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張“良民證”日本侵華添鐵證

老右玉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右玉縣東石仁坡村王四女身份證明書長15厘米寬9厘米成紀738年（1943年）</font></b></h3> <h1><b> 小年已過大年近，沒將意顧（無感覺）又一年。今年恰逢抗日戰爭勝利紀念80周年，前兩天我跑回右玉，對自己多年來收攬的有關日寇侵華罪證加以整理，挑選出的物件，我先在攝影工作室進行了拍照，后分門別類建了電子檔案。<br>　　近年來，我十不估劃，僅日寇留下的“良民證”，竟拾弄下六件，除一件電子版外，其余均為實物資料。“良民證”是日軍侵華期間，為避免社會流民、所謂匪盜及抗戰人士等對日軍活動的破壞、干擾，確保占領區的安全，并用于表示占領區人民對“大日本帝國”效忠的一種身份證明證件，也稱“身分證明書”，它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百姓的一種居民身份管理。<br>　　抗戰勝利后，這種東西被人們看成了恥辱的證明，大部分把它冒砍（扔掉）了，民間極少留存。據98歲的期頤老人王岐山回憶說，日本鬼子是世界上最不正色的人， 1937年過罷八月十五后，他們以一個連的兵力占領了我們增子坊村，并將我村作為他們的據點，多數百姓被攆出村外，許多家庭，孩大娃小，無家可歸。他們占領我村后，并很快實施了挖戰壕、修炮樓、建圍子等軍事工程。</b><br><b> 沒過兩年，日本人便在趙官屯村設立了身份證制作點，要求15歲以上的人均要具有身份證明。后來，凡到我村修筑軍事工程者，必須攜帶此證，并在進入工地之前，出示證件，鞠躬行禮，再說上幾句當時的宣傳口號，日本鬼子才會說“你的，大大的良民”，然后方可進入工地，所以老百姓把這種“身份證明書”俗稱“良民證”。<br> 村民辦“良民證”是要經過多道手續的，首先由本人提出申請，并寫出書面材料，包括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以及出門事由等。當時日偽在淪陷區，建立了戶口編閭制度，形成 “縣—鄉—村—閭”體系，“良民證” 審核權下放到最底層的村長閭長。辦理者先跟村長閭長打招呼，他們加注意見后，遞到偽鄉公所，再由偽鄉公所報到縣里。由偽縣公署進行審核，證明沒有刑事犯罪記錄，更重要的是沒有參與抗日活動，之后，方可取得“良民證”。</b><br></h1>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255, 138, 0);">王岐山元堡子鎮增子坊村人98歲 2025年1月18日攝</b></p> <h1><b>　　2016年秋，右玉縣原“綠洲照相館”經理趙孝文先生為我提供了一件電子版的“良民證”。當我詢問證件的來歷時，他說：“上世紀末，一位農民兄弟拿來讓我幫他翻拍一下，詳細情況沒去過問，不得而知”。我細心閱讀了證書上的內容，對大同省的來歷不明，后來我打電話給原大同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要子謹先生，他告我說：抗日戰爭時期，大同地區行政區劃為三種。日偽行政區劃：1937年9月13日，日本關東軍侵占大同城，10月15日成立偽“晉北自治政府”，隸屬偽“蒙疆聯合委員會”，統轄雁北13縣；1939年9月改為偽“晉北政廳”，隸屬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1943年又改為偽“大同省公署”，隸屬偽“蒙古自治邦政府”。聽他如是說，我對原籍“大同省右玉縣”便明白啦。<br></b><b> 對證書上提及的住所“右玉縣上祁家河村，我曉得它就是如今的新城鎮上堡村。對 “良民證”的持有者吳朱氏，我雖不了解其人，但我知道原縣安檢局綜合科長吳志新就是該村人，問他也許能知道，當我接通他的電話后，他告訴我說：“朱大女正是我大媽，聽我二姐圪沓（說）過，該“良民證”是1944年秋季，我大爹吳蘭孩帶大媽上右衛城來回走了三天，夫妻倆一起辦的 “良民證”。<br></b><b> 大爹和大媽婚后生育兩個女兒，大女兒夭折，二女兒名叫吳二女，二姐兩歲時，大爹因頑固軍逼迫他買洋煙被人告發，讓八路軍關押在南山大磁窯一帶，不久生病死亡。后來大媽改嫁到張家店村一家姓劉的，二姐隨繼父改名劉二女，如今她也接近80歲啦，但她仍抬裹著母親的照片，當我打開手機讓她看證件上的照片時，二姐一眼就認出是她母親”。