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京杭大運河歷代開鑿漕運史

善斌影視

內容概要1.春秋戰國時期吳國因北伐征戰齊國開鑿運河2.隋朝開鑿貫通京杭南北大運河航道3.元朝截彎取直改道大運河漕運航道4.明代時期重開會通河提升漕運能力5.清康熙年間中運河工程竣工6.歷代運河漕運管理7.黃河泛濫改道對運河的影響8.京杭大運河的現狀9.運河申遺保護河段建筑物 運河是指將各地域的自然水域、江河水道經人工開鑿相連相通用于航運、灌溉、分洪、排澇、供水等功能的水利工程。京杭大運河是指從北京至浙江杭州，南北走向，利用沿途河流湖泊，經人工開鑿貫通后，主要利用船舶調運糧食等物資運輸的一條河流。 　　京杭大運河的開鑿史大體上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公元前486年春秋戰國時期；第二階段始于公元610年隋唐時期完成京杭大運河的南北開鑿貫通；第三階段始于公元1289年元代將隋唐運河截彎取直改道奠定了目前京杭大運河的走向漕運格局，后歷經明、清兩個年代又進行了運河的部分河道重新疏浚治理，并完善了閘壩等水利工程及河道維護漕運管理制度，有著近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春秋戰國時期吳國因北伐征戰齊國開鑿運河 　　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鑿從揚州到準安的“邗溝這是大運河最早的一段。 在中國古東周末期史上大分裂的春秋時期（前770年—前221年），東周周平王的皇室勢力減弱，下屬各封諸侯群雄紛爭割據，一度分裂成109個國家，后經各諸侯國爭戰吞并，一度形成了齊國齊桓公、晉國晉文公、楚國楚莊王、吳國吳王闔閭和越國越王勾踐五霸爭雄局面。 　　吳國欲北伐齊魯擴疆，但受制于吳國境內諸多自然湖泊河流都不能直接貫通，南北水運交通受限，由南上北的船只需要先經長江入黃海，繞道海上后，再由云梯關逆水淮河而上，才能至淮陰故城。 公元前486年，吳王闔閭兒子夫差為此決心開鑿從邗城（今揚州的江都）至淮安末口的邗溝運河，這樣船只可由揚州經泗水直達與齊魯接壤疆域，即縮短了船只從揚州至淮安水路，又避免海上風浪的危險。能保障北上征戰兵馬糧草的后勤供給。 邗溝運河是從今揚州市西長江邊向東北方向開鑿至長江邊廣陵之邗口向北，經高郵市境的陸陽湖與武廣湖之間，再向北穿越樊梁湖、博支湖、射陽湖、白馬湖，至淮安舊城北五里末口入淮河的航道。 這條航道，大半利用天然湖泊溝通，疏通了由蘇州經無錫、常州北入長江到揚州的“古故水道” ，史稱邗溝東道，也稱為淮揚運河。 　　公元前484年，吳國夫差聽說齊國的齊景公已死，于是聯合魯、邾、郯國軍隊攻打齊國，利用這條運河水道揮師北上，攻克了齊國泰安，在萊蕪東北的艾陵與齊軍主力展開了決戰，全殲10萬齊軍，齊國大敗。 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又進行了“深溝”，又稱“菏水” 的二次運河開鑿，即由淮安末口再向北挖“深溝”連接沂水和濟水工程。起點位于今山東濟寧，終點在山東菏澤。 “深溝”連接了濟水和泗水、沂水。 “深溝”運河的開鑿連通了山東和江蘇，建成了從長江至黃河的一段運河航道。可從淮河經過泗水，再從泗水經過深溝到達濟水，然后從濟水進入黃河，使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四大水系相聯互通。 隋朝開鑿貫通京杭南北大運河航道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運河整體沒有進行較大規模的開鑿，南北朝時期（420年－589年），北周末代皇帝周靜帝年幼因力不從心執理朝政，以眾望有歸為由三次禪帝讓位于時任北周周武帝時丞相、軍事武裝高級統帥隋國公楊堅。 在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頒布詔書宣布退位禪讓于楊堅為帝，隋文帝楊堅成了隋朝的開國皇帝，國號大隋，定都于大興城（今西安）。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從伐陳的需要出發，將邗溝部分渠道改造，將入淮水口由淤淺了的末口改到山陽，史稱山陽瀆。因當時軍事行動立即開始，未能改造全渠。 　　隋煬帝即位后，為實現以洛陽為政治中心，從江南調運糧食，鞏固南北統一的雄心霸業，就開始大規模規劃整修隋朝大運河，即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運河四個運河工程。 1.修建通濟渠運河 通濟渠是連接黃河與淮河的首期工程，是在原戰國時期（公元前364年-339年）鴻溝河道的基礎上進行深挖、筑堤、疏浚的一條運河。 