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與命運抗爭的俄羅斯女人（副本）

蘇仁

人們常說，六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會有一種俄羅斯情結。至于每個人是怎樣染上的這種情結的？卻各有各的原因。有的可能是電影，有的可能是小說，也的有可能是經歷。而我可能三者都有。我父親就是個小說迷。文革前，他就已經擁有了二千多冊小說。其中俄羅斯的小說，占了三分之一。我們從四年級開始就看小說。什么青年近衛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苦難的歷程等等。在不知不覺中，就結下了蘇聯情結。不僅如此，我的俄羅斯情結，也許還和我的一段文革經歷有關。 文革前夕1965年，我們家從湖南長沙調到了北京農業大學。與我們同住一樓的有一戶蘇聯人。他們住二樓，我們住一樓。這戶人家的父親是位中國人，參加過十月革命。曾是蘇聯布瓊尼的騎兵，據說還見過列寧。母親則是蘇聯人，基本不會說漢語。他們育有三男兩女，一共五個孩子。按照蘇聯當時規定，生有五個孩子的母親就是英雄母親，凡是英雄母親，就不用上班工作了，每天只在家照料孩子。并且每月可以領到國家發的工資。這家人最漂亮的小女兒和我是一個年級，名叫馮格林。他們家的孩子都既可以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也可以說一口地道的北京話。因為其中四個孩子都是在北京出生的，北京長的。按照東北人的說法，他們應該都屬于二毛子。因為混血的二毛子，通常長的都比純血大毛子漂亮。（這里二毛子無貶義：盡是指混血兒）。馮格林就具有這種特點。她有中國人的細膩皮膚，也有著白種人的膚色白皙。有中國女人的苗條，也有白種人的身高。有中國人的熱情好客。又有西方人的文質彬彬。由于即是同學，又是鄰居。所以我們兩家接觸比較多。她會經常邀請我們兄弟倆，一起去他們家，吃她媽媽烤的面包。那些剛剛出箱金黃金黃的面包，總散發著一股濃濃的奶香味，又松又軟，十分好吃。由于她們家總是收拾的干干凈凈的。任何一件東西，擺放的都恰到好處。讓人一進門立刻能感覺到，這家主婦是把日子當做作品過的。以至于我每次去她們家，總有些擔心。害怕我們這兩個野小子，一身泥一身土的，會惹的她媽不高興。然而恰恰相反，我們每次進門她媽總是笑瞇瞇的招呼我們。所以蘇聯人給我的第一印像就是特別愛干凈。蘇聯人給我的第二印象，就是特別愛美。因為我每天早上，從窗戶上就能看到，她媽在風雪里，總穿著一條裙子，披塊大頭巾，一雙長筒靴，獨自一個人去牛奶站打奶。我作為一個剛到北方的南方人。最初對寒冬臘月里穿裙子這件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因為我們中國人冬天，早就已經毛衣套棉衣，毛褲套棉褲，大衣棉猴的全招呼上了。她為什么不僅不穿棉褲，還偏要穿裙子呢？是不是她那條裙子比褲子還更暖和呢?然而有一次聽到別人嘲笑她媽，說他們蘇聯女人是愛俏不穿棉，凍死不可憐。到這時我才似乎明白了。原來蘇聯人大冬天穿裙子，僅僅是為了美。在美和冷比較起來，他們更看重美。美有那么重要嗎？我對此一直不以為然。直到長大后上了大學，通過對美學的學習才認識到，一個民族的審美觀提升，對于社會成員的精神追求，生活充實是極其重要的。蘇聯在這方面有許多杰出的貢獻者，美學奠基人車爾尼雪夫斯基，杰出的著名畫家列賓，建筑師日丹諾夫等等，使得俄羅斯在十八世紀的社會的精神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我們在這方面卻始終沒有形成社會的美學共識。 文革開始后不久，不知道為什么，人們就認定他們一家是蘇聯間諜。那時候，紅衛兵會經常半夜沖進他們家打她哥哥，因為她兩個哥哥，一個在讀初中，一個在讀高中。有兩次在半夜里，我被隔壁哭聲驚醒了。看見她披頭散發的躲在我媽懷里嗚咽。而他們家人正在家門口和紅衛兵爭吵。不久，我母親也沖到樓上和那些高中紅衛兵爭辯。自從那一夜后，我突然發現原來那個漂亮，活潑，真誠的小姑娘，開始變得沉默，憂郁，痛苦。隨著珍寶島事件后，中蘇關系開始惡化。他們家就沒有過一天消停的日子。