我很想收藏此“良民證”，并托付志新幫我問細一下，但因年常日久，可惜查無下落。</b></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右玉縣上祁家和村吳朱氏身份證明書長19厘米寬9厘米成紀739年（1944年）</font></b></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右玉縣上祁家和村吳朱氏身份證明書封面</font></b></h3> <h1><b>　　2018年1月我到應縣白馬石鄉搜集民俗老物件，鄉下跑了10多天，23日返回縣城，二日一早，我獨自逛達了木塔下的古玩城，花三百元又淘得一件“良民證”，品相湊乎，字跡清楚，盡管它出自應縣，不屬右玉的東西，但畢竟我們同屬一個地區，再說這種東西十分奇缺，可遇不可求，于是，我圪騰沒打將其買下。</b><br></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晉北應縣李興生身份證明書長19.5厘米寬9.5厘米成紀736年（1939年）</font></b></h3> <h1><b>　　還有兩件“良民證”,看上去是外省外市的，實則相距右玉都不太遠，持證人均與右玉有關聯。右玉雖說歷史上土地貧瘠，經濟落后。但在清朝時，它曾是朔平府址，駐扎過近萬八旗兵，殺虎口又曾是國家重要海關之一，諸多因素帶動了當時當地商業繁榮與經濟發展。同時也引來關南和口外的富商巨賈來右玉從事商業活動。自從1937年9月20日日寇占領右玉，搞得人心惶惶，幾乎停止了一切經濟活動，再加上日本鬼子對商鋪門店明叼明搶，致使許多商人紛紛逃離右玉。<br></b><b> 之后，凡居住在城內，年齡15歲以上的人們，不管你是城鎮居民，還是外地商人，日本鬼子統統要求辦理“良民證”，但偽縣公署怕擔責任，對外地在右玉做買賣的人，原則上都要求他們回原籍辦理“良民證”。<br></b><b> 2016年8月的一天，我到小馬營村鞏德堂老石匠家竄門兒，因我跟他跑串了多年，他了解我喜歡收藏舊時的片紙爛布條，于是，他給我找出一張關南崞縣的布質 “良民證”，聽他爺爺鞏鳳山說，證件上那個叫郭雙的人，舊社會常跑小馬營村，做碾磨生意，他知道我爺爺的碾磨砍的好，時常跟我爺爺打交道，并且一來就住在我家。抗戰期間，我村成為淪陷區，他怕路途遇見日本人盤查，上衣老繃著一個“良民證”，此證是有時限的，到期務必更換，大約是他的“良民證”到期作廢了，丟在了我們家，我奶奶不識字當是啥有用東西拾掇起來，后來傳到我母親手上也沒敢摱，一直抬裹到現在，老賀，你看有使受，就給你吧！</b></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崞縣郭雙良民證寬7.6厘米長10.8厘米民國30年3月</font></b></h3> <h1><b>　　另一件外省 “良民證”是綏遠省豐鎮縣孫宗氏的，它是右衛老城做古玩生意的張利給我拾鬧下的，不知他花多少錢買的，我付款時他說什么一分都不要，后來我說：“你不要錢我就不拿你的東西。為了打破僵局，他說：“那就砍（丟）上一百吧。”我又追問他：“此證你是從哪兒弄來的？”他說：“就在本城。”<br></b><b>他聽賣者劉某說，此證件是賣者爺爺手上傳下來的。民國時期，豐鎮有一對年輕夫婦，女的叫宗二花，男的叫孫亮，婚后第八年，他們便從老家來到右衛城，接管了父母親開的雜貨舖，但他們仍然租用我爺爺的房，繼續經營老家的銅火鍋及其銅炊具，日本人占據了右衛城，開伙房短作杖，就將他們家店舖里的銅炊具洗劫一空。城里亂哄哄的，街面上所有的店舖幾乎全關門，一個錢的買賣做不了，可偽政府稅收卻一分不少要，里外欺倒的買賣人沒法兒活，孫亮和宗二花的雜貨舖也沒支撐多久，便徹底關閉了，攤仗別掖后，夫妻倆便很快回了老家，他們走時店里也沒什么值錢東西，大頭沒沿（大體）拾掇了一下就走人啦。他們走后，爺爺從一堆亂拿雜中翻出了孫宗氏的“良民證”，隨即爺爺托人捎話，問用不用幫她寄回去，不久二花捎回話說，回家就補辦了證件，原來那個沒使受啦。<br></b><b> 后來，劉某拿著這件“良民證”找到張利門上，他說：“張古董，聽說這玩藝兒古玩市場挺吃香，你收不收，你要要，給上兄弟幾個燒酒錢，拿球去。”張利買下后，反門兒送給了我。