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曉之花開放在華中敵后

謝曉京

拂曉之花開放在華中敵后◎ 高維進白艾 拂曉劇團是抗日戰爭時期活躍在華中敵后的一支年輕的文藝隊伍。 當時，抗日軍民曾熱情地贊譽這個劇團是在華中抗日前線、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開放的一朵文藝鮮花。而精心培育這朵鮮花的園丁，就是當時新四軍第4師的師長兼政委彭雪楓。 作者高維進 為什么要用“拂曉”二字給這支文藝輕騎兵命名呢？ 彭雪楓在1938年創辦的《拂曉報》和組建拂曉劇團時，曾經對“拂曉二字作過這樣的解釋：“拂曉代表著朝氣，代表著希望和進取，代表著前進有為，勝利就要到來的意思；軍人在拂曉時要練兵，練殺敵本領；志士們在拂曉時要奮起，要聞雞起舞。拂曉，精力充沛；拂曉，引來了光明。” 作者白艾 (一) 1938年彭雪楓在帶領新四軍游擊支隊東進中，就考慮過要從這支人不滿400、槍不足百支的隊伍中，抽調有文藝特長的人員組建拂曉劇團的計劃。但是，由于當時部隊人員不多，只組織了七八個人，沿途寫寫標語，或在行軍休息時，做點宣傳鼓動工作。1938年11月，當游擊支隊進軍豫東鹿邑縣途中，在轉樓村住下時，來了一批13~16歲的男孩子，要求集體參軍，他們都是杞縣大同中學的學生。這批學生抗日的熱情很高，能說會唱。彭司令員和政治部主任蕭望東研究決定，就以這批學生為骨干力量，組建拂曉劇團，先后調左奇和高維進兩個人為團長。劇團剛組建起來，彭雪楓就對劇團的同志們說：“你們要編一些配合當前抗日斗爭的小話劇和活報劇，向群眾宣傳抗日必勝的道理，同時揭露日偽的罪行，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氣焰，活躍部隊生活，教育廣大群眾。” 進入豫皖蘇邊區敵后，拂曉劇團演出的第一個活報劇叫《打鬼子》，是由當時的宣傳科長、在日本留過學的王子光編寫的。內容是：兩個狂妄的日本軍人，殘酷槍殺某村鎮居民，群眾恨之入骨、報信給我軍游擊隊，被我軍抓獲的故事。演出之后，彭司令員見到扮演日本小隊長的王挺說：“演得不錯嘛！就是你們唱的那支日本歌歌詞，我和戰士們都聽不懂。” 王挺說：“日文歌是王子光科長教的，他是日本留學生，教的是地地道道的日文。” 彭司令說：“扮演日本軍人，唱日文歌曲也是可以的。不過觀眾是中國人，要讓中國的觀眾聽得懂才好。總的來說效果不壞，能夠激起群眾的抗日熱情。以后你們演戲一定要讓觀眾看得懂，要適合群眾的要求。”過了一會兒，司令員問：“你們劇團有什么困難嗎？” 一說到困難，劇團的其他同志都圍上來七嘴八舌地說：“要說困難嘛，實在不少！化妝品缺乏，用鍋灰子畫眉毛，用紅藥水抹臉蛋，棉花粘胡子還過得去，服裝向偵察班借幾件也能湊合，就是缺一塊幕布，老是用床單代替差點勁。因為床單的顏色不一樣，有白的，有花的，又臟又皺，很不雅觀。司令員啊！幕布是拂曉劇團的門面啊！要體面點才好哪！”有的說：“還有件大困難，就是沒有女演員，老讓張田安扮小媳婦，李允瑞扮粉小姑娘，趙克讓扮演老太婆。古代的花木蘭是女扮男裝，咱們是男扮女裝，怪別扭的。”聽到這里，彭司令員笑了。他說：“那有什么關系？唱京戲最有名的梅蘭芳等4大名旦，還不都是男粉女裝？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不過以后會解決的。 后來，游擊支隊繼續東進，轉戰河南、安徽交界的書案店一帶時，司令部果然給我們拂曉劇團調來了4位女同志。她們是：馬秉書、李運芳、王雨琴、張鄂源。 在當時部隊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彭雪楓司令員又專門讓供給部給劇團做了一塊灰色的幕布。特別使我們高興的是，部隊向淮北進軍時，繳獲好幾船敵人的物資，其中有兩匹綠色的綢子。彭司令員決定把這兩匹綠綢子全部送給了劇團。這一下，我們如獲至寶，經劇團黨支部委員會慎重討論，決定用這兩匹綢子做了一塊像樣的前幕。