不是紅衛兵被打上門來，就是半夜窗戶玻璃被砸的粉碎。我們都已經開始上中學復課鬧革命了。可是她卻只能天天呆在家里。因為她沒有資格和我們一起上初中。理由也很簡單，因為他們是蘇聯人。我經常看見她站在二樓陽臺上，目送著我們三五成群吆喝著去上學。下學后，她又只能孤獨站在陽臺上，目送著那些曾經的同學們三五成群的出去玩。而此時的她，不僅沒有學上，而且也沒有小伙伴，更沒有親近的朋友。不僅如此，還隔三差五有人跑到她家樓下罵她是蘇修特務。對此，她只能漲紅著臉爭辯到，你們要把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區別開來。在那個時期，我常為自己無力制止這種謾罵而感到內疚和羞恥。看著她站在陽臺上，發呆的眼神就更覺的她可伶。對于突然間改變了風向的社會，我不知道是哪里錯了，但是卻又能感覺到，一定是哪里錯了。不然為什么一夜之間，會有那么多人被關進了牛棚，這里自然也包括我父親。從此，我對那眾口一詞的口誅筆伐厭惡透了。我感覺到，當一股思潮成為了一種社會時髦的時候，許多人都會為了趕這種時髦，就會形成眾口一詞廣泛輿情。進而三人成虎，眾人成狼。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后，他們家的處境變的更加困難了。為了活下去，他們不得不留下孤單的父親，全家遷回了蘇聯。我永遠忘不了1969年那個暴雪后的早上，一場暴雪后，窗外突然有一陣陣的汽車轟鳴，我看見鄰居們都出來站在雪地里，看馮格林一家人忙上忙下的搬家。原來蘇聯大使館派了一輛大卡車來接他們回蘇聯。他們的老父親，則俯身站在二樓陽臺上，目光癡呆的看著孩子們搬運行李。老人也許在想，原本團團圓圓的一家人，怎么會一下子就被搞的四分五裂呢？這一次離別也許就是他們一家人的生死離別。這時我也出來了，站在樓下看他們搬家。看見她父親老淚縱橫的站在二樓陽臺上。兒女們搬完行李后坐在卡車上，強忍著淚水向老父親揮手告別。這時我注意到馮格林穿著一件皮大衣，向父親揮手告別時，一絲悲傷的淚光在眼角滾動。此后她又向我這邊掃過來，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一下子。此刻我似乎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刻將是我們人生的最后一面。隨著卡車轟叫著消失在視線中，她父親依舊在凜冽的北風中，注視著遠去的卡車。雪地上被卡車狠狠壓出來的兩道黑色車轍，在晨光的照耀下是那么刺眼的延伸到遠方。我們同學一場的情誼，也隨著那兩道刺眼地的車轍被碾壓的粉碎。內心不由得升起一股傷感。那一刻，我的負罪感像一塊石頭一樣堵住了呼吸。他們原本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曾經和我們一起帶著紅領巾，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怎么鬧來鬧去就突然變成了蘇聯特務了呢？在我眼里，他們就是因為長的像蘇聯人才遭到如此噩運。可是如此簡單的道理，為什么那么多人就認識不到？那么多人落井下石，是不是缺少點做人的基本常識？所以，我們一定欠他們一個愧疚。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愧疚，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愧疚。幾個月后，她的老父親孤獨的死在了家里，直到第三天才被人們發現。從那一刻起，我就認定馮格林這個名字，也許就只能永遠的封存在我的記憶里了。 十九年后，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聽同學說她帶著丈夫和孩子回到北京來給父親掃墓了。當時正住在東北旺她的叔叔家。為了再見她一面，我們把她們一家人接到城里我家居住。十九年后我們又見面了，十九年后她又和我母親見面了。大家相互交流離別后的變化。她又恢復了那種熱情洋溢甜蜜。我們離別的時候，我們都不過是十四五歲的孩子，再見面時，我們是都已經成家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了。當話題在聊到過去那些往事時。