通濟渠自河南省鄭州市滎陽的板渚（今汜水鎮）出黃河，經鴻溝、蒗蕩渠、睢水溝通江蘇省盱眙境內的淮河，流經3省6市，全長650公里。 通濟渠運河據隋史書《大業雜記》記載：“通濟渠水面闊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兩千余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余所。 通濟渠也為北宋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江南的錢糧供給全都依賴于運河輸送至北宋都城開封，使開封人口達到一百萬的巔峰時期。 2.開鑿邗溝運河 隋煬帝于大業元年（605年）征發“淮南民十余萬”，利用東漢陳登所開鑿的邗溝直道。開鑿上接通濟渠，下接江南運河的邗溝運河。 隋煬帝為了提高山陽瀆的航運能力，與通濟渠配套，對這條邗溝古運河作了較為徹底的治理。 3.疏浚江南運河 江南運河自鎮江直達杭州，是邗溝運河連接浙江杭州的一條河。隋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敕令重開江南運河，對其河段進行浚深、拓寬，提高通航漕運能力。江南運河北起江蘇省鎮江市諫壁口，經丹陽、常州、無錫、蘇州、吳江等地市南至浙江省杭州，約有330公里。<div> 開鑿連通的通濟渠運河、邗溝運河和江南運河三條河流的大運河，連通了黃河、淮河和長江水域，從洛陽乘船向東經揚州可直達浙江杭州，成為隋朝帝國的水路交通大動脈，史書曰“樞紐天下、臨制四海，舳艫相會、贍給公私。”</div> 4.開鑿永濟渠運河 永濟渠運河是從河南省焦作市武涉縣的沁河入黃河的沁河口向北經天津到達涿郡（今北京市境）的運河。 大業四年（公元608年）隋煬帝下令“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當年開鑿完成連接洛陽至涿郡的永濟渠運河。 永濟渠運河有南北兩段工程，南段自沁河入黃河的沁河口向北，經河南省新鄉、汲縣、滑縣、內黃；河北省魏縣、大名、館陶、臨西、清河、武城；山東德州；河北吳橋、東光、南皮、滄縣、青縣抵達天津市。 北段自天津折向西北，經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達涿郡（今北京市境）。 永濟渠運河深寬與通濟渠運河相當，可通龍舟漕運的運河。 至此，以洛陽為中心，以北京和杭州為終點的南北大運河已經形成，隋煬帝完成了京杭大運河自北京經洛陽直達杭州的水陸全線貫通。 南方的糧食物質從杭州船運至鎮江，過長江北上入淮河，西逆黃河到中灤(今河南封丘)，然后陸運至淇門(今河南淇縣)，入御河(今衛河)，經直沽(今天津)轉入白河，達通州(今北京通州區)，再陸運至大都，全長1900多里。 　　隋大運河帶動了沿線城市經濟和商業的發展，促進了運河沿岸區域經濟和文化的繁榮，洛陽都城也成了商賈云集、物資集散的中心大都市。 　　據史載，大運河貫通后，隋煬帝性情大發，于大業七年（公元611年），隋煬帝帶著船隊皇室人馬，浩浩蕩蕩，自揚州江都乘龍舟沿運河北上，水陸兼程，抵達涿郡巡游。 元朝截彎取直改道大運河漕運航道 北宋滅亡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在東京（開封）的留守杜充為阻擋金軍南侵，刻意破壞黃河河道在滑州人為的決開黃河堤防，導致隋唐大運河的通濟渠被黃河水淹沒，沿著通濟渠向東南泛濫，導致通濟渠最終廢棄。 　　公元1260年三月二十四日，成吉思汗鐵木真之孫忽必烈建立元朝，成為元朝開國的元始祖皇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北京成了元朝時國家政治活動的中心。 　　為解決南糧北調的漕輸問題，元至元十二年(1275) 元世祖忽必烈手下丞相伯顏委派曾任元都水監、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的著名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工程專家，河北邢臺人氏郭守敬進行調研拿出運河治理方案。　 郭守敬先后查勘了汶河、泗河、衛河相鄰地區的水道。規劃設計了新的濟州河、會通河的開鑿路線。實地勘察陵州（今德州）至大名、濟州（今濟寧)到東平等地的情況，提出將“隋唐運河裁彎取直”的方案。該方案受到元世祖的重視，決定將隋唐大運河裁彎取直，不再繞道河南洛陽，開鑿新的濟州河、會通河河段，以縮短京杭大運河漕運航程。新運河段的開鑿工程由曾任工部員外郎、都水少監等職的河北滄州人氏馬之貞全面負責濟州河、會通河河段的開鑿。 　　