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振洋：我經歷了落實政策的工作

王金玉

蘇振洋，一中隊三區隊十二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海事局退休。 回眸往事：（節錄） 我經歷了落實政策的工作 蘇振洋 1977年春，我所在的天津航道局和全國一樣，也開始了落實政策工作。可能是看我剛從部隊回來，未受地方派性影響的緣故，被局政治部安排到了局“落實政策辦公室”。“落辦”是臨時機構，同時抽調的還有其它單位十多人，大家各有分工，有的審看案巻，有的跑外調或做善后工作。 （一） 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天航局的文革也經歷了造反奪權、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自然有不少人受到了迫害。抽調我們就是對受害人的案件進行復查，該平反的平反、該善后的善后。局政治部牽頭，組織處、保衛處領導把關，我們審閱案卷提出復查意見。 學習政策后我接手了第一個案卷。當事人范*原是局屬第三工程處挖泥船上一名技術干部（二副），因其“反動日記”被局革委會打成現形反革命、遣送原籍監督改造。這是我頭一次審查案卷，不敢馬虎，特別是那本定罪的日記，從頭到尾翻看了好幾遍。原想里面一定有不少反動言論，可翻來看去卻始終找不到“過硬”證據。處理決定中例舉的所謂“證據”，不過是一些牢騷和落后言論而已，離“反動”還差老大火候呢！可當時對他干嘛要上那么高的綱，非要打成反革命不可呢？我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背景：一是人們的思想普遍很左，對上級不敬、或對組織說些過頭錯話就被視為大逆不道，習慣上綱上線。二是當時兩派群眾雖然實現了聯合、并成立了局革委會，但人們還有派性。老范是“站錯隊”的人，在群眾中又有積怨，出點事自然要拿他是問。種種可以說清的原因和說不清的原因最終讓他撞在了槍口上。 我打聽了老范的慘景：開除公職，老婆離婚，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押回農村原籍監督改造。鄉親們對他再也沒有了笑臉，有的是冷漠的目光和冰冷的喝斥；就連小孩兒也要在監督勞動時追著向他腦袋砍石頭…… 我震憾了！這不公平，老范冤那！不平則鳴。我寫出了詳細的復查報告，全面分析了日記內容，申述了落后言論不夠反革命罪的理由，并提出了平反的建議。 原以為查清楚了冤案會得好評，沒想一上會就被保衛處領導否決了，說我是一風吹，過于草率。并當場要我把卷宗交給他人重審，還要自己放下手頭工作跑外勤、搞外調。我雖不服，卻也無奈。好在那時自己年青好動，到也樂意干些跑腿兒的事。于是配合他人跑了山東、河北、遼寧許多地方，依靠當地組織找知情人寫證明材料，蓋單位公章。二個多月雖說辛苦，卻也享受了一些樂趣。 當年10月，局黨委調整了落實政策機構，“落辦”也換了新領導，辦事人有去有留；我被告知坐下來繼續審卷。 當我再次接過范*案卷的時候更謹慎了。重新審看了原先的定案依據和日記中的關鍵內容，又精心修改了自己寫過的復查報告。我對上會討論做了充分準備，本打算在會上做一番激烈爭辨，沒成想上會念過復查報告后居然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新上任的“落辦”主任當場拍扳，同意自己為范*平反昭雪、恢復工作的審查建議。而事先精心準備的辨駁理由卻一點沒用上！意外之中不盡感嘆，到底是換了領導哇。 按程序，“落辦”提出結論意見并和局領導通氣后要先將起草的“平反意見”寄給本人簽字同意，而后局黨委再批準發文平反；善后工作隨之啟動。后面的事不歸我管，寄出“平反意見”后我就接手了別的案卷。 后來做善后工作的同志特意向我說了三件事，我十分感慨：一是老范簽過字的“平反意見”上沾有明顯淚痕；二是“落辦”主任王**和老范談話時稱贊了我，說我是“拍案而起，不平則鳴”；三是老范回局工作后堅持要見我一面。我有些激動和欣慰，因為這讓我重新看到了自身價值并被人欣賞。