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那些事

天文

圖文:天文 (于升云)文題書寫:天文 　　同發胡同，一條狹窄的胡同。它就像一根長長的藤蔓，左纏右繞地連接著樓房和院墻，七拐八拐地這里竟然住著百十戶人家。一家挨著一家，斑駁的外墻，錯落有致的門窗，點綴的胡同滿滿的煙火氣。 胡同里每家的住屋都不算大，也就有二、三十個平方，可屋子里住的人卻不少，少則三口人，多則十幾口人。 五六十年代，那時中國根本不講什么計劃生育，貧困而又單調的生活，讓養孩子成為唯一的樂趣。那時的父母，可以說都是中國人口紅利的貢獻者。 　　胡同里每家都生養三、四個孩子，多則六個，甚至有戶人家生養了十個孩子。偶有家中只有一個孩子的，大概率被看作是父母不能生養，孩子多半也是領養的。　　 每逢星期天，狹窄的胡同里就格外地熱鬧。一大早，就有孩子們玩耍的嬉鬧聲。整個胡同就像一個充滿了氣體的汽球，膨脹到了極限，隨時都有被撐破的可能。 胡同里根本就容不下太多玩耍的孩子，稍大點的孩子，就會跑到街上或江堤上去玩，因為那里離胡同較近，也比胡同寬敞多了，玩得也更加地盡興。　 孩子多了，好養活兒，那時養孩子都是散養。孩子不粘家長，自己找自己的玩伴。家長也因孩子多，全然不把心思花費在孩子身上，大都是熬上一鍋大??子粥，再弄點咸菜，就算齊活了。在外玩耍的孩子，回到家里，也不矯性，大??子粥就著咸菜吃，那叫一個香呵。 孩子少的人家，生活相對好過一些。究竟有多好過，我也不得而知，因為我還是個孩子，小孩根本不解大人們的心事，有句話說得好“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不過在我的記憶里，胡同里倒是有幾戶孩子少的人家。其中有兩戶人家給我的印象很深，這兩戶人家的境遇與眾不同，生活得也挺不易，以致多少年過去，在我心中的印跡都揮之不去。 　　1. 義務擺灰筐的王老漢 在胡同通向街口處，一幢青灰色樓房的一樓有戶三口之家，老倆口和一個女兒。 文革那年，父親有45歲，母親40來歲，女兒27歲。女兒自身條件沒的說，身材高挑，又是大學生，相貌也說得過去。或許因為有個右派的父親，才讓女兒的婚事成了件難事。 父女倆在這條街上，幾乎無人不嘵，倒是這家的女主人，很少出門，胡同里的人們不識廬山真面目。 這家父女倆被胡同里的人們所熟悉，主要是女兒大齡未婚，父親是個右派，長期在社區垃圾站義務擺灰筐。 六七十年代，城市垃圾管理方式還很原始，采用的是柳條筐裝爐灰和垃圾，不像現在用垃圾桶裝。那時小區居民，每天將廚余垃圾和爐灰都得倒在指定區域，即垃圾站。 王老漢就是在垃圾站，義務擺灰筐之人。一年365天，無論刮風還是下雨，他都風雨無阻，每晚都準時守候在垃圾站。 擺灰筐這活兒，可不輕松，又臟又累。六七十年代，家家靠燒煤取暖做飯，每天家里要產生許多爐灰和垃圾，除了廚余垃圾，還有爐灰臟土，尤其冬季，爐灰量大得驚人。 大大的臟土筐，一摞就是五層，能有一米來高。倒爐灰又多半是些孩子，根本不守時，也不守規。有時老漢還沒擺出灰筐，孩子們就把爐灰和垃圾隨意倒在地上，老漢還得用鍬把地上的垃圾收起來，再分裝到筐里，十分地辛苦。 據說老漢曾是一家工廠的技術員。年輕時，只因他說過“他不愛看蘇聯電影″一句話，在反右運動中竟然被打成右派，然后被下放到街道接受改造。 老漢除了晚上在社區垃圾站義務擺灰筐外，白天還負責打掃胡同里的廁所。他就這樣一干就是十幾年。 那時世面上流行一個很火的詞叫“自覺改造世界觀″，王老漢這樣做，就是在自覺改造世界觀。胡同里的人們對他的這樣改造無不認可。 我對他的印象，也只是局限于倒爐灰那一會兒。平時在胡同里很少看見他，與他也從來沒有言語上的交流。 他人個子不是很高，常穿一身褪了色，發白了了的藍色粗布衣服。每次倒爐灰又都是在傍晚，他臉上又戴著布滿灰塵的口罩，至于他的樣貌，我也很難描述出。因為他是右派，我從未正眼瞧過他。那時地富反壞右，在我的腦海里已是根深蒂固的一副壞模樣。即使偶爾看他一眼，我也是一副怯生生的樣子，原因很簡單:一來是我膽子小;二來我腦子里所謂階級斗爭這根弦始終是緊繃著的，生怕他會把我給怎么樣了。 他的自覺改造，深得街道辦領導們的認可，在文化大革命批斗走資派、壞分子運動中，他竟然逃過一劫。 然而居住在胡同里，老柴家的兒子就沒有王老漢幸運了。文革之初，就被當作反革命的典型，被街道辦事處揪出批斗了。 　　2. 自命不凡，屢受挫折的單身漢 住在胡同的拐角處，也有一個三口之家。這家男人老實厚道，平日少言寡語，女人卻十分愛說，整日嘮嘮叨叨的，屬于和誰都能扯上閑篇的那種人，二老育有一子，名叫柴峰。 由于老倆口平時溺愛兒子，柴峰平日有手好閑，整日愛做白日夢。柴峰原本有個不錯又很體面的工作，在電表廠的整裝車間當技術員，誰知他並不滿足，整日想入非非。 特別是在他二十一歲那年，因學繪畫，在文化館里，他結識了一些像他一樣的年輕人，于是他們結伙想偷渡去香港，沒曾想在廣州，就遭擒獲，被判刑四年。 他刑滿釋放后，不久他的父母相繼離世，空蕩蕩的屋子也只剩他一人了。