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挑的銀行”在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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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從遵義老城小十字轉入楊柳街，走不了幾步，就是楊柳街4號，當年曾與王家烈爭奪貴州省政府主席位置的黔軍第25軍副軍長猶國才的官邸。這幢建于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高大建筑，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特色。坡屋頂、小青瓦、穿斗屋架，兩樓一底，建筑面積足有1155平方米。<br>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這里高墻深院，經常大門緊閉，閑人免進，是遵義地區公安處的辦公用地。若非知情者指點，還真沒有多少人知曉，它曾是紅軍長征時期，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辦公、營業的地方。</h3> <h3>1935年元月初，長征途中被人們戲稱為“肩挑的銀行”、“扁擔銀行”的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編入中革軍委直屬第十五縱隊進城，在老城楊柳街口的猶公館得到了一個暫時的落腳安身之處。<br>蘇維埃國家銀行剛安定下來，中央就決定由中華蘇維埃國家財政部部長林伯渠任主任、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任副主任，在現有國家銀行的基礎上，成立沒收征發委員會，下設調研、沒收、財務、管理四個科。利用部隊在遵義修整的機會，立即著手開展工作。<br>雖然蘇維埃政府有嚴格規定：長征期間不得發行蘇維埃貨幣，但林伯渠、毛澤民作為沒收征發委員會的負責人，還是根據中央黎平會議關于“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新蘇區”的精神，果斷以國家銀行名義進行蘇維埃貨幣的發行和回籠。<br>他們先是將蘇區印制的紙幣面向部隊和社會公開發行，方便干部戰士能在遵義城內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同時，考慮到一旦部隊離開，蘇區貨幣就不能使用，國家銀行就四處張貼布告，并在老城的大十字、小十字、新城的福音堂等鬧市區設立兌換點，歡迎社會各界前來兌換蘇幣。各個兌換點桌上都堆放著白花花的銀元，貨架上擺滿了布匹、香煙、大米、食鹽等貨物，這些兌換點還入鄉隨俗地擺上了鴉片（因鴉片在遵義是特殊商品，當時遵義城里的好多商鋪都有銷售），讓老百姓自愿按市價自由兌換。由于貨源充足、買賣公平，城區內大小商鋪、酒樓、飯店、茶館、書店都是門庭若市，熱鬧非常。較之以往，“莫不利市三倍”。這一舉措，不光深受百姓歡迎，還大大提升了蘇維埃貨幣的信譽度，讓人們從接受“紅軍票”到相信紅軍，信任共產黨。</h3> <h3>紅軍入城前，新城丁字口的一些商鋪，遭到國民黨軍隊的搶劫，紛紛掛出“暫停營業”的牌子。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直接來到位于新東門的著名實業家劉伯莊家中，請他出面動員各商鋪開門營業。深明大義的劉伯莊欣然應允，先是他家的“協記”綢緞鋪開門迎客，“太平洋大藥房”老板諶明道將店里的藥品平價賣給紅軍。接著，在他們的影響和動員下，丁字口一帶的大小商鋪紛紛開門營業，由此帶來了遵義市場的繁榮。為感謝劉伯莊的支持，紅軍還將打土豪得來的筆洗、帽筒等物件送給他作紀念；諶明道也跟紅軍的衛生部長賀誠成了好朋友。<br>陳云在他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這樣寫道：<br>紅軍在遵義時，所以商店照常營業者，系因紅軍之紙票按日均兌現。紅軍沒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經營之鹽行值幾十萬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煙草公司所定購之白金龍香煙值五萬元，準備舊歷年節以慰薛岳軍隊者，均被紅軍截獲沒收。紅軍除以鹽及香煙一部分在遵義桐梓兩城發給貧民外，其余出售。每紅軍洋一元可買鹽七斤，可買白金龍香煙四罐，價值遠賤于平昔。故紅軍以鹽及香煙兩項收入之現洋兌付紙鈔也。</h3> <h3>沒收征發委員會的另一個任務，就是掌握和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對土豪劣紳的政策，征糧籌款補給部隊，發放貧苦百姓。<br>在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舊址二樓陳列室里，有一張貴州文化老人陳福桐1999年4月24日寫的“關于遵義蘇維埃銀行的材料”，全文如下：<br>一九三五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到遵義時，我是住在鴨溪鎮父親的布店里，店里住有一位紅軍的營指導員（應為教導員——引者注）為我開一張路條。