但我明白，沒有中央的好政策和局黨委調整“落辦”的決定，我就是再不平也無濟于事。并且他們欣賞的也并非僅僅是我個人，真正欣賞的還是世間的正直和善良，只有受過誣陷迫害的人才最看重世間的人情冷暖！ （二） 本局一些老職工在解放前曾參加過“安青幫”等幫會組織；還有人被集體拉入過三青團和國民黨。這些老海河工就是普通工人，解放后人事部門對他們的使用也沒任何政策上的說法。但在文革奪權時檔案擴散，他們的“歷史問題”曝了光，以致后來清理階級隊伍被群眾揪出來關進了“牛棚”。我接手過一個老工人的申訴，名字叫李**，他說自已歷史上并沒干過壞事，可在文革中居然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反復批斗。看他檔案，原來是有人揭發他在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但因組織上沒有結論成了懸案。為搞清這個疑問，我用了一天時間特意跑到李七莊查閱了敵偽檔案，果然在區黨部的黨員名單中發現了他的名字。經進一步細致了解，原來是解放前夕各區黨部的人為向上邀功，用拉夫的辦法從海河工中集體發展了一批國民黨。被發展的人，有的從未參加過政治活動，有的人只打個招乎就拉進來稀里糊涂地成了國民黨員。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人都知道這段歷史，誰也沒當多大事兒，但年輕人不同，文革時都恨不得抓幾個反革命立功，逮住這事兒豈能放過？ 他的情況有代表性，定歷史反革命肯定冤，他們既沒有反動罪行，又不夠相應身份的標準。定歷史反革命那得是內戰中連長以上的軍警人員或地方保長以上的人才夠格呢！徹底平反？似乎也有不妥，畢竟區黨部的名單中有他一號。還掛著？更不好，以后運動（當時不知道以后不搞運動了）他還得因這事受沖擊。思來想去，覺得還是做個恰當的組織結論好些。于是我建議做“一般歷史問題”結論。這一建議獲得了領導肯定和當事人理解。后來遇到類似問題我們都這樣辦理，只不過有的定“一般歷史問題”、有的定“一般政治歷史問題”，個別人定“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等等。我還遇到過一個叫張*的受害人，59年反右傾時發表了些不合時宜的言論，雖沒受過組織處理，但檔案里卻放置了一個“內定右傾、控制使用”的登記表。為此他在單位長期遭受政治歧視，晉級調資等事兒總也挨不上邊兒，要命的是調哪兒都被邊緣化，“內控”多年自己還蒙在鼓里。一直到落實政策才知道了內情，可一生的寶貴時光已經逝去。在他的檔案中既沒可供平反的“處理決定”文件，又無經濟補償的善后由頭。唯一能做的就是將那張害人的登記表從檔案中抽出銷毀。可這對即將退休的當事人已經沒有了實際意義，是典型的雨后送傘。可我們無奈，只能深表同情。而受害人則是有苦說不出，白白當了這么多年的冤大頭 ……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印象深刻：隨著工作深入，我又接手了三個打成“右派”的申訴案子。三人都是老知識分子，一人已經辭世，另二人有一個定成“極右”。當時我認為自己的思想已經很解放了，不再對“反右”運動中的一些“右傾言論”視為罪行依據。故對其中的二人提出了“予以改正”的平反建議。至于定為“極右”的翁**，則覺著他的言論實在過火，故建議去掉“極”字，仍定“右派”，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摘帽”對待。因是“極右”案例，局里按程序上報給市委工交部審批，但工交部審查后認為對翁*的結論還是有點偏重，建議再次復查。案卷打回后自己仍然堅持原有意見，并再次申明了具體理由。本來我覺得自已表述的個人意見僅供上級參考，如果上級還想“予以改正”的話就直接改好了。沒承想工交部為這事竟專門把我請去，除當面聽取自己意見外又耐心對自己進行了開導。直到自己心悅誠服、完全同意“予以改正”為止。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市委就是市委，不僅政策水平高，工作程序的嚴謹也令自己嘆服。 （三） 從77年7月到79年9月，我在局“落辦”干了二年多，經手復查了很多案卷。