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一一我的避風港

yanyan

“我要結婚了”信中的這句告白讓爸爸媽媽怔住了。后來媽媽對我說：我和你爸爸拿著信，默然對望著，半天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你才22歲！離家才四年！那個滿目純情的女孩要結婚？！ 他們實在沒法接受這個決定。她明白結婚意味著什么嗎？她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嗎？媽媽復信說不同意我的決定。“我們不反對你交朋友，但是，結婚要過了25歲以后，因為只有到了那個年齡你才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很明白自己要什么，但是我不能告訴他們。我要結婚了，我無法改變歷史，只能接受命運——現實告訴我。 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在一次一次批斗之后，地富反壞右已成死老虎，那誰是活老虎呢？在那個瘋狂的、失去理性的時代，營的教導員張子玉，學校校長徐建余，還有我——只因為父母都是大右派，自己又成天抱著“封資修”的毒草既讀又寫……我們成了下一個目標。 山雨欲來風滿樓。在批斗大會召開的前一周，一群戴著紅袖章的紅革會戰士沖進了我的宿舍。幸好我早有預感，在這之前燒掉了所有的日記、信件、詩稿、文稿和“封資修”的書，只留了《魯迅全集》《毛澤東全集》《毛主席詩詞》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 “這是什么？”一個“戰士”指著我的《魯迅全集》氣狠狠地盯著我問，也許因為我的《魯迅全集》是十本精裝本，每本都帶封套的，他沒有見過。“這是《魯迅全集》。”“你還兇！過兩天‘魯迅’也救不了你，你就等著吧！”他們把我的箱子、書箱翻得底朝天，一無所獲地走了，臨走甩下了這句話。 其實，當時如果能想到對我們的迫害會如此慘無人道，我可以逃走。雖然無處可逃——上海是回不了的，父母也在“坐飛機”，也許可以去男友家躲一陣。但是事態的發展哪是善良的人們所能預料的！真是史無前例！ 文革后的爸爸媽媽 營部廣場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橫幅矚目驚心，主席臺上工作員張x正聲嘶力竭地喊著“把那些牛鬼蛇神帶上來！”被一根繩子綁成一串的“九·二五起義”人員，以及據說是流竄到新疆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被打著、趕著，踉踉蹌蹌地跑上臺。忽然，有人倒下了，被綁在一起的呼啦啦倒了一串，立馬傳出一陣凄厲的呻吟……“裝什么裝？！”一陣吼聲夾雜著哭喊聲，只見那些倒著與半倒著的，被連拉帶拽；又有人倒下，有人剛站起來又被拽倒……總算跪成了一排、兩排、三排……除了臺上的吼叫聲、呻吟聲，會場上不喊口號時是一派沉寂……“把黑幫分子的保護傘張子玉揪出來”！隨著一聲指令，只見幾個彪形大漢挾著張教導員，會場上只聽得他們“咚咚咚”的腳步聲。張子玉是全兵團有名的標兵，一營在他的領導下，成為北疆地區的糧倉。他被這些人“砰”的一聲摔在臺中央，會場上略有騷動，還有幾聲驚嘆。只見一個五大三粗的打手用一條粗麻繩往他的雙肩一套，然后用膝蓋頂住他的后背，用力將繩一抽，凄厲的叫聲幾乎穿透了我的耳膜……“把黑司令徐建余揪上來”于是剛才的情景又重復了一遍，只是他被綁時嚎哭起來，我的心在他的哭聲中顫栗著。 年輕時的爸爸 叔叔程應銓 我的背后已經站立著兩個打手。名字一報出來我說了聲“自己走”！“還在兇！”一個打手揪住我的頭發，一把把我拉出隊列。我后來想，幸好我是短發，否則連頭皮都會被他揪掉。徐建余是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新中國培養的紅色知識分子，三代貧農；我當時的罪名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真是高抬我了，我連大學都沒上過！后來才知道，教導員和徐校長的手臂被硬生生地綁斷了——比綁勞改犯還狠。 繩子深深的嵌入我手臂的肉里，膝蓋上的皮都跪掉了。最可恨的是，他們嫌我不喊，不哭，連哼都不哼一聲，居然在游街時用粗麻繩打了結，往我的臉上打，第一下打上來我就感到眼睛腫脹了，后來不知是誰說了一聲：“人家還是個丫頭！”但是就那一下，我的眼睛一個星期多都睜不開，并且流著血水，我嚇壞了，用手把眼皮扒開，看見眼睛成了兩個紫核桃……還好沒有瞎！只有我一人被帶到一連，而且沒有關起來，沒有再挨打。其他人在送往二連三連之后遭遇了更為殘酷的逼供訊，而且都被關了起來。一連派人去學校把我的行李取來放在集體宿舍，也是從那時起，我在一連待了整十年。 二十年以后的我 在凄風冷雨中，在他人的白眼中，尤其是，當我發現我的書，我的筆記，凡是我的一切，我不在的時候，就會被仔細“審視”；只要我一進宿舍，正在熱烈討論的場面就一下子鴉雀無聲了。