從他的小屋里，不時飄出他誦讀的聲音和悠揚的小提琴樂曲。他不甘寂寞，時常寫詩或歌詞，也經常投稿，有的被退回，有的石沉大海沒有音訊。 后來他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建筑工程隊找到一份負責搞宣傳的工作。本就不大的屋子里存放有紙張和油印機。我去他家玩時，常見他刻鋼板，印些宣傳材料，覺得挺新鮮。 不久文革就開始了，許多單位停產鬧革命，這樣一來，他待在家里的時間就多了，胡同里的一些與他年令相仿的人也常到他家里來。 在胡同口二樓住著一個修鞋匠，因為他瘸，人們都稱他劉瘸子。 劉瘸子除了靠修鞋維持生計外，他還善長拉二胡。空閑時，他也常去柴峰的家里。 柴峰家聚集了胡同里的許多文藝青年，就這樣，劉瘸子和柴峰一來二去，關系走得很近。 文革初期，柴峰就被街道辦弄去當作階級斗爭的靶子進行批斗，劉瘸子上竄下跳表現得非常積極。 記得批斗柴嶧的那天晚上，他站在臨時搭建的臺子中央，頭帶高帽，胸前掛著個大牌子，上面用黑墨寫著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樣，在他身后站著兩個帶紅衛兵袖標的年輕人。 這時從臺下另一側，竄出一個人，見他一瘸一拐的走上臺，只見他抽出褲子上的皮帶，搖晃著他的半個身子，用帶有銅夾子的那頭，用力地朝柴峰身上狠狠地抽打著，他一邊猛抽，一邊怒罵道“你這小子隱藏的太深了，我要和你這個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 劉瘸子手里的皮帶就像一把鋼針，抽打在柴峰的身上，就如同扎在我的心頭上。 “打倒現行反革命，誓死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會場響起了口號聲，這口號如同陰雨天的響雷，震耳欲聾，仿佛都能把屋頂的房蓋掀起來。 這一夜不知怎的，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怎么也睡不著，反來復去地在想，柴峰怎么就成反革命分子了呢？我害怕壞人，可是柴峰也倒沒有讓我覺得他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他文質彬彬的氣質，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平日我常去他家，他喜歡文學，會寫美術字，識得五線普，他是不愛干活兒，整天除了寫，就是拉小提琴。他還說要教我拉小提琴，怎么就成反革命分子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一夜我失眠了，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眠。 后來街道辦又召開幾次批斗會，我沒有去，從那次批斗會后，再也沒見到柴峰，倒是常見到劉瘸子，他肩膀的一頭背著修鞋的箱子，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除了相貌丑陋不堪，還多了幾分兇殘，不，十分兇殘。就是從那天起，我不再用好眼瞧他，他就是個壞人，是一個在我心中最壞的人。 　　二十年以后…… 時光如梭，一晃二十年過去了。時間來到了1986年，我大學畢業成了家，也離開了這個既熟悉而又讓我曾經困惑的同發胡同。 后來我聽人們說，政府給柴峰和王老漢都落實了政策。王老漢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女兒也結婚了;柴峰也從其遣送地，又回到了城里;那個曾經在批斗會上用皮帶抽打他的劉瘸子，在上廁所的時候，因犯病掉摔進了糞池，淹死了。 現如今，曾經在胡同里居住過的人們，對五十多年前胡同里所發生的事兒，似乎都已經淡忘了，也沒有人愿意再去提及它。人們談論更多的是向錢看。一切為了錢，怎么想法子能多賺錢，讓自己的日子能盡快地富裕起來。 　　改革開放的大潮，不僅沖刷著人們固有僵化的思維模式，促進經濟騰飛，而且也加快了老城區改造的步伐，提升了人們的生活品質。 胡同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普遍存在于我國城市里的一種民居的社會現象，也漸漸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樓和寬敞的街道，我曾經住過的同發胡同如今已然成為巴洛克街區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在老城區改造的進程里，哈爾濱一些胡同的名子也被湮滅在歷史的歲月里。 胡同雖然消失了，然而胡同里的那些人和事，卻依舊留存于我的記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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