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社戲文化”鄉村治理功能及啟示

八月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 社戲，原指會社祭祀中進行的一種戲藝活動，有著酬神祈福、文化娛樂等內容，后衍生變化為會社文娛活動。 明清時期，徽州社戲文化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為徽州廣土民眾所喜聞樂見。在徽州宗族管理族人、教化鄉里、明理規序鄉村治理中發揮別具一格的重要作用，成為教諭、預防和懲治三位一體的重要載體，其文化精髓和優秀文化傳承對當前新“楓橋”經驗下的自治法治具有一定借鑒價值。 “罰戲案”三則 在風光旖旎的安徽省祁門縣歷口鎮環砂村獨一無二的雙姓古祠堂“敘倫堂”廣場赫然豎立一塊經縣衙“懇恩示禁”的禁碑，斑駁青石歷經滄桑歲月，碑文依稀可辨。“嗣后該山挖樁及私砍樹木、縱火等情，概依合文例禁，倘敢故違，許業主人等協仝地保查明，赴縣具稟，以憑拿究，決不故寬。該業主亦不得借端滋訟，各宜凜遵毋違。” 禁碑標注立碑示禁時間為“嘉慶二年(1797年)十一月”。禁碑還附有環砂村“首事”程之瑤等32人發起共同簽約制定的一份封山育林、嚴禁濫砍亂伐的《養山合墨文約》的內容：“自后入山燒炭采薪，如有帶取松杉二木，并挖柴樁及縱火燒山者，準目睹之人指名鳴眾，違禁者罰戲一臺。如目睹存情不報者，查出與違禁人同例。倘有硬頑不遵，定行鳴官懲治，仍要遵文罰戲。” 清乾隆末至嘉慶初，歷口環砂一帶村民亂砍濫伐、盜賣木材，毀林墾荒，砍樹挖根現象嚴重，滋生許多事端。環砂村鄉紳程之瑤等深感憂慮，組織村民“演戲公議，立約定規”，訂立了《養山合墨文約》公約，并報到縣衙核準。時任祁門縣正堂的趙敬修，親筆作了批示，“勒石立碑”形成這方圓幾十里地方法律。社戲在環砂養山護林的“演戲公議”和“違禁罰戲”中發揮了作用（謙謙、陳琪:《古代徽州罰戲碑刻與鄉村社會自治》，《黃山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李傳璽：《砍伐山林，罰戲一臺——古皖南保護山林的村規民約》，《農村工作通訊》2002年7月）。 　　無獨有偶，乾隆七年（1742年）冬，歙縣縣衙接到新館村民鮑立燕控告狀，控告村民李順盜砍其祖公鮑莊墓地蔭木，賣于同村村民鄭君寵。訴狀稱：“祖墓遠離，蔭木不能常護。此又吾父所常慮，而為不肖輩言之也。”公堂上，李順狡辯所砍之木并非“莊公墓木”。官府遂實地勘查，查明莊公墓蔭木屢遭李順盜砍，鮑立燕曾投鳴鄉里并邀鮑芮、鮑稔、鮑孝友等公議后，將屢教不改的李順扭送官府。官府據實依法對李順定罪并“立拘盜木者，重責之”。同時，鮑立燕聯合族人將購買這些盜伐樹木的鄭君寵押赴祠堂罰戲處罰“以蘸墓”。村民聽聞“皆羨曰，鮑氏大有人矣。”（《（歙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光緒元年續修）卷三《公議曾楷公暨長子立燕公配享記》） 　　道光三年（1823年）四月，安徽省祁門縣渚口鄉渚口村茶葉收購旺季，出現采購者“左右是望，昂價相抬，肆行盜竊”，售茶者“把持之權，咸歸壟斷”交易亂象。渚口村倪氏族首邀請鄉紳、里老公議作出“禁約”：確立統一開采時間，規范茶葉收購秩序，“夏前七日方許開摘，采賣收買”；無論客商還是本土居民均“戒先期杜去毛峰青茶名色”，防止挑肥揀瘦；通過“演戲勒石”使禁約家喻戶曉，“以肅耳目，以垂人遠”；對違禁者處以“罰戲一會，加禁”；“強橫不遵合約”者，“赍文鳴官理處”（原碑現立于安徽省祁門縣渚口鄉渚口村東約半里大路旁）。 三則罰戲案，從不同角度體現出古徽州社戲文化的教諭、預防和懲治多項功能。 古徽州社戲文化淵源特點 古徽州社戲文化源遠流長，隨著古徽州戲劇文化和祭祀文化而衍生變化和發展起來，受徽州宗族明理規序傳統文化影響而帶有明顯的地方特色。 　　