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自行車的回憶

渭水漁夫

自行車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農村，那絕對是人們最時髦的交通工具，但這種現看來最簡單的代步工具，在那個缺吃少穿年代，并不是每個農村家庭都能買得起的。 我是恢復高考之后上的大學，在上大學之前，我從未體會到自行車對于一個農村家庭有多么的重要。因為，那時的農民，整天被束縛在生產隊，什么地方都不去，自行車幾乎派不上用場。在農村最實用的卻是架子車，社員每天三晌活，晌晌都離不開它。人們用它運肥、拉土、搞運輸，架子車成為每個家庭不可或缺的生產勞動工具。至于自行車，在我看來，那是生活寬裕家庭的奢侈品，一般家庭可有可無。 我考上大學后，每年要多次坐長途客車去西安，我們家距離縣城十五里，往返縣城這段路徒步要花費很長時間。那時，縣城發往省城西安的客車全天只有一趟。記得當時的長途班車座位很少，整車好像只有三十個座位。每天早上五點半開始售票，在候車室窗口只售不到二十張票，其余十幾張票已經在先前下午讓熟人從后門拿走了。因此，每到開學要去西安時，那一張車票對我來說很難搶到。為了能搶到一張去西安的車票，每次到了報到時間的先一天下午，我就要腆著臉皮去村里有自行車的人家借自行車。然后第二天凌晨三點半，讓大哥用自行車馱著我去縣城汽車站候車室擠那一張車票。 那個時候，農村人文明程度低，不懂得先來后到，更沒有排隊的意識與習慣，就是一個字“搶！”當時，候車室賣票的窗口非常小，小到你扒在窗口，竟看不到賣票人的臉面。窗口周圍又沒有柵欄隔離，大家憑力氣擠，誰能擠到窗口并用手抓住窗沿，誰才有與賣票員交流的可能，否則，你只有著急卻毫無辦法。為了這張票，大哥讓我靠著墻體，他雙手托住我，鉚足勁用身體頂住我向窗口擠。大哥身材魁梧，力氣非常大，每次在他的全力推擠下，我才能買到那張去西安的車票。拿到票后，大哥一直陪著我，等我上車后，他才騎自行車回去給別人還車。每次學校放假，我從西安返回長武，大哥都要借別人家的自行車來縣城接我，在上大學的四年里，讓我感覺最難堪的，就是老去借別人家的自行車和大哥一起去搶那一張去西安的車票。 大學畢業，我分配回到我縣縣城唯一的高中任教。當時，農村剛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里既沒有牲畜也沒有機械，收種碾打等農活全靠人工完成。因此，每到農忙季節，我都要趁周日回老家幫助干農活。只是自己剛畢業，沒有自行車，往返三十里路程，徒步就需三個多鐘頭?；丶液?，人已疲憊不堪，還要下地干活，身體還真有點吃不消。 那時，全國都在抓教育，縣城高中高考壓力很大，六天的教學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已讓我身心疲憊，沒有想到星期天家里還有那么多的農活等著我。我多么渴望自已有一輛自行車，如果有了自行車，往返家鄉與縣城我就不會這么辛苦了。當時，學校有七十多名教職工，有自行車的全是“一頭沉”，（即家屬是農村戶口）。雙職工教師，人家在縣城根本用不上自行車，因此，雙職工之家也就沒有自行車。所以，到了星期六下午放學，“一頭沉”教師，他們全都騎自行車回家了，你就是想借，也無處可借。借不到自行車，我只能徒步往返于老家學校之間。這樣徒步往返了半年，校長看到了我的難處，于是，他親自去找商業局局長，把學校新一年里的自行車購買指標要回來給了我。這指標是一輛天津產的飛鴿牌二八大杠自行車。當我拿到這張購買票，內心感動不已。當時，自行車購買指標非常難得，縣上并不是每個單位都可分到指標，只有大單位才能分到一輛。尤其是像“飛鴿”、“永久”這些名牌自行車，實屬緊俏商品，購買指標一般很難分得到。當時學校老師有人給學校校長提意見。認為將這樣的緊俏自行車指標給一個工作剛半年的青年教師有失公平公正，為此，校長還在全校職工大會上鄭重其事作了解說：他這樣做就是重視支持青年教師的教育教學工作。因為，這是恢復高考后分配來的第一位本科生，看到他每周日徒步往返三十里路程太辛苦，于心不忍。經他說明后，才平息了一些教師的怨氣。 有了購買指標，但自己當時卻沒有購買的能力。當時，一輛飛鴿二八大杠自行車售價一百八十元。盡管我已工作半年，卻什么錢也沒攢下。當時我每月工資57元（沒有試用期，因我上學前是民辦教師）。除去每月生活費十三四元，每到收種時節還給家里補貼幾十元，半年下來，自己沒攢幾個錢。為了買這輛飛鴿二八大杠，我幾乎借遍了村上和學校所有的相好，幾乎還了整整一年的賬。 這輛飛鴿加重自行車伴隨著我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自我有了摩托車后，才將它轉送親戚?，F在回想這些往事，真讓人感慨不已。既為計劃經濟時代商品的緊缺而遺憾，又為老校長體恤民情而感動，更為那時的風清氣正、全社會尊師重教的社會氛圍而欣慰。 洪曉 2024年12月21日于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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