在濟州河與會通河開鑿過程中，馬之貞提出“引汶、泗二水分流濟運”和“度勢建閘，層層節水”的治水思想指導運河管理。 1.開鑿濟州河 濟州河運河南起山東濟州（今濟寧市）南的魯橋鎮，北至須城（在今東平縣）的安山，全長150里。 濟州河段是以泰安的汶河水和泗河水為水源，先將兩河水引到濟寧任城再南北分水。 引泗河水入運河，在兗州的金口泗河上筑壩，攔截泗河水，經府河流入洸河（合流后稱“洸府河”)，至濟寧的天井閘進入運河。 引汶河水入運河，在寧陽堽城的汶河上筑壩，攔截汶河水，經洸河至濟寧的天井閘進入運河。 通過天并、雀城和分水三個閘控制水量，進行南北分流。 因任城分水南流偏多，北流偏少，造成濟州河北段的河道狹窄水淺，只通小舟，不通大船的局面。 2. 開鑿會通河 會通河是河北省衛河連通濟州河的一條河，北起臨清向南經過聊城，至濟州河的北端須城（東平）的安山，會通河開鑿工程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興工，在臨清同衛河相接，南北貫通，當年六月竣工，全長250里，元世祖賜名“會通河”。 元代為保障會通河水源，采用引黃河水濟運河方案：一是自耐牢坡、塌場口引黃河水，補給濟寧以南運河；二是自張秋鎮、沙灣（今聊城陽谷縣東）引黃河水，補給安山鎮以北運河。 會通河臨清段是大運河會通河最北端的河段，在臨清閘入衛河，北迤天津入海。自東南向西北，經聊城在魏灣鎮入臨清境內，入境河段，全長36.02公里。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開鑿的會通河臨清段，東起鰲頭磯，西至臨清閘入衛處，全長1.2公里，因臨清地處會通河與衛河相接，臨清成為了會通河最北河段的水利樞紐。 　　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在會通河的北支修建臨清閘；元貞二年（1296)，在其東修建會通閘；后又在會通閘南修建隘船閘。這三處河閘配合啟閉，管控運河蓄泄、啟閉船閘升降，確保漕船暢流無滯，史稱“運環閘”。 　　會通河河段因河道地勢落差較大，因此在會通河修建有節制閘節水，以調節河水流量，保障漕運通航，故會通河又稱閘河。元代曾建節制閘26座，其中11座在聊城。 　　河道節水閘主要用于調節上游水位、控制過閘水流量，通過調節閘門來控制上下游的水位差，確保河道的水量和水位保持在合理范圍內以滿足引水、航運等需求。 同時在船閘河流的兩端，建有月河（因河流像彎月而得名）以通過調節水流量和為過往船只提供避讓空間，保障船只的過閘的順暢。 <div>3. 修建通惠河 通惠河是北京積水潭至通州的一條河。公元1292年郭守敬從昌平引水源到積水潭集蓄，然后經皇城東側南流至東南去文明門（今北京崇文門北），東至通州連通白河，全長82公里。 新開鑿的濟寧至東平的濟州河；東平至臨清的會通河；北京積水潭至通州的通惠河三條河段開鑿工程先后分兩期開鑿修建實施，耗時約四年，于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竣工完成。 濟州河、會通河和通惠河的貫通竣工后，從南方來的大批漕運船只可沿濟州河自濟寧向北經東平，再由會通河自張秋經聊城直達臨清，然后再取道隋運河段的河北御河（漳衛河）、白河，到達通州，最終直達北京城內積水潭。積水潭亦成了當年 “舳艫蔽水” 的繁華水路碼頭。 </div> 元代截彎取直開鑿的京杭大運河于1293年竣工開通，取代隋唐大運河登上歷史舞臺，誕生了現今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漕運航道，比隋代運河縮短了900多公里，運河穿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天津和北京六省市，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1700多公里，為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開鑿運河。 明代時期重開會通河提升漕運能力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就藩北平（北京）。明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在南京稱帝，明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將首都由南京北遷至北平，北京又成了明朝政治活動中心都城。 　　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黃河在原武（河南原陽西北）決口，洪水挾泥沙滾滾北上，會通河有三分之一的河段被毀。