一是古徽州戲劇文化豐富發展促進徽州社戲文化衍生。徽州戲劇文化早在明宣德年（1426年）前就由浙江南戲孕育轉化傳播而來，徽州目連戲、儺戲等地方戲劇豐富徽州戲劇內容。刊刻于正德四年（1509）的《新安畢氏會通宗譜》的《自傳》中畢尚忠“予居歙南萬山間，……幼承庭訓，詩禮頗聞。甫十五，為童蒙師，勞心燈火，日課一詩一對以自勵。……憶弱冠時好戲文曲破，所編《七國志》《紅箋記》，梨園子弟廣傳之。愧非儒者所習，抑亦當時士大夫之所尚也。”文中自稱“憶弱冠時好戲文曲破”即編創《七國志》和《紅箋記》劇文時是正統元年，即1436年，由徽州戲劇文化衍生社戲文化由此發展。而最早一條罰戲條文是清乾隆三年（1738年）歙縣大程村程氏宗族為保護水口處林木及禁止村民挖掘松明而制定的罰戲規約，規定違者罰戲一臺。 　　二是徽州儒者、士大夫及商賈崇尚和資助豐富了社戲文化。由于徽州是聚族而居社會，鄉紳、賢士崇尚儒家禮儀教化，推崇傳播程朱理學思想的社戲文化，徽商“賈而好儒”、喜好風雅的習俗資助并促進社戲文化發展。《新安畢氏會通宗譜》的《自傳》中所述“非儒者所習，抑亦當時士大夫之所尚也”。嘉靖十年（1531年）的《率東重修程氏家譜》卷二“程添慶小傳”寫道：“學士篁墩先生奇之，特委編《存孤烈士傳》、《篁墩射蜃記》，比完，甚加稱賞。”這里篁墩先生即官及禮部右侍郎的進士程敏政，根據程添慶“好吟詠，長于樂府”，而委派其編寫戲曲《存孤記》和《射蜃記》。 　　三是徽州傳統祭祀文化為社戲文化增添內容，增強活力。徽州崇山峻嶺、大多村鄉地處偏僻而且山多地少，天災等自然環境惡劣，徽人為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春祈秋祭成為徽人傳統習俗，這種文化傳統習俗豐富社戲內容。乾隆《婺源縣志》記載：“俗重社祭，里團結為會。社之日，擊鼓迎神，祭而舞以樂之，祭必頒肉群飲，語曰‘社鼓鳴，春草生’。至秋而祭亦如之。閭里之歡，此為近古”（乾隆《婺源縣志》卷4《疆域風俗》，清俞云耕等修）。 　　四是社戲文化為徽人喜聞樂見，成為大眾精神文化需求。安徽省歙縣深渡鎮綿潭村是連接江滬的新安江水道重要的水上碼頭，具有濃郁地方風味的愛聽戲、唱戲的社戲文化在這里盛行，形成了一種文化習俗。綿潭村春祈秋祭的社慶活動或者逢年過節，紅白喜事，都要請戲班子唱戲。以至于當地人流傳：“打不完的樟潭魚，砍不完的九砂柴，看不完的綿潭戲”。 不僅綿潭村，明代大詩人馮夢禎的《快雪堂日記》中記載了他在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初四到歙縣西溪南觀看燈會的盛景：“出燈者溪南俗。元宵后以燈娛神，例正月二十五出，不晴則更期，遂至此月。鼓樂前導，臺閣、彩船、旗蓋俱以燈為之，上飾倡女，凡二閣一船，后紗珠、羊角等燈，多至數百，后迎關神，巫以巨斧入額寸許，血淋漓披體，男女聚觀，道路為擁”（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2010年鳳凰出版社出版）。乾隆年大文學家沈復在其《浮生六記》卷四《浪游快記》中記載自己年輕時到績溪仁里村觀看花里會情形：“廟前曠處，高搭戲臺，畫柱方梁，極其巍煥”，開場后“既而開場演劇，人如潮涌而至”（清沈復《浮生六記》卷四《浪游快記》）。由此，徽州社戲文化社祭性、民俗性、廣泛性和普及性特點比較明顯。 社戲文化功能及借鑒 古徽州社戲文化功能主要體現在社祭教化功能、聚族文娛功能、警示預防功能和懲治止紛功能。 第一、聚族文娛功能。徽州地處皖南山區，“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11）。這種由血緣親緣凝結成宗族社會一方面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和向心性，便于教化管理，另一方面對于鄉村整體教化和鄉村秩序管理帶來一定負面效應，而社戲文化作為大眾聯誼和豐富生活載體在聚族和聯誼聯動發揮了作用。