當事人都是57年后歷次運動的受害者：既有干部工人，也有技術人員。許多案卷都是反復審查反復結論：初始大多留一“尾巴”，即“本人有錯，處理偏重”；后來把“尾巴”割去半截兒，變成“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再后來才是把“尾巴”連根砍掉，變成“平反冤案，恢復待遇”。這也難怪，當時大家的政策理念和思想認識都有個逐步解放的過程，三番五次改變結論也屬自然。 79年初，市委組織部從各局調人抽查全市落實政策情況，我被抽調并進駐了市委某系統。我們聽匯報，看案卷材料，還要接待當事人來訪。天天聽申訴意見、作談話記錄、寫相關材料、報情況信息。那些日子我聽到或看到了不少冤假錯案，親眼目睹了派性整人的殘酷。沒錯兒，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本意是讓干部接受群眾教育，永不脫離人民；但大規模的運動風暴卻把人們卷進了一個個爭斗的旋窩：為政治、為權勢、為是非、為私利……無盡無休。爭斗的旋窩攪動起社會沉渣，就像打開了人們心靈中的潘多拉盒子，把人性中的自私、怪涙和殘暴統統釋放了出來。一些人泯滅良知，無情打擊和自己對立的人，其目的和手段遠遠超出了“文革”本意。一些人善于抓住每次運動機會，跟據不同的政治氣候給對方羅織不同的罪名：造反有理時攻擊對方是“走資派”和“保皇狗”；清理階級隊伍又誣陷對方是“階級異已分子”；批鄧時說對方是“右傾翻案黑勢力”；最后搞揭批查了，又想方設法把“三種人”的帽子扣到對方頭上。這些邪惡如同張牙舞爪的魔鬼，給人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同時又反過來加重了“文革”的罪名…… (四) 79年8月底，局“落辦”解散，人員各回原單位。我待分配，干部處于首元處長有意安排我去作黨委秘書工作，并征求我的意見，經慎重考慮，我答應了下來。自此結束了歷時二年多的落實政策工作，進入了新的工作單位。 回眸往事 難忘的慰問 （蘇振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天津航道局所屬的航標測量處從海軍接管北海干線航標后組織機構日趨健全，人員定編及各項制度逐步完善。85年經過文革后的第一次整黨，處黨委一班人端正了業務指導思想，破除了“看灘守業”的無所作為觀念，樹立了“積極進取”和“以人為本的”的工作理念。為給一線職工送上溫暖，處黨委于1986年元月，組織機關干部對身處北方海區海島的一線航標工開展了一次慰問活動。 我那時在航測處政治處主持工作。為掌控海島一線航標工的思想狀況，我們通過聽匯報、組織座談和下基層問卷的方法對建處接標以來一線航標工的思想動態進行了全面的調研和分析評估。結果顯示：全處所屬的1000余名航標工分散在遼寧、山東、河北及天津沿海的幾十座海島上。他們終日與燈塔為伴。絕大多數人感覺工作枯燥、生活單調。由海軍劃歸我處前他們在海島服兵役，再苦也有個復員回家的盼頭。如今變身航標工人，退休前則要長期駐島。艱苦、孤獨、思念家人的苦悶開始日夜折磨他們。預測今后，隨著駐島時間的不斷延長，躁動不安，脫離海島的欲念將會越來越強烈。 航標工是航測事業的本錢，保證駐島航標工的思想穩定已經成為當時急待解決的問題。處黨委多次溝通務虛，最終形成了三點共識: 一是利用社會媒體宣傳航標工的奉獻事跡引發社會關注；二是對堅守海島的一線航標工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慰問活動；三是努力向上級反映航標工的實際情況，爭取提高一線職工的福利待遇。1986年元旦后，隨著一聲汽笛鳴叫，由處長親自帶隊、副處長和機關各科室派員參加的慰問組乘坐處屬大型航標船B__12輪緩緩駛離了天津港碼頭，冒著刺骨寒風，昂首駛向了大海深處。 按黨委要求，出發前政治處由我出面邀請了交通報、天津日報、天津支部生活社的四名記者跟隨采訪，我們一起參加了整個慰問行程。此外，航道局機關也派出了兩名干部隨行。 B——12輪是一艘大型航標船，噸位大、抗風能力強，平時的任務是起吊和維護港口航道的浮標。這次出海除按計劃維護北方各港浮標外同時充當了慰問組的交通工具。