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1947

三足烏

母親徐成榮 三 母親和大哥所在的戶，是一個中等富裕戶，他們家有富余的糧食，還開一個豆腐坊，平時雇著短工，家里有干不完的活。“母親是個手腳勤快的人，她9歲的時候我姥姥就去世了，那時老舅才三歲，外公和兩個舅舅，在外做生計，大姨已經給人家做了童養媳，她小小年紀不得不擔負起了家務的重擔，她不但能做家務照顧孩子，地里的農活也是行家里手，到什么季節該種什么、怎么種，她都了如指掌，尤其是對農歷的節氣，她特別的敏感，農歷幾月幾日是什么節氣，什么季節有什么農事她比我們這些年輕人都知道的詳細。 母親1920年——2021年 不僅如此，她還有一手人見人夸漂亮的針線活，她年喻90歲了在勞作之余還不停的納鞋墊、繡枕頭，誰要是到家里來，她就會把自己繡的鞋墊或枕套手絹之類的東西送給人家，什么穿蓋椣、剪窗花她無一不會。她可以說是一個心靈手巧的賢妻良母，所以母親在他家每天除了照顧孩子總是不停地給他們干農活做家務，很受他家里人的喜歡，后來他們家的每日飯菜也都由母親來做。趁此機會母親就會多做一些飯，找機會送給那些吃不飽的被俘人員和孩子。在被俘后的一天夜里，一個人突然來聯保戶找母親，由于天黑也看不清來人是誰，母親問他：“你是誰？找我干嘛？”來人壓低聲音說：老舅媽，我是連仲，我爸爸叫我來托人保您回去。母親一聽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原來被俘的人員中有一個是果莊張永增的續弦，她娘家就在延慶二道河村，被俘沒幾天就托人給她娘家捎信，她娘家哥哥是村里的輪值保長，去兵營就把她保出去了。不久她回到西山口家里（從此以后他們全家就從果莊搬到了西山口定居，值到現在），張永增聽說我母親也被俘了，所以他就趕緊打發兒子張連仲到箭桿嶺來和母親聯系要保她出去。因為張永增的前妻國氏是我家姑姑，張連仲是我大表哥。張永增本人也是一個開明人士，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當過果莊的糧茉，負責給八路軍籌集糧款，押送糧草，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過應有的貢獻，他雖然是富農階級但他卻是一個開明豁達的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1945年11月在解放區開展的“減租減息，曾加工資”的運動中，他帶頭響應解放區政府號召減租減息，為長工和短工增加工資。1946年5月4日，根據斗爭的需要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決定將減租減息的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做到“耕者有其田”。這樣張永增從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者，變成了革命的對象，巨大的反差使他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此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抵觸情緒。母親當時已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且是土改的積極分子，因為母親的特殊身份，而且和他又是親戚關系，因此，母親勸張永增要認清形勢，不要對抗土改工作，正確對待群眾斗爭，做到不逃亡、不投敵。他聽了后有了很大轉變，他懂得了土地改革是共產黨奪取天下必須要走的道，是誰也抵抗不了的。所以土改剛一開始他就把多余的土地園林和浮財，一并交給了農會，在以后的殘酷斗爭中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為此他一直都從心里感謝母親，解放以后我們兩家還來往頻繁，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家因為孩子多，口糧不夠吃，他還接濟過我們。這回母親被俘他叫大表哥來托人，也是念母親對他的好兒。母親一聽連仲說要托人保她出去，她就想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在危難時刻不能只顧個人安危，應該和群眾在一起，做群眾的主心骨，與大家一起同甘苦共患難。因此母親對連仲說：“你能把我們都保出去嗎？”