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舊瓶裝新酒”——漫議當今古詩詞

宋軒

1938年，為更好地宣傳抗日救亡運動，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發生了關于“舊瓶裝新酒”的討論，為此產生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舊瓶裝新酒”就是利用文學舊形式裝抗戰新內容。一種意見認為“舊瓶裝新酒”，就是在利用文學舊形式時要“選擇”“批判”“改造”。實踐證明，如果不加改造地利用舊形式，就會發生內容和形式不協調、不統一的問題，走向復古道路。這標志著在“舊瓶裝新酒”大討論中后一種意見的勝利。 “舊瓶裝新酒”的內容在酒，在抗戰時為有關抗戰的新內容。此論雖已時過數載，愚以為其思想同樣適用于當今社會。那么“舊瓶裝新酒”該如何為突飛猛進的社會現實服務呢？我們倡揚抗戰時“舊瓶裝新酒”的改革和創新精神。這個“舊”必須是全面刷新、改造、提升后的“新（形式）”；體現在形式最為傳統而又“靈活”的舊體詩詞上，則是怎樣在變通中為經濟社會的發展“鼓與呼”的問題。為此，筆者想談點粗淺認識。 　　中國詩歌應著“詩言志”的宗旨而生，來自民間，長短句相間，順口可歌，而成《詩三百》，字數、韻律無多要求。但“合律可歌”為詩歌發展奠定了最初的韻律基礎，于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手之蹈之，足之舞之?！?，（兩漢《毛詩序》）說明詩歌最早是詩、樂、舞相伴的一種文藝形式。隨著社會的發展，詩歌出現了樂府、四言、五言、七言、律詩等詩體，皆合韻律，其功用也逐漸由歌詠為主而向“案頭文學”發展，到唐時，終于出現了“集大成”的律詩圣手杜甫。在此期間，泱泱上千年，詩體可謂創新百出。曹操對中國文學最大的貢獻便是自擬新體，開創了文人“擬樂府”創作的盛局，被魯迅稱為是“最善于改造文章的人”；李白滿懷“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的革新精神，以天人之才高歌《蜀道難》《將進酒》等樂府，以第一人稱方式擬古抒情，完全打破了傳統樂府用賦體敘事的寫法，且五七言相雜，革新了樂府固有的定式，并有部分詩句脫離韻腳，文字大都風云際會、乘興生發，以天才抒寫情思，形式完全受制于內容；大詩人杜甫倡導造語貴新、同中求異的創新精神，繼承了《詩經》《離騷》的愛國憂民思想，發展了漢樂府民歌“寫時事”的優良傳統，將“歌”與“行”從職能上分開，以“行”詩寫時事，獨創格調、自立新題，并將律體變革為拗體，奠定了中國文學史上詩圣和律詩大家的崇高地位。詩到此已發展至極盛，實踐了在創新中發展的真理。 　　詩到宋朝時，勢漸衰微。為遏江西雕琢歪風，唐末苦吟陋行，一種更宜于歌唱的新體文——“詞”便因時而生。雖在唐時已有此體，但為詩之末體，至宋時方達極盛。從柳詠改革小令發展慢詞，到東坡“行云流水、隨物賦形”成東坡詞，到李清照的“易安體”，詞有豪放和婉約之分。但詞是一種用來歌唱的小調，東坡體“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而遭到了李清照、元好問、黃庭堅等人的批評。李清照認為“詩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清重......”，認為東坡體純為賦一己情思，多不合律能歌。但歷史的車輪是不可逆轉的。當辛棄疾這樣的詞體大家出現時，“豪放”詞已大放異彩成奪目之勢，詞由為歌詠而至抒發感情，雖有大多已不可依律能歌，但卻在中國文學史上奠定了她堅實而崇高的文學地位。這充分說明了改革的威力！ 元、明、清時詞體已讓位于戲劇、小說而退居他位，順應了中國文學產生、發展、創新的潮流。 　　無論是中國詩詞自身的沿革發展，亦或小說、戲劇的變革興起，都實踐了中國文學在改革中求新的道路。當前我國文學界舊體詩、詞亦為一大文學流派而讓一些學界人士皓首窮經、研學不已，其發揚“國粹”精神實在可嘉。筆者有幸讀到一些舊體詩詞，確有內容鮮活、形式靈活、耳目一新之作，充分實踐了“舊瓶裝新酒”的創新精神。但其間也有不可恭維之處。尤其是部分詩詞佶屈聱牙、內容艱澀，體式牽強附會于舊詩詞格律，使古聲、用僻字，大有復古痕跡。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規定了文藝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文藝大眾化方向。魯迅在文學大眾化討論中指出，對舊形式的采用“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舊形式的采用，必有所刪除，有所增益，其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精辟地闡明了舊形式的采用與探求新形式的關系。詩詞寫作是為抒發一己情感而“有補于世”，最早為歌唱而產生的。文人賦詩也是隨口而歌、一揮而就，并未刻意追求平仄韻腳，只為美聽。時間久了，便形成了一種規律，也就有了韻律之說，一切本自天然。文字起自甲骨，由文言的單音節詞為主發展到現代漢語的雙音節詞為主的語言形式，已詞意大變，字音殊異。而以古聲古詞添于當今之古體詩詞，讓一些文人成日鉆進“故紙堆”不能自拔，與封建社會苦讀“八股”的酸腐文人又有何異？時至今日，詩詞用于歌唱的功能早已消失殆盡，自然韻律已無所依傍。而從格律形式上追求舊體詩詞的完美，則無異于緣木求魚，終非正道。筆者曾親見一位酷愛寫作舊體詩詞者，為講求詩歌平仄對仗，本不精通普通話的他竟按平仄去入、古聲古韻將漢字歸類，寫一詩詞，便從中挑選合韻的字眼添于詩詞中以求合律。這樣不重內容而只講求形式做出的詩詞已成“死文”，有何價值？“五四”時期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明確指出，舊形式束縛了新思想的發展步伐，使精神不能自由伸展，良好的思想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種束縛新思想的枷鎖和鐐銬，用現代的韻，有韻固然好，無韻也不妨，方可有我國之新文學。上世紀二十年代以章士釗為首的甲寅復古派曾揚言在《甲寅》刊物上“文字務求雅馴，白話恕不刊布”，遭到了時人唾罵。時至今日，如果依舊有文人在死抱“舊體詩詞”讀古聲、研古韻而不在改革中求繼承、創新中求發展，又何異于“甲寅余孽”？拿“五四”時已被打破的舊框框來束今日文人手腳，何益之有？蘇東坡在提到寫作時認為，寫作“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隨物賦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按東坡主張，筆者認為，詩詞的發展當用“舊瓶裝新酒”理論來概括。但此“舊”并非“古董”，古了卻不值錢。必須以內容為主，即不可艱澀生硬，又不可平白如話，輔之以在繼承中改造的新形式，用新聲造新韻，“不拘平仄，音節自然，用韻自由（胡適《嘗試集》）”，創造出詩風濃郁、韻味無窮的醇雅亦或剛健的詩風，寫出內容與形式渾然一體、辭意俱佳的舊體新詩詞，當為新體古詩詞發展之正道。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李卓吾《童心說》）“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保ㄔ甑馈堆w集序》）前人已道盡了個中原因。筆者不反古體，更不反對研究古體，唯望文人學士能為如我輩酷愛詩詞者貢獻出在改革中前進的新體古詩詞。今冒論此，用意如是而已。 刊于2005年5月3日《甘肅經濟日報.雜文月刊》，并榮獲甘肅省第十七屆優秀雜文二等獎。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也談“舊瓶裝新酒”——漫議當今古詩詞

宋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