慰問行程由副處長辛**具體主持，從天津港出發，經天津航標區之大沽燈塔、曹妃甸燈塔；大連航標區之黃白嘴燈塔、園島燈塔、長海航標站；煙臺航標區之猴嘰島燈塔、崆峒島燈塔、威海航標站；青島航標區之大竹山島燈塔、千里巖島燈塔、朝連島燈塔等一線塔臺站，總航程三千多海里。慰問組是走一路慰一路，過一處問一處；記者是走一路看一路，停一站訪一站。 不看不知道，看了現場才真正感受到航標工的艱辛。 慰問第一站是天津的大沽燈塔。這座挺立在天津大沽口指引船只進出天津港的燈塔就象一尊插在海上等待發射的火箭，孤伶伶地聳立在萬頃波濤之中。周圍海水一望無際，沒有陸地，沒有碼頭。B__12輪無法靠傍，大家就乘坐塔上的專用吊籠分批吊入塔內。守塔的六名職工早已站在瞭望臺上迎候多時，見面寒暄并握手后王**處長向他們轉達了局處黨委的問候，并送上了節日慰問品。六位職工分住幾層圓柱型的斗室之內，推門開窗就是大海，上下攀爬12層旋梯是每天活動身體的唯一方式。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維護柴油發電機，檢查擦試燈籠，保證燈塔準時發光；既枯燥又重復。航標工雖說按季輪換，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困守在這四面環水的圓筒中實在憋屈，孤獨和思念家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黃白嘴燈塔是大連伸向海面頂端的觸角，成百上千的船只進出大連港都要靠它定位導航。1985年8月的一個夜晚，一場特大風暴襲來，白花花的浪濤撲天蓋地砸向了這個彈丸之地。風力最大時浪濤竟然高達二十多米！門窗吹開了、搖晃中不但撞碎了玻璃，連窗框都被刮掉摔在了地上。存儲的柴油桶在海風的吹動下骨碌碌地滿地打滾。更要命的是此時大連的市電又突然停電！塔上的燈光頓時熄滅。天這么黑，浪這么大，急于進港避風的船只失去了導航目標，后果不堪設想。守塔的四個航標工急眼了。他們不顧夜黑風大，沖出宿舍，手拉手地艱難前行在山間小路上。呼嘯的海風吹得人站立不穩，四人索性匍匐在地、硬是一步一捱地爬到了燈塔機房，及時啟動了柴油發電機。燈塔終于又發了耀眼的光柱。 相似情況，煙臺航標區的大竹山島燈塔也經歷過，我們登上大竹山島慰問時想讓燈塔主任李宗民介紹一下當時的情形，不想小李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刮風時燈塔滅了，我們趕到機房發現刮壞了一根電纜，重新接上燈就亮了”。淡定的表情和輕松的語氣，就像是在辦公室接了一根電話線！但在大風之夜爬上山頂的艱難和風險大海卻是知道的。 航標工的宿舍乍一看就像建在山坳里的漂亮別墅，可里面的設施卻十分簡陋：房間里只有三四個雙層床和一個書桌，剩下的就是幾把木椅和一口水缸。大家吃用的食品和生活物資全靠登陸艇從航標區運送。我們在青島航標區的千里巖島慰問時聽說85年秋天的時候，海風斷斷續續刮個不停，運輸艇近兩個月無法登島。大伙斷了青菜，只好吃了一個多月的鹽水煮黃豆。黃豆吃完了，最后硬是靠饅頭蘸醬油挺了過來。 我們登上大連航標區圓島站慰問的時候正趕上陰天，島上結滿了冰凌，陣陣吹來的寒風剜人肌膚。這里說是島，其實就是一塊立在渤海灣入口處巨大的圓型礁石。燈塔、無線電指向標和職工宿舍就建在礁石頂端的平臺上。0.032平方公里的面積抽支煙能轉三圈兒！這里沒有淡水，沒有土地，更沒有人居；十幾個人的生活用度全靠陸地補給。85年春節前夕，總算盼到了島上補給的日子，大伙站在燈塔頂端，望眼欲穿地盼著運輸船只到來。但呼嘯的海風吹個不停，大家望了一天又一天，直到大年三十也沒看見登陸艇的影子。幾個車軸漢子滿臉無奈、雙眼盯著墻角上的幾顆爛白菜發愁。晚上大伙圍著一臺十八吋的彩電觀看春節晚會。那年的春晚節目可真豐富! 屏幕上激光、港星、迪斯科、即熱鬧又浪漫。想想眼下的處境，思念親人的愁緒一陣陣襲上每個人的心頭…… 聽著駐島職工的述說，我們心里沉甸甸的。站長季開華見此，就安慰說：“請領導放心，這里雖然艱苦，但我們會克服困難堅持下去，保證燈塔正常發光，電臺正常發訊！”