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娜拉”，回來了

大嫚

還記得劉小樣嗎？22年前央視節目《半邊天》里那個顴骨高高，臉色紅紅，有些拘謹，又有些懊喪，哽咽著說出“我寧愿痛苦，不要麻木”的關中女子劉小樣。 《半邊天》主持人張越曾說過，我們欄目采訪了一千多個人物，特別優秀的也很多，可最后所有人都記住了一個劉小樣。這期《我叫劉小樣》播出后，一直有觀眾在惦念著劉小樣的去向，事隔多年，我們終于在張越的新訪談節目《她的房間》里又一次見到了她。 小樣還是小樣，只是胖了些，臉上也有了些許歲月的痕跡。但小樣已然不是小樣了，不再那么痛苦，不再那么擰巴，自在松馳，一臉平和又滿足的笑容，整個人完全是“打開”了的狀態。在大理那個可同時觀望蒼山與洱海的房間里，57歲的她與張越侃侃而談，聊讀書，聊人生，聊她的“出走”與“回歸”。顯然，她的“身”與“心”已達成完美和解。 小樣原是與周圍的人和環境格格不入的。樹上的鳥兒喳喳叫，小樣說，這聲音可好聽，丈夫說，吵得人睡不著覺。池塘里的青蛙呱呱叫，小樣說，這聲音可好聽，丈夫說，你說那是好聽，人家不笑話你。丈夫感慨: 60萬關中人口世代都在這個環境生活，咋沒人像她這個樣子，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個她？ 她覺得勞動里不只有繁累，也有美。她喜歡春天第一場雷雨后激起的土腥味，喜歡鞋底踩過麥地后，帶出的青苗味，“那個味兒甜甜的，好像得瞇著眼睛才能去聞它”。早春時節，她還會領著孩子去地里看葉苗上的露珠。孩子們說，這個媽媽總是長不大，太幼稚。 小樣之所以嫁給小林，一是因為他的爺爺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祖宅的門楣寫著“耕讀傳家”四個大字；二是因為他是本地極少數出去闖過世界的男人。小樣覺得這個人能夠帶給她“一種新的生活，跟別人不一樣的生活”。小樣從收音機里聽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跟著《新聞和報紙摘要》一字一句地學說普通話。小樣說，普通話對我非常重要，那是不一樣的聲音，是遠處的聲音。她也看《讀書時間》和《半邊天》，把電視當做書來讀。就是從聽收音機和看電視開始，她覺得生活好像不太對勁。 通過《人物》雜志記者安小慶2019年對張越與劉小樣的采訪記錄《平原上的娜拉》，我們知道了《我叫劉小樣》播出前后更多的細枝末節。 在張越采訪劉小樣的前大半年，這個陜西咸陽的普通農村女子曾給節目組寫來數封長信，訴說內心的苦悶、迷茫與無措。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寫道：“在農村，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可以打牌閑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交際，不可以太張揚，不可以太個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要打破它就會感到無助、無望、孤獨，好像好多眼睛在盯著你。不需要別人阻止你，你會自覺自愿地去遵守這些規矩。” 因為這些“規矩”，即便火車站、高速公路近在咫尺，離“遠方”并不遙遠，可她只能如囚鳥般困守在家里，做別人眼中的“好媳婦兒”。 在另一封來信中，小樣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無際的金黃色的麥浪，秋有青紗帳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歡這里，因為它太平了。” 這里的“平”并非指秦川地勢的平坦，而是指日子“只有一種過法”的平靜。小樣說，生活越平靜，心反而越不安定。她不想過這種一眼能望到頭的日子，她想去看看大山，看看大海。山和海是她對另一個世界的向往，她說，有向往的人眼里才有光。 張越說，你的身體在過一種日子，而心里卻永遠在想著另一種東西，而這東西不能對別人提及，這很痛苦。小樣說，這就是她的悲哀。 在當地人看來，農村的女人，只要做好飯，帶好娃，干好地里活就行了，她不需要有思想。可小樣不這樣想: “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滿足。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這就很好了。