尤其是徽州宗族熱衷戲劇，在宗祠內或宗祠旁建立戲臺，形成“有宗必有祠，有祠必有臺”現象。 明嘉靖年間興建的績溪縣大石門古戲臺、明末清初修建的婺源縣鎮頭陽春戲樓、清光緒元年修建的休寧縣海陽鎮程氏宅院戲臺、清光緒年間修建的歙縣堨田村吳氏宅院戲臺、民國六年修建的歙縣璜田村戲園等各具風采、美妙絕倫。這些星羅棋布古戲臺成為傳播社戲文化重要場所。對管理族人、教化鄉里起到了別具一格的重要載體作用。宗族修譜、公議、制定禁約、實施處罰、乃至祈禳、祈求子嗣等常通過社戲來表達實現。萬歷二年（1574年）的休寧縣茗州吳氏家族在《吳氏家典》中就記載：“自今惟禁園筍，保禾苗，及酬愿等戲，則聽演。”（萬歷二年《茗州吳氏家典記·卷七·誡靡費》） 徽州族人通過舉辦各種廟會來擴大文化交流傳播效果，達到聯合外誼目的。明代戲曲評論家、歙縣巖寺人潘之恒記載了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曾參加徽州府城東的迎春賽會盛況。“百工咸悅，不令而窮極奇巧。為平臺三十六座，馬戲四十八騎，皆選倡優韶秀者充之。衣以尚方貂髦錦綺，五色炫耀，飾以金翠珠玉，合成天然。從來迎春之盛海內無匹，即新安亦僅見也。”（朱萬曙，《明清兩代徽州的演劇活動》，2002年《徽學》） 　　二、社祭教化功能。祭祀功能為徽州傳統演戲活動的最大功能，而社戲最初就源于“春祈秋祭”和“歲時崇祀”社祭活動。 徽州是理學大師朱熹故里，自古以來便有著尊儒崇德明禮的文化習俗，通過繁文縟節的祭祀禮儀活動，以道德禮儀教化民眾，喚起族人的道德自覺，穩定倫理規序的社會秩序，成為徽州宗族治理理念。社戲在社祭中不僅成為重要內容而且也成為程朱理學思想教化和族規家法宣講傳播重要載體。 一是春播秋收農物社祭的“春祈秋祭”社戲作用。歙縣江村每年六月為了保護禾苗，“廣旗幡傘蓋，至潛口迎觀音大士神，演劇設醮，以保禾稼。”每年十月間，“各祠設壇凈醮，禳解火災。或者演劇，以示驅攘。”（《橙陽散志》卷七《風俗志·保安》）。二是宗族祭祀禮儀教化中社戲發揮作用。明代徽州劇作家鄭之珍改編的《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寫目連歷經千辛萬苦去地獄救母，最終感化佛祖，救出母親。劇中宣揚的是懲惡揚善，勸惡從善，因果報應的思想，也穿插了大量的宣傳儒家的忠義倫理教化的思想。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祁門縣歷口鎮環砂村自十月初七日起至十一日止連續五天開演目連戲，達到宣傳孝道、教育族人效果（《本村演目連對聯》，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1輯第9冊） 　　第三、宣傳勸導功能。社戲文化在徽州村落中傳播教化作用還有一種表現形式，就是為了強化對族人村民教化和程朱理學道德熏陶需要而引用大量戲文中詞句和內容作為楹聯懸掛廳堂、祠堂，并編入戲臺臺詞中以警示、教諭眾人。祁門縣栗木（栗里）村古戲臺中央的樂善堂楹聯：“掌托明珠，照引天堂大塔；手持錫杖，鎮開地獄之門”。戲臺左側觀音堂的對聯：“觀之磊落，普濟眾生；音居餓莩，佑祀無疆。”右側靈官堂對聯：“手舞一鞭，腳踏火輪騰萬里；睜開三眼，身披金甲照千求”。祁門縣珠林村余慶堂古戲臺正壁楹聯：“太平調調好龍蕭韻；天有歌歌偕鳳響音”。這些戲曲楹聯大多宣揚程朱理學儒家勸善抑惡仗義積德思想。 為了擴大教化引導效果，族人還將戲曲楹聯抄錄成冊作為教化村民的教材。有的概括戲曲內容引導族人。如《孤兒聯》中有一聯“程嬰義立故兒三百口報冤有望，岸賈讒謀趙盾十八年受屈無伸”。有的對戲文中人物進行評價，引喻教化。如《伯喈聯》中兩聯：“蠢丞相奪人夫婿更不念人家父母夫妻，強狀元舌親骨肉何必要這功名富貴”、“蔡中郎彈琴寫怨弦弦有君臣惟無父母，趙孝女剪發送親寸寸管綱常難系夫婦”。有的將作品主題意義延伸引喻教育民眾。