…… 幾十年過去了，每當回想這一情節，自己心里總是涌上陣陣痛楚：就是這位長年堅守圓島并帶頭把家屬遷至島上的模范燈塔主任，因長期忍受島礁潮氣的侵襲，年紀輕輕就患上了“漸凍”癥，不到四十就辭世而去了！想起當年他搖著舢板把我們從島上送上航標船的情形，心酸不已。只能默默祝他一路走好，安享天國的快樂 …… 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普羅米修斯的故事。說的是萬能之神宙斯拒絕向大地提供火焰，世界一片黑暗。一個叫普羅米修斯的神祗為拯救人類，用樹枝從太陽車上點燃火種并投向大地，于是漫漫黑夜亮起了希望的火光。而普羅米修斯自己卻被縛鎖在海島懸涯上終日忍受蒼鷹啄食。其實航標工不也是“普羅米修斯”嗎？他們甘心困守海島，用生命火種點燃了燈塔，雖然自己忍受孤獨和煎熬，卻為航海人帶來了光明、帶來了希望 …… 半個多月的慰問行程于當年春節前結束。不久，隨行的交通報記者王小燕寫出了長篇報告文學 —— “寄自孤島的報告”，并于當年2月下旬以整版篇幅發表在交通報上。為引人注目，編輯部還特意加發了編者按。其他隨行記者也先后在天津日報、支部生活雜志和交通報上發表了宣傳航標工事跡的新聞稿件和詩歌作品。局處領導抓住這一契機，向交通部“人事勞動司”再次提出了一線航標工實行浮動工資的申請。還特地將刊有報告文學的報紙分送到上級相關部門。隨后交通部“人勞司”以（86）交函勞字50號文向勞動人事部、財政部發函，就一線航標工實行浮動工資之事正式提出了申請。 同年7月17日，勞動人事部、財政部復函如下： 一、在一、二類海島（即遠離大陸，面積很小，沒有居民，沒有淡水，條件特別艱苦的孤島）工作的航標人員，工作、生活條件艱苦，可以實行浮動工資。具體辦法是:在一、二類海島從事航標工作滿一年以上的國家正式工作人員，可在本人現行職務(崗位)工資的基礎上，上浮一級工資。在一、二類海島工作滿十五年的，上浮的一級工資可轉為固定工資。工作滿十五年后繼續留在一、二類海島上的，在此基礎上再向上浮動一級工資。與此同時，在一、二類島工作的航標職工還可提高津貼標準，一類由每人每日0.9元提高到1.2元；二類由每人每日0.5元提高到0.8元。 二、在三、四類海島（三類島是面積較大，有淡水和居民且交通便利的孤島，四類島是大陸邊緣的半島）工作的航標人員不實行浮動工資。但航標津貼可由每人每日0.2元提高到0.4元。 三、上浮工資和增加的航標津貼，均從當年七月一日起執行。所需資金，仍由原渠道開支 …… 我不敢說這完全是慰問宣傳的功勞，但慰問宣傳肯定在這一政策實施中起到了促進作用。因為當年交通部“人勞司”是在局處領導提出申請、并看了送上刊有報告文學的報紙后向勞動部和財政部發出函件的。勞動部和財政部是否看過那篇報告文學我不知道，但他們批準了這一優惠政策卻是實實在在的。 作為航標管理機關，處黨委組織的這次慰問活動很成功：既給一線職工送去了溫暖；又弘揚了航標職工的奉獻精神。更重要的是促進了海島實行浮動工資制度和提高一線職工津貼標準的實施。這為穩定海島一線職工隊伍，“讓航標亮來”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政治保障。 始料未及的是，這次活動還成就了一段良緣佳話 —— 據說跟隨采訪的一名女記者和隨行的一名機關干部因此相識、相知、相愛，最后在生活上還走到了一起。當然，這是后話了 …….（注）：天津航道局所屬之航標測量處是公益性事業單位，于1988年底從航道局分出，與天津的港務監督共同組建了天津海上安全監督局。后在改革中又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海事局。本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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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振洋：我經歷了落實政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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