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精神的隕落

孤獨的老狼

如果說，中國人的精神風貌宛如一條奔涌流淌的長河，那么，遠古時期的先民們就像這條河流的源頭，涓涓細流中不失質樸的清澈；先秦的諸子百家好比河流的上游，喧騰飛濺中孕育著生機的磅礴；漢唐的雄健包容宛若河流的中游，奔涌咆哮中展示著豪邁的氣魄；宋明的含蓄內斂恰如河流的下游，恬靜淡雅中蘊含著哲思的深刻；而滿清的迂腐懦弱則成為河流的尾聲，壓抑沉悶里慨嘆著歲月的蹉跎。 　　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終有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質和風骨。早在上古時代，堯帝想要將自己的帝位禪讓給賢士許由，許由聽到以后不僅不感激堯帝，反而認為這樣的世俗名利是對自己品性的玷污，于是跑到穎水邊掬水洗耳。好友巢父牽牛路過，批評許由洗耳是招搖過市、追求名聲，認為洗過耳的穎水受到了污染，于是牽牛到上游飲水。這種超脫世俗、淡泊名利的灑脫在很長的歷史階段里都是高潔之士的人格追求。 　　夏商時代流傳下來的文字記載極為簡略，難考其詳，但可以確定的是夏人“政尚忠樸”，這種忠誠敦厚的氣質對商周制度、文化、禮儀的影響都極其深遠，孔子就以自己懂得的夏代禮俗為榮；殷商“有冊有典”，敬鬼神、重商賈，堅守誠信和契約，遺憾的是這一時期沒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記載，無法深入地了解殷商時期人們信守承諾的風采；周朝充分吸收了夏商遺留的文化精髓，以“禮樂”治理天下，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貴族文化。周天子會見賓客時，無論是諸侯還是公卿、大夫、士族都是天子先行揖禮，然后臣屬回禮?！吨芏Y》記載：“天子為三公下階，為卿離席，為大夫興席，為士撫席”這樣的君臣之禮得到了后人的贊嘆和羨慕。 　　春秋戰國時期是貴族精神最為輝煌的時代，也是“俠士”文化最燦爛的時期。那時的人們救危扶困，生死相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諾千金，“重信義，輕生死”是俠士們最令人敬慕的風采。先秦時期各種學派的代表人物也往往“以天下為己任”，為了心中的政治抱負不惜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即便是參見國君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每每以帝王師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置于權勢之上，合則肝膽相照，不合則拂袖而去，那時國君們常說的話是“先生何以教我？”這種“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不僅是俠文化中最可貴的部分，也是貴族精神的突出表現。即便是備受詬病的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也絕不像后世的那樣孱弱迂腐，而是充滿著剛健清新、勇猛有力的豪邁精神。孔子周游列國時，不畏旅途艱難，不戀高官厚祿，不屈君王權威，一心推行自己的學術思想，并留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豪言壯語。而孟子更加鋒芒畢露，公然提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政治主張。這樣的君臣之禮備受儒家推崇，千百年來，雖然在世俗層面強調對皇權的尊重和服從，但在精神層面更加追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中國進入了中央集權的時代。以法家思想為核心的秦國依舊延續了“法、術、勢”的思想體系，將君主集權體現得淋漓盡致。也就是從中央集權開始，身為天下至尊的皇帝不再像戰國時期的君主那般禮賢下士，皇帝只會向自己的授業恩師行禮，稱呼上“國君不名卿老”以示尊重。對于那些勞苦功高的臣子，賜座論道便是禮敬，以字相稱即為恩寵，“入朝不趨”、“劍履上朝”已是臣子能夠享受的極度“殊榮”。在這種環境下，獨立的思想受到束縛，人格的尊嚴受到壓制。漸漸失去了春秋時卓爾不凡的精神求索、超脫物欲的自我放逐、肝膽相照的生死相許、大義凜然的從容不迫、披甲持戈的縱橫捭闔、高潔自由的浪漫情懷。也是從中央集權開始，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思想高度繁榮的局面。 　　