又請報社的畫家畫了一只引吭報曉的金雞，由女同志動手，用黃布剪了圖案，縫制在前幕的左下角。從那以后，我們每次演出前都掛上這塊象征著拂曉劇團團徽的綠綢子前幕，全體團員都高興得合不上嘴！真是美極了。 過了一段時間，拂曉劇團開始在群眾中有了一定的影響，不僅受到干部、戰士、人民群眾的歡迎和喜愛，還得到他們熱情的關心和支持。每次打了勝仗后，支隊的主力老1團和老2團的首長們，總要派人用騾馬給我們送來他們在戰斗中繳獲的戰利品：日本軍刀、黃呢子大衣、大皮靴、鋼盔、望遠鏡等，真是琳瑯滿目。服裝道具越積越多。我們有了自己的“家當”，勁頭更大了。我們不斷自編自導了一些新節目，如《參加新四軍》《保衛麥收》《軍民一家人》等小話劇和活報劇。 我們還在機關干部中，請了一批“業余演員”，如司令部的參謀劉瑞珊，《拂曉報》的編輯單斐，宣傳部的畫家李克弱等，在他們的參加下，排演了傳統京戲《打漁殺家》《法門寺》等劇目，很受歡迎。特別是《打漁殺家》，不論是蕭恩的唱腔，還是教師爺的表演，都是很精彩的。每次演出，笑聲掌聲不斷，觀眾情緒激昂。在敵后農村的曠野土臺上演出京劇時，有的群眾甚至跑了10多里路來看戲。受到這個啟發，我們用“舊瓶裝新酒”的方法，編了一出叫《傻小子打游擊》的京劇，套用了《水滸》里魯智深大鬧桃花村的模式，表演的是抗日游擊隊打擊日本侵略者、除暴安民的故事。由參謀劉瑞珊和文化科長胡介民等合演。演出時臺下的觀眾掌聲不斷，很受廣大群眾的喜愛。劇團導演蘇理和《拂曉報》記者陳守川還合演了獨幕話劇《三江好》。內容反映九一八事變后，我國東北3省淪陷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人民義勇軍有個被譽為“三江好”的抗日英雄，神出鬼沒地打擊日本侵略者的生動事跡。此外，我們還演出了歌劇《農村曲》、話劇《游擊隊的母親》、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等，受到了邊區軍民的熱烈歡迎。 記得1939年冬天，徐海東由陜北延安到華中敵后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任職時，路過我6支隊駐地渦陽縣的新興集。彭司令員指示拂曉劇團組織一個晚會，隆重歡迎徐海東。接到這一演出任務，只有一天多的時間準備。我們就地取材，集體創作了一出《徐大將粉碎日寇“掃蕩”》的京劇，突擊排練，第二天晚上就在歡迎晚會上演出。帷幕拉開，在鑼鼓聲中，日軍指揮官上場，自報身份道：“我乃烏龜王八郎是也，今日奉命掃蕩徐海東部八路軍，只因久聞徐將軍驍勇善戰，此行恐怕兇多吉少，不免令我膽戰心驚……” 接著，在一陣“急急風”的鑼鼓聲中，扮演徐海東的上場了。只見他撩戰袍，舞起刀，亮相后自白道： “我乃徐海東也，湖北人氏，窯工出身……” 此時，正在臺下觀眾席上陪徐海東看戲的彭雪楓司令員不禁昂頭哈哈大笑起來。他對徐海東說：“昨天我才交代他們搞一個晚會歡迎你，不想今天他們就現編現演了這出京戲，而且是就地取材，連你是湖北人，窯工出身，都調查得一清二楚，寫進了戲……” 徐海東也連連點頭稱贊：“演得好，演得好。”同時又驚奇地問：“在敵后的艱苦環境里，你們是從哪里弄來這套京劇行頭？” 政治部主任蕭望東介紹說：“這是我們自己的拂曉劇團，是我們游擊支隊東征敵后途中組建的。因為他們善于演現代內容的京劇，深受這一帶的老鄉們的歡迎，群眾中叫他們是‘彭家班’……這些京劇行頭嘛！也是就地取材，你看那戰袍，都是畫在布上，糊上硬殼子縫制成的，汽燈光下真是金光閃閃哩！” 徐海東聽了以后，不禁哈哈大笑：“好好好，雪楓同志這‘彭家班’真是名不虛傳哩！” (二) 彭雪楓司令員十分重視部隊文藝工作，他對拂曉劇團的成長，甚至對每個團員的思想、學習、生活都非常關懷。開始拂曉劇團是隨支隊首腦機關行動的，所以彭雪楓司令員和其他領導能和劇團的同志朝夕相見。后來部隊擴大了，新四軍游擊支隊改為6支隊，機關也相應增多了，拂曉劇團就離開司令部、政治部單獨在一個莊子上。有一次，在匯報會上，劇團領導說：“許多人認為，文藝工作就是蹦蹦跳跳，沒有出息，沒有前途，男同志想下連隊扛槍打仗，女同志想到醫務部門學點技術。”