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族》第十一篇（下）

豐橋夜泊

題記： 老祖宗造字，蠻有意思：人在草木中為“茶”。換言之：“茶‘’，即“草木之人”。 “茶族”——這里說的不是喝茶一族，而是我們這些蕓蕓眾生“草木之人”一族，是也！ 再作說明： 《茶族》（又名《草木人生》），是一部專門描寫社會底層小人物的自傳體小說。其結構形式：以本人生平為縱向軸線；以身邊親人、同事、朋友為橫向面，展示人物和故事。由于主體屬自傳，文章中的時間、地點、人物基本保持原始。為避免對號入座，文中對人名做了隱喻或虛化處理。為增強文章閱讀的趣味性，還對某些原型人物、事件、情節，進行了必要的重塑、延展和升華，從而定位“小說”而非“回憶錄”，更為寬泛，更為恰切。 文章采用“系列劇”（不是連續劇）的樣式開篇。每篇獨立成章，與其它篇目無連貫性，無先后順序。 在語言風格上，盡量回避過多書面語言，力求口語化，保持當地語言習慣和語境。讓文字通俗易懂，不耍“花槍“。 （為適應大家“小塊時間”閱讀習慣，在這里，每篇分上下兩部分發表）。 ?下半部分（緊接上篇） 我們家只有兩張床，父親沒費力，就把四個床桄拆完了。爺爺做起了木匠活。鋸了四根木棒代替床桄，釘上床腿，中間用草繩子攀起網子，鋪上高粱秸和床席。兩張床，很快就做起來了。我和弟弟睡在上面，特別高興，感覺很新鮮。 隨后幾天，我們就把家里做飯的鐵鍋、洗臉的銅盆、大門上的鐵環、箱子上的銅鼻子、銅鎖，都起下來交給了生產隊。 晚上，村里好多人都跑到后小嶺的高坡上觀景。黑夜中一座座煉鐵爐，火光沖天，星羅棋布。人們猜測，這些煉鐵爐，有的在煉鐵礦石，有的就在煉我們上交的鐵鍋、銅盆和那些“廢銅爛鐵”。 過了不久，聽說報紙登出來了。短短的幾個月，中國的鋼鐵產量翻了好幾番。美國鬼子、英帝國主義和走狗蔣介石聽了，直翻白眼。 可老百姓太高興了，因為這里邊，都有自己為國家做的貢獻。 家里沒有了鍋，怎么做飯？哎，好事來了，都到生產隊吃免費的大食堂。至于沒銅盆洗臉了，也沒感覺不方便。因為，農村沒有天天洗臉的習慣。干活臟了，拿水瓢從缸里舀點水，倒到手上搓把臉就好。比較講究一點的，是那些新媳婦，她們去集上買來瓦盆代替原來的銅盆。不過說歸說，在她們心里，總免不了有些失落。因為那些銅盆、鎖箱子的銅鎖之類的，都是結婚時，娘家陪送的嫁妝。大紅箱子沒有鎖倒還好說，可起掉了那些四角起緊固作用和前臉起裝飾作用的銅箍、銅板、銅鼻兒之類的，露出那么多釘子眼兒，也實在丑看。丑看就丑看吧，人家都不說，咱也別吭聲了。 一個初秋的下午，我們正吃著晚飯，董福林的喇叭又響了。這次他的聲音很急促：“哎——嗨，哎——嗨！我說社員同志們注意啦！剛剛公社打來電話：雷暴雨馬上就要來啦，現在已經到了張家嶺。再有一頓飯的功夫，可能就到了我們村。”他在臺子上，轉著圈不停地重復喊著。 董福林因為喊得太急，嗓子有點沙啞了：“我今天下午到地里都轉著看了。大部分隊的地瓜干兒，都是今天剛撒下的，不怕雨淋。只有三隊和六隊，西河北沿挨著的那兩塊地。曬了三天，已經多半干。要不趕快收回來，著了雨，都得爛成眼鏡（被雨淋過的地瓜干，每頁中間都腐爛掉了，只剩下邊緣一圈）。所以希望大伙，發揚社會主義大協作精神，趕快去幫著這兩個隊拾瓜干兒。” 　　董福林一遍一遍喊。這時，隆隆的雷聲由遠而近。大樹下面的鐘累向他高喊：“你快下來，打雷了，你站那么高太危險。”這時家家戶戶的人，都挎著籃子往外跑。董福林顧不得自己，還在上面調侃地喊著：“風來了，雨來了，和尚背著鼓來了。