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奔赴工作崗位的老照片

李秉鐸

1970年8月，我們這批1965年進校的老五屆大學生（也是文革前考入大學的最后一屆大學生）終于等到了分配工作的消息。當時作為四川大學物理系的教師和學生都在成都附近的什邡縣九里埂軍墾農場勞動鍛煉，由軍宣隊領導。 畢業分配是派往云、貴、川三個省，少數分往云南、貴州，多數留四川。工資從1970年8月份算起，8月份可領半個月工資，分往云南、貴州的同學立即出發前往報到，留在四川的同學繼續在軍墾農場勞動鍛煉，他們在1971年才離開農揚，走上工作崗位。 那時的畢業分配是“四個面向”：面向基層，面向農村，面向工礦，面向邊疆。據說還有一個不成文的分配原則：雙分遠，近分病，不遠不近分光棍。我和艾莉自然屬于雙分遠，被分到貴州銅仁地區（在貴州東北角，緊鄰四川秀山和湖南鳳凰）。我們于8月21日離開成都前往貴州報到，途經重慶，我們回家去看望了一下父母，留下一些照片，至今已經55年了，現父母都已去世，我們也垂垂老矣，這些老照片成了展示那個時代親情的寶貴記憶。 　　奔赴貴州的第一站：成都。艾莉的好友從軍墾農場追到四川大學送行，并合影留念。同學五年，難分難舍，所以有點傷感。艾莉和好友胖子一起租了自行車，臨走前在四川大學校園騎了好幾圈，向學生時代作最后的告別。 　　奔赴貴州的第二站：重慶渝中區人民路渝建村。火車經過重慶時，特下車看望父母和家人。這是艾莉的家，照片中有艾莉、父母、大姐、二姐、四妹、六妹，三位小孩是大姐和二姐的子女。 艾莉是敖家唯一的大學畢業生，也是唯一的遠離重慶到外地去工作的子女。 　奔赴貴州的第三站：重慶北碚區西南師范學院。我先回到西南師院家中，艾莉是第二天由四妹敖馥朗陪伴到我家來。 　　艾莉的母親擔心我們在路途中不好掌握時間。將自己佩戴多年的英納格手表送給艾莉，作為送給女兒大學畢業的禮物。 母愛如輕柔的春風，拂去我們生活中的塵埃與憂愁。 這只手表我們一直保存至今，看到這只手表就會懷念母親溫馨的愛。 艾莉和四妹在西南師院校園留影。 　　全家照。父母、我和艾莉、六弟、七弟。這之前我在軍墾農場生了一場病，農場醫療條件有限，既無醫生看病，也沒有吃藥，經過一段時間硬扛，病也自愈了，但人很瘦，黃皮寡瘦，像61、62年餓飯的饑民。 　　父母很高興，露出笑容。父母為兒子參加了工作，將領到工資而高興，同時也為兒子找到了媳婦而高興。 至于到邊遠地區，工作理不理想，那些都不用考慮，一切由組織安排，個人沒得選。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到農村、到邊疆、到基層去工作，去椄受鍛煉，全國一盤棋。人就是一顆螺絲釘，擰在那里，就在那里生根、開花、結果。不管到哪里，都要努力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斷改造自己的思想。 　　李家三兄弟：我和六弟、七弟。當時家中六姊妹只有最小的六弟、七弟在家。 　　我的發小和同學王國清也來給我送行，那時他已經參加工作，成為一名中學教師。 　下面回顧一下到貴州后的經歷： 途經重慶后，乘火車到達遵義，在遵義遇到很多全國各地分到貴州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我們買到第二天到銅仁的汽車票，在路上要乘坐整整兩天的汽車。 第二天上了汽車，車上多是報到的各地學生。有一位四川大學政治經濟系的袁同學，帶了一大紙箱的書，上車時書太重，紙箱破了，搞得手忙腳亂，我們都紛紛幫助他收拾，正是：“孔夫子搬家一一盡是輸（書）”。從遵義出發，經湄潭、鳳岡、思南、印江、江口，到達銅仁。正是盛夏，一路上風樸塵塵，人人都是一身灰塵，個個灰頭土臉。但大家還很樂觀，把沿途有趣的地名串起來編成順口溜：先是思男（思南縣），然后纏妻（印江縣纏溪鎮），終于得望了（江口縣德旺鄉鎮），最后抿笑一下（江口縣閔孝鎮）。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到達思南縣，縣城在烏江邊，依山而建，連綿的山峰巍峨突兀，那陡峭的崖壁就像被刀切過一樣，直立在那里，在陽光下閃著藍光，令人膽顫心驚。若從山頂滾一巨石下來，可以穿過整個縣城直達江邊。記得當時同車有一畢業于南京工學院的女生，面對思南的崇山峻嶺充滿豪情地說，在這里工作也沒有什么可怕的，今后會修建機場，可以乘飛機回南京探望父母。我當時心里嘀咕：這女孩太天真了！ 到銅仁地區分配辦公室，首先看到的是兩位人民大學畢業生貼的大字報，要求到最基層、最艱苦的地方工作。他們成為學習的榜樣，最后他們兩人都留在地區機關當了干部。然后一工科畢業生在分配辦公室削了水果分成一牙一牙的，遞給工作人員們品嘗，他也留在地區一個工廠工作。 我和艾莉既不會寫大字報表現自己，也不好意思削水果喂到工作人員嘴邊，所以我們按正常程序，聽天由命，被分配到梵凈山下的印江縣工作。于是我們又乘車沿來路返回，車行一天到達印江縣報到。 那一年，我們到印江縣時，已經有七、八十個大學生來縣里報到了。縣委的分配辦公室將我和艾莉分到邊遠的洋溪區去教書，那里是高寒山區，不通班車，當地領導準備趕馬車來接我們。