彭司令員聽了以后，沉思了一會兒，嚴肅認真地對那位劇團領導人說：“你回去告訴大家。咱們干革命，要打倒敵人，取得勝利，不但要打軍事仗，還要打政治仗、宣傳仗、經濟仗；不但要靠槍桿子，還要靠筆桿子、嘴巴子。”然后他又語重心長地說：“在戰斗部隊和敵人真刀真槍地干固然重要，在劇團演戲作宣傳工作也同樣重要，革命工作有文有武，要文武雙全。蹦蹦跳跳，演演唱唱，對教育部隊，鼓舞士氣，喚起民眾，團結友軍，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這些都是革命需要。只要革命需要的事情，就一定要有人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后來，他又問起團員們的生活、健康情況。劇團領導人匯報說：“少數人打擺子，多數人長疥瘡，不過大家都不在乎，有的說疥瘡是革命瘡，虱子是抗戰蟲，愈多愈光榮。” 彭司令員聽后，嚴肅地說：“你們怎么看？是光榮嗎？真是亂彈琴！有這么多人長疥瘡，做領導的有責任督促大家到衛生所去看看病，還要創造條件讓大家洗個澡，用開水多燙幾次衣服，先消滅虱子，再消滅疥瘡。過一個星期，我再來檢查。不生虱子才是光榮哩。 有次他聽說團中一個年齡最小的女孩子病了。他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以后，讓警衛員買了一籃子水果，騎上自行車，親自到劇團來看望這個女孩子。并一再囑附年齡大的女同志，要好好照顧好這個女孩子。 1939年9月，拂曉劇團15歲的女團員王雨琴，因患急病搶救無效而病逝。彭司令員聞訊后十分悲痛，親自參加了追悼會。會上他難過地說：“小小的孩子，離開了父母和溫暖的家庭參加革命，來到部隊這個大家庭，領導同志就該像父母一樣關心照顧他們。小團員王雨琴得了病竟然不能治好，這說明我們沒有照顧好這孩子，沒有盡到責任……” 聽了彭司令員這番感情深沉的話，大家都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1940年春天，開封孩子劇團在黨的領導下，為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巡回演出于平漢鐵路線一帶蔣管區，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限制和迫害。然而，他們沒有屈服，在黨的領導下，一部分稍大些的孩子，化裝轉移到革命圣地——延安；一部分年齡小的孩子，巧妙地擺脫了特務分子的跟蹤，突破國民黨反共頑固軍的封鎖，就近撤退到豫皖蘇抗日根據地，準備從敵后再轉移到延安去。當開封孩子劇團的孩子們唱著他們的團歌，來到支隊司令部駐地時，彭司令員親自接見了他們。第二天又開了歡迎大會。彭司令員在歡迎大會上，向部隊介紹了劇團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事跡。彭司令員說：“這群孩子，國民黨反動派想收買他們，給他們錢，他們不要，給他們官，他們不做。他們一不要金錢，二不要做官，只要干革命打日本鬼子！……” 部隊的干部戰士和當地人民群眾都很喜歡這群孩子，尤其是看他們的演出。大家一致要求把這群孩子留下來。經彭司令員的動員，開封孩子劇團的9名小演員終于高高興興地留在根據地了。 1940年“六一”戰斗，粉碎了日軍對邊區的數路圍攻“掃蕩”以后，拂曉劇團和開封孩子劇團合并。不久，蕭縣抗敵總隊的宣傳隊也合編了進來，于是拂曉劇團的陣容壯大了，人數增多了。為了適應戰斗部隊的需要和艱苦的戰斗環境，合并后的劇團編為3個分隊。年齡稍大一點的男同志編為1分隊；女同志和部分男同志編為2分隊；年齡在10歲到15歲且以跳舞為主的，編為3分隊。3個分隊在演出和對村鎮宣傳時，既有明確的分工，又有相互的協作。如行軍搞宣傳鼓動，村頭刷標語，都是1分隊的事。但演出時他們除配合2分隊參加演出外，還要負責搭臺子、掛幕布等勞動量大的工作。 