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行醫(yī)伊始</p><p class="ql-block">我大學畢業(yè)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時,工人階級要占領高等教育這塊陣地,視我們這些正值青春年華,受過高等教育的“臭老九”如糞土,通通趕到中國最偏遠最落后的農村去勞動改造,(當時標榜的是去農村這個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就這樣被大字不識一籮筐反而趾高氣揚進住高校的工人宣傳隊稀里糊涂分到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玉龍公社當了一名帶工資的赤腳醫(yī)生。為建一個像樣的醫(yī)院,我隨公社干部押著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動派、壞分子、右派分子)上大雪山伐木,拖下山來修起了玉龍公社醫(yī)院。我從清潔工到護士到醫(yī)生到會計甚至采買藥品及醫(yī)療器械,統(tǒng)統(tǒng)包干。我學會了在山區(qū)崎嶇不平的碎石小道上騎自行車;冒著一邊是懸崖下滾滾的岷江水,一邊是隨時可能掉落、由山上羊群踢下的滾石砸破頭的危險,去30里外的汶川縣城購買藥品;為了到岷江對岸去救治病人,我也敢使用溜索飛渡過河或走過只有稀稀拉拉幾塊木板的吊橋;手腳并用爬上無一顆樹全是碎石塊的高山去救治生活在高山頂上的病人……。年輕的我朝氣蓬勃,不知何為苦、新的環(huán)境使我好奇,周圍的羌族、藏族老鄉(xiāng)對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大學生能來這種荒僻艱苦之地為他們看病充滿感激和尊敬,公社的干部們對我也十分照顧,下到公社各隊的知青們更為公社分來一個大學生感到歡欣鼓舞,我很快融入這批善良樸實的人群之中。</p><p class="ql-block">我們的醫(yī)院緊靠成阿公路,上約十二步臺階有一約30平米的平臺,正房2層樓,正中堂屋為過道,進門左邊是中藥房及庫房,里間為臥室;右側前屋進深2間,外間是我的西醫(yī)診療室,靠窗有我的辦公桌,對面是大藥柜,進門有一張寬約半米的長條凳,這就是我的檢查床。對面是長桌,上面放上我用的醫(yī)療器械及消毒用品。內間就是我的臥室。約4平房,室內只有一床一二屜桌,還有一個小方凳當飯桌。正房兩側分別有兩間廂房,右側為廚房,但我們都在公社食堂吃飯,這房里就成了雜物間。左側是臨時病房。有兩間床,床上鋪的是稻草。我就在這幢公社醫(yī)院干了整整八年,(1968年12月—1975年6月)內外婦兒全科醫(yī)師。</p><p class="ql-block">離開玉龍30年后的2005年5月我重訪醫(yī)院,它早已整體賣給了幾戶農家,但醫(yī)院的基本結構還在,我用相機照了下來。新玉龍鄉(xiāng)(公社早已不存在)醫(yī)院早已搬遷到對面的小上,我見到了當年的老中醫(yī),他已80多歲,不認識我了,但還在行醫(yī)。當年的獸醫(yī)已60多歲,花白頭發(fā)下一對和善的眼睛還是那樣炯炯有神,他在當年可幫了我不少忙;還有當年公社招的鄉(xiāng)村赤腳醫(yī)生,她邊向我學醫(yī),又當我的助手兼在中藥房配中藥,他們都是本地土生土長的農民,文化不高,但我們像一家人一樣。在那些艱苦的歲月生活上相互照顧,工作上相互支持,從不分彼此,我們的友誼中沒有金錢交易,沒有身份高低,這樣的友誼是最純真的 。</p><p class="ql-block">但到2012年我像日本電視劇《阿信》一樣再訪我年輕時親手建起的醫(yī)院,它早已隨玉龍鄉(xiāng)消失得無影無蹤,原來的醫(yī)院舊址上一條公路橫穿而過,我去公路另一頭尋找醫(yī)院的痕跡,只認出一斷壁殘垣上留有半扇窗戶的木條,一絲悲哀掠過心頭,美好的青春如這房屋隨歲月流逝不再回頭。</p><p class="ql-block">當年我是整個公社干部中最富裕之人。工資每月46元,公社書記每月只有30元,而且大都拖家?guī)Э冢掀攀钱數剞r民,孩子一大幫(少數民族的地區(qū)生育不限制),其他人可想而知。每到月底前幾天,總有人來向我借五塊八塊,言下月發(fā)工資就還,而我總是有求必應,我認為幫助別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為此我結交了很多朋友,他們是那樣真誠地幫助我,使我終身難忘。