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b></p><p class="ql-block"><b>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b></p><p class="ql-block"><b>?</b></p><p class="ql-block"><b>?作者簡歷</b></p> <h3>陳英超,原籍河南唐河,1966年唐河19中畢業,1976年西安交通大學壓縮機專業畢業,分配到機械工業部洛陽拖拉機研究所工作。后從事知識產權工作,現已退休,居住北京。</h3></br><h3>原題</h3></br><strong>作者:<strong>陳英超</strong></strong><h3>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猝然爆發。</h3></br><h3>首先在北京,紅衛兵運動蓬勃興起,大字報、大辯論風起云涌。8月18日,毛澤東主席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首次檢閱紅衛兵。從此紅衛兵組織風靡全國。從1966年8月18日起,到這年的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前后八次檢閱接見紅衛兵約1200萬人。</h3></br>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h3>這年暑假,我們基本沒有放假,正值初中畢業的我們等待考高中卻遙遙無期。只能安下心來,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h3></br><h3>9月,我們縣里接上級指示,選派紅衛兵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我們學校分到一個名額,由當時學校革委會學生代表,我校第一張大字報的作者張明忠當選。</h3></br><h3>張明忠和我同班,比我們年齡稍大,膀乍腰圓,根紅苗正,文筆很好。他在學校寫出第一張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大字報后,威望直線上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接受接見后回學校,受到師生們的高看。1966年冬天部隊招兵,他把握時機積極報名,光榮入伍,成為眾多同學羨慕的偶像。他參軍之后和大家沒有什么聯系,逐漸淡出大家的視野。</h3></br><h3> 大街上,天天游行隊伍絡繹不絕<h3>隨著文革初期的狂熱,“紅五類”學生在學校成為風云一時的人物。我的家庭出身為中農,不能進入“紅五類”,但是,我也不能進入“黑五類”,因此,初期的紅衛兵組織我是沒有資格參加的。因為當時學校所謂權力組織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紅五類”學生可以推選別人和推選自己成為紅衛兵,“黑五類”學生無權推選別人更不能推選自己為紅衛兵,我們這些“非紅非黑”學生(即使紅五類學生中有“黑五類”親屬或親戚者也被剔除在“紅五類”之外,歸屬到 “非紅非黑”之列)實際上占據了很大比例。</h3></br><h3>1966年9月之后,隨著北京大張旗鼓地批判譚立夫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的進展,所謂“黑五類”學生仍然畏手畏腳,而所謂“非紅非黑”學生卻逐漸放開手腳,幾個月來積壓的怨氣慢慢形成派性的萌芽。</h3></br><h3>此時,全國紅衛兵大串聯已成星火燎原之勢。大約在1966年10月中旬,我們學校在縣教育局安排下,分批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我們這一批大概20人左右,在學校老師帶領下,從學校所在地河南唐河縣城租長途汽車到達駐馬店,當晚從駐馬店乘坐火車趕往鄭州。</h3></br><h3>那天晚上,在昏黃的駐馬店火車站燈光下,我們等了許久的火車終于喘著粗氣進站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火車,這龐然大物著實令我們感到新奇。