1941年1月，蔣介石再次發動的反共高潮達到頂點，駐河南的國民黨中央軍湯恩伯集團，奉蔣介石的密令，以9個師的兵力，向豫皖蘇抗日根據地發動了圍攻。這時，我們新四軍第6支隊根據中央軍委命令，整編為新四軍第4師。面對頑固派湯恩伯部7倍于我的兵力，我軍展開了3個多月的反頑固派、反摩擦的自衛斗爭。拂曉劇團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分成兩個分團，下到戰斗部隊作火線文藝宣傳工作。因為戰斗頻繁，有時甚至一夜要轉移幾個宿營地，沒有條件搞演出活動了。但我們每到一地，就搞口頭宣傳和寫標語，畫漫畫，揭露頑固派的暴行。寫標語、畫漫畫沒有油彩顏料，就用石灰、紅土和黑鍋灰代替。有一次，部隊打過渦河進駐了蒙城縣城，我們顧不上吃飯，休息，連夜分頭上街趕寫標語。由于天寒地凍，寫標語的刷子、鍋灰水都結成了冰疙瘩。我們就用火烤化了繼續寫。第二天天明，只見蒙城縣大街小巷的墻壁上，到處是標語、漫畫，人民群眾爭相觀看。當他們了解真相后，男女老少都喜笑顏開，迎接我軍的到來，商店照常開門營業，生活秩序如常。晚上，我們又在縣城體育場舉行了軍民聯歡晚會，演出了話劇和歌舞節目。其中有話劇《小三子》《渡黃河》；有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共合作舞；有合唱《新四軍軍歌》《八路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紅櫻槍》《游擊隊之歌》《到敵人后方去》等。演出中群情振奮，觀眾里許多青年學生，都情不自禁地跟隨著歌曲的節拍鼓起掌來。演出結束后，當地許多青年紛紛要求參加新四軍。還有一次，我們拂曉劇團奉命去安徽渦陽縣南面一支國民黨部隊中搞宣傳工作。這支部隊是東北軍何柱國的騎兵師，他們是奉了蔣介石的命令，被調到我們邊區向我們進攻的。而我們卻以禮相待，發動群眾抬著豬羊去慰問他們。這天聯歡會上，我們演出了以東北義勇軍抗日為題材編寫的《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和《松花江上》《新編九一八小調》等抗日節目。當我們在臺上唱出“高糧葉子青又青，9月18來了東洋兵……”“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離開了我的家鄉……”等唱詞時，只見臺下東北軍的士兵們，一個個悲傷地低著頭，發出了一片悲泣的哭聲。臺上的演員也被此感染，歌聲被哭泣聲所中斷。演出結束時臺上臺下一片哭聲。最后，有人憤怒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口號。 在向群眾、友軍和我們部隊做宣傳教育工作的同時，拂曉劇團也在斗爭中不斷成長。人員增多了，業務提高了。劇團真正成為新四軍第4師的“三寶之一”，受到廣大軍民的贊譽。彭雪楓師長也曾在師直屬隊的干部座談會上說：“如果讓我憑興趣挑選工作的話，我愿意作拂曉劇團團長，騎兵團團長，《拂曉報》的編輯和記者。”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喜愛這支文藝戰斗隊啊。 (三) 1941年5月，4師部隊奉黨中央的命令，撤出了豫皖蘇抗日根據地，轉移到津浦路東洪澤湖畔的蘇皖邊區進行休整。有一次，彭師長把劇團的領導陳守川和導演蘇理找去，親自交給他們一個話劇劇本《流寇隊長》要劇團排演。這是從延安傳來的一出以改造抗日部隊內部游擊習氣，批判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為主題的多幕話劇。彭師長還特別指出：“為了配合部隊正在進行的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整頓，你們排演這出戲要當作一項重要的任務來完成。希望你們認真排練，爭取短期內給部隊演出。 1941年9月30日，在紀念4師部隊向敵后進軍3周年大會上，我們首場演出了《流寇隊長》這出話劇。