如《蘇秦聯》中“屈伸有數莫將成敗論英雄，骨肉無情只把高低作好惡”。這些戲曲楹聯生動易懂，結合戲曲教化鄉村，作用顯著。于是，在徽州村鄉許多墨客賢士盛贊社戲文化。民國時期雄村曹靖陶寫有《雄村十詠》中寫道：“沿著茅山搭戲臺，開場鑼鼓鬧如曹。宛城遇繡何曾禁，笑睹曹瞞倒灶來”。（朱萬曙，《明清兩代徽州的演劇活動》，2002年《徽學》）　　 　　第四、警示預防功能。防范族人和村人犯禁是徽州宗族強化村人自治和族人管理預防目的。 一是各類“公約”和“禁約”約定“罰戲”禁規來警示防范。為了使這些禁規讓族人、村民家喻戶曉，徽州族長和里老往往“勒石立碑”公示以達到警示效果。明清時期，徽州“一府六縣”民間民俗碑刻共 253 塊，涉及到罰戲內容碑刻有21塊，罰戲碑刻主要集中在祁門、婺源、休寧3縣。這些罰戲警示碑刻有涉及生態環境保護的，如休寧縣沂川村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立山養石碑記》規定：對水口山場禁止砍伐樹木，不準攀枝摘葉，即便是為風所摧折的枯枝也不得撿拾，山上的石頭、河灘上的石塊都不得私取。侵犯者罰戲一臺外，再罰銀一兩。如屢犯不禁則“報官追究”。有維護生產經營秩序的，如祁門縣渚口鄉灘下村道光十八年（1838年）《罰戲鄉約碑》第三條規定：“禁公私興養松杉雜苗竹以及春筍，五谷、菜蔬并收桐子、采摘茶子，一切等項家外人等概行禁止，毋許入山，以防敝賣偷竊，如違罰戲一臺，報信者給錢一百文。茶葉遞年推摘，兩季以六月初一日演戲，斷不徇情。”有整治鄉村秩序維護社會穩定的，如祁門縣歷口鎮環砂村乾隆五十年（1785年）《演戲禁強討強要碑》規定：禁止三群五黨強討和乞丐進村騷擾，一經發現，立刻“送官究處”。對那些不遵守條約而“私行給業”的，查明以后罰戲一臺；而對那些“孤老殘疾”者則“不在禁內”。嘉慶十一年（1806年）祁門縣閃里鎮桃源村陳氏宗族就規定禁止賭博，違者罰戲。清代婺源縣中云鎮豸峰村口茶亭內的《罰戲永禁碑》規定：禁河下網釣藥魚、禁大路堆柴堆糞、禁亭內堆積禾斛，違者罰戲一臺。有維護生產生活秩序的，祁門縣歷口鎮彭龍村道光十七年（1837年）《嚴禁祠廟堆放雜物碑》中禁止在光慶堂、敬典祠、仁忠殿、關帝廟堆物、曬谷、曬衣等，認為此“褻瀆祖先”犯大禁（謙謙、陳琪:《古代徽州罰戲碑刻與鄉村社會自治》，《黃山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二是通過族規家法規定罰戲內容來警示預防違規犯禁行為。1814年即清嘉慶十九年，祁門縣薯溪王氏宗族制定的罰戲規約內容，具體如下：“興山之后，各家秩定必須謹慎野火。倘有不測，無論故誣,公同將火路驗明。查出，罰銀十兩，演戲全部。如不遵罰，即令本家房長入祠，以家法重責三十板。（嘉慶祁門《環溪王履和堂養山會簿》）。 　　第五、懲治止紛功能。徽州社戲文化懲治功能體現在徽州族長、里保以及宗親耆老等根據公約、禁約以及族規家法規定，對于一些違規犯禁者尚不足以報官追究者，則通過罰戲來處罰，以達到示眾告戒和以防后患的效果。道光元年（1821年）秋，休寧縣七村舉行太子廟會，四鄉八里村民紛至沓來，期間有游手好閑無知之徒，酗酒鬧事，族長獲悉后即召集里老公議，決定處罰此肇事青年罰戲一臺，并在通真太子廟敬神焚香三炷，勒石刻碑，警示世人。這塊《禁戲場酗酒生端議罰碑》詳細記錄罰戲緣由和事情經過，達到了處罰一事警示眾人目的。 罰戲懲處功能還體現在經濟處罰效果上，道光十八年（1838年）祁門縣渚口鎮灘下村的石碑中這樣規定：“定行懲罰，一千文演戲，斷不徇情。”（陳琪《徽州清代民間田野中戲曲碑刻文獻調查與研究》）按照當時谷價相當于一個普通人一年三分之一的口糧錢，而且還不包括戲班人員用度花銷，顯然，這種罰戲經濟處罰相當嚴厲。 　　這種罰戲治理功能對新“楓橋”經驗下的自治法治啟示和借鑒在于“寓教于樂的娛樂性、教防結合的多樣性、標本兼治的復合性”深化和提升。 一是“寓教于樂”的娛樂性。