大家都穿上蓑衣，帶上燈籠啊！”鐘雷急得在下面拼命喊：“好了，快下來！你不要命啦？！” 董福林就像沒聽見一樣，還在上面低著頭，一邊往下看一邊喊：“邪媽‘雞爪子’你還在那里磨嘰，人家都跑出去一里路了。‘站街虎’都比你強，你就光顧你家那幾頁破瓜干兒......” 說話間，“咔嚓——”一聲脆響，電光石火般的霹靂在董福林身后炸開裂，一截樹干被攔腰截斷，連同那個大喜鵲窩，從空中呼呼啦啦砸落下來。 董福林和鐘雷嚇得同時驚叫起來。只見董福林扔下喇叭，抱住臺子一邊的豎桿，歘歘歘（chua）神速地滑了下來。他倆看著被燒焦的半截樹干和冒著青煙的喜鵲窩，里面四只喜鵲（其中還有兩只幼雛）已經焦糊。兩人面面相覷，不由得驚出了一身冷汗。鐘雷生氣地說：“看見了吧，是這窩喜鵲救了你的命。”董福林身子哆哆嗦嗦地應著：“是，是......今天我沒遭雷劈，老天爺照顧我沒做傷天理的事。” 鐘瑞氣得直搖頭，說：“性命關天了，你還在這里鬧著玩兒呢！” 豆大的雨點，開始零零星星地撒落下來。董福林拉著鐘雷說：“哥，別生氣，別生氣。咱倆得到大隊部守著電話，別漏了公社的通知。”說罷，兩人急火火朝大隊部走去。 鐘雷比董福林大四歲，論輩分董福林叫他哥。鐘雷既是我們四小隊的隊長，又是大隊委會委員。他小時候上過四年學，比董福林有文化，都說他是董福林的諸葛亮。董福林想干的事，鐘雷千方百計地支持。就拿這次在他家老榆樹上搭臺子來說，一般人家不會讓的。可鐘雷就說了一個字——中。 有人說鐘雷和董福林，兩人好得穿一條褲子，那也不假。鐘雷佩服董福林有勇有謀，膽大心細，有俠義心腸。董福林崇拜鐘雷站得高，看得遠，明辨是非，敢于仗義執言。 　　那次有人背后告狀，說董福林老婆搞特殊，半年多不下地干活。董福林聽了滿不在乎，鐘雷不干了。他給縣委寫信，讓派人來調查。結果縣婦聯真來了人，明察暗訪了一個月。最后結論是：董福林老婆應該立功受獎。　　董福林老婆叫呂廣秀，是大隊婦女主任。一副男人性格，事事好強。辦公室里你永遠找不到她。她從駐村部隊的湖南戰士那里，學到水稻插秧技術，讓我們村在全縣第一個栽種水稻成功，成了南稻北移的樣板。她帶領一幫“識字班”（姑娘），一天到晚迷在試驗田里。一會挖渠引水，一會打井抗旱，沒白沒黑地干，兩腿插在秧田里，讓螞蝗叮咬出一些血點點，她全然不在乎。有一次，婦女們正在打一口井。水泥管道下到一半，井壁突然塌方，姑娘們爭著要下井清泥沙，呂廣秀堅決不讓。她說井下太危險，你們年輕，都是些花骨朵，還沒拉過男人手，嘗過戀愛滋味呢！讓我這個老婆子下吧，萬一被土埋了，也就這么回事啦！你們逢年過節別忘了給我燒柱香昂！呂廣秀一邊調侃，一邊跳了下去。大冬天，冰冷的泥水硬往骨頭縫里扎，她硬挺著在泥水里泡了一個多鐘頭。堅持一筐一筐往外清理泥沙，最后把水泥管子順利下到井底。　　可那次誰都沒想到，她正懷有四個多月的身孕。回到家發高燒，肚子疼。姑娘們知道后，一個個都哭成淚人。 這是她們家第一個孩子，為了保胎，婆婆硬是攔在家里，半年多不讓她下地干活。最后生了個女兒，雙腿發育不全，醫生說將來是個癱子。婆婆哭過，怨過。最后，還是央求董福林和呂廣秀，對外別提孩子殘疾的事了，免得被那些絕舌頭根子的人當笑話講。　　后來，縣里接到告狀信，便讓婦聯派人來村調查。這一查不要緊，卻查出了一個縣級先進典型——優秀基層婦女主任呂廣秀。上了縣里的報紙和山東《大眾日報》，隨后又被評為省三八紅旗手。　　可她的大女兒，永遠失去了走路的權利。我上中學期間，常看見她女兒手里，抓著個小板凳在地上爬。長到十幾歲，開始拄雙拐。一張白白凈凈的小臉蛋兒，十分俊俏。