我不滿足這些的，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我不能出去”。如果離高速公路遠一點，離那條鐵路遠一點，她的內心還會平靜一些，但是，它看得見，卻摸不到，能走近，卻不能走遠。“傳統的東西揪不掉，而新的東西夠不著”，她就是處于這種矛盾的痛苦狀態下。 小樣那時候喜歡穿大紅的衣服，她也知道城里人覺得這個“紅”太艷、太俗了。但她覺得她周圍的一切都是灰撲撲的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徹底沒有了。她把紅色當成了一種圖騰，她想從這個顏色上寄托點什么。采訪中有一個小插曲，小樣身著大紅襖在灶前燒火，小女兒說，你奏（就）是個做飯滴。小樣懊惱地笑答，俺最煩人家說俺是個做飯滴。 張越臨行前，小樣撲在她懷里哭了，她說，你們忽然就來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場夢一樣。你們走了，我就又一個人了。張越明白，小樣是因為在那個環境里沒有跟她交談的人，沒有跟她一樣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覺得這些人跟她互相能夠懂得，突然之間這些人走了，她就覺得立刻又給扔回去了。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離別傷感。 《我叫劉小樣》播出后反響巨大，《半邊天》欄目組收到了大量的電話和來信。小樣的話擊中了電視機前萬千陌生人的心，其中不乏有著相同境遇和隱痛的“劉小樣們”的情感共鳴，甚至有的是男性朋友的心聲。還有許多記者希望通過張越能再次采訪劉小樣，但被小樣拒絕了，因為“生活沒有機會再改變了，如果我還年輕，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會走出去的，可是我現在的生活沒有機會改變了，別再讓別人來勾我了，我現在都覺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這么待著”。 但小樣“內心的那座火山”還是活了，她終究還是“出走”了。在之后的許多年里，張越陸陸續續接到過小樣從很多地方打來的電話: 有縣城的，她在賣服裝；有貴陽的，她在賣化妝品；有學校的，她在做生活老師；有江蘇的，她在一家工廠食堂打工……后來張越的手機壞了，她失去了小樣的蹤跡。最后一次來自小樣的信息，是2010年春節前，她那苦惱的丈夫小林給張越打來了求助電話。他想讓張越幫他勸勸劉小樣，讓她從江蘇回家過年，好好過安生日子，不要老折騰了。張越電話勸小樣，別走得太徹底，因為她那樣個性的人，如果再離了婚，再沒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內心又特別的敏感，她會受苦。 不同于因不堪忍受丈夫的冷血與家庭的壓榨而出走的河南女子蘇敏，小樣其實是幸運的。她的丈夫雖然對她的“折騰”頗有微詞，但他從不阻攔她的外出計劃，“任她折騰”，甚至借錢補貼在外追夢的妻子。 張越說，小林比普通的農村男性寬容和能溝通。他還是懂小樣的: “她兩邊都想做好。她的痛苦就來自于，你既生活在這個現實中，家務你得干，娃和老人你還得管，然后你又有那么多想法。” 他甚至有些愧疚，若是自己也能脫身和妻子一起外出打工的話，那妻子離夢想會更近一些。小樣說，如果當年配的是一個別的人，那個人徹底地不合自己心意，徹底地沒有共同語言，那么她可能也就徹底飛了。 越清醒，便越痛苦。為什么別家的女人可以安于現狀，而自己那顆躁動的心卻像一鍋永遠在沸騰的水，無法平靜？小樣覺得自己“病了”。她主動要求去西安求診，可兩年的心理疏導卻收效甚微，反而讓她的感覺更加敏銳，更深切地感受著自己在精神和現實中來回撕扯的苦痛。 22年過去了，張越在《她的房間》再次找回了小樣。她和我們抱有一樣的疑問: 她還是她嗎？她的身體與心，和解了嗎？ 到大理的第二天，小樣一覺睡到8點。她對張越說: “當初你們忽然就來了，忽然又走了。現在你們又回來了，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個結果一樣，我就可以踏實睡覺了”。張越問小樣，去過不少地方了，感受如何？小樣回答了兩個字“失望”。原來“遠方”并非處處“繁花”，小樣所向往的“遠方”并沒有帶給她好的人生體驗。她輾轉去過的那些地方的城里人，眼里看不到鮮活生命的存在，有的只是為了碎銀幾兩而疲于奔命。遠方的人們向往更遠的遠方，“遠方”到底在哪兒呢？ 小樣“出走”的經歷，其實是幻想逐步破滅的過程。兜兜轉轉又回歸家庭的小樣再次覺醒了: 原來并不是離家越遠，夢想就越近。