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i>編按:坊間一直風行新年獻辭,我從未寫過,也不會寫。今天這篇,只能說我新年時論的第一篇。從一塊老匾說起,說出自己新年的方向,新年的心愿,新年可能的努力,體例與文法與新年獻辭固有不合,然旨趣則一。從這角度把它當作所謂新年獻辭,其實亦無不可。</i></b></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新年翻老件,翻出一塊老匾,是我十多年前訪學臺灣時,從臺灣帶回來的。它應該能見證國民政府遷往臺灣之初的社會治理尤其基層政治。基本上還是沿用其大陸經驗。沒有一村一警,沒有楓橋經驗,而主要是自治,尤其主要依托鄉紳這一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堅力量。比如匾中所題李阿尾女士,顯然就出身于當地的鄉紳之家。什么叫傳統中國?什么叫傳統文化?鄉紳就是。三千年中國史上,恐怕沒有什么社會力量,這點上比鄉紳更具代表性了。</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中國這樣的三千年古國,再怎么走向現代化,也離不開傳統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撐,也需要與傳統的深度和解、深度融合、彼此激蕩,相輔相成或相反相成,否則文化斷層必致現代化無根可尋而淪為浮萍。我多次訪學臺灣,印象最深的正是現代與傳統的全方位擁抱,而非新與舊、現代與傳統非黑即白、截然對立、你死我活。比如臺灣的社會治理、基層政治,照樣有派出所等現代治理手段,但以鄉紳為主體的民間調解,作用也很大,很多問題可以盡量在基層、在社區、在熟人社會解決,治理成本可以最小化。</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臺灣能這樣做,關鍵的因素,是沒有所謂與傳統的徹底決裂,所謂舊的即傳統的社會中堅力量,尤其鄉紳力量,沒有被當作國家的敵人,被連根拔掉。新與舊、現代與傳統因而可以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乃至彼此融合,老樹開新花。想象一下,如果民間調解不由有足夠信用、足夠權威的鄉紳主導,鄉民能服?說話誰聽?還不是官民直接對陣,大事小事動輒鬧到公堂?公堂得多大規模?多大成本?</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這同時意味著,一個社會不僅需要舊,需要傳統的力量;官與民之間還需要一個開闊的緩沖地帶,需要一個強大的中間階層在這地帶起主導作用,這中間階層實際上屬于一個社會的第三方權威。鄉紳既屬于舊,屬于傳統力量;也屬于介于官民之間的中間階層、第三方權威。官、紳、民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猶如剪刀錘子布的古老游戲,誰都不能獨大通吃一切,誰都在制約之中,而不能不有邊界。這樣的社會生態始有均衡可言,均衡生態的社會始可謂正常社會。</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十多年前我有機會多次訪學臺灣,一個很深的感受是,臺灣固然早已政治轉型,但內外諸種復雜因素,注定其政治上仍不乏亂象,主要表現為政黨惡斗。但無論政黨如何惡斗,對社會的沖擊有限,社會始終保持均衡生態,始終安定、詳和乃至美好,這最讓我羨慕嫉妒。多少年來,我一直有個信念,就是堅信社會發育之重要,絕不亞于政治體制。毋寧說,正是社會發育,構成了政治體制的基礎。萬丈高樓平地起,臺灣能有半個多世紀的持續繁榮,在我看來,關鍵在于有這樣的平地,即有堅實的社會底盤。堅實的社會底盤對政治之惡有足夠制約,政治再亂能亂到哪去?</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但這也急不來。但凡生長,都有自己的節律,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也。社會發育從根上說就是樹人,就是社會集體人格的生長,非有百年之功不可,否則欲速不達。想想臺灣,那么好的基礎,尤其那么好的機緣,不也經歷了好多代人的苦斗?那么我們今天的挫折與困頓,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抱怨的。自信從容、溫和堅定、百折不回,舍此我們別無二法。這才叫正常心態,唯有這樣的正常心態,才可能是正常社會生態的起點。沒這起點,一切空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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