京杭大運河中斷，運河漕糧北上被阻，其中會通河是南北大運河的關鍵河段。 　　永樂帝朱棣為解決遷都后的南糧北運問題，決定重新修建臨清會通鎮以南到徐州茶城（或夏鎮）以北的這段會通河。 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朱棣帝任命曾任山西按察僉事、禮部侍郎、工部尚書等職的河南永寧人氏宋禮，負責實施重新修建會通河。 　　宋禮奉旨重開會通河，對會通河段進行調研，吸收民間治水智慧，謀劃實施對會通河全面疏浚運道、整頓壩閘、解決南北分水樞紐、增建水柜等水利工程方案，保障山東運河段的整修疏浚貫通。 1.臨清運河樞紐整修 元代的會通河臨清段因河窄水淺，嚴重影響過往船只的通行，宋代工部尚書宋禮與三部(禮部、工部、刑部)尚書侍郎金純，決定新開鑿從鰲頭磯至入衛河的長1.8公里一條小運河，永樂十五年(1417年)竣工完成，該河自鱉頭磯南折入衛河。臨清遂成為衛河、會通河北支、會通河南支三河交匯之地，漕運更加便捷。 臨清是衛河與會通河的交匯處，存在較大的地勢高差。臨清運河樞紐采用設置分水壩與節制閘的管控方式，在會通河道上修建了板閘與磚閘，后又將兩閘改為石閘。這樣會通閘與臨清閘、磚閘與板閘構成兩組聯合運用的節制閘，平衡上下閘水位差，以控制運河水量，維持運口水深，改善水流條件，保障船只順利通行，同時便于河道疏浚與工程維護。 為便于此河段兩岸商貿互市溝通、人員往來，建有鰲背橋、永濟橋、月徑橋。 2.南旺分水濟水會通河 會通河濟寧段是整個京杭大運河的制高點，有運河“水脊”之稱。宋禮為解決元代會通河河段水少的問題，調研走訪濟寧汶上白英老人家，白英建議廢除濟寧任城分水點，移址至地勢最高的濟寧南旺分水，宋禮決定采取老人的意見，將汶水全部引到南旺進行新的南北河水分流。 在堽城和戴村間南北橫亙五里的河床上修筑兩個大壩，稱為戴村壩-小汶河工程， 小汶河原是汶河行洪岔道之一。明永樂九年（1411)，工部尚書宋禮修建戴村壩攔截汶河水，遏住汶水不再向南流入洸河，并疏浚沙河入馬常泊，以匯集各泉水流入汶河，以增加汶水水量。迫其由小汶河南流至汶上南旺，接濟運道。利用小汶河（時稱“沙河”）故道加以開浚，遂成為戴村、南旺間的引水渠道。小汶河河道彎曲迂回，較大的彎道有80多個，據說是為了航運需要，降低流速，儲存水量而設計。 明萬歷元年(1573)，總河萬恭在坎河口筑亂石灘，后在此基礎上形成玲瓏壩、亂石壩、滾水壩三壩相連的規制，后世稱此壩為“戴村壩”。 堽城壩位于寧陽堽城大汶河上。元代開會通河后加修東閘，引汶河水經光河至任城（今濟寧）會源閘（明清稱“天井閘”），南北分流以濟運。堽城壩初為土壩，后改建為石壩。明永樂九年(1411)，工部尚書宋禮重開會通河，在堽城重筑 壩堰，“使其水盡人新河”，仍以“堽城壩-洸河-濟寧”為引水分水樞紐。成化十年（1474)，在汶河下游8里處選新址另筑石堰、石閘，但石堰修成后，汶河水橫溢，沖壞石堰，沖毀民田。光河常被泥沙淤塞，導致雖有閘門，但重壓之下無法開啟。最終，“堽城壩-光河-濟寧分水”為“戴村壩-小汶河-南旺分水”所取代。 由戴村壩-小汶河工程、引泉濟運工程、南旺分水口與上下閘工程、南旺湖水柜工程、南旺挑河工程等構成的南旺樞紐大型引水分水系統工程，是會通河的核心樞紐和跨越運河水脊的關鍵工程。 　　通過修建水閘有效地控制南北分水量，采取北多南少的分水策略。大部分濟水北流達到臨清，注入漳衛河。少部分濟水徐州和沛縣河段，南旺分水是根據季節水情進行蓄水放水，人們戲稱南旺分水為：“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為會通河提供穩定的水源。由于濟州河北段水量的增多，漕運能力得以大幅度地提升。 3.引泉水濟會通河 山東運河泉源濟水，廣泛分布在新泰、萊蕪等汶泗流域18個州縣中，分為五派： 3.1.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西部、寧陽北部的泉水，經由大汶河、小汶河至南旺入運河，為分水派（汶河派） 3.2.泗水、曲阜、滋陽（今充州）、寧陽南部的泉水，經由泗河、光府河至濟寧天井閘入運河（明末改入馬場湖），為天井派（濟河派）； 3.3鄒縣（今鄒城）、濟寧、金鄉等州縣的泉水，經由白馬等河自獨山等湖入運河，為魯橋派（泗河派）； 3.4.滕縣（今滕州）、嶧縣（今嶧城）西部入南陽新河的為新河派（沙河派）， 3.5.嶧縣東部、蒙陰東部入邳州加河的為邳州派（沂河派）。 據史料記截，明成化十四年(1478)會通河泉源有120余處，<div>弘治六年(1493)增加到161處，</div><div>嘉靖四十二年(1563)增加到244處，</div><div>萬歷二十五年(1597)達到311處，</div><div>天啟年間(1621一1627)達到336處；</div><div>清乾隆四十年(1775)達到478處，</div><div>清道光十一年(1831)則達484處。 </div> 4.疏浚河道 明代軍事將領，中國明代治理京杭運河的水利名臣，明清漕運制度的確立者陳瑄，督理漕運三十年，針對漕運事務實行很多整改措施。 一是重新開鑿從安山湖東面北注衛河的原被黃河洪水沖毀的一段運道。 二是展寬浚深會通河的其他河道，挑河挖深到13尺，拓寬到32尺。便于通航載重量稍大的糧船，提高漕運能力。 當時，江南漕運沿運河抵達淮安后，須轉陸運翻過河壩，再經淮河抵達清河，其過程損耗巨大。陳瑄經調研，決定開鑿自淮安城西側的管家湖起至淮河的二十里長的清江浦河渠，將湖水導入淮河，并修筑四座閘門，以適時泄洪。并沿湖修筑十里長堤，以提高船只運輸能力，使得漕船可以直達黃河，極大的節省了費用。 5.整頓壩閘 會通河自南旺分水向北至臨清300里，地降90尺。向南至鎮口（徐州對岸）290里，地降116尺。 為解決會通河河道比降過大給航運造成的困難，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了31座壩閘，宋禮為此除修復元朝的舊壩閘外，又建成了七座新壩閘，完善了壩閘配置，改進了通航條件。因會通河上壩閘林立，又稱這段運糧河為“閘漕”。 明朝中期，山東運河有節制閘47座，17座在聊城。聊城樞紐的船閘主要有荊門上下閘、阿城上下閘、七級上下閘、周家店閘、李海務，、土橋閘、戴灣閘、板閘、會通閘、臨清閘等。 船只通過上下水位差比較的大的河段，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采用人工或畜力拔船過壩。二是通過船閘，通過調節水位和開啟閘門，使過船進入上、下不同高度的河段水位，確保船只安全順暢地通過，船閘承擔著調節水位功能，為水利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京杭大運河的浙江嘉興海寧市長安鎮，有座宋熙寧元年（1068）修建的一閘三門復式船閘，俗稱長安閘。 　　在由上塘河與崇長港運河河道設有上閘門、中閘門、上閘門，構成了上閘室和下閘室航道部分。并設有上澳和下澳兩處蓄水處，在上閘室設有斗門與上澳相通；在下閘室設有斗門與澳澳相通，上澳與下澳設有翻水車，調節水位。 船只過閘的工作原理主要依賴于閘門的啟閉和水位的調節。當船只需要過閘時，工作人員會根據水位、流量等因素判斷最佳時機，開啟閘門。這時，上下游引航道內的水位會逐漸平衡，形成一個相對平穩的水流環境。船只便可以在這個環境下安全順暢地通過閘室。 　　當船只由上水位向下水位行走時，開啟上閘門，以上塘河水補充到上閘室，船只由上塘河進入上閘室；關閉上閘門，開啟中閘門和下澳的斗門，部分水儲存于下澳，船由上閘室進入下閘室，關閉中閘門和下澳斗門；開啟下閘門，部分水泄入崇長港，船只由下閘室進入崇長港。 　　當船只由下水位向高水位行走時，船只由崇長港進入下閘室，關閉下閘門，開啟中閘門和下澳斗門，下澳水補充下閘室，船由下閘室進入上閘室，關閉中閘門，開啟上澳的斗門，以上澳的儲存水補充上閘室，并由下澳車水入上澳，直至上閘室的水位與上塘河水位持平，開啟上閘門，船只由上閘室進入上塘河。 6. 修建水柜調控蓄泄 水柜是古代調節運河供水的蓄水工程。為調劑會通河的水流量，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并湖泊濕地，設置新的水柜水源。 明代南旺湖水柜由馬踏湖、蜀山湖、南旺西湖（簡稱“南旺湖”）構成，是南旺樞紐的關鍵工程之一。成化年間(1465一1487)南旺樞紐的核心地位確立后，南旺湖受到朝廷高度重視。成化四年(1468)修筑南旺西湖石堤；弘治十五年(1502)規定：“凡盜決山東南旺湖堤岸及阻絕泰山等處泉源者，為首之人并遣從軍，軍人犯者徙于邊衛。”嘉靖(1522一1566)以后，多次修筑新堤，重申水柜界限，并修建數十座減水閘（斗門）以調控蓄泄。 宋禮重開會通河工程前后共征調山東和徐州、應天、鎮江民夫三十萬，免除租稅一百一十多萬石，費時二十個月竣工完成。 重開治理后的會通河通航能力得以極大提高，明代漕船載糧漕運能力較元代提高了約3倍。并停止了取道海上運輸南糧北運航道。 7.明先后又開鑿南陽新河和泇河<div> 明隆慶元年（1567年)了避黃行運開鑿的南陽新河竣工。 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泇河全線竣工。 </div> 清康熙年間中運河工程竣工 清朝于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在黃河東側，約由今駱馬湖以北至淮陰開中河、皂河近200里，北接韓莊運河，南接今里運河，從而使運河路線完全與黃河河道分開。 歷代運河漕運管理 運河漕運是指中國歷代王朝通過水道轉運官糧等物資，以滿足京城宮廷、官兵及百姓的用糧需求。