回到城里劉家灣的舊店里，我的表兄李枝瑜是城市市民，來對我說，向蘇維埃銀行交150元的云南小板，免打土豪。按當時的成份，本是工商業兼地主，并非土豪。我于夜間走到老城楊柳街口貴州軍閥猶國才公館，進大門，過天井，上石級，在廳堂左側一間屋子（紅軍蘇維埃銀行設在此），先拿出李枝瑜的一張介紹條子，交給屋里的兩個紅軍，打一張收條：收到地主陳濟舟交來云南小板150元。下面落款已記不起，陳濟舟是我父親的姓名。<br>從這段文字略可窺見當年打土豪的一斑。<br>而對于抗拒使用蘇維埃國家銀行鈔票，破壞紅軍財政和經濟政策的古式巷奸商黃屠戶，則由遵義縣革命委員會召開上千人參加的公審大會，堅決鎮壓。<br>打土豪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過一些偏差，好在得到了及時糾正，挽回了影響。遵義老三中校長李筱荃，就曾被紅軍當作土豪劣紳誤抓，還處以300塊大洋的罰款。當紅軍了解實情將其放出來后，李筱荃對紅軍的政策舉雙手贊成，并到處宣傳紅軍是仁義之師，紀律嚴明，而且表示罰他的300塊大洋完全出得起，一定如數繳納。遵義耆宿趙乃康也有被誤抓罰款旋即釋放的經歷。<br>很快，紅軍就要撤離遵義，中央沒收征發委員會和國家銀行在丁字口附近的福音堂（現紅花崗區政協辦公樓處）設專點，通宵達旦為群眾兌換、回收蘇區貨幣，還派工作人員挑著銀元走街串巷回收，生怕有所遺漏。身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戎馬倥傯，專程前來檢查兌換情況。看到工作人員忙做一團，他還幫著一起給群眾兌換。看到紅軍這么講誠信、守信用，連周恩來這樣的“大官兒”都和普通士兵打成一片，這樣的軍隊哪里去找？還有什么信不過？于是，好些人舍不得把手中蘇區貨幣兌換出去，而是悄悄地珍藏起來，留作念想，直到后來交給遵義會議紀念館。<br>紅軍撤離遵義以后，經歷了土城青杠坡的慘烈之戰。前面的路好漫長，環境還會更惡劣，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這個“肩挑的銀行”，再也不能用肩挑著走下去了。據國家銀行工作人員許長庚回憶：“1月29日，我們離開土城來到赤水河邊的一個小山坡，在坡上挖了一個大土坑，表情莊重的毛澤民站在坑邊，四周布置了警戒，坑內火光熊熊。我們國家銀行從蘇區歷盡千辛萬苦帶出來的‘蘇鈔’，全部在這里焚燒。......在這之前，所有的印刷機和造紙的機器，都沉到赤水河里去了。”就這樣，1932年初，成立于江西紅都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長征途中的遵義結束了歷史使命，直到1935年11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與原陜甘晉銀行合并，才在瓦窯堡以蘇維埃國家銀行西北分行的名義恢復。</h3> <h3>剛剛五年過去，還是在元月，另一支不拿槍的隊伍又來到遵義，這就是竺可楨校長率領浙大師生篳路藍縷西遷辦學的文軍長征。著名心理學家黃翼教授一家住進了楊柳街4號，成為這幢豪宅的新主人，直到1944年10月18日，黃翼教授因患胃癌不治，以41歲的年齡早逝于此。這位被竺可楨校長稱為“不愛錢，不怕死”心理學奇才，有殷實的家世卻安于清貧，以他在心理學教學、科研方面的驕人業績和跟病魔頑強抗爭的人生絕唱，踐行了浙大“求是”校訓所蘊含是科學精神和犧牲精神。</h3> <h3>又過了若干年，隨紅色旅游的升溫，政府撥出專款，在原址按原樣重新修復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舊址，使之成為遵義會議紀念體系的組成部分。在樓上復原陳列了林伯渠、毛澤民、錢之光、李井泉等銀行領導人的住室；樓下兩廂則復原陳列了營業科、管理科、文書科等辦公室及工作人員的住室。樓上還推出了《肩挑的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遵義》的專題陳列展覽，讓人們直觀地了解當年紅軍長征途中在遵義短暫休整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突出成就。<br>最引人注目的是：舊址天井正中林伯渠與毛澤民相向促膝而坐的雕塑。毛澤民左手撫著腿上的算盤，右手指微微彎曲，正侃侃而談；而戴著眼鏡的林伯渠，則右臂稍曲，仿佛全神貫注、側耳傾聽。兩人身后那副挑子展示的，或許就是“扁擔銀行”的全部家當。<br>多簡潔的場景，多生動的畫面，多感人的雕塑。透過這雕塑，永遠閃耀的是艱難困苦若等閑、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這雕塑始終是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舊址的亮點，吸引著游人的眼球，感動著游人的心靈，使他們在這里駐足流連，浮想聯翩......<br>　　<br>? 2020.8.7<br> 2024.12.2 2修改、補充</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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