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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解放軍報》上的文章從“豆腐塊”起步(我的軍旅生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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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八十年代初期,國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也吹進了軍營。那個時期,是思想大解放的時期,也是我軍調整軍事戰略的過渡時期,是軍隊軍事學術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解放軍報應運而生地開辟了“學軍事”專欄,猶如一顆石子咋開了一潭死水,把看似神秘的戰略戰術問題研究,公開地擺在了全軍指戰員的面前(過去這些問題是由軍事科學院的專業人員在《軍事學術雜志》上小范圍的研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解放軍報每周一版的“學軍事”版面的文章,深受廣大指戰員的歡迎,它從思想方法入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多層次多視角的進入,深入淺出、提綱挈領地輕松解讀了建國后我軍最大的一次軍事戰略調整以及產生的巨大影響!</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各個軍區司令部機關,敏銳地察覺到解放軍報“學軍事”版對軍事工作的指導意義,紛紛邀請“學軍事”版的編輯們到部隊講課,成都軍區不僅邀請專家們講授,還不斷地派人到“學軍事”學習取經。軍區司令部軍事研究室、軍訓部的崔彧臣、孔德陽、蒲東成和我,先后被派到北京解放軍報社“學軍事”版學習。軍區司令部軍事研究室的崔彧臣研究員是首先派去學習的,收獲很大!不僅在解放軍“學軍事”版上連續發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而且回來后還承擔了成都軍區軍事學術研究指導委員會主辦的《西南軍事研究》責任編輯,發揮了很好的組織引導作用。</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與解放軍報高級編輯李炳彥學習交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來到解放軍報“學軍事”版學習時,這個版面的主責編輯是曾光軍和李炳彥二位老師。他們都是在那個年代為我軍創新軍事學術及軍事理論研究方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大師級人物。我在解放軍報學習時,并不是像在院校學習那樣,由老師正襟危坐地上課講授。授課方法有點像導師教授與助理的關系,每天我首先要幫助他們閱讀來自全軍各地發來的稿件,發現好稿件就放在一起;接下來就與老師們談我對好稿件的看法,提出刊發的建議;根據老師們的意見再修改處理原稿準備刊用。周末,才有與老師們作較長時間的學習交流,也就是聊天,介紹自己的經歷,聊在部隊遇到的事情與想法。</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在北京軍事學院學習的是軍戰史專業,對許多戰例有較深入的研究,又看到現在有不少人在運用戰例問題有些偏頗,有了創作的想法,曾光軍老師就鼓勵我繼續深入思考,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在他的鼓勵和幫助下,我在解放軍報“學軍事”版上有了一篇豆腐塊文章刊用(原文如下):</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15px;"> 戰例不是任意揉搓的面團</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戰例,在一些同志的眼里成了可以任意揉搓的面團。同一戰役或戰斗,他們時而說是集中優勢兵力的范例,時而又說是以少勝多的典范;今天說他是揀弱的打的原則,明天卻又把它當作打強敵的佐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假如寫小說,那是一回事,《三國演義》對某些戰斗的編寫就與史實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在軍事教學和軍事理論研究中,濫用戰例就不能說是正常的了。它會模糊戰例的本來面目造成學術思想的混亂,妨礙我們借“前車之鑒”去尋求制勝方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這里有個界限需要分清:任何戰例,在認識上應當允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能以那個人的結論作為標準,否則將會窒息學術思想的交流。但是,構成戰例的基本事實則是不容任意揉搓、涂改的。保持戰例的本來面目,維護它的真實性,是研究和引用戰例必須恪守的重要原則。我們常說一切都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研究戰例也應該體現這一指導思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濫用”常常和“套用”有聯系,一些同志習慣于簡單地用原則套用戰例,甚至拿著形成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戰術原因,去套發生在八十年代的戰例。套不上,就“隨心所欲”地大動手術,以至于把一些戰例搞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有時由于自圓其說地解釋戰例,結果使自己掉進自相矛盾的迷宮。</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們并不反對引用必要的印證。為了說明某個戰術原則和作戰思想,恰當的列舉戰例,可以使人加深理解。為了論證某個學術觀點,也常常需要借助于戰例。戰例的價值絕不僅僅在于說明和印證原則,更重要的是揭示戰爭規律,幫助人們總結和發展作戰指導原則。已有的兵書,是以往戰爭經驗的結晶;適應現代條件的新原則,也只能來自新的戰爭實踐。正是這個緣故,人們把近期發生在馬島、黎巴嫩、阿富汗的戰爭,看做孕育新的作戰原則、新戰術的搖籃,睜大眼睛從中找出變化了的東西。這才是聰明人的做法!拿著老原則去套新戰法,讓客觀原則去順從主觀愿望,才是有害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學術思想上最可貴的是創新!只有下功夫探索不斷發展變化的戰爭,深入研究近期局部戰爭所提供的種種素材,才有可能萌生出客觀實際的見解。靠苦思冥想琢磨幾個新的名詞概念,再拿著他們去套卡洛斯港的登陸戰,或者用貝卡谷地的電子戰,這樣十有八九會曲解戰例,更談不上真正有價值的見地。筆者常見有的同志愁于提不出新觀點,卻很少對新情況、新知識、新戰例做系統的研究。其實,大不可必為新戰術冠以何種名詞術語而耗費精力!要知道,替一個呱呱落地的嬰兒取名,終究比十月懷胎容易的多。</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這篇過去的豆腐塊小文章,時隔40多年了我把它再次拋出來,是因為作為思想方法,今天依然具有借鑒意義。觀如今的俄烏戰爭、巴以戰爭,雖然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本質沒有改變,但是戰爭的方式方法卻與以往的大不相同,深入研究可以發掘更多的東西。</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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