為確保漕運正常開展及運道暢通，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漕河制度管理體系和運河河工管理制度體系，共同構成了內涵豐富的中國古代漕河制度體系。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開鑿人工運河后，歷經各朝代對運河河政管理體系不斷地發展成熟，漕運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層層分置、各司其職的漕河管理制度體系，以確保了大運河的暢通與漕運的正常運行。 秦漢時期，尚未專設管理運河的官員。 魏晉以后，中央設都水丞，下設河堤謁者管理全國江河河堤。 隋唐時期，工部下設水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掌管天下河渠事務。 唐代還設水路發運使管理漕運事務及運河浚治。 　　宋代在中央置都水監，掌管全國水利事務。 　　金代同樣于中央置都水監，完善河政建置。凡運河所經地方，州府官銜內加“提控漕河事”，縣官帶“管勾漕河事”，沿運官員須催趕漕船，防護堤岸。 　　元代仍以都水監為主要管理機構。明代從漕運總兵、漕運總督及中央臨時派遣勛臣、御史、郎中等進行監管，發展為職責明確的由河道總督、工部都水分司郎中及各府州縣管河同知、通判、州同、縣丞等官員負責的完善的漕河制度管理體系。 　　清代進一步優化明代制度，形成以河道總督為核心，管河道、管河廳汛官為主干的運河管理體系和河道管理制度，制定實施河岸植柳固堤、定時桃浚等行之有效的工程技術措施，對河道、閘壩、水源、堤防等水利設施開展長期維護，保障運河漕運的安全運行。 明清兩代為保障漕運安全有效運行，制定了漕運管理隊伍人員配置和職責，具體落實到類型多樣的漕河夫役。運河河夫的常見類型有閘夫、淺夫、溜夫、壩夫、渡夫、埽夫、泉夫、湖夫等10余種。河夫管理體制嚴密。明代主要有老人制、小甲制兩種組織形式。至清代，河夫交由基層廳汛河官直接管轄，后逐漸由開始的征派改為雇募。這些額設河夫每月領取固定的工食銀1兩上下。清雍正年間(1723一1735)，山東運河五廳淺、溜、橋、閘等漕河夫共計3333名，每年領銀33000兩左右。 設置專業化的運河河兵駐扎運河險要河段防范萬一，據史載清康熙年間(1662一1722)，河道總督靳輔于黃運交匯地帶設專業河兵5860名，負責簽樁下埽等技術復雜的工作，形成河夫協助河兵治河的施工模式。雍正二年（1724)，山東運河沿線開始出現專業化的河兵400名，駐扎臨清、沙灣、南旺、獨山湖、微山湖等運河險要工段。其中，運河營協備1員，駐扎臨清，下轄河兵50名，分管上河、下河兩廳河道事務。 鈔關，史稱“榷關”，是明代設置的榷稅機構。因“宣德間鈔法不行，廷臣奏征天下官民客商船料鈔”而在運河沿線所設，民間俗稱“鈔關”。京杭運河沿線有崇文門、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滸墅、北新和九江，史稱“八大鈔關”鈔關征稅。鈔關稅收除了保障運河漕運管理及年度固堤維修費用支出，也是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 運河鈔關為明清兩代中央政府督理漕運稅收的直屬機構。出任運河鈔關的差官一般是戶部主事（正六品）或員外郎（從五品）。清代前期，出任鈔關的差官多為專差官員，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后，由督撫兼理 　　運河鈔關征收船料鈔和商稅兩種不同的稅。船料鈔以運載貨物的商船為征課對象，由船戶繳納。船料是造船所用木料的基本單位，用以計量船只大小，依船只梁頭廣狹定額征稅。商稅以船載貨物為征稅對象，由貨主繳納，從價計征，即對過關貨物，先由鈔關驗貨定價，再對照朝廷頒發的定價征稅。 　　清代，進一步完善鈔關制度，實行對船只梁頭寬窄和運載量、貨物價值綜合計征的方法。并將稅收定額制作及稅額完成作為考核鈔關官員晉升降職的重要內容。 　　商船在鈔關完稅，首先要填寫船單，開列船只、船戶基本信息；同時填寫貨單，開列貨主和貨物的信息。貨主呈交報單后，經鈔關胥吏核實并計價定稅，填寫稅單，內衙審核后，在大堂繳納商稅，而后發給貨主“印票”，憑“印票”過關。船主呈交船單，差役核實后發給“小票”，而后赴船廠房寫單，赴錢柜繳納船料鈔，根據船的類型、梁頭發給木箸，作為出關憑證。鈔關一日兩次收稅放關 　　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的山東運河河段是漕運的鼎盛時期，極大促使了會通河沿岸城鎮的繁榮發展，如濟寧、東平、東昌、臨清等城市逐漸崛起為元明清代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元史?