</h3></br><h3>我們當夜好不容易爬上火車,滿車廂的人擁擠不堪,一直到次日早晨才到達鄭州,先前到達鄭州的縣教育局干部在車站通知我們,鄭州市紅衛兵接待總站已經把我們這批人安排在鄭州市食品公司紅衛兵接待站,由那里安排我們的食宿(當時全國統一接待標準是每餐3兩糧票1角錢,吃飯不限量),讓我們等待去北京的日期。</h3></br><h3>鄭州市食品公司距離二七廣場不遠,那時的二七紀念堂就是1923年的普樂園,為紀念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將普樂園改名為二七紀念堂。二七紀念塔好像是木質的,也不高,比較簡陋。我們那幾天的活動也就局限在二七廣場周圍。</h3></br><h3>在鄭州大約三四天時間,每天就是上街看大字報,抄寫大字報消息,看游斗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分子。到二七紀念堂參加批斗走資派大會。當時我們對游斗走資派比較有興趣,因為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知名人士,比如時任河南省省長文敏生、河南省委副書記紀登奎、書記處書記戴蘇理、省委秘書長張耀東等人。</h3></br><h3>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h3>幾天后,我們接到通知說由于北京去人太多,接待困難,讓我們回到學校另行安排時間,就這樣我們又從鄭州回到了學校。此時的學校已經處于一片混亂狀態,高年級同學大部分出去串聯去了,我們也開始籌備長征隊準備出去串聯。經過醞釀,長征隊取名“衛東彪”(捍衛毛澤東林彪之意),人員有劇正有、劇宗明、王友三、秦保國、郭新奇、李榮恒和我共七人。</h3></br><h3>大約11月中旬從唐河縣城出發,每人背有衣服被子的背包,一路步行到湖北棗陽,然后沿棗陽至漢口的鐵路線步行,經棗陽、隨縣、安陸、云夢到孝感。由于我們負重前行,每天行進速度有限,唐河到孝感約有250公里,我們走了大約兩個星期。</h3></br><h3>一路上,我們看到有不少長征的紅衛兵坐了火車,當時還嘲笑他們投機取巧,沒有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我們到達孝感后已經疲憊不堪,體力減弱,在孝感休整期間,遇到了一件奇葩事,孝感的兩大派別為了爭奪《孝感日報》的領導權,其中奪取政權的一派在印刷報紙時將“無產階級革命派”這句話漏印一個字,成了“無階級革命派”,遭到對立派的強烈反應,我們看到《孝感日報》大院里滿地撕碎的報紙,奪權的這一派因為辦錯了事,所有辦公室跑的空無一人。對立派趁機搶占了報社辦公室,后來的事情我們就不知道了。</h3></br><h3>在孝感進行兩天休整之后,我們商議買票坐火車吧。就這樣我們6人花了大約一元三角錢買了孝感到漢口的火車票,把長征隊的隊旗打進背包里,旗桿扔掉上了火車,此時的火車上還是比較有秩序的。</h3></br><h3>我們不敢去車廂里邊,只敢坐在兩節車廂連接處,把背包當作座位,還不時聽到車上旅客的非議:紅衛兵長征還坐車?我們低頭一概不理。</h3></br><h3>到達漢口,經武漢市紅衛兵接待總站的安排,把我們這幾人安排到武漢財政學校接待站,武漢財政學校在漢陽武漢長江大橋橋頭不遠。在這里我們整整呆了一個月, 盡管社會上表面很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字標題“大動亂是大好事!”,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但社會秩序井然有序。</h3></br><h3>我們憑著接待站發的免費乘車證,在武漢的漢口、漢陽、武昌三區公交車、電車、輪渡上暢通無阻。</h3></br><h3> 車站廣場,到處都是疲憊不堪的紅衛兵<h3>有趣的是,那時的書店里很難買到毛主席像,因為所有書店一旦來了毛主席像很快銷售一空。在武漢我們有幸遇到了,那天我們走到一家書店,門口正在售賣毛主席畫像,我排隊搶購了兩張,要寄回家鄉,當時只需用紙卷起在上面寫上“主席像,勿損傷,XX紅衛兵接待站寄”,竟然免費完好無損地安全寄到家,這種情況現在是無法想象的。</h3></br><h3>在武漢的一個月時間,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去各大專院校看大字報,聽演講。