詩不一定在遠方，詩可以是我的花，我的娃，我的莊稼地，我家里的一切呀！只要有自由的思想，所有的東西都是你的。哪怕是路邊的一朵小花，你喜歡它，那它就是你的。小樣把從南方帶回的山茶花、三角梅種在了門前的空地上，那里還種有紫茉莉和玫瑰。 小樣依然與周圍的人沒得聊，她說可以看書和思考來化解內心的孤獨感；小樣依然看不懂音樂會，她說優雅裝不來就裝不來吧；《老人與海》里，老人最終拖回的是一具魚骨頭，她說過程最重要，老人沒有失敗，仍是英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徒勞地推石上山，她說一次次落下又怎樣，再接著推呀，我們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的石頭……現在的小樣，活得清醒而通透。 加繆在《置身于苦難與陽光之間》一書中說: “只要我一直讀書，我就能夠一直理解自己的痛苦，一直與自己的無知、偏見、陰暗、狹隘見招拆招，很多人說和自己握手言和，我不要做這樣的人，我要拿石頭打磨我這塊石頭，會一直讀書，一直痛苦，一直愛著從痛苦荒蕪里生出來的喜悅。” 小樣說: “我覺得這才是我要說的話，我要拿石頭打磨我這塊石頭，我會一直讀書，我這些年就是這樣做的，最后的結果就是，我一直愛著從痛苦荒蕪里生出來的喜悅。” 張越說: “用石頭磨石頭可是很疼的。” 小樣說“我不怕，真的，我不怕。”小樣不喜歡人家稱她為“娜拉”，她說“我不想成為什么人，我就是費盡力氣成為我自己。” 小樣種著10畝麥子，眼見著麥子一截一截地拔高，小樣說，看著這一大片麥子，我可舒心了，麥子成熟時，顏色比花還好看呢。小樣的花園也成了村里的一大景觀。養花、讀書、種莊稼、撫育孫女、伺候老人……小樣說，在家就可以實現她的價值，實現她的理想，她現在很充實，也很幸福。 沒有忘卻內心的夢想，也沒有拋棄現實的生活，小樣用劉小樣的姿態恣意地活著。她已不怎么穿紅衣服了，她說，紅衣服不一定穿在身上，也可以穿在心里。小樣下地都要抹口紅，她說，抹在嘴上的口紅，就是我的紅衣服。小樣沒有麻木，而是自洽了。“詩與遠方”都在小樣的心里，心有桃源在，何處不是水云間呢？ 好在新一代年輕女性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對平權的追求，能走出家門，不再囿于廚房與莊稼地了。她們不被傳統的角色定位所束縛，有著自己的夢想與追求，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小樣的女兒與兒媳就是最好的例證，她們活成了小樣夢寐以求想要成為的那個自己。 現在，小樣的生命故事又一次引發熱議，尤其是那些曾被她照亮和影響的人。有人說：“本來以為劉小樣沒有像蘇敏那樣走出去，獲得一個世俗意義的成功，我會失望，我們觀眾也會失望。但是如今看到她腳踏實地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看書、寫字、思考、痛苦、又和解，把自己的心靈養育的很富足，簡直就是羅曼·羅蘭英雄主義的具象化”。確實，我們看到的劉小樣，不是一個女性美好的樣子，而是一個人美好的樣子。 劉小樣喚醒了無數個心靈受困的劉小樣，該如何接納自己與他人，如何對麻木的生活有著警醒的覺知，如何在瑣碎的日常中不消彌對生活的激情與熱望，如何獲得良好的“心靈的去處”，讓夢想開出花，抵達真正的自我。劉小樣，注定會成為一個符號。 　　（寫于2024年1月10日） 寫在后面:《她的房間》的命名源自19世紀英國女作家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當然，伍爾夫所說的“房間”，已不僅僅指一個具體的物理空間，而是讓思想獨立和自由的精神空間。張越說，在《半邊天》之后，她不想再將女性的生命局限在那些傳統的女性話題里，她想去探訪更廣闊題目下的女性創作者與女性親歷者。她說，女性們或許身處不同的環境，但流淌著的才華、靈性與熱望永不會消散。所以去努力，哪怕在窮困落魄中努力呢，總是值得的。 今年也是女性影視創作繁茂的一年。從《熱辣滾燙》到《草木人間》，從《好東西》到《出走的決心》，女性創作者在堅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正如導演尹麗川所說: 女性需要的，是一場出走，一次爆發，一輛平衡車，或者說，是毫無保留的釋放與自由。一一上桌的女性不會輕易下桌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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