連重說：“那我可辦不到，我只能把您和表弟保出去，別人我可保不了”母親說：“如果是這樣，我也不能一個人出去”連仲為難的說：“您要是不回去，那我不是白來一趟嗎？”母親壓低聲音說：“不白來，你趕快回去找咱村的劉鳳鳴，他現在昌平城里開買賣，你找到他，就說我被捕了，叫他上來一趟，他會來的。”因此表哥回去后輾轉找到了劉鳳鳴，把母親被俘的情況，現在關押在什么地方，和母親讓找他的意思，跟他說了一遍。劉鳳鳴聽后并沒怠慢，趕緊料理好買賣，他第三天就坐火車到延慶又徒步趕到箭桿嶺，找到了我母親。“劉鳳鳴果莊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受聘于昌延縣抗日民主政府參政會議員，在我黨領導的村抗日政權中作為開明人士擔任過文書。在我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為抗日斗爭做過貢獻。抗日戰爭勝利以后，黨的斗爭方向發生重大轉變，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根據《五?四指示》精神中共中央領導農民，通過清算斗爭來奪取地主的土地。在土改運動中劉鳳鳴被定為富農，是清算斗爭的對象，對此他想不通，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被小隊捆到農會進行斗爭，被一些群眾打的趴在地上起不來，母親看到后，心想，這樣會整出人命的，趕緊報告給了區公所駐村里的干部徐文斌，他一聽母親的匯報，當即對母親說：你快去農會把他保下來！母親說：我那敢保呀！徐文斌說：沒關系，你就說是我讓你保的，如果死了人，我和村里干部都沒法向上交待！就這樣母親到了農會把劉鳳鳴保了下來，也算是救了他一命”。這回兩人見面后，母親問他；“有沒有什么辦法能保她們出去？“劉鳳鳴面有難色的說：“自從由果莊出來就在昌平城里開了一個小買賣維持生計，與‘那邊’并無瓜葛，‘政府’里的人認識的也不多，所以目前讓我保你們出去確實沒有什么好辦法”。其實母親捎信叫劉鳳鳴來，是讓他想辦法去縣政府’找一個名叫齊文的人，讓他想辦法保她們出去。齊文是十三陵永陵村人，原來是個做買賣的，后來大約1945年不知道通過什么途徑當上了國民黨昌平縣景泰大鄉鄉長，此人手眼通天，在縣政府有很多熟人，經常行走于縣政府上下，所以在官場上什么辦點事啦、保個人啦、對他來說是易如反掌。這么一個人母親如何會認識他呢？“那還是1939年為避匪患，母親曾在昌平鄧莊村親戚家住了一段時間，我大伯國紅是個遠近聞名的買賣人，經常從南口料場，租車皮往張家口、綏遠一帶發貨，當時也在鄧莊那住著，母親也經常到料場去幫忙，她瘦小的身影經常在料場上不停的干這干那忙碌著，等閑下沒事了就給他們燒水沏茶。料場是國紅與齊文合租的，工作之余他們經常在一起喝茶聊天，齊文見母親即勤快又漂亮就問國紅：“這個小媳婦是誰家的？”國紅趕快介紹說；“她是我兄弟媳婦小白（母親乳名），在家活也不多，跟我出來，連玩在見見世面，另外呢幫我料理一下場子，以后有什么沏茶倒水之類的小活你盡管吱聲！齊文看著母親笑著說；“那我以后可就不客氣啦！從那以后母親才認識的齊文。此人1949年隨昌平偽政府逃亡到北平，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不是軍人，所以按處理舊政府人員規定，凡是不被聘用人員，一律遣送回原籍。齊文知道就自己的身份，共產黨是不會放過他的，所以曾自殺未遂。1950年11月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逮捕。因為他在當景泰大鄉鄉長期間，多次配合國民黨發動對根據地的清鄉軍事活動，至使我解放區多名黨員干部犧牲，其中就有1948年2月7日‘分水嶺慘案’，七名黨員和自衛隊員被槍殺，1948年2月19日的‘泰陵事件’有三名黨員干部犧牲其中就有昌順縣委敵工部長朱世昌、通訊員賈德忠、區宣傳干事王克禮等同志。1951年齊文被處已極刑。劉鳳鳴按母親說的意思回到昌平經多方打聽才知道齊文是景泰（十區）大鄉鄉長，有時來縣政府上班，在縣衙大門口就能看見他。因此劉鳳鳴就到縣衙門口來等，等了一兩天也沒認出誰是齊文，第二天他買了兩盒煙給門口站崗的求他們等齊文來了給介紹一下，上午九點一個手拿公文包，身穿中山裝，頭戴寬邊禮帽的人來到縣衙他就是齊文，經門崗介紹劉鳳鳴趕緊湊上前說：“您就是齊鄉長嗎？”齊文停住腳步上下打量一下來人說：“我們認識嗎？找我有事？”劉鳳鳴說：“您確實不認識我，我是受果莊村國紅的兄弟媳婦小白之托來找您的，不知您還記不記得她了？”