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b> 過年的日子——能多陪陪父母是最大的快樂</b></p><p class="ql-block"> 說來說去,過年過什么?還是過人,小的時候是這樣,到了老年還是這樣。老人希望過年的時候,能夠兒孫環(huán)繞,有孩子在身邊,就有快樂,就有年味兒;孩子們希望把老人當作“北斗”,自己作為“群星”,緊緊地圍繞在老人的身旁,感受溫暖,感受幸福。不管窮日子,還是富日子,只要有一家人的團團圓圓,健健康康,就有快樂年,幸福年。在平日的生活里,人們說:“有媽才有家,沒媽就沒有了家。”如此說來,有一家老小的團聚,才是年;沒有了這種團圓,年也就變成了“一碗白開水”,沒有了顏色,沒有了味道。</p><p class="ql-block"> 小的時候,對這些感受并不深,期待過年的動力主要還在于吃餃子、穿新衣、放鞭炮。長大了,懂事了,才慢慢感受到,過年了,老人對孩子們是多么的期待,孩子對老人又是多么的依賴。“常回家看看”不光是孩子們的愿望,更是老人們的心聲。老人與孩子所以都十分在意“常回家看看”,圖的就是相互陪伴。孩提時代,不懂得“陪伴”的意義,因為常年生活在父母的身邊,沒有感受到老人對這種“陪伴”是多么需要,更沒有體會到老人對自己的“陪伴”有多么的溫馨。自從當兵入伍,才開始感受到這種相互“陪伴”的重要。</p><p class="ql-block"> 過去在家的時候,不管是家里外邊,我都是父母親的“好幫手”,自從離開家門,跟父母和兄弟姐妹總是聚少離多。每當過年回家,我總是愿意往父母親跟前湊,父親打掃院子,我上前搶過掃帚,干到他滿意為止;母親燒火做飯,我也湊過去幫著添把柴。其實,活并沒有干多少,我知道只要我在老人身邊,他們就高興。就連吃飯,你坐到父母親跟前,他們都覺得吃得香,吃得飽。</p><p class="ql-block"> 父母親從年輕就沒有什么愛好,只是喜歡看兩把“小紙牌”。從小在他們的影響下,我對看小牌也有個“半架”,利用過年期間的空閑時間,我就陪著他們看小牌,為了體現(xiàn)輸贏,就拿“火柴桿”當籌碼。每場下來,父母親都會贏到一兩盒的“火柴桿”,找到一種勝利的感覺。一次在陪父母親看小牌的過程中,我有把牌很差,連個挨張的都沒有,我順嘴說了句:“這牌是老兩口長疥——誰也不挨誰”,這一句話把老爹老媽都給說笑了。可見,跟老人在一起,即使一句笑話、一個歇后語,都能把他們逗得很開心,從中足見這種“陪伴”是多么的重要。</p> <p class="ql-block"> 那個年代,父母親還有一個愛好,就是吸煙。父親煙癮大,他不喜歡吸“煙卷”,嫌那沒“勁兒”,再加上當時也沒有吸煙卷的條件。這樣,父親就每年自己在園子里種煙,老人家對種煙很有研究,從品種的選育,到煙苗的栽培,再到煙葉的收納、亮曬,一條龍的管理都很在行。在部隊期間,我還不會吸煙,但部隊每年都給機關干部分配調劑十盒八盒的好煙,其中包括牡丹、上海、人參、大前門等。那個時候物價很便宜,這個檔次的煙每盒都在五角錢左右。當時,還有段“順口溜”:“省中華,縣牡丹,機關干部迎春煙,牛逼小伙大生產,小孩崽子抽勤儉。”按照這個說法,牡丹、上海這都算得上是縣級干部吸煙的標準。每年過年的時候,我把這幾盒配劑給我的香煙帶回家,送給父母親開個“洋葷”。吸貫了“葉子煙”的老人,能吸上牡丹、上海的品牌,當然會有種享受的感覺。父母親把煙拿到手里,總是舍不得抽,我就只好也點燃一顆,陪著他們抽。作為我這樣沒有什么大“志向”的人,能讓父母親抽上幾顆“洋煙卷”,也算是得到一種心理上的滿足。</p><p class="ql-block"> 父親是一個具有“兩年零一冬”私塾文化的農民,他關心政治,關注社會,愿意聽到一些外邊“喜聞樂見”的事情。跟父親比,我可以算得上“走南闖北”的人,在軍分區(qū)常委秘書的崗位上,還有很多“內部消息”。