我們不愿意去教書（那時學校教育不正常，大家都愿意到工廠而不愿意到學校教書）。我們決定搏一搏，于是到分配辦公室反映，說我們是學物理的，研究各種機器的運動及原理，適合到機械廠去工作。縣里管分配的干部說，機械廠已經分了好幾個大學生去了，不能再分學生去了。最后終于被我們說動，就說正在興建一個新的打米廠，全廠的動力設備主要是一臺75馬力的柴油機（洛陽東方紅柴油機廠生產），現在無人會開，若你們會開，就到那里去吧，派遣單上寫著：到打米廠跟班勞動。這樣我們進了打米廠，這個廠總共二十來個人，除我們外，還有一位中專生（武漢糧食學校畢業）。我進打米廠擔任了動力工（糧食定量是38斤）。 我在打米廠工作了5年，后來擔任了技術員，并成為廠領導小組成員。我主持了三個車間的建立，一是改造榨油車間，原來的榨油車間是原始的方法，工人像猴子一樣在長長的榨桿上跳上跳下，勞動量很大。地區糧食局分給我們幾臺液壓榨油機，安裝后工人只要坐在那兒掌握開關，菜籽由升降機輸入炒鍋，炒好后進入榨油機就可以出油了。安裝榨油機的過程中，因為榨油機是液壓榨油，用高壓工業用油推動活塞將菜籽的油壓榨出來，輸送高壓工業油的鋼管，要在適當的地方彎曲，適應榨油機的安裝。我自己造了一個打鐵爐，將鋼管需要彎曲的地方加熱變紅變軟，然后根據需要彎曲適當的角度。以后又增加了一個拉絲機，磨面機的鋼磨磨損后，可以重新拉絲。這樣就成了一個機修車間。我還和工人師傅一起僅用幾百元就建了一個面條車間，用兩個單皮壓面機拼成一個雙皮機，用木料做動力傳送的皮帶輪，每個皮帶輪的尺寸都經過精確計算，雙皮機、單皮機、切刀的轉速要互相配合，以保證壓出來的面條長短合適。這樣縣城里有了自己生產的面條銷售，既滿足了居民的生活需求又為打米廠增加了一筆可觀的收入。那段時間是打米廠最興旺的時期，人手不夠，廠里還招聘了幾個小工來幫忙。 縣糧食局大門外有一個糧店，負責城區的糧油銷售，職工大部分都是糧食局干部的家屬，因此稱為“三八糧店”。我常常帶著工人，趕著馬車（那是打米廠的主要運輸工具，養有一匹棗紅色的老馬）運送面粉和面條到三八糧店，和那里的女職工們也成了熟人。后來我寫了一篇通訊報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三八糧店》，先是作為縣里招開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經驗交流會”的材料，后來在《貴州日報》上正式發表。這使糧食局的干部們刮目相看，交口稱贊：“大飯店的筷子一一有一作（桌）”。 省糧食廳領導對大學生趕馬車運面粉大為贊揚，要求印江縣糧食局要把大學生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不僅在打米廠發揮作用，還要在全縣發揮作用。所以縣糧食局又安排我和糧食局工業股的技術人員一起到天堂區糧管所，進行糧食加工機械化試點。該項工作成功完成后獲得省科技進步三等獎。 后來一次縣中學校長偶然聽說打米廠有兩個學物理的重點大學學生，縣中學正缺物理老師，于是通過縣委下調令把我倆調到了縣中學，從此我們走上了教書的道路。銅仁地區糧食局曾派人到印江縣中學，找到我們，希望我們回到糧食部門去。我們也不愿意教書，但縣委下的調令，糧食部門也干預不了，我只有寫了一個要求回糧食部門的報告，沒有得到批準。 在印江縣工作了整整15年，在打米廠5年，在縣中學教書10年。恢復高考后，我們盡心盡力輔導學生，教過多屆畢業班，在高考中取得一系列成績。1983年高考，那年是貴州省兩年制高中最后一屆畢業生，而省內重點中學三年制畢業生第一次參加高考，兩年制的一般中學如印江縣中學處于絕對劣勢。但我們奮力拼搏，拼命追趕，結果在物理高考中考贏了一些重點中學，那年題目很難，考上及格分都很不容易，有個別重點中學應屆生都無人及格，而我們的應屆生有三人及格，最高分89分，這一成績轟動貴陽高考改卷場，改卷老師聽說有一縣級普通中學出了89分的高分，紛紛打聽是哪一個縣？1984年，艾莉教的一位學生還考取了清華大學。 后來我們又招聘到貴陽，在省地質局第一中學工作了5年，我曾擔任該校副校長，并于1987年在中學首次職稱評審中評為高級教師。我們于1990年終于抓住一個機會調回家鄉重慶工作。這時我們已人到中年，在中學教書多年，年年征戰在高考戰場上，已鍛煉成經驗豐富的畢業班把關教師。 最終能如愿回到家鄉重慶工作，是當初奔赴貴州時沒有想到的。在貴州工作整整20年，經歷糧食部門、教育部門、地質部門，最終還是回到教育部門，這一段曲折的經歷，被許多人認為富有點傳奇色彩。 最后摘錄兩段話結束這一段回憶：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個，也都被歷史推撞搓揉，藏有前人想象不到的經驗。” “國家的一段彎路，可能就是很多個人的一輩子。” 調回重慶后，1993年和父母在西南師范大學校門前留影。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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