演出場地是在師部駐地半城西邊的小祝莊。演出前，彭師長親自交代部隊的指揮員們，要組織部隊認真觀看。戲臺就搭在小祝莊村頭場院的一端，看戲的部隊整整齊齊坐在曠野里，從戲臺上朝下看，黑鴉鴉一片，全場鴉雀無聲。這哪里是看戲，真像是在聽師首長作大報告嘛！演出結束后，彭師長專門把各級軍政干部留下來，在戲臺前席地而坐，請大家座談觀后感。后來我們還到各旅團去巡回演出，使部隊的干部戰士普遍受到了一次教育。 此外，我們還演出過反映根據地建設，發動貧苦農民參加減租減息運動的《丁贊亭》。蘇里、路丁還共同編寫了幾出話劇：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罪行的《風雨之夜》，歌頌新四軍和根據地人民魚水深情的《鴻福臨門》《云二姐》。朱子錚也寫了話劇《軍民一家》。這些劇目都是在彭雪楓師長親自授意下編寫和排練的。每次首演，彭師長都要當作一項工作任務親自到場觀看。演出后，又把劇團的領導和編導找去，從劇本的創作到演員的表演，他都一一提出修改意見。 1942年我們還把曹禺的《日出》《原野》《雷雨》搬上了舞臺。在敵后的環境里，演出這樣的大型劇目，是很不簡單的，不說別的，光布景和道具這一關就碰到了不少困難，如洋房的布置，沙發、寫字臺這些道具的制作，我們這些生長在農村的孩子，連看都沒看過，別說去制作了。我們就以土代洋，就地取材來解決。比如演出《原野》時，序幕中有一段仇虎從奔馳的火車上跳下來的情節。大家獻計獻策，想出了辦法：第一，火車不可能在舞臺上出現，就以燈光和音響來表示；第二，把破壞津浦路時留下來的鐵軌搬上了舞臺，用幾條長凳排列起來當枕木，然后把兩根鐵軌架在長條凳上，把面對觀眾的一面，用布蒙在上面形成一個斜坡，上面涂上泥巴。這樣，一段路軌就在舞臺上出現了。為了解決車輪滾動的節奏聲，我們先用口技，但是聲音太小，也不像，又把自行車倒架過來，再用一張卷起的報紙讓轉動的車輪摩擦報紙發出呼呼的響聲，但聽起來還不像，怎么辦呢？后來我們用兩只煤油桶擺在一起，再用兩把算盤在煤油桶上有節奏地拍打，終于發出了火車奔馳時“鏘鏘恰恰”聲響。至于車頭的燈光，我們把汽燈點燃后，用一只特制的木匣子罩住，木匣的側面挖一圓孔，讓燈光從圓孔中射出，形成了一束強光。再配合算盤在煤油桶上有節奏地拍打，于是使臺下的觀眾尤如聽到和感覺到有一列奔馳的火車正從舞臺的一側呼嘯而過。演出時，觀眾一致反映，逼真極了。 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的成功試驗，使大家受到了鼓舞。在演出大型劇目時，為了烘托舞臺氣氛，在沒有先進照明器材的條件下，照樣可以造出“追光”、“暗轉”的舞臺效果。甚至還能在天幕上印出藍天白云的美景來。但誰會想到這些“追光”、“暗轉”所使用的照明設備，竟是些普通的木頭盒子和鐵皮釘成的罩子呢！我們既演出大型的甚至是外國的話劇，如《前線》《鐵血將軍》等；也經常編排一些為廣大戰士和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小型民間藝術形式的節目，如河南墜子《良女勸母》，大型秧歌劇《反攻依靠誰？》，淮北民間流傳的跑旱船、花挑子、打花棍等。女同志李錚、李欣、韓蘭芳挑起挑子，唱著以發展生產為內容的淮北小調時，歌聲悠揚，行走如飛，觀眾贊不絕口，留下了“蓋淮北”的美名。1942年春節期間我們就采用這些地方特色的文藝形式，宣傳擁政愛民的內容，在駐地村鎮走街串巷去獻演。元宵節的晚上，我們和民間藝人一起組織了花挑子、旱船隊到半城鎮去表演，受到人民群眾熱烈的歡迎。家家戶戶張燈結彩，燃放鞭炮，歡迎秧歌隊、旱船隊表演。 抗戰勝利后，拂曉劇團和蘇中的前進劇團合并，改編為華中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 (1987年4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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