兩個的深深的小酒窩，永遠裝滿和她媽媽一樣的堅強和微笑。 　　1958年，村里的大食堂，很快就辦了起來。各家各戶排隊到食堂打飯，拿回家里吃。開始還覺得新鮮，以為這就是共產主義了。時間久了，每天千篇一律的糊糊、煎餅就咸菜。間或大白菜燉粉條，蘿卜菜“渣麩”（zha fu——小豆腐），幾乎見不到個肉星。種種原因，不到半年大食堂就解散了。 那是因為1958年豐產不豐收（吃大鍋飯，人們不當日子過，很多糧食爛在地里），1959年開始全國性的水災旱災接連不斷，地里幾乎顆粒不收。加上中蘇關系破裂，蘇聯逼迫還債。全國人民都開始過苦日子，這一過就是三年，這是后話。 我們已經好長時間沒聽見董福林的大喇叭廣播了。有人說他餓得沒有力氣吆喝了。也有人說，他思想保守，跟不上大躍進的形勢，挨了公社領導的批，沒有情緒了。 秋后的一個下午，天下著毛毛細雨，大家沒事可干。男人們有的坐在家里搓麻繩，有的聚在一起，打紙的麻將牌；女人們愛扎堆，一邊納鞋底，一邊閑拉呱、查乎老婆舌頭。 這時，“廣播電臺”董福林的聲音突然又響起來了。這次，開腔沒有了那個“哎——嗨”，直接：“社員同志注意啦！社員同志注意啦！”感覺他的聲音和以前不一樣。那股昂揚勁沒了，相反有點沉悶。“昨天我在公社給大伙惹了禍，今天得向老少爺們交代，還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諒和支持。”　　人們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兒，支棱起耳朵。　　于是，董福林把昨天在公社開會，各大隊書記，打擂臺賣余糧的事，敘述了一遍。　　在那個會上，公社書記首先講全國糧食困難的形勢，然后傳達縣委指示，要逐級動員，為國家多賣余糧。公社要求28個大隊書記，逐個表態，當場喊出賣糧數字。開始大家都比較保守，公社書記、副書記對大家報的數字很不滿意，就來硬的。指名道姓的把幾個大隊書記包括董福林，狠批一頓。然后強調這次會議，就是要“打擂臺”，“插紅旗”、“拔白旗”。 那年月，誰都怕“拔白旗”。一旦給你拔了白旗，政治生命就完了。那可是個處處講政治的年代。　　于是，書記們都豁上了。你報8萬斤，我報10萬斤，他報12萬斤，另一個就得報13萬斤。那場面就像拍賣會一樣，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能，一輪一輪往上抬。最后，董福林一口喊出：“我們賣28萬斤！”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少卿，公社書記才反應過來，帶頭鼓起掌。不知道誰喊了一聲：“向曹家莊學習！”大伙一齊響應：“向董福林看齊！” 　　這一次賣余糧，我們村爭了全公社第一名，也是全縣第一名。　　董福林回到村里，連夜開隊委擴大會。擴大到8個小隊會計和倉庫保管員。一粒不漏地算計庫存糧食。這一算，讓董福林大吃一驚。全大隊連種子糧算上，只有28萬斤的一半多一點。剩下的糧食哪里來？一個個愁眉不展的小隊長，最后言辭一致：只能從每家每戶的口糧里往外摳。可大家心知肚明，因為災害欠收，各家口糧都不夠吃。　　會開到半夜，最后大家一致表示：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曹家莊人有這個覺悟，吃糠咽菜也要保國家。28萬斤糧的指標，一斤都不能少。生產隊的糧不夠，就從各家糧食囤子里往外搲（wa——舀）。下午董福林只好冒雨蹬上“廣播電臺”進行大喇叭動員。　　