其中不乏先前和我不分彼此的支青好友。我不怕打，不怕罵；但是受不了這種被看成異己，成天生活在被鄙棄，被懷疑的目光中。這樣的目光抽打在我心上，折磨著我的神經，幾乎每一分鐘都活在煎熬中。我感到失去了活下去的樂趣，失去了做人的最后一點點尊嚴；沒有今天，更沒有明天。傷口在一天天愈合，但是心卻在流血。 四十年后的我 有一天，趁著去菜地滅蟲，我帶了一塊敵百蟲回來，把它泡在我的小茶缸里，并給男友寫了一封訣別信。第二天一早我把信交給他后就去了大田，準備下班后喝下敵百蟲，然后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最好誰也找不到我。午飯是送到地里的，我隨便吃了幾口就獨自躺在林帶里。大田里很安靜，大家都在休息。毛渠里的水淙淙地流著，野蜂嗡嗡地在苜蓿花叢中飛來飛去。想到我即將離開這個世界，離開我親愛的男友，離開爸爸媽媽，我的心一陣陣地抽搐。淚水在眼眶里打轉，但我不能讓它們流出來，不能讓它們暴露了我心的“行蹤”。我回味著男友的第一個吻，想著我帶給他的磨難：因為我，他被清除出民兵；因為我，可能影響他在中科大的姐夫的前程。他干嘛要這么死心眼！我默誦著連斯基（普希金《歐根·奧涅金》中的人物）在決斗前的詠嘆“黎明的曙光開始發白，明朗的一天又來到，也許在這個時候我已被埋葬……” “程炎，黃指導員找你。”我一躍而起。一定是男友把信交給了指導員，我當時真是恨死他了。指導員大致說了幾點：一是男友做的對，他是在幫助我；但他已力所不及了，只好找組織。二是連里一直很保護我，從沒有把我當成敵我矛盾。三是如果找人把我看管起來，我會更受不了。他真正打動我的是對形勢的分析，他說這一切都會過去，只是當前他沒有能力力挽巨瀾，只能保證在他的管轄范圍內按政策辦事。這個指導員叫黃天順，文革后被提拔上去了。是他和我的男友救了我一命。 我們兄弟姐妹及家人 先生八十歲生日 文革后三營學校有個天津支青的哥哥，帶著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同志來181團辦案。66年教師集訓時他妹妹和我一組，有一次批判某教師，我在筆記上隨便寫了“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小休息后回會場，發現他們幾個在竊竊私語，還邊朝我指指點點的。我一驚，生怕自己有什么失誤。后來發現他們把我的筆記交給了大組長“徐建余”，又聽徐在說“這是毛主席的詩”。我那時覺得她左得無知，沒有想到她用了我沒有用成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第二年開春，當人們在地頭發現她的尸體時，已經腐爛了。這種無頭的冤案文革中不知有多少！除了留給親人無盡的哀思，至于個人的生命就和捏死一只螞蟻一樣。她的父親是高干，文革中期被“揪”了出來，她的命運也逆轉了。后來我讀到了一段話，深有感觸。“群體并不意味平等，恰恰相反，群體往往是領袖的擁躉。在領袖華麗的辭藻中、亢奮的情緒以及鮮明的身體語言的煽動下，群體具備了很強的爆發力。在這種情況下，群體模糊是非，喪失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不加思索地用火和劍……群體永遠是被人催眠的玩偶。” 第二排右起第三人是我 之前，男友問過我想不想結婚，我甚至覺得不該考慮這個問題。但是現在，眾不可戶說，我被“群體”孤立了，雖然，他們都是很善良的人，我們后來仍是朋友。但在當時，他們視我為敵，讓我陷于紛亂之中。我需要一份平靜。至少，不再受別人的目光的鞭撻；至少，關起門來我可以讀自己的書；至少，不必再惴惴如小鼠，時刻在揣摩別人又準備怎么陷害我。我不能把這一切告訴媽媽爸爸，他們自身難保，我不能讓他們再為我徹夜難眠，懸心度日。他們顛簸在風浪中，而我要的是避風港。只有結婚才能避開那個冰窖，暫時避開外面的風雨，才能有一份溫馨；恰恰只有男友能夠也愿意把我帶到他身邊，給我一份撫慰，給我一個避風港。所以，我答應嫁給他，決定結婚了。 補筆：愛不堪一擊！雙方的教養、性格、生活習慣及對家庭的責任感終究讓婚姻只剩一紙婚約維系！人都會在婚姻中變老變丑，這不是婚姻的過錯；錯在讓一個丈夫或妻子承擔起家庭所有的責任：孩子的養育、教育、就業；甚至兒女和自家買房買車及日常瑣事……堂而皇之地享受、吹噓，理直氣壯地埋怨，三天二頭地冷戰不停……歲月已矣！它改變了一切，我們就這樣在改變中痛苦，掙扎；想逃離，又被家拉扯著，痛楚，失落，無奈，茍且一一嵌在心的皺折中；心堵、心悸、心顫……那哪是藥物能解除的！婚姻並不是避風港，好的婚姻才是！但誰能預料將來呢，只有到了將來才明白！所以，婚姻可有，可無；可去，可留；取舍之間便是人生。?能折磨我們的，永遠都是過于在意的東西，若只在意自己，婚姻奈我何，蹉跎歲月又奈我何！ 不失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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