她說，她是離開中國十年后才知道，父親是在他們走后三個月去世的。但是，最令她不能接受的是，她父親竟然是在家里死了三天后才被發現的。她為了這件事，一直都在遭受良心的譴責。她多次抱怨她母親，不該把父親單獨留在中國。然而她又說，每當她抱怨她母親時，她母親都靜靜的坐在那里一言不發，任她哭訴。然而她又知道，過去家里發生的那一切，又不能完全怪罪她母親。從那以后，她就對自己發誓；這輩子她一定要帶全家人到北京，站在父親墳前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把多年來對父親的思念，愧疚，憋屈，統統告訴他。讓他原諒女兒的無知無奈。因為她作為父親最疼愛的寶貝疙瘩，竟然未能在父親生前見到最后一面。這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隨著中蘇關系1989年緩和后，她就開始三番五次的遞交探親申請。一直等到第三年才最終獲得批準。一眨眼，距離她離開北京已經整整十九年了。這十九年是她日盼夜想的十九年，這十九年也是她內心煎熬的十九年。 聽完她的敘述，看著她泛紅的眼睛。我以為她故事就此完結了。然而，在后來她講到回到蘇聯后的日子，更讓我唏噓不已。回到蘇聯后，日子過得不僅沒有好起來，反而更艱難了。她們一家五口人，被安排在了遠東五個城市的五個家庭里。其實就是被監視起來了。監視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蘇聯政府也防著他們是中國間諜。這樣的結局，對于一個十五歲尚無獨立生活能力的孩子來說，精神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與此同時，她還面臨一個更大的問題。在中國，她是一個連小學五年級都沒有念完的小姑娘。回到蘇聯后，她已經是一個十五歲的大姑娘了。實際上，她連一天初中都沒有讀過。面對蘇聯的高水平教育，想跟上學習課程，幾乎不可能。今后的路該怎么走？她在反復思考后，決定去跳芭蕾舞。因為在蘇聯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你只要能從一個學校畢業，就至少會有一份正式職業。幾年后她從芭蕾舞學校畢業后，她就進了雅庫次克芭蕾舞團。在芭蕾舞團跳了兩年舞，她就忙著結婚生子了。她丈夫是一名計算機工程師，叫瓦西里。結婚后她生了兩個孩子。這次到北京，她把兩個孩子都帶來了。為的是讓她父親能看到，她如今的幸福生活。在蘇聯，只要婦女懷孕就可以休假了。孩子出生后，母親可以兩年不上班，工資照發。孩子出生后的幼兒園，小學，中學直到大學畢業。所有學費，醫療費都由國家承擔。在這次出國前，她又檢查出懷孕了。所以回去后，她還可以繼續休息三年。當她看到我對她不停的生育有些疑惑時，她告訴我，她的理想就是像她母親一樣生五個孩子。這樣她就可以當英雄母親了。對此我不僅感慨，她作為一名芭蕾舞演員，她的理想不是如何出人頭地，事業輝煌。而是如此的現實，難道這也能稱之為理想嗎？然而，從她的半生經歷來看，她是一直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跳芭蕾對她而言，畢竟是半路出家。蘇聯的芭蕾舞藝術是世界頂級的藝術。想在蘇聯芭蕾舞界出人頭地，談何容易。所以，她選擇當英雄媽媽即現實，又實惠。對于她在文革中，小小年紀就遭遇了許多磨難，她從不愿多談。因為在她看來，過去經歷的那些事，并不是社會的責任，而僅僅是自己運氣不好。如果說出來，只能讓自己更難看。這的確是蘇聯人和中國人思維上的極大不同。中國人往往會把自己那些磨難，歸結于社會不公。抱怨是社會傷害了自己。很少會有人把這種折磨歸結為自己的命運不好。有時候我看著她，在兒女的吵鬧，哭訴，歡樂里。總是和風細雨的和孩子講道理，臉上帶著豐富的表情。這時候我總是想，她真的是一個合格的賢妻良母!，她盡管讀書不多，但是，她的這些優良性格，大概都是從她母親這本書學來的吧。我有時望著她消瘦的背影在想，她到底是屬于特別堅強的人呢？還是屬于特別認命的人呢？她這個瘦弱的身子為什么經受過那么多磨難，卻依舊那么挺拔？這得需要多強大的內心才能支撐的起來啊!也許俄羅斯人信仰的東正教，圣母瑪利亞就是她的精神來源。 我們第二次見面，已經到了九三年初春了。