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相交，平淡如水（本文發在《潮州文藝》）

潮州陳樹彬

編輯行里有句話說：沒有不好的編輯，只有不好的稿子。話絕對點，倒也有幾分道理，幾分玩味！話是編輯說的，作者不一定認同。作為作者，在我三十年業余文學創作中，卻有著這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體悟！我寫過一篇文章《寫文章如生孩子》，為文艱辛，如母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如釋重負，但任重道遠，還得養育成人。孩子大了，可以放手了，該讓他上學了，領進學堂，接過孩子的便是老師。對作者而言，接過你視為“孩子”的文章的“老師”，便是編輯！你的“孩子”要面世，走向社會，得通過“考試”合格，得到認可！一篇文章呈現在大眾——讀者面前，就是一個艱難過程，一個作者與編輯不同耕耘卻又是奔著一個共同結果的過程。三十年來，作為創作者，我就是“生養”著一個又一個的“孩子”，領進不同的“學堂”，結識了不同的“老師”。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寫了一個小小說《捉“鬼”的故事》投給了市文聯的刊物《韓江》，不知過了過久，杳無音信，以為泥牛沉海時，收到《韓江》編輯寄來的信件，以為退稿，拆封一看，編輯字跡工整秀美，明確告訴我稿子不能寫在信箋上，讓我重新謄寫在三百格稿紙上，再重新發給《韓江》編輯部。這是我第一次收到編輯的信件，無法形容當時的激動。之前，我曾好幾次給上海的《故事會》、鄭州的《故事家》投稿，都石沉大海。支持我文學創作的母親就給我出主意，不要舍近求遠，讓我先給本地的報刊投稿，沒發表也可以親自去查詢。母親的話讓我腦洞大開，由此才有編輯回信，并第一次在本地文學刊物《韓江》發表作品。那時候，我由衷感受到編輯那種有溫度的情懷！好多年后，我看過時任市文聯主席、《韓江》主編黃國欽的書法作品，想起多年前那封信件，記憶猶新的那些工整秀美的筆跡，毫無疑義，寫那封回復信函的是當時的編輯黃國欽。之后，我有不少作品發表在《韓江》，也曾好幾次走進文聯《韓江》編輯部，卻沒把這件事說出來。好像，這本就該是編輯做的事。2021年底，在黃國欽《潮州傳》分享會上，談起文壇過往，我第一次談了首次投稿的青澀往事，除了幾句自我調侃，幾聲慨嘆唏噓，當年的編輯，與現在的作者，都莞爾一笑，平淡以對。但，內心那種有著某種古樸情懷的溫度，仍然在！后來，接手《韓江》責任編輯的是曾錞老師。三十年間，經曾錞老師之手，我發表過不少小說。我不是那種經常虔誠“拜訪”前輩作家，主動聯絡報刊編輯的作者。幾次到《韓江》編輯部，都是“有事才登三寶殿”的。那時，《韓江》編輯部只有曾錞老師和美編方明閃老師。去時，沒碰到曾錞老師，方明閃老師“接待”。曾錞老師在，便聊上幾句，有事了，他轉身就走，方明閃老師起身續著沖茶。兩三杯茶過后，我馬上起身告辭，不敢耽誤。給《韓江》投稿（其他也一樣），不管用不用，多久才刊用，我都“不聞不問”，與編輯形成一種良好的默契。一次會議上，碰到曾錞老師，他迎面就說：“這期的《韓江》要發你的短篇小說《門外響起敲門聲》。”我才想起，給《韓江》投去這個短篇小說，該是很久的事了。除了說聲“謝謝”，我再沒其他“美言”。曾錞老師說完，早匆匆跟我擦肩而過了。當年太平路14號大院里，除了市文聯，還有市群眾藝術館（現市文化館），市群藝館主辦的《潮州文藝》還是一份小報，當時主要負責這份小報的，是陳錫權老師。因為是小報，版面“金貴”得很。但我是《潮州文藝》的“老”作者，錫權老師也經常約稿，又因為我每年都寫小品曲藝參加“文藝創作評選”，不時要走走群藝館，跟錫權老師更熟絡。當然，更因為我寫的稿子，錫權老師比較喜歡，有時候，我寫完一篇作品，跟錫權老師說，稿子可能有點長了，怕他為難。每次，他都毫不避違說，只要稿子好，不怕長，當然，最長也不能超出一個版面。印象中，我投的小說，幾次占滿了《潮州文藝》的一個版面。錫權老師退休后，這些年我去他家幾次。在職時，我從沒登門拜訪文壇任何一位“老領導”、老作家、以及報刊編輯。倒是這些老領導、老編輯退休后，我登門拜訪過，像市文聯原主席李前忠、縣文聯原主席林少亮。