河渠志》中說：“舟楫萬里，振古所無。”運河兩岸商賈云集，貨堆如山，店鋪林立。這些城市宛若一串鑲嵌在濟州河、會通河上的明珠，璀璨輝映，耀人眼目。 黃河泛濫改道對運河的影響 京杭大運河與黃河交叉其大運河河道始終受到黃河河道走向的影響。歷史上黃河下游較大的自然和人為的改道有26次。 　　北宋滅亡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在東京的留守杜充為阻擋金軍南侵，刻意破壞黃河河道在滑州人為決開黃河堤防，黃河水向東南分由泗水和濟水入海。 　　由于黃河沿著通濟渠泛濫，導致通濟渠被水淹沒，導致隋唐大運河的西端最終廢棄。 （一）黃河奪淮河入海與清口水利樞紐工程 為防止黃河主流向有北沖流，多年來被人為強行逼堵黃河向南流，黃河在1194年至1855年間逐步以淮河的河道 “奪淮入海”由淮河流入黃海。 由于黃河奪淮，洪澤湖大堤不斷延長、加高、加固，最終形成了亞洲水域面積最大的人工湖“洪澤湖”。黃河奪泗河奪淮，使泗河、沂河、沭河洪水無出路，形成了南四湖和駱馬湖。 黃河奪淮嚴重影響到京杭大運河的安全，黃、準、運三河相交，而交口恰巧在洪澤湖出口處，更增加了治理的難度。當時黃河水位高于準河，而淮河水位又高于運河，為了解決運河穿越黃河，減少黃河、淮河水患，避免泥沙淤積等危害，明清年代建造了著名的清口重要水利樞紐。 清口水利樞紐工程的形成與變遷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明萬歷時期，這是清口樞紐的雛形期；第二階段以康熙、乾隆年間為代表的清代早中期，這是清口水利樞紐的成熟完善期；第三階段是以嘉慶、道光年間為代表的清代中晚期，這是清口水利樞紐由盛而繁而衰的時期。明朝中期官員、水利學家潘季馴，從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開始，到萬歷二十年（1592年）止，他奉三朝簡命，先后四次總理河道，主持治理黃河和運河，前后持續二十七年，以功累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明萬歷四年（1576年）夏天，年近六旬的潘季馴第三次出任河道總督，治理黃河，針對黃河多沙，且黃、淮、運交叉的復雜局面，向朝廷遞交了一份《兩河經略疏》，提出“塞決口、筑堤、復閘、固堤、止浚海、開老黃河”的“治河六議”，把治河的重點區域放在清口，這是歷史上第一份綜合治理黃淮和運河的全面規劃。 　　并結合前人治河經驗，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加固黃河淮河道堤壩，在洪澤湖東南加修了一條長達一萬余丈的河堤高家堰，也稱洪澤湖大堤，防止洪澤湖東潰，利用洪澤湖地勢較高的高水位，使湖水盡出清口，增強了沖沙能力，并約束河流變窄，另外采用“蓄清刷黃”的措施即引洪澤湖的清水刷黃，使河水流速增大，提升河流的沖涮能力 “以水攻沙”治理其黃河的淤積泥沙。 　　潘季馴治河前后，南運口屢屢遷變，到清初時，仍存在運口距離清口太近的問題。黃淮匯合，水流充沛，瀠洄激蕩，對運河行船頗為不易。每艘貨船需要七八百人甚至上千人拉纖牽挽，才能通運，是個很頭痛的事。 清代康熙年間的清朝兵部尚書、河道總督治河名臣靳輔，繼承明代潘季馴“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進一步明確了“逼淮注黃、蓄清刷渾”的重要性，多地修建南岸減水壩分泄黃河洪水，但他和潘季馴不同的是主張黃河和運河分開，開修了中運河，并認為海口段可以適當疏浚。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三十一歲的康熙帝南巡。十七日到達山東郯城縣紅花鋪，靳輔扈從康熙帝在河、淮之間，詳細視察黃河、淮河、運河的水勢、災情及治河工程進展情況。二十一日，康熙帝特對靳輔講了自己的感受和對治河的意見。 　　靳輔根據康熙帝解決防止減水淹民的指示，在宿遷、桃源、清河三縣黃河北岸堤內開鑿了一條新河，稱為中河。這條河，上接張莊口及駱馬湖清水，下歷桃、清、山、安，入平旺河達海。漕船初出清口浮于河，至張莊運口。在清河西仲家莊建水閘，引欄馬河減水壩所泄的水入中河。該工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動工，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竣工完成。 中河修成后，得自清口截流，逕渡北岸，度仲家莊閘，漕運免去走黃河一百八十里的險路。 　　