齊文聽后眉目往上一挑連連點頭說：“啊！記得，記得！所以齊文只知道母親叫小白，并不知道她的身份，接著他問劉鳳鳴說：她現在怎么樣，托你找我有什事？劉鳳鳴將母親被俘看押如此這般的和他說了一遍，并表示求他想辦法，把母親一干人保回來。齊文聽后沉吟了一下說：“啊！是這樣，那我今天就找人想想辦法，看看怎么個保法，你過兩天后還到這兒來等我！劉鳳鳴聽了千恩萬謝的又順手塞給了他十塊大洋作為打點。回去等第三天聽信。齊文回去后備了一份禮到縣政府找當時的昌平縣長兼縣黨部整理委員張云清，想通過他把人保回到昌平再說。“張云清1946年任國民政府昌平縣縣長，張在任職期間他因為千方百計四處斂財，大肆的貪污受賄，再加上國民黨內部矛盾的激化，1947年9月原國民黨昌平縣黨部書記長陳淑淵（1950年在保定被人民政府處決）聯合當地警察、商會、學校等部門向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告發了他，張云清被撤職查辦。所以張云清看齊文拿厚禮來找他一定有求于他，因此他寒暄兩句就說：“齊兄有什么事盡管說？”齊文輕描淡寫的說：“也沒什么大事，就是有幾個朋友到延慶跑買賣，被延慶駐軍給扣押了，想請您給出個證明把他們保出來。”張云清說：“這事啊！那就由縣政府出個證明，你就去辦吧！”齊文一聽趕緊從公文包里拿出事先準備好的證明遞了過去，張大概看了一下就簽了字，隨后叫文書進來蓋上了縣政府的印鑒。齊文拿到證明后如釋重負。第三天如約到縣衙門口見到了劉鳳鳴，齊文將證明交給劉鳳鳴并交代說：“你拿著證明去兵營保她們，應該沒有什么大問題，如果他們把人交給你帶回你在路上就可以把她們放回去，要是他們一定要派人押送，那你就在南口車站等著接她們，接到人后給人家打個收條，然后將保回的人員遣散，切記千萬不要將他們帶到昌平來，給我找麻煩。第二天劉鳳鳴依齊文所囑，拿著證明，從南口乘火車到延慶孟家窯兵營。孟家窯駐軍是國民黨104軍的一個團部，劉鳳鳴通過孟家窯的保長引薦，將取保證明就給了這個團的參謀長，他一看證明上寫的是：‘延慶孟家窯駐軍長官部：聞我縣一干人等被貴部俘獲，現看押在箭桿嶺村，懇請貴部將其交由昌平縣國民政府審察處理。昌平縣國民政府，縣長：張雲清，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二。’上面蓋著昌平縣國民政府的印鑒。他當即就表示同意移交。因為他們的初衷是將人質當釣餌，引游擊隊上鉤，達到將果莊游擊隊一舉殲滅的目的，可是關押人質近一個月，不但沒能引來游擊隊上鉤反而被游擊隊偳掉了設在蓮花灘和柳溝的兩個警局，損失慘重，受到上司訓斥。人質成了他的一塊心病，如果放了他們，沒法向上司交待，不放吧，游擊隊又經常來騷擾。他見有人愿意接這個燙手的山芋，巴不得趕快把他扔出去。因此他把劉鳳鳴當成縣政府的人啦，叫他回去到南口火車站，初四接人，人質由軍方負責押送。劉鳳鳴趕緊又到箭桿嶺通知了母親，叫她們做好回家的準備。母親接到消息后就串聯所有的被俘人員，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同時她想到有兩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去南口，一個是果莊村村長國文秀的妻子。 左 1947年果莊村村長國文秀 1947年果莊村村長國文秀 一個是游擊隊小隊長劉鳳祥的妻子。 左韓慶春右果莊游擊隊小隊長劉鳳祥 劉鳳祥 有兩個原因；一是國文秀、劉鳳祥都是縣里掛名的所謂‘赤匪’，二是‘土改’時斗爭劉鳳鳴，他們二人是積極分子，因此以防萬一，母親讓他們裝病，躲過統一押送，等他們走后從小路尋機脫險。母親其實也很危險，因為大舅徐成林是解放區一區區委干部，是國民黨特務重點抓捕目標。但是母親和劉鳳鳴私交很好，而且這次人質營救是母親一手策劃的，所以必須要有始有終讓所有人質安全脫險。農歷五月初四凌晨3點母親一行人，由兩個國民黨士兵押送到延慶火車站上火車，清晨到達南口。劉鳳鳴如約在那接收人質，母親趕緊到南口‘四合記’柜上找熟人借了五塊大洋，又到車站，給那兩個國民黨兵一人一塊大洋，給他們每人買了一條毛巾和一條煙，又給他們倆一塊大洋吃飯。劉把事先準備好的收條給了他們，就算交接完畢了。把他們打發走以后，母親又趕緊將被俘人員全部遣散，投親的投親，靠友得靠友，母親和劉鳳鳴一起吃了頓飯，又用剩下的錢給他買了幾包香煙就算是答謝他了，倆人就此分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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