</b></h1><br> <h3><font color="#ff8a00"><b>豐鎮縣孫宗氏身份證明書長19厘米寬9厘米成紀738年（1943）</b></font></h3> <h1><b>　　至此我弄到四件“良民證”，一件是電子版的，另外三件雖說與右玉有瓜葛，但它們畢竟都不是右玉的東西，我很想得到一件實物，并且是“純種的右玉良民證”。后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朔同地區古玩行的朋友們。<br></b><b> 去年12月20日我正在京種植牙齒，夜晚9點半左右，朔州古玩店的王柱從微信中給我傳過一不溜圖片，我大概數了一下，足有35張之多，我大體瀏覽了一回，全是過去右玉南山東石仁坡村與西石仁坡村的東西，內容十分龐雜，有兄弟另家的契約、買賣土地的官契、偽政府訓令、私塾先生給學生的攤款、地丁稅銀串票等，特別令我興奮的是還有東石坡村王厚、王四女二人的兩張“良民證”。<br></b><b> 瀏覽完圖片后，沒且二日天明，當晚十點半我便撥通了王柱的電話，我問他：“兩張“良民證”你打算賣多少錢？”他說：“給上五百。”我說：“品相不太好，一張二百，兩張給你四百得啦！”他說：“你看著辦吧。”我撂下電話，當即從微信為他轉了四百元。<br></b><b> 元月五日我回朔，第二天后晌，我便到王柱店里取回了“良民證”。就在我拿回證的第三天，有位姓吳的先生給我來電說：“前些日子我在王柱店里看到右玉的兩張“良民證”，我想要一張，王說您已付款啦，不可以。我愿出四百元，您是否可以讓一張？”我說：“你先從別處問細一下，萬一買不著，咱們日后再商量。”</b></h1><h1><b> 我無論得到什么藏品，總喜歡刨根問底，從藏品背后挖掘出一點文化，講述一段歷史故事。當我拿到“良民證”后，同樣心存此念，可我知道，東、西石仁坡村屬山陰煤礦塌陷區，早已整村搬遷，夷為平地，此事兒讓我上哪兒去問細呢？<br></b><b> 在我一籌莫展之際，忽喇八（忽然）想起原右玉縣工商銀行行長李月生不正是東石仁坡村人嗎？不妨打電話問問他。我撥通老李的電話，將我如何得到他們村二王“良民證”的情況，與他簡單曉訴了一番，他說：“我在村時間不長，對于證件上的二王毫無印象。不過，現在東、西石仁坡村的人，都集中搬遷到岱岳玉馬小區居住，兌一天咱倆一起去，到小區找幾位歲數大的老人，不愁問細清楚。”<br></b><b> 元月13日大清早起7點半，朋友朱玉斌駕車，我倆就從朔州出發啦，為了區區小事，我頭兩天還專門驚動了人家山陰縣政法委書記郝建中，郝書記為此給玉井鎮劉國棟書記打了電話，劉書記安排包村領導張存偉接待了我，不等我到小區，小張就把東石仁坡村魏成凱等幾位老人集合到村委會辦公室，老人們拉沓了半前晌，因時間跨度太長，老人們日能死也思謀不起“良民證”上的二王。<br></b><b> 后晌，同村的原山陰縣勞動局長李官又帶我進縣城采訪了東石坡村93歲以上的兩位老者，開始繞繞彎彎尋不著他們的住所，找見他們同樣也說不出個子丑寅卯。那天，我整整作翻了13個鐘頭，雖說收效甚微，但我覺得也并非多么重要，慶幸的是在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有幸入手六件“良民證”，這些泛黃的證件會說話，它們不僅是日本侵華的鐵證，同時也是考證研究日偽統治時期戶口管理制度的文物。</b></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右玉縣東石仁坡村村民王厚身份證書長15厘米寬9厘米成紀738年（1943年）</font></b></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日偽身份證背面成紀738年（1943年）</font></b></h3> <h1> <b>　　再過幾天就要過年啦，這些日子我看到小區的娃娃們開始燃放煙花爆竹；院內小車川流不息，不是蹙朋友，便是眊親人；快遞門市取年貨的人們排著長隊；上街返回小區的人們總是拎著大包小包；外地牌照的小車停滿了小區四周，在外打拼的年輕人們都回家過年啦……春節還未到，已經充滿了歡樂祥和的大年氣氛。<br>　　每當我看到這幾件過往的“良民證”，聯系眼前出現的過年情景，我的心情總是不能平靜，同時讓我深深感到，只有祖國強大，才能抵御外辱，免遭侵略，人民才能過上如此幸福的生活。 <br> 2025年1月22日于朔州<br></b><b> </b></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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