社會治理中社會矛盾多元化解和源頭治理過程是一個內因和外因互動過程，毛澤東同志《矛盾論》中科學分析矛盾化解內外因辯證關系：“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矛盾化解關鍵在于當事人理性的喚醒和息訟內在動力的激活。以社會主義道德價值觀教化民眾，用傳統的優秀文化去感染熏陶民眾，喚起民眾的道德自覺，不僅是徽州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倡導的治理理念，而且也是教諭有成關鍵節點。這就要求應該用民眾喜聞樂見的教諭方式方法來增強教諭效果。徽州有著熱愛、參與和創作實踐戲劇的傳統和習俗，晚明時期，徽州人喜歡唱戲和看戲已經成為了一種風俗。徽州商人在外地僑居時，也會帶回戲班，促進當地戲曲演出活動的發展。由此，在傳承社戲文化中，通過廣場舞等形式多樣的村居社區文娛活動，助力傳播主流價值觀念和文化思想，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同時，有意識熏陶培育謙和禮讓、明理規序的禮儀教化文化傳統，對于多元矛盾化解的社會治理無疑有著積極推動作用。安徽省黟縣利用地方豐富的優秀文化傳承，組織一只由文化志愿者、文化協管員、非遺傳承人等500余人鄉土文化人才隊伍，社區村居自辦文藝團體26個，民間文藝隊伍60余支，創作徽劇小戲《三停杯》、音樂快板《新思想引領新時代》等精品劇目，每年在社區村居圍繞節日、節慶舉辦各類傳統文化文娛活動300余場。受益群眾達12.93萬人次，達到“山鄉處處皆舞臺”效果。 二是教防結合的多樣性。教諭目的在于不斷提升民眾自我解紛的自治功能，達到矛盾糾紛的預防化解的目的。從社戲文化“罰戲”內容成為古徽州村鄉禁約和公約一種告誡預防功能表現形式來看，教防結合內容豐富，方式方法多樣往往對矛盾糾紛化解起到“事半功倍”效果。黃山市委市政法委挖掘和創新出人民調解的“退一步想”工作法，要求以“退一步想”推動基層社會治理“進一步為”，并及時總結出定分止爭的“親情感召”“換位思考”“迂回調解”“冷靜處置”等“六法”在全市推廣。歙縣定潭鄉、歙縣三陽鎮、黟縣宏村鎮以此為契機，開展形式多樣道德教化活動，促進矛盾糾紛源頭化解，做到“小糾紛不出里，大糾紛不出村”成效明顯。徽州區巖寺鎮富山村還創新打造了集人民調解、志愿服務、就業幫扶等多項功能為一體的“解憂雜貨鋪”。通過一站式服務，確保信訪案件處理、矛盾糾紛調解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從而有效解決村民的急難愁盼問題，深受群眾喜愛。目前，黃山市各村鄉都在多措并舉，通過創辦的310個法治園地，加快推進“五治合一”的鄉村治理改革創新取得良好社會效應。 　　三是標本兼治復合性。古徽州社戲文化的教化功能、凝聚聯動功能、警示預防功能和懲治止紛功能從多個角度和層面彰顯社會矛盾化解的社會治理標本兼治方法和路徑。矛盾糾紛預防和化解是一個綜合運用各種治本措施來鞏固治標成果的過程。既要想方設法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又要從根源上分析查找糾紛起因，從體制機制和方法上找出防范和根治的“靈丹妙藥”。2021年黃山市232個行業性專業性調委會的1100余個“作退一步想”工作室、調解室充分發揮和整合大聯調不同主體功能作用，實現各治理要素深度融合，案外調處糾紛1.6萬起，無一件上訪和訴訟，做到“案結事了”，既達到標的治理成效又“舉一反三”實現防范未然的本的治理效果。(本文刊登于2025年1月24日《人民法院報》“法律文化周刊”，有刪減。文中圖片均選自吳秋豐等，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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