最有印象的是1967年1月2日,在武漢體育場參加批斗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此時的王任重穿一件軍大衣,在主席臺上被兩人架著接受批斗。</h3></br><h3>由于元旦前夕武漢下了大雪,武漢體育場滿地泥濘,為了近前能看到王任重,我們拼命向前擠,膝蓋以下的棉褲全是泥巴。</h3></br><h3>此前在湖北大學看大字報,有張大字報說王任重1959年陪同毛主席去韶山,毛主席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七律·到韶山》,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在留言簿題詞:“韶山風光依舊,人世幾經滄桑。壯志已成大業,何須衣錦還鄉。” 說他暗諷毛主席還鄉炫耀。我們在大街上還看到大卡車上游斗的湖北省長張體學,張體學是個硬漢,游斗時昂首挺胸。他說過:天上有九頭鳥,地 上有湖北佬,我就是九頭鳥,我就是湖北佬!</h3></br><h3> 人們在新華書店門前排著長長的隊伍,購買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畫像<h3>1967年1月上旬的一天,我們離開武漢南下,不再步行,扒上南下的貨車,裝滿木材煤炭的車廂上面滿是串聯的紅衛兵,貨車開出武漢不久就不開了,鐵路部門恐怕出意外,那時紅衛兵出現意外可是了不得。</h3></br><h3>就這樣, 在凌厲的寒風中,我們在裝滿貨物的貨車上不吃不喝,與鐵路部門從上午僵持到下午。這時忽然聽到有人用高音喇叭高喊讓大家下車,他們調度了兩節封閉的貨車車廂給大家。大家以為是騙人,恐怕下車后火車開走了,這里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呆在這里就麻煩了。直到有人背著背包跑著喊道:快下來,是真的!我們才下車,此時下來渾身已經凍得麻木,手腳不聽使喚,但還要堅持向前跑。</h3></br><h3>我們坐進這種悶罐車后,盡管人擠人難以活動,感到好受多了。就這樣貨車開開停停,直到夜晚開到岳陽,幸好車站旁邊有賣熟鴨蛋的,一角錢一個熟鴨蛋,雖然貴些,但也顧不了那么多了(我們一頓飯三兩糧票一角錢)。</h3></br><h3>我們上車后竟然在人擠人的悶罐車上昏昏沉沉睡著了,車上人擠人,根本不用擔心摔倒,直到天亮了,有人喊著長沙到了,我們打起精神下了車,誰知一 問這是撈刀河車站,距離長沙還有好幾十里路呢,火車不再向前開了,我們無奈隨著下車的人群步行趕往長沙。</h3></br><h3>我們在長沙火車站外擠上紅衛兵接待站的車,把我們送到一個單位接待站,這個接待站雖然小一些,接待人員服務很周到,每餐都是米飯,北方的面食基本沒有了,在武漢時還能吃上饅頭和面條。接待站湖南菜做的不錯,我們在長沙呆了一個星期,參觀了毛主席當年就讀的長沙第一師范學校和其它一些大專院校,還有毛主席當年講學的船山學社、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等。</h3></br><h3>離開長沙時,我們的目標是毛主席家鄉韶山。我們詢問了當地人,又看了地圖,如果不走湘潭,從長沙穿越岳麓山,經湘潭錳礦去韶山會近一些。我們商議后決定繼續發揚長征精神,從長沙步行到韶山。</h3></br><h3>就這樣我們披星戴月,順著山中公路歷時兩天到了湘潭錳礦。</h3></br><h3>湘潭錳礦地處大山之中,來此串聯的人很少,當我們到達這里時,很受歡迎。我們在此休整了一天,繼續前行走出大山,匯合進湘潭到韶山的公路上。湘韶公路上,紅衛兵的隊伍絡繹不絕,四面八方南腔北調,甚是壯觀。晚上和衣睡在路邊,雖是寒冬卻不覺寒冷。</h3></br><h3>1967年1月20日上午,我們到達了韶山,被接待站安排在韶山學校休息。當時規定只能在教室里休息4個小時,后邊一撥一撥地排隊等待輪休。實際上,我們只能留下一人看管行李,其他人則分別去排隊代領紀念章和其它紀念品。我們換班看管行李,充分利用這四個小時,分別參觀了毛主席故居和韶山毛主席紀念館。</h3></br> 毛主席故居韶山沖<h3>韶山,是全國人民心中的圣地。那時的韶山,遠比現在簡樸得多,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農村風貌,毛主席故居前面的池塘,依然鵝鴨成群,蓮藕茂盛。故居周圍,還散落著三三兩兩的農家小院。