董福林誠懇地說：“我知道，每家每戶的糧食幾乎都不夠吃。可是我們農民吃糠咽菜是本分。咱粉碎點地瓜秧、棒子骨、花生皮，摻點地瓜面，做成窩窩頭，也能胡弄飽肚子。開春還可以挖點野菜充饑。”他清了清嗓子，提高了聲音：“不是我不顧大家，現在城里人更可憐。他們一個月供應20多斤糧食，不到20天就吃光了。想吃糠咽菜，到哪里去弄啊？，有些上學的孩子，中午沒飯吃，就喝口開水，趴在桌子上睡覺。可肚子餓得咕咕叫，能睡得著嗎？有的啃點咸菜喝口開水這算好的。你們說，看著這些孩子挨餓，我們能不心疼嗎？我們多賣一斤糧食，就可能救活一個孩子。”　　董福林的話，很有感染力。下面聽他廣播的人，也不停地嘆息。大家紛紛議論著，傳說著外地那些挨餓的故事。　　“父老鄉親們，大家都明白，現在的饑荒不是一個省、一個縣的事。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省委領導說，毛主席為了和全國人民一起度難關，都不吃肉了。”說到這里，董福林有點動情哽咽起來。過了一會他又振作起精神，大聲說：“毛主席那可是過去的一國皇帝啊！皇帝還能缺了好吃的嗎？可他老人家本來生活就簡樸，平時喜歡吃點湖南老家的紅燒肉。但現在他老人家看見全國人民都在挨餓，心里很難受，連肉都不吃了。你說，我們還能無動于衷嗎？我們曹家莊的鄉親是有覺悟的，是講良心的。明天先從我家開始往外搲（wa——舀）糧食。我相信每個父老鄉親，都會按照生產隊下達的指標，全家勒緊褲腰帶，也要完成這次任務。” 　　第二天，八個生產隊，同時由隊長帶著會計、保管員等一幫子人，挨家挨戶往外稱糧食。　　這期間，人們沒有怨言，沒有吵鬧。三天時間，28萬斤糧食，分別用麻袋裝好，整整齊齊碼放在各生產隊的場院里。 晚飯前，董福林腰里別著一掛鞭炮，爬上了“廣播電臺”。那掛鞭炮是十幾掛連接在一起的，從“廣播電臺”頂上的木梁一直拖到地面。董福林把鞭炮掛好以后，臺子下面已經圍滿了人。他在上面喊一聲：“點火！” 帶著耀眼火光炸響的鞭炮，噼噼啪啪在小院里響起。那經久不息的響聲，震動著大榆樹周圍看熱鬧的人群，震撼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心。　　鞭炮聲剛落下，濃濃的煙霧還在飄散。董福林拿起喇叭，大聲喊了起來：“曹家莊的父老鄉親們，上交國家的28萬斤糧食，一斤不少，今天全部到齊。我給大伙跪下啦！”人們沒有鼓掌，沒有吶喊。一片死寂中，只聽見董福林跪在高高的平臺上嚎啕大哭。樹下的村干部、嬸子大娘、老少爺們，一個個都在無聲地流淚。那淚水，飽含著對祖國的忠誠，對集體的信任，也包含著曹家莊人對自我認可的感動與驕傲。　　十月初十，正逢我們村大集。全縣組織了700輛獨輪車，裝運這些糧食，運送到百里之外的縣糧庫。　　每輛獨輪車上，一邊捆著一個200斤的大麻袋。車頭兩邊，插著兩面紅紙做的三角旗。這些小推車，從我們村后的公路上一字排開。往西綿延8里路，直達公社所在地。打頭的是一輛解放牌汽車開道。駕駛室頂上，用綢緞扎了一朵大紅花。車廂兩邊的大牌子上，一邊寫著：“曹家莊愛國第一名”，一邊寫著：“英雄賣糧28萬斤”。　　車廂里，前邊擺一個長條椅，縣委書記、董福林、公社書記并排坐著。最招眼的是車上那面超級大鼓，占滿了整個車廂。五六個小伙子掄起鼓槌狠命地敲，震得地面都打顫。700輛膠皮獨輪車，首尾相連向東緩緩行進，像一條匍匐搖擺的巨龍，蔚為壯觀。　　公路兩邊，圍滿了看熱鬧的人群。這些人中，一部分是各村莊組織的，一部分是自己跑來看熱鬧的。