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象學原理分析胡希恕“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

加木

【學術爭鳴】從現象學原理分析胡希恕“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 王寧元北京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傷寒雜病論》猶如一篇恢弘精微的長篇敘事詩，銘記著千百年來無數經方醫家千錘百煉的臨證事實，其獨特而深刻的認知與表達方式保證了對脈證并治本質把握的深度、準確度與系統性、可重復性，從而“君臨萬卷醫書之上”。著名經方家胡希恕先生傾一生精力研究與實踐仲景學術，重視經方體系自身內在的固有的獨特思維，提出“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論斷，嘗試結合現象學原理對其進行探討，以從方法學上獲得更明晰的認識。方證對應獨特認知模式與現象學內涵的契合現象學原理和方法應用于眾多學科，產生出巨大的效應，其創始人胡塞爾被視為“將原初直觀和前直觀預感的價值看得遠遠高于邏輯方法和科學理論之價值的思想家”。現象學有一個基本理念，即“朝向事情本身”，強調事物“本身”的重要性。它要求面對“實事”本身，強調面對的是實事本身而不是實事背后的東西或“外物”，“實事”背后或“實事”之外無他，“實事”是最基本的對象。該主張符合對原創性思維的基本要求，倡導直接直觀審視，可避免在研究中出現過多大而空泛的概念范疇，其嚴格和審慎之治學態度可使研究者不再去發布綱領、構建體系，而是面對具體問題進行含有實事的描述分析。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具體提出：“應該描述實在事物，而不是構造或構成事物”“問題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釋和分析”“純描述的要求是既不采用分析的方法，也不采用科學解釋的方法”。國內現象學涉及對中醫的研究，如張祥龍概括中醫特點為“此情此景”，倪梁康認為中醫是以一種特別的精神目光“看”病人。筆者認為，經方方證也是一種場合和此情此景，需要“意境化”“非對象化”，而所謂“看”則源于現象學，可以理解為，中醫與西醫有別，不是通過儀器與化驗，而是依據醫生主體能動與客體現象通融，進入事情的本質，與胡塞爾本質直觀的認識論有關，此處觀看方式本身的意義高于邏輯理論分析。基于上述原理及研究，筆者認為，如果將“朝向事情的本身”原理引入經方認知領域，可有兩層含義，即還原實事“本身”，回到藥證方證的事實，而不是藥證方證本身背后或之外的理論解釋，以便于理解復雜經方系統的形成過程及其本質。其二，將藥證方證的現象做描述性呈現，避免理論性闡釋替代或超越描述，因為任何闡釋都是闡釋系統本身把現象當作闡釋對象而納入自身系統的行為。從方法論來看，《傷寒雜病論》主要的方法是描述。方證大廈的實在是依賴描述完成的，其對脈證方藥描述的比重遠遠大于闡釋，重要用語如某方證的形成也在使用描述的方法，而不是理論闡釋及建立概念定義的方法，并不強行建構理論體系。《傷寒雜病論》避開了理論體系的語言論述以及對具體脈證方藥細節的機理闡釋，淡化了理論王國的建構。三陽三陰篇側重于描述脈證、證候群，呈現出多種證象的發生、流動、轉化和呼應，以此揭演證象與方藥的關系，以把握脈證并治的本質。如此“不立文字”，即不訴之于語言，中止概念思維，非不能為，乃知其不可為。這種方法顯示出不同于理性概念與邏輯思維的特質，超越了理論思維與表達的極限。乍看起來，樸素而簡單，但實為大道至簡，回到了事情的本身或原初境域，在主客混一中恢復具有原發創生性的能力和靈魂。岳美中概括《傷寒雜病論》的特點是“察癥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劑而不言藥性”，觀其醫案，猶可從方證角度還原其現場思維，有著許多現象學本質直觀及方證對應的內涵。日本漢方醫家湯本求真規定門生只讀《傷寒雜病論》，以在尚未被浸染的頭腦中建立起唯一的經方認知體系。該體系足夠穩健，具有汲取其他雜學中有益內涵卻不被其擾亂的能力。對此，大塚敬節感慨道：“在學習初期，沒有涉及雜學，而能夠直接全力攻讀了傷寒雜病論，這是湯本先生予我的恩賜”，并在其著作中刪去了認為是后人解釋性注文，保護了原文的前對象化意義。胡希恕“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論斷即在強調尊重條文本身和由條文構成的勢態所“道”出的事實存在，與現象學原理具有契合之處。從現象學角度思考，則可以感悟到胡希恕思維所據的高度，可以理解該論斷在于強調《傷寒雜病論》式思維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說，在某種場合、某種情況下只有憑借《傷寒雜病論》的方證思維才能夠最大程度地逼近疾病的本質。“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一語，如勒石于經方天地入口，向后學者揭示著胡希恕看到的經方世界，指示著經方古醫道如何展開的可能。方證存在的意義遠大于解釋的意義“Dasein”是現象學的重要概念，譯為“此在”“緣在”，意在突出事物與周邊因素共同存在的聯系性。關于方證的聯系性，胡希恕講道：“中醫不是在某一個基礎理論上發生”“只能在人身的反應上，就是在現在所說的證候上想辦法治病”“方劑的適應證，即簡稱為方證”“方證是六經八綱辨證的繼續，亦即辨證的尖端，中醫治病有無療效，其主要關鍵就在于方證是否辨的正確。”