這里也有全國各地都有的大字報專欄,內容除了我們在各地都能看到的 “北京來電”,似曾相識的打倒XXX,XXX.....不同的是,還有當地不同派別組織相互攻擊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內容聳人聽聞:XXX的祖輩解放前是如何攻擊迫害毛主席的家人及親戚,解放后又是如何的不滿現實,等等,眼花繚亂,不一而足。</h3></br><h3>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倒是對這些大字報興趣不大,他們都想利用這短短的幾個小時,實地多參觀一些具體的實物及展覽,領會我們的偉大領袖當 年是懷著怎樣的志向如何走出這個山村的。短短四個小時瞬間即過,我們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引導下有序地離開韶山,然后沿著湘韶公路繼續步行向湘潭行進。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來往韶山都必須要走湘韶公路似的,整個湘韶公路,除了不多的車輛之外,都是來來往往的紅衛兵的隊伍,紅旗飄飄,歌聲嘹亮,日以繼夜,川流不息。</h3></br><h3>到達湘潭后,大家商議各自自由行動,隊伍就地解散。</h3></br><h3>當日,我和王友三登上了北上的列車,到漢口轉車時,發現車站的紅衛兵接待站已經空無 一人。聽說武漢此時派性斗爭激烈,社會一片混亂,接待站已經無人接待,紅衛兵的食宿無人照應。我們匆匆在車站旁邊買了點吃的東西,然后返回站內準備繼續北上。</h3></br><h3> 火車站里里外外,到處都是串聯的紅衛兵<h3>此時的漢口車站內外人山人海,見不到服務人員,向北去停留在這趟火車上的人特別多,不知道這車何時停在這里又準備何時開走。車上過道里、貨架上、座位下都是人,擠擁不動,車上也看不到服務人員,不知過 了多長時間,車終于開動了,我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但是這車開的很慢,開開停停,有時停在一個地方很長時間。我們想到鄭州后是否會好一些,若有人接待想在鄭州停留休息一下。</h3></br><h3>這一夜過去 了,到達鄭州時又是一個夜晚,剛出鄭州車站,看到車站旁邊樓頂上飄動的長條白布大標語:打倒劉鄧陶!火燒劉建勛!油炸何運洪!劉鄧陶即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劉建勛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何運洪時任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劉建勛兼任)。鄭州火車站同樣一片混亂,不同派別的人們互相指責,進行言語攻擊。一位年輕人塞給我們一張紅衛兵小報,我看到小報大字標題是:紅旗指豫西,活捉金少英。金少英時任洛陽地委書記。</h3></br><h3>看來,河南地方上也已經大亂了。我們連夜上車,一路向西,第二天上午到達西安,王友三沒下車直奔蘭州。我剛出西安車站就看到數輛大卡車,車上坐滿軍人和學生模樣的人,第一輛卡車車頭上架有機槍,第二輛卡車前面有一人上身僅僅穿著白襯衣,下身軍綠褲子,左右被人架著胳膊,此人身材魁梧,器宇軒昂,脖子上掛有一個大牌子,上面寫著:打倒三反分子成鈞!成鈞時任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h3></br><h3> 黃軍衣、軍帽是當時最時髦的穿戴,一衣一帽難求<h3>我到達西安之后,自行前往西北工業大學紅衛兵接待站。此時西安也是 一片混亂,游行隊伍以及游斗走資派的卡車司空見慣。西安和平門邊的城墻上,很大的字寫著:紅色恐怖萬歲!這個口號是我出來串聯到的幾個城市中首次看到的。西北工業大學的運動也是轟轟烈烈,他們和西安交通大學是兩個對立的派別,左右著陜西省的文革動向。少有的是,這兩個學校內部表面上還是觀點一致,團結對外的。</h3></br><h3>由于臨近1967年的春節,我想從西安回河南的途中,路過觀音堂煤礦稍事休息,我哥哥在這個煤礦工作。由于坐的是慢車,整整一天,火車到了觀音堂車站已是晚上。下車問去煤礦的路,路人說順著這條路,遠處有燈光的地方就是。</h3></br><h3>1921年秋,辛亥革命元老張鈁與友人王光慶,決定以民族振興為己任,創辦觀音堂民生煤礦公司(現觀音堂煤業前身),自主經營,中國第一個民族煤礦由此而生。