有詩贊曰靳輔開中河 “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為國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 （二）黃河奪大清河入海山東運河漕運斷航 黃河在清朝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以前大體上流經路線是：河南的滎陽、鄭州、原陽、延津、封丘、中牟、開封、蘭考；山東的曹縣、單縣；安徽的碭山、蕭縣；江蘇的豐縣、沛縣、徐州、邳縣、睢寧、宿遷、泗陽、淮陰、漣水、阜寧、濱海等入黃海。 清咸豐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黃河發生了歷史上第六次大改道，黃河在河南蘭陽（今蘭考）北岸銅瓦廂決口，決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蘭儀、考城、長垣等縣，后“復分三股：一股由趙王河走山東曹州府迤南下注，兩股由直隸東明縣南北二門分注，經山東濮州范縣至張秋鎮匯流穿運，總歸大清河在山東東營市墾利區入渤海，這也是黃河下游流經入海的今況。 黃河因第六次大改道，由此從山東梁山攔腰截斷了京杭大運河，京杭大運河的通航逐步走向以黃河為界的南北分制狀況。黃河改道破壞了原有的水系，導致運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減弱，隨后，清政府頒布停漕改折令。 新中國建立后的 1973年，由于運水資源不足等原因，黃河以北的山東段運河徹底斷航，導致魯西南和魯西北地區的經濟自然優勢受到嚴重影響，昔日的運河市井繁華景象已是過去。 京杭大運河的現狀 雖然京漢大運河黃河以北的山東和河北部分河段斷航，但至今運河任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黃河以南運河航運依舊，斷航的舊河道現在是南水北調的主要供水渠道，發揮著作用。 　　京杭大運河目前在山東濟寧市以南、江蘇和浙江三省運河河段區域仍發揮著防洪、抗旱、運輸、灌溉等多種作用。運河仍在進行維護和使用，正常的船隊可以暢通無阻全年通航。京杭大運河不僅是歷史文化遺產，也是現代社會中重要的水運通道。 國家戰略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從江蘇揚州江都水利樞紐提水，途經江蘇、山東、河北三省，向華北地區輸送生產生活用水。是沿京杭大運河逐級翻水北送，利用京杭大運河以及與其平行的河道輸水，向黃淮海平原東部和膠東地區和京津冀地區提供生產生活用水。南水北調東線貫穿黃河工程就位于黃河下游中段的山東東平和東阿兩縣境內。引水經泵站逐級提水進入東平湖后，分水兩路。由東平湖出湖閘、南干渠、埋管進口檢修閘、灘地埋管、穿黃河隧洞、出口閘、穿引黃渠埋涵及連接明渠等水利設施組成。主體工程全長7.87公里，湖內疏浚9.424公里。工程在黃河主河槽隱伏山梁下穿過，最大埋深達70米，開挖洞徑8.9至9.5米，洞長585.38米，設計流量每秒100立方米。長江水通過這一工程輸往魯北地區及河北省和天津市等北方地區。另一路向東經新辟的膠東地區輸水干線接引黃濟青渠道，向膠東地區供水。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運河申遺保護河段建筑物 </h3> 京杭大運河這條中國古代遺留下的水利工程，于 2014年，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經聯合國組織實地考察，最終大運河遺產分布申遺范圍被列入的有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包括河道遺產27段，總長度1011公里，相關遺產類型包括閘、堤、壩、橋、水城門、纖道、碼頭、險工等運河水工遺存，以及倉窖、衙署、驛站、行宮、會館、鈔關等大運河的配套設施和管理設施，和一部分與大運河文化意義密切相關的古建筑、歷史文化街區等，共計58處。中國京杭大運河是古代水利史上一條鑲嵌著無數璀璨炫麗的歷史文化明珠的銀河玉帶，令人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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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京杭大運河歷代開鑿漕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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