退休后的交往，不管誰跟誰，都有一種“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水之交兩相照”的古樸情懷！跟這些文壇老前輩、老作家往來，自然少不了“禮物”——除了書，還是書。互贈書籍，大多自己發表、出版的書刊，最多彼此互贊幾句——也就幾句。都大熟人了，客套免不了，贊賞也節制。彼此坦蕩，心領意會，足矣！十多年前，一個晚上，忽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報家門，是寫古體詩的詩人章群俊。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詩人章群俊是《潮安文藝》的編輯，從沒蒙面，更沒“交情”，突然來電，有何貴干？原來，章群俊老師看到我給《潮安文藝》的短篇小說《魚祭》，準備刊用。電話告知是其一，其二，是因作品而想了解作者。他問我以前是不是發表過作品？是不是“老”作者了。我暗暗笑了，其實我已業余寫作十多年，發表過不少作品，大多當地的編輯、作者都彼此熟絡。其實，也難怪詩人章群俊對我不熟悉。他剛接手《潮安文藝》，又是寫古體詩的。而我幾乎什么體裁都嘗試寫過，就是沒寫過古體詩，不屬于同一個“圈子”的。但這也沒多大關系，詩人章群俊看到作者陳樹彬的短篇小說《魚祭》，覺得不錯，字里行間，不是出自一個“新人”之手，似有可造之處，特地電話詢問，也足夠體現一個編輯的職業道德和文學情懷了！印象中，章群俊老師任《潮安文藝》編輯時間不久，直到現在，我都跟他沒一面之緣。本地報刊中，我在《潮州日報》發稿最多。有一次細細“清算”，三十年間，在《潮州日報》發表作品超過一百篇。《潮州日報》副刊部換了一撥又一撥的文學編輯，那些熟悉的名字至今貯存在心海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潮州日報》副刊部組織了一年一屆的“文學筆會”，辦了四屆，我都因為有作品而參加了。當時副刊部主任蔡主任說，只要稿子質量硬，副刊整版照上！當時，我一個六千多字的短篇小說，經過修改，副刊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刊登了，成為我在《潮州日報》副刊發表的最長的作品。結婚那年，還沒褪去青澀的我，蹦跶蹦跶來到副刊部，給編輯們送上喜糖，告訴他們我結婚的喜事。請柬呢，沒送。我知道，編輯是不會輕易參加一個作者的婚宴的。我只不過想跟熟悉的編輯們分享我內心的喜悅。沒想到，我結婚那天，副刊部幾位編輯都來了。他們幾個湊了份子買了一個花籃，送來情意滿滿的祝福。無論怎么挽留，他們都沒留下來參加宴席。農村人辦喜事，要的是“臉面”。我那時家庭并不富裕，自家辦婚宴，村里人都知道這件事，著實讓我長了一回臉。我一直住農村，編輯在電話里經常督促我多寫農村題材的稿子。在一種“自由狀態”下，作者會有文思枯竭的時候，有時茫然不知從何下手。編輯約稿，雖有“命題”作文的難處，但在某種驅動力之下，就會逼著你帶著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到生活中去，對身邊“熟視無睹”的事物重新審視，喚醒你對生活、對人、對事新的認知，重塑、創造你重新認識的生活，以及人和事。那個時候，我確實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有了創作的欲望和動力，寫了不少關于農村題材的作品發表在副刊上。我給報刊熟悉的編輯的稿子，并不是每篇必用。有幾篇稿子遲遲沒見報見刊，我也不著急問。幾次，都是編輯告知我稿子不用的原因。我當然知道，稿子不用，肯定有編輯合理的理由。作者最好別問，更別問“為什么”。三十年的“編、作”往來，也在理所當然又平平淡淡的“互動”中度過，彼此守著一份合理的默契。所謂“合理”，就是“剛剛好”，不逾規，不叨擾，不為難。平淡是真！聽著平淡，不起波瀾，但，卻是“真”的！人際交往，不管出于哪種“利益關系”，惟真，才能永久，永恒。而“真”，大抵來自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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