這個時候的蘇聯，已經不叫蘇聯了，改名叫俄羅斯了。蘇聯共產黨的垮臺，使得國家處于四分五裂的動蕩中。盡管她沒有再提她的英雄母親夢，但是在我看來，她的英雄母親夢，已經在蘇聯解體后破滅了。她這次來北京是帶領丈夫來中關村買計算機。因為蘇聯解體后，他們也都脫離國家體制，變成個體戶了。她丈夫是學計算機的。靠山吃山，她丈夫只能靠計算機來養活全家。我由于不懂計算機，只好拜托一個學計算機的老朋友，帶他們去中關村的四通公司看看。誰知道在買計算機的過程中，由于她的北京話說的太標準，以至讓那個四通店的南方經理大為吃驚。兩人聊到高興處，那個經理豪爽地說，一個俄羅斯人，竟能說一口這么地道的北京話。就憑你的這口北京話，我打算白送你一臺UPS。那天晚上她回來聊起白天的趣事，把我們逗的哈哈笑。這一次來北京，她的第二個女兒已經出生了。她和老公帶著三個孩子，一家五口來北京的。談到今后的打算，她說她已經拿到莫斯科大學的漢語畢業證。也領到了俄羅斯導游證了。前一段已經帶過一個臺灣旅游團了。今后她主要會在中俄兩地之間做導游了。這次回到哈爾濱，就先不著急回雅庫次克了。要在哈爾濱給一家紡織品公司作一個星期翻譯。當時中俄邊貿正紅火，到處都缺俄文翻譯。因為以前學俄文的人，文革中都改學英文了。所以中俄貿易興起后，奇缺真正夠格當翻譯的人。這時我突然覺得，她真是一個不屈不撓的女人。她在每一次人生轉折點，都能準確地捕捉到，并把自己的長處發揮到極致。 那年年底，我正好去哈爾濱開個會。晚飯過后，我一瞬間突然有種神奇感覺。感覺到她此刻就在哈爾濱。于是我就按照她上次給我留的電話，給她的客戶，哈爾濱紡織品公司總經理，打了個電話。聽得出，剛開始那個總經理還有些警惕。當我說出馮格林的名字后，他立刻就一口否認。說不認識。經過我和他一番艱難溝通后，他才搞清楚。原來馮格林她回蘇聯后，就不叫馮格林了，而是叫某某某諾娃。只有我們這些老同學才叫她馮格林。紡織品公司的老板告訴我，你真湊巧，她昨天下午才剛入住馬帝爾賓館。我隨后撥通了她房間的電話。通話后才知道，他兒子得了一種病，前一段她帶兒子去杭州看病。不想在杭州錢包又被偷了。所以不得不趕快返回哈爾濱。我問她怎么買的飛機票？她說她是和沈陽飛杭州機長說好的，她搭機，不要錢。對此我有點不相信，擔心她沒說實話。隨即打車趕到賓館。想幫她渡過這個難關。到了那里后，她告我明天一個俄羅斯團來談紡織品易貨貿易。她當翻譯，吃住行全包，每小時十二美元，大概要談十天。她還說，沈陽飛杭州的伊爾86飛機，就是她當的翻譯。中國用濕租法從俄羅斯租來的。就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她和機組都比較熟。這時我才孟然意識到，我面前這位老同學，已經不再是旅行社那種苦力導游了，而是易貨貿易的談判專家了。在黑龍江邊貿談判中也是個響當當的人物。這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我最后一次見她是2004年，她來北京接兒子回俄羅斯。她當初為了讓兒子學習中文，就把兒子送到清華來學習語言。但是，她兒子受他父親的影響很深，執意要回去學計算機。她沒有辦法，只好隨了兒子心愿。臨走我們道別的時候，她說她下一步打算和丈夫一起搬回烏克蘭居住。因為雅庫次克在北極圈內，實在太冷了。另外孩子們也都長大了，該走向自己的職業了。烏克蘭那邊是歐洲糧倉，周邊和西歐國家相鄰，就業機會也會多一些。最關鍵烏克蘭那邊還有她的公公和婆婆，是一個大家庭。大家生活在一起，也能讓公婆安享晚年。然而那個時候，誰也不會想到，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對親兄弟，竟然會大打出手。依據今天形勢看來，她現在是不是又變成了烏克蘭人？自從那次我們分別之后，沒過多久往雅庫斯克的電話就再也打不通了。不知道她現在何處？人生有些變化是自己能掌控的，而有些變化卻身不由己。我不知道，此時此刻她對中國，對蘇聯，對俄羅斯，對烏克蘭會懷有怎樣一種情懷。每次想起她，都只想問一句，你在他鄉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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