</h3></br><h3>我順著路人的指引,在昏暗中向前行走。此時,我忽然想起了杜甫寫的名篇《石壕吏》中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千多年前,偉大詩人杜甫路過這里的凄涼景象浮現眼前。</h3></br><h3>此時暗夜昏沉,遠處黝黑的村莊偶爾傳出幾聲狗叫。路邊的高音喇叭正在實況轉播批斗時任觀音堂煤礦礦長陳浩的嘈雜聲,給夜行人壯膽。那聲音由遠及近,直到我到達礦上還沒結束。</h3></br><h3> <h3>當時,《毛主席語錄》小紅書就像現在的手機一樣,人手都有,隨身攜帶</h3></br><h3>到達觀音堂煤礦第二天,我就住進煤礦紅衛兵接待站。</h3></br><h3>此時臨近春節, 接待站僅有一人住在那里,他自我介紹是陜縣一高的學生,叫王軍旺,他的家實際就在煤礦旁邊的村里。他家住的是窯洞,后來我還跟他一起到過他家。他力主我在接待站住下來跟他作伴。</h3></br><h3>我們白天在礦上看大字報,晚上住在接待站。我有時在兄嫂家吃飯,有時在接待站吃飯。</h3></br><h3>當時礦上有兩個群眾組織,分別叫“礦工造反總部”和“礦區造反總部”,雙方對立互不相容,斗爭達到白熱化程度。由于兄嫂屬于“礦工造反總部”的,所以王軍旺受到我的影響,我們兩個的立場無形中站在“礦工造反總部”一邊。</h3></br><h3>觀音堂煤礦工人俱樂部周圍是當時人們活動的中心,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辯論的人群絡繹不絕,甚是熱鬧。路邊經常看到下班的工人三三兩兩到小吃店買上幾毛錢豬頭肉,幾個燒餅,用草紙攤開,用茶缸買點“一毛燒”酒,就在路邊吆五喝六地干了起來。說實在話,我當時很羨慕這種豪放無憂的生活。</h3></br><h3>那時我們正是年少多惹事的年紀,幾天后我們兩人忽發奇想,想這觀音堂煤礦地處山巒之中,交通不便,古往今來多是土匪出沒之處,旁邊的石壕村(那時叫甘壕)是當年唐朝詩人杜甫夜宿此地,寫下千古名篇《石壕吏》的地方,我們也想在此地搞出一些動靜,也不枉來此一趟。</h3></br><h3>于是還嫌亂的不夠,由王軍旺準備紙筆,我們寫了一張署名為“外地兩小兵”的支持“礦工造反總部”的大字報,趁夜深人靜之時貼在工人俱樂部門口右側顯眼的地方。我們原想不會引起多大的反響。</h3></br><h3>誰知第二天上午,“礦區造反總部”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要“揪出外地兩小兵”,“外地兩小兵是別有用心的人假冒”,“外地兩小兵做賊心虛”!緊接著,王軍旺隨即又寫了一張,“毛主席的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還怕留名嗎!我們是陜縣一高王軍旺、唐河中陳英超!”</h3></br><h3>暴露了身份,我立馬覺得此地不可久留,匆匆告別王軍旺,回去和兄嫂說了,盡管兄嫂說這不算啥事,我還是決定當天回家鄉。</h3></br> <p class="ql-block">60年代的觀音堂煤礦俱樂部,我們的大字報就貼在圖中的紅圈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就這樣,我背上行李匆匆奔向觀音堂火車站,隨便上了東去的火車(那時有學生證火車免費),經鄭州轉車到駐馬店。駐馬店到唐河沒有火車,汽車是不免費的,為了節省點錢,我花了4天時間,獨自從駐馬店步行回到我的家鄉陳崗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就這樣,我在外面闖蕩了3個多月時間,結束了一個年輕人初出茅廬后最有意義的一場鍛煉,真正體現了毛主席倡導的“經風雨、見世面、開眼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段經歷,對一個初涉世事的年輕人影響終生。</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原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著作權歸作者所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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