自秦之后，貴族精神雖然逐漸暗淡但并未斷絕。六國寂滅，韓國貴族張良散盡家財，帶刺客埋伏在博浪沙刺殺秦始皇為韓國復仇。失敗后矢志反秦，輔佐劉邦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奠定大漢基業之后功成身退隱居山林，成就一世名節；楚漢爭霸，項羽本可以殺死劉邦，但貴族出身的項羽始終放不下該有的氣度和風雅，最終放走了劉邦。垓下之戰后，逃到烏江的項羽自覺無顏面對江東父老，深感愧對八千子弟，選擇自刎了結一生。作為最后的貴族，項羽得到了更多的崇敬，作為失敗的英雄，他也獲得了更多的同情。 　　漢唐期間，貴族精神在雄健豪放的社會氛圍下得到了新的煥發。十七歲的霍去病第一次率軍出征就深入匈奴腹地數百里，斬殺匈奴左賢王、相國等數千人，因功卓著受封“冠軍侯”。二十一歲率五萬輕騎北進兩千余里鏖戰瀚海，在狼居胥祭天封禮，以致“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太原公子”李世民十八歲隨父起兵，先后平定了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梟雄，為推翻隋朝建立大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戰功。年輕的霍去病和李世民不僅展現出“舍我其誰”的擔當和氣概，也演繹出“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歷史傳奇。 　　由于宋朝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國策，文人士大夫從政的熱情空前高漲，社會地位也得到空前提升，一大批文人自愿自覺地將自身命運同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李綱、宗澤、岳飛、文天祥等杰出代表更是胸懷天下，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跋忍煜轮畱n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位卑未敢忘憂國”、“男兒得志升青云，須教利澤施于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名句既是宋代士大夫家國情懷、憂寄蒼生的體現，也是其貴族精神最好的詮釋。 　　大明王朝二百余年間，盡管皇帝怠政、特務橫行、貪腐盛行、災害頻仍的現象貫穿始終，但明代的文臣們卻秉承了鐵骨錚錚的氣質，他們心中江山社稷大于烏紗官位也大于皇權威嚴，為了勸諫皇帝專注政事清除弊端，大臣們甘愿冒著被廷杖的風險奔赴皇帝寢宮跪伏在地，以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態度進行激烈勸諫，即便被惱羞成怒的皇帝當眾廷杖依舊骨氣凜然絕不低頭，被廷杖的錚臣也往往被學子們敬仰稱贊，特別是東林黨人出現之后，這種“伏闕進諫”的方式更是頻頻上演，成為明代政治的一大奇觀。 　　清朝入關后，“剃發易服令”羞辱了漢民族的心理，大屠殺消滅了反抗者的肉體，“文字獄”禁錮了文人們的靈魂，“八股文”束縛了天下學子的創造力。這種從心理、肉體和思想上的多重摧殘使得人們逐漸喪失了家國情懷和血性擔當，“士可殺不可辱”的傲骨最終淪為“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茍安。傳承千年的君臣之禮更是蕩然無存，皇帝對臣子直呼其名，臣下在皇帝面前的自稱也從“微臣”變成了“奴才”，漢臣的地位更是低下，甚至都不配以“奴才”自居，當真如孟子所言“君之視臣為土芥”。 　　滿清二百多年的奴化統治，導致貴族精神的隕落，一聲聲“奴才遵命”的逢迎，打斷了文臣的膝蓋，抽掉了武將的脊梁，禁錮了學子的心靈，扭曲了榮辱的觀念，削弱了民族的尊嚴，摧折了文化的自信，喪失了獨立的思想，丟掉了自由的精神。奴性甚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樣貌，上層的權貴諂媚而功利，心中那根無形的辮子促使著他們不自覺地卑躬屈膝，根植于內心的惶恐讓他們不擇手段地攫取財富來提升虛無的安全感；底層的人民在生活的重壓下早已變得懦弱遲鈍麻木不仁，絲毫沒有了主人翁的氣度和舍我其誰的責任。二百余年間，中國人逐漸失去了清澈的眼神、洋溢的自信，挺直的腰桿、沸騰的血性、驕傲的氣度、高貴的靈魂，所以，在清朝滅亡之際“臣視君如寇仇”便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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