</p><p class="ql-block">忘不了我每次下鄉(xiāng)鄉(xiāng)親們對我的信任之情。記得有一次去板子溝大隊,先過溜索,然后在干涸的河道里行走。河道里根本無路,全是溜圓的大石塊,你必須從這塊石頭上跳到另一塊上,走幾步又得跳到其他石頭上,我就這樣跳來跳去地走了5個多小時,已是黃昏時分,筋疲力盡的我終于看到隱沒在夕陽余輝中的鄉(xiāng)村,激動的心情如同饑餓的嬰兒見到母親一樣,路上的疲勞一掃而光。更使我吃驚的是,大隊的老少爺們全站在村頭的大樹下接我,一位老大爺對我說:“唐醫(yī)生,我們盼你把眼珠都差點掉在河里了!”這句發(fā)自肺腑的質樸語言至今回想起來仍回味無窮;忘不了在半坡大隊,我看完病后在一位復原軍人家住宿,他為我鋪上剛買來的嶄新的被褥,對我說:“我這輩子只有結婚那天用過新被褥,這一次是買來是為你鋪上的”;忘不了玉龍大隊的白媽,常道我一個大城市的來的大學生,又有一個嬰兒,下河取水困難,我家有兒子擔水,讓我每日免費去她家取水。要知道玉龍醫(yī)院建在半山腰,下河取水必須一口氣擔上有50多級60多度的斜坡石子小路,中間無地可放下雙桶歇氣。我老公每周回家把我家的小木桶擔滿水,還把家里能盛水的鍋碗瓢盆全裝滿,這水也只夠我們母子用三天。況且夏天因岷江水暴漲,擔上來的水全是泥沙,還得用明礬過濾。雖然我們就住在岷江邊,取水卻如此困難,剩下的日子我總是厚著臉皮去白媽家討水,白媽一家總是笑臉相迎,囑我隨時來取水,老是說他家有的是勞力,這些話現在想起來仍是那么溫暖無比。</p><p class="ql-block">忘不了我手腳并用爬幾個小時的碎石小路到達小毛坪生產隊出診,那里的知青們把我當尊貴的客人對待,他們專門為我推磨制豆?jié){熬豆?jié){小米粥,要知道當時黃豆是很稀奇之物,知青們勞苦一年也分不了幾斤。晚上我睡在知青們的集體宿舍,聊天唱歌一直到天亮,那些充滿青春氣息,活力四射的日子永遠難忘。平時知青們從大隊到公社來,總把我的住處當成他們可以信賴的家,與他們在一起有永遠也說不完的悄悄話。</p><p class="ql-block">忘不了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河對岸的鴿子巖生產隊一老農被山上滾落的石頭砸傷腿,鮮血不停從傷口往外流。不能等待,我背上正在吃奶的兒子,冒著風雨滑過溜索,手打電筒爬上半山腰的老農家。顧不得一旁哇哇大哭的兒子,為老農縫合創(chuàng)口,待把傷員處理好,回頭看兒子已哭累睡去,眼旁仍掛著淚珠,還在不時地抽泣。返回途中,由于暴雨江水猛漲,已淹沒了回去的溜索。但來時的那根溜索因較高還在風雨中飄搖,唯一的辦法就是從下到上、倒著用手拉溜索上到對面的山崖上。老農讓他年輕力壯的兒子在前,用繩拉我和兒子倒著上。為了我兒子不被江水淹沒,我把他捆在我的胸前。果然拉到最低處,我的臀部早已被洶涌而來的波濤浸濕一大片,而我兒卻安然無恙。好在深夜過河,四周一片漆黑,我雙眼只死死盯住電筒光亮直指的濕漉漉黝黑鐵索上的鐵鉤一點點向上移動,移動一寸,到家的希望就增加一分。那時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只知道救人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責任。幾十年后,在旅游景區(qū)看著現在的青年男女在設施如此完備的溜索上滑過時留下一片驚叫聲,這才覺得當年的我們才是真正的英雄。</p><p class="ql-block"> 玉龍公社河對岸的羌族村寨則桑大隊依然郁郁蔥蔥,后面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是我上山巡診的必經之道,前面就是波濤洶涌的岷江,羌民們用木桶背水!</p><p class="ql-block"> 玉龍公社對面的高山頂上是涂禹山大隊,傳說是大禹誕生之地,當年光禿禿寸草不生,全是碎石坡地,山頂住著片石壘房的羌族老鄉(xiāng),雄偉高大的幾座雕樓俯瞰著深谷中洶涌澎湃的岷江河。現在連山頂。也披上了綠裝,不知山上的老鄉(xiāng)可安好?雕樓還在否?</p><p class="ql-block"> 2012年再訪我年輕時親手建起的醫(yī)院,它早已隨玉龍鄉(xiāng)撤銷消失得無影無蹤,原來的醫(yī)院舊址上一條公路橫穿而過,我去公路另一頭尋找醫(yī)院的痕跡,只認出一斷壁殘垣上留有半扇窗戶的木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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