名，才有了今天的福壽（莊里）、康寧（壩頭）、維新（東壩）、和平（西新莊）。薄俊德家庭，被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有他的四子薄銅鑑。清乾隆六年（1741年），薄永樂（三支十二世，廩生，登州學(xué)正）創(chuàng)建了豐樂堂，到了十四世，豐樂堂又分為鴻豐堂、協(xié)豐堂、豐樂堂，這后一個豐樂堂便是薄俊德的祖業(yè)。民國時期，豐樂堂懸有薄如鑑“孝廉方正”（宣統(tǒng)元年薄如鑑由歲貢舉孝廉方正），“齒德兼優(yōu)”（武定府及山東貢院贈匾），薄銅鑑“熱心公益”，薄瞻淇（薄常鑑子）“縣政府第”等匾額，顯赫一時。1944年8月12日，八路軍攻打利津縣城前夕，在掃除外圍日偽據(jù)點的時候，楊國夫司令員、景曉村政委帶著警衛(wèi)員和一小支部隊住在康寧村，臨時指揮部就設(shè)在豐樂堂。民國3年（1914年），豐樂堂180余畝土地被洪水淹沒，翌年洪水退去，土地被崔杰英強占，薄家交涉未果，薄銅鑑告上縣衙，縣知事黃利猷偏袒崔杰英，還將薄銅鑑送監(jiān)，薄銅鑑上訴至武定府，訴狀被壓，未予辦理，薄銅鑑三寫訴狀，由長兄薄如鑑攜至濟南呈于山東巡撫，最終，薄銅鑑無罪釋放，被占土地追回，縣知事黃利猷被革職。民國5年（1916年），新任知事潘晉親至薄家莊，拜訪薄銅鑑并任命其為候補巡檢。再看墓碑，墓碑落款，孫輩、曾孫輩只能依稀辨認出“孫”“曾孫”三個字，其它內(nèi)容已無法辨識。這三代人與落款日期之間還有一列，刻有“清候補陜西知州拔貢……”，后邊還有四個字，現(xiàn)已無法辨識，《利津村莊記憶》上，這個位置是“世姪”兩個字，據(jù)此筆者推測，這四個字可能是“愚世姪游”或“晚世姪游”，是一位通過“拔貢”獲得擔(dān)任陜西地區(qū)知府資格的，與薄俊德有世交關(guān)系的侄輩，可惜風(fēng)雨剝蝕，碑碣斑駁，名諱湮滅。最后一列是立碑日期，中國民國六年（1917年）陽歷七月上浣（即七月上旬），陰歷五月中浣。 <b>四、墓碑的碑陰</b> 碑陰文字更為模糊，志敏主任貼近墓碑，摹著紋理將字一個一個“畫”出來，得到一份“摹錄”，筆者又將志敏主任提供的碑陰照片進行處理，將對比度、清晰度拉到最高值，非常幸運，碑陰文字是皇帝封贈薄俊德、黃氏的誥命，屬于比較程式化的公文，筆者結(jié)合志敏主任的“摹錄”、調(diào)整后的照片及自己對封贈文書的理解，復(fù)原了這份誥命，不能說百分百，但已經(jīng)足夠了解其上的內(nèi)容。奉天承運，皇帝詔曰：<br> 聿昭同僚之虔恪，蹌嚴五禮之班列，五品頂戴候補奎文閣典籍薄希唐，籍領(lǐng)厚恩，服頒螭陛，既克供乎乃職，宜膺澤以均施，茲以覃恩授爾為奉直大夫，錫之誥命，于戲，欽承寵錫之賜，克篤服勤之節(jié)。<br> 制曰丕績，奏于中朝，端賴閑家之休寵，章頒夫慶典，式分齊禮之榮爾。<br>　　五品頂戴候補奎文閣典籍薄希唐之妻，早習(xí)母儀，克修婦職，雞鳴交儆，既砥節(jié)于素絲，蠶績執(zhí)勞，罔邀恩于寵命，乃以覃恩封爾為宜人，于戲，旌彰和順之風(fēng)，鸞書誕賁，廷陛煥褒嘉之命，象服榮膺。<br><div style="text-align: right;">清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六日</div> 從碑陰文字當(dāng)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信息：一是薄俊德的職務(wù)。碑陽記載薄俊德誥授奉直大夫，在清代，奉直大夫為十六階之第十階，從五品。奉直大夫是散官名，不是有具體職事的官職，那么，在封贈之前薄俊德是什么職務(wù)呢？碑陰開頭便記載了，是“五品頂戴候補奎文閣典籍”，即擁有五品（包括正五品和從五品）官員品級身份，處于候補狀態(tài)，等待擔(dān)任奎文閣典籍職務(wù)的人。在清代，或因守喪離職，或因調(diào)任貶黜，抑或是通過捐納取得官銜，在沒有官職空缺時，就會出現(xiàn)候補的情況。奎文閣即曲阜孔廟奎文閣，是中國歷史上較早的大型圖書館，奎文閣典籍的主要職責(zé)是保護、整理和管理奎文閣經(jīng)籍文書，看管刻板及御賜祭器。二是薄俊德、黃氏的封贈是怎么來的？在碑陰正文第二列、倒數(shù)第二列，都有可以明確辨識的“覃恩”二字。清代，封贈的途徑有覃恩、考滿、捐納及貤封、貤贈等多種，其中，覃恩封贈是在國有大慶時，皇帝普遍對官員及其家屬進行的封贈。碑陰文字，從抬頭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就能看出，這就是皇帝封贈薄俊德、黃氏的誥命，落款是清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六，這一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薄俊德、黃氏是有福之人，趕上了這一次覃恩封贈。 <b>五、最后一個問題</b> 按理說，考證進行到這里，已經(jīng)可以結(jié)束了，但是，不知道為什么，筆者總覺得哪里不對，在鄰村駐村幫扶的時候，適逢福壽村建設(shè)村莊文化墻，筆者曾去觀摩，并刻意了解了包括福壽村在內(nèi)，整個薄家莊的人文歷史，卻不記得有薄俊德這個人物，要知道，薄俊德的長子就是“大老師”薄如鑑，在薄家莊乃至周邊，薄如鑑無論知名度還是影響力都盛極一時，是婦孺皆知的人物，薄如鑑的父親，還是五品頂戴候補奎文閣典籍、誥授奉直大夫，怎會一點印象都沒有？筆者翻閱《利津村莊記憶》《薄氏族譜》，《利津村莊記憶》上僅有一張墓碑的照片，《薄氏族譜》上也沒有找到薄俊德的專文介紹，查閱《利津縣志》，在薄俊德生卒年間出仕、科舉的記錄里，還是沒有找到薄俊德，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常情況下，一名從五品官員，其出仕、升遷，都會記錄在縣志里，就算是候補，候補時也應(yīng)該有個職務(wù)，要知道，在清代，即便是進士，也要從七品官做起，薄俊德已經(jīng)是從五品，之前歷任的職務(wù)呢？還有，薄俊德做到從五品，又候補奎文閣典籍這一文職，應(yīng)該參加過科舉，慢說是進士，至少也得是個貢生、舉人，但筆者在《利津村莊記憶》《薄氏族譜》《利津縣志》里，均找不到相關(guān)記錄，甚至，在其長子薄如鑑的相關(guān)資料里，都沒發(fā)現(xiàn)過“耕讀傳家”“書香門第”之類的話語。解釋這一切，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薄俊德這個“五品頂戴候補奎文閣典籍”是捐納所得。到了光緒年間，祖上三代清白，沒有錢糧虧空、臨陣脫逃等否決事項，只要不是國子監(jiān)、禮部、吏部等要害部門，是可以通過捐納獲得像奎文閣典籍這樣的從五品官職的，何況還是個候補。薄家自乾隆六年就創(chuàng)辦豐樂堂，即便從十四世算起，到薄俊德亦是五世累積，家底應(yīng)該是相當(dāng)殷厚的，通過捐納謀取一個官職，薄俊德完全有這樣的實力。問題又來了，如果說薄俊德的官職是捐納所得，沒有科舉記錄正常，其五品頂戴候補奎文閣典籍是應(yīng)該載入縣志的，還有，皇帝封贈縣志也應(yīng)該有記載，但是，筆者查閱了，都沒有。難道是縣志的編纂者忘記了？一個縣，五品官員沒幾個，獲得封贈的也沒多少，忘記的可能性不大，更何況這是大名鼎鼎的薄如鑑的父親呢？如果不是無意忘記，那便可能是有意闕漏，誰會有意闕漏他人的榮耀呢？與薄俊德有恩怨的人？那也太小看縣志編纂、太小看編纂縣志的人了，再說，就算是小人報復(fù)，薄如鑑、薄銅鑑，還有人才輩出的薄氏家族又豈能坐視？只有一種可能，是薄家自己有意闕漏，在薄家，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只有薄如鑑。如果是薄如鑑，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也許是薄如鑑并不認可清朝晚期冗濫不堪的捐納制度，也許是薄如鑑超塵脫俗，并不在意這些虛名。筆者重新翻閱《利津村莊記憶》《薄氏族譜》中關(guān)于薄如鑑的記載，奉旨前往京城，接受皇帝內(nèi)諭擔(dān)任朝中大臣子弟的老師，擔(dān)任湖南督考，創(chuàng)辦樂道軒書齋，武定府、山東貢院贈匾，邀請知縣孟伯洲做評，舉辦書法比賽為“薄家莊四街”取名，這些事跡，隨便拿出一件，載入縣志都不會有邀名之嫌，但在《利津縣志》當(dāng)中，關(guān)于薄如鑑，筆者查閱到的，只有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歲貢，宣統(tǒng)元年由歲貢舉孝廉方正。太史公削牘，班固藏筆，皆史家微旨，如鑑公此舉，足見師者風(fēng)骨。<br> 碑碣可泐，青史長存，如鑑公，當(dāng)之無愧的“大老師”！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碑陽</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碑陰</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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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家莊薄公俊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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