隔不多遠就有一個鑼鼓隊，人們舉著手中的小紅旗，不停地鼓掌、喊口號。推車的小伙子們臉上掛著汗珠，看著路邊姑娘們投來羨慕的目光，心里充滿了自豪。 隊伍的最后，是三輛拖拉機壓陣，上面坐著公社和大隊的干部。那陣勢真比傳遞奧運火炬還隆重。 　　很快，我們村就成了全縣的模范村。董福林先后成為縣和山東省勞模。來年又被評為全國勞模。 打那以后，來我們村參觀學習的外縣、外省代表團，幾乎天天不斷。我們村的老百姓，也越來干得越有勁，莊稼也長得格外爭氣。 參觀的人在村頭一下車，看著一片片橫成片、豎成方，綠油油的莊稼，和別的村一對比涇渭分明。他們不住地點頭贊嘆，嘖嘖稱奇。尤其老遠看見董福林的“廣播電臺”，都特意到跟前摸爬一番，但終究沒有一個人能爬到頂。于是“廣播電臺”和曹家莊一起在省內外揚了大名。　　可這光鮮背后，有誰知道曹家莊人出了多少力，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餓呢？　　別的不說，反正“廣播電臺”的這棵老榆樹，多少年來第一次都被擼光葉子填肚皮。大伙還吃過以前從來沒有人吃過的摻花生皮、棒子骨烙的煎餅。那東西吃到嘴里嚼不爛，吞到肚子里不消化，就像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戰士吃的皮帶一樣，吃進多少，拉出多少。它們只在肚子里咕咕嚕嚕走了個過場。 村里好多人，包括我父親，因為缺營養，都得了浮腫病，雙腿腫得錚亮。不久上級給每個病人發了一斤白糖，度過了一場生死劫。　　不管怎么說，在那個糧食奇缺的年代，曹家莊的父老鄉親，扎緊自己的脖子，委屈了自己，顧全了國家，做了應有的貢獻。那份真情和榮耀，讓后代人都倍感自豪。更值得慶幸的是，在那個最艱難最困苦的時候，村干部和群眾擰成一股繩，結成一條心，相互扶持，共度難關。我們村自始至終沒餓死一個人。　　“廣播電臺”的消失，記不得是哪年哪月。也許是后來村里有了電，街頭巷尾有了電喇叭。也許是董福林走了——國家安排他退休到縣城里落了戶。反正，我若干年后探家，再沒見到董福林和那棵幾百年的老榆樹，以及附著在它身上的“廣播電臺”。 如今家鄉的味道，蕩然無存。　　老房子全部拆除重蓋，變成了毫無生氣的“全國統一型號”；成片的土地，又分割成一個個小“豆腐塊“，有些肥沃的土地撂了荒。田池中，間或有一些象征性的小樹苗——據說人家這是在等待土地被征用。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一個親戚孩子的婚禮上，我見到了滿頭銀發的呂廣秀（董福林老伴兒）。得知董福林已去世多年，活了不到70歲。他一生為國家為大伙，出了太多的力，自己卻沒過幾天好日子。　　他走了，他帶走了曹家莊一代人的輝煌與忠誠。 ——全篇完（感謝您的閱讀） （豐橋夜泊）<div>美篇號78831685</div><div>——2025.1.10.于青島</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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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族》第十一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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