每次回家過年,在不違背保密“規(guī)矩”的前題下,我都會給父親講上不少的“社會新聞”、“民間消息”,包括抓捕“四人幫”的社會傳聞。農村“包產到戶”一開始,父親心目中有很多的疑慮,我就給他講國家改革開放的政策,幫助他搞清“包產到戶”對推動農村發(fā)展、農民致富的意義。這樣,在完成“陪伴”的同時,也讓父親了解了國家大事,開闊了自己的視野。母親雖然對政治不感興趣,但看著我跟父親的交流,她也不放棄“旁聽”的機會,拋開那些政治、社會問題,她也權當聽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p><p class="ql-block"> 算起來,我自從離開家們,到父母親的先后去世,總共有18個年頭。在這18年里,除了剛入伍當了三年“小列兵”,還有1979年中越還擊作戰(zhàn)、部隊緊急戰(zhàn)備之外,其余的14年,每年的春節(jié),我都是陪伴在父母身邊。為了這份“陪伴”,每到鄰近過年的時候,我都會把工作的事情安排妥當,無論如何都不舍得丟棄回家跟父母和兄弟姐妹團聚的機會。1981年,到了臘月二十七,軍分區(qū)常委才討論決定年后的正月初七召開地縣兩級“第一政委”會議,為地委書記、軍分區(qū)第一政委霍明光和分區(qū)政委張金嶺同志起草講話稿的任務,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從開會決定到年三十,滿打滿算也就只有兩天的有效時間,回家過年眼看著就要“泡湯”了。張金嶺政委跟我商量,讓我利用過年這幾天的時間,把兩份材料趕出來,等開完會多給我?guī)滋旒伲丶叶啻魩滋臁\娙艘苑拿顬椤疤炻殹保疫€是不舍得放棄回家團聚的機會,我說:“我爭取兩天時間把兩份材料趕出來,領導滿意就放我回家過年,如果不滿意,我就繼續(xù)完成材料。”張金嶺政委雖然覺得我兩天趕出兩個“萬字號”的材料根本沒有可能,可他看我回家心切,還是帶有打賭性的答應了。自己立下的“軍令狀”,當然要說話算數(shù)。我整整拼了兩天加一個晚上,落下了最后的一個“句號”。臘月三十的上午,我把兩份各有一萬字的講話稿送給政委審查,老政委看后,帶著驚奇的眼光看著我,滿意地說了一聲:“你可以回家過年啦!”等我下午三點趕到家,母親已經準備好了“年夜飯”,一家人都在等著我“開席”呢。跟父母親和兄弟姐妹一起吃了這頓“年夜飯”,再看看一家人企盼我回家的目光,我更加感受到兩天零一夜的“連軸轉”,真的是太值得了。</p><p class="ql-block"> 進入八十年代,各種文化傳媒發(fā)展迅速,1984年春節(jié)前,我終于買了一臺上海產“友誼”牌16寸黑白電視機。我把老爹老媽和妹妹從農村接到部隊,除夕晚上,陪著他們看了第一場春晚,這場春晚也是多年來社會評價最好的春晚。在此之前,父母親從來都沒有看過電視是一個什么樣子。那個時候春晚還沒有小品,父母親最愛看的是相聲和雜技,馬季的單口相聲《宇宙牌香煙》,把父母親逗得樂不可支。整場演出,陣容強大,群星薈萃,不僅有姜昆、唐杰忠、李谷一這樣的內地演員,也有像奚秀蘭、張明敏、黃阿圓這樣的港臺新星。可以說,這場春晚,是父母親一生中看到的最高層次的文藝演出。</p><p class="ql-block"> 憶昨天,論今天,我終于搞懂了一個道理:原來,一家人彼此的“陪伴”,才是盼年的動力之所在,才是過年的真正價值之所在,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幾頓餃子、幾掛鞭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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