筆者認為，《傷寒雜病論》的方證對應，以證候與方藥的高度甚至唯一的內在對應關系作為一個整體來完成對疾病認識與治療，即形成了諸如“桂枝湯證”“小柴胡湯證” “五苓散證”等描述的“某某方證”，而“但見一證便是”實際是在提出對某一方證確立要求的最低標準，而絕非對癥治療。方證對應是實現脈證并治的最佳方法，是仲景為代表的經方流派先知們發掘出來使之彰顯的證與治渾然天成的極其自然的狀態，即，使本來渾然一體的事物以渾然一體的形式顯示和到場。而忽略或放棄方證對應，忽略方與證渾然一體的特質，把證與治當做一個各自獨立的對象而放到一個理法方藥的容器里，加以評論標注，來回答和完成“主體如何能認識客體”的問題，便極易破壞方證做為一種“此在”動態聯系的境域和狀態。而當試圖如“以法代方”等用語言拆釋或替代方證時，方證對應的一種整體聯系便隨之喪失。從現象學原理來看，方證對應是一種此在，其本質在于聯系性、排他性，實在而又活潑超然，并非解析其組成要素或形成過程而能透徹闡釋的，因這些要素經過一定過程而形成的此在已經不是原來的要素和過程的組合，方與證成為一種混成，不可分割。每一種方證都具有自己的特性，方證之間的區別清晰可辨，但未必可以用邏輯和言辭闡釋得清楚。 人的理性有天然局限，以局限的能力建立的體系其弊不言自明，凡居科學最尖端的科學家比一般人有更深的體會。就經方而言，再以局限的能力諸如邏輯言辭等去解釋本來就局限的體系豈不是局限的進一步深陷，所以胡希恕認為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而不言辨病機是辨證的尖端，便是一位經方臨床家的高度感悟。即使從醫學的根本上來講，確認方證事實的存在與闡述病理機制同樣重要，也并不能認為機制高于存在，而實際上方證存在的意義遠遠大于對其解釋的意義，并至少在經方臨證多方面，病機還原不了方證，病機分析覆蓋不了方證對應。更重要的是，《傷寒雜病論》中許多方證無法進行病機分析，原因在于方證的產生由藥證方證效驗對應而確立，非由理論邏輯推導而來，條文的表達也主要是描述方證事例的方法，也不是理論闡釋。如果以某種理論強解則需要繞圈子，增加難度，甚至誤解。從胡希恕的論斷我們可以領悟，在臨床現場，一種方證存在與多種方證存在構成的精妙關系，可以稱之為方證的此在，其所表達的內涵是病機闡釋所不能覆蓋和超越的。辨方證的現實意義在于完成經方思維的再生庫恩認為，科學史“部分由于選擇，部分由于歪曲，早期科學家所研究的問題和所遵守的規則，都被刻畫成與最新科學理論和方法上革命的產物完全相同。……隨著它們被重寫，科學再一次看上去大體像是個累積性事業。”借此，我們終于看到，在中醫史上也存在著人為“選擇”或“歪曲”的情況，如所謂《傷寒雜病論》是對《內經》的繼承和發展，或者說《傷寒雜病論》是《內經》的臨床版，甚至經方所研究的問題和所遵守的規則都被刻畫成與新生的辨證論治、理法方藥體系完全相同，因為“這樣看上去大體像是個累積性事業”。而事實上經方與醫經彼此并非互為積累，盡管在發展過程中有著共同借鑒或互相借鑒的發生，但仍保持著各自獨立的認知方式和發生發展經緯。漢以前經方家們所研究的問題和所遵守的規則與《內經》體系及現代辨證論治體系是不同模式。但“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隋唐之后，經方醫學的方證對應就沒有再成為中醫的主流思維，醫者在臨證時離不開經方的方證，但在理論闡釋上卻主要依賴醫經系統，而醫經理論卻又無法還原方證，僅使用醫經理論也不能完成臨床活動，于是經方醫學的方證思維便在若隱若現中延續，中醫更注重以“論”來完成程序，方證辨證更加邊緣化，以至于大學教育絕無方證思維說法，而過度理論化甚至國學化成為中醫的弊端。正如章太炎指出的“金元諸家及明清諸家，文章開頭即以五行、運氣籠罩論述”“假借運氣，附會歲露，以實效之書變為玄談”。《內經》認知體系遮蔽了《傷寒雜病論》認知體系，以《內經》認知方式來解釋《傷寒雜病論》，導致了經方傳承的誤讀和歧義。其結果，《傷寒雜病論》方證對應認知方式在有意無意間被隱去，《傷寒雜病論》原文的表達和臨床實證內涵被忽略。對此，經方家們卻在固守自己的臨證思維。岳美中道：“不以理論取勝”，指出：《傷寒雜病論》所論六經，與《內經》迥異，強合一起，只會越講越糊涂，于讀書臨證，皆無益處。胡希恕對于辨證論治與辨證施治二詞，贊同用辨證施治，對以“論”字做文章的浮華論述不予茍同。對于依賴《內經》理論對《傷寒雜病論》的誤讀，胡希恕明言：“現在看來呀，這個《傷寒雜病論》與《內經》沒有什么關系”。海德格爾論道，揭示真理是一個去蔽、顯現的過程。筆者認為，胡希恕為《傷寒雜病論》揭去《內經》的遮蔽，為后學呈示出方證的開顯，同時也推翻了庫恩所指出的科學史上“積累性事業”在中醫史上的現象，還了經方醫學獨立發生發展路徑的本來面目。通過現象學原理進行胡希恕“辨方證是辨證尖端”論斷的探討，進一步認識到《傷寒雜病論》方證對應認知方式的特質、價值和意義，方證對應有道有序，每一條文每一方證飽含著實證之張力，復數條文與方證之間的呼應顯示出其顧迴境域實效之壓強，其實證與野性思維方式是經方靈動的起源。我們可望通過回歸方證，完成經方思維的一次再生，同時，發展經方醫學，實現經方內涵的自我更生，保持這種認知的特質也是不可回避的選擇之一。（王寧元）發布于 2024-10-29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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