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哥抗癌之旅（六）

從頭來過呵

經過為期二十五天的外科手術治療與住院觀察，我得以順利出院，接下來我面臨著后續治療方案的重大抉擇，具體有四種路徑可以選擇：其一，繼續遵循西醫體系，進行放化療；其二，摒棄西醫治療，轉而求助于中醫；其三，采取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式，雙管齊下；其四，放棄一切治療，回歸正常的日常生活。 自病情初露端倪，到癌癥確診，再至手術，我始終處于醫學知識與信息相對匱乏的境地。為求自保，我著手搜集網絡上的專業醫學資源，通過研讀關于舌下鱗狀細胞癌的醫學文獻，了解到舌頭鱗狀細胞癌通常分為五個階段，其中一、二期為早期，三期為中期，四、五期為晚期。鑒于舌頭區域神經密集且高度敏感，其病變往往能被較早發現，出院小結將我的病情界定為舌癌三期，即癌癥中期。對此，我持謹慎樂觀態度，并猜測醫生可能出于為治療預留更多余地的考慮，而將病情描述得略為嚴重，或許我的病情實際處于早期亦未可知。 有醫學觀點認為，癌癥患者的死亡原因中，僅約三分之一的人直接源于疾病本身，另有三分之一則是由心理恐懼所引發的精神崩潰所致。通過對舌下鱗狀細胞癌的深入研究，我逐漸擺脫了對病情的懵懂無知，克服了因恐懼而可能陷入的精神崩潰。出于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考慮，我首先排除了無為而治的選擇。 關于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案，我亦征詢了寧波地區多位中醫專家的意見。鑒于住院小結中提到有個別癌癥細胞逃逸，他們均建議我采取放療與中醫相結合的治療方式。然而中醫與西醫在治療理念上的差異，使我頗感為難。西醫主張大塊朵頤，增強免疫力；中醫則列出諸多忌口，如牛肉、雞肉等，仿佛每食一口都是對生命的褻瀆。觀念上的沖突，使我難以接受兩者同時治療的建議。 為獲取更專業的意見，我通過微信聯系上了原鄞州人民醫院五官科的張主任，并將診斷書及出院小結發送給他覽閱。張主任給出的建議斬釘截鐵：“放療必行，無需化療，療愈之后，生活可復，生命無虞。”這一建議與主刀應主任以及其他西醫專家的意見不謀而合。 與此同時，有幾位對中醫深信不疑的親朋好友主動來電，勸我務必相信中醫這一國粹。他們列舉了諸多病例，聲稱許多患者在中醫的治療下得以長期生存。西醫放化療則好壞細胞統殺，破壞人體根基，甚至有不少患者是被西藥副作用所累而亡。對此觀點我也有同感。西醫放化療雖有一定療效，但副作用確實明顯。若第一階段治療后癌細胞死灰復燃，又需反復放化療，直至生命終結，想想便令人不寒自栗。再者，放化療對身體免疫力、味覺的影響無可挽回，最終極有可能導致人在失去尊嚴的情況下離世。這也是寧波大文豪周時奮先生堅持中醫治療、摒棄放化療的緣由所在。他寧可有尊嚴地離去，也不愿無尊嚴地茍活。 面對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我陷入了兩難境地。若父母健在，我定會毫不猶豫地征求他們的意見，生命源自二老，即使選擇有誤，亦可將生命歸還于他們。現在父母早已不在，只能征求家屬意見，得到的回復卻是：“生命唯一，他人無權為你做主。我們唯愿伴你左右，共抗癌魔。” 我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選擇兩條路徑均充滿了未知與挑戰。面對生死抉擇，必須慎之又慎。 如果時光倒回四十年，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中醫。記得我十四歲那年，在東北部隊當司務長的三哥給家里帶來幾段野生參須，我嘗了一小段后，次日雙鼻流血不止，足見藥性之猛烈。如今據網絡文章所載，中藥材十有七八均為人工種植或養殖，更有甚者，為追求中草藥產量的提高，竟在中草藥上大量施用化肥、農藥，其藥性究竟還存幾何？實在令人懷疑。盡管如此，我也沒有全盤否定中醫的意思。我深知只要患者相信中醫、寄希望于藥效，其心理狀態和身體的免疫功能便會大幅提升。精神之藥永遠強于醫藥本身。 我也曾嘗試通過拋硬幣的方式來決定治療路徑，但結果反復無常，上午拋出去的明明是中醫，下午一拋又變成了西醫。夜深人靜時，我祈求上帝為我指明道路，同樣未獲任何回應與啟示。 百般無奈之際，我毅然決定將選擇中醫還是西醫治療的決定權交由我侄子來定。他雖在醫院工作三十年，從事的是財務及信息化工作，但他幫助過數以千計的患者看過中西醫，瀏覽過的各種病歷和影像資料無數，儼然成為半個醫生。作為中西醫的“中間人”，他的意見應當更加公正客觀。侄子告訴我：“你是否患上了焦慮癥？手術后你已是正常人了，放療只不過是為了安全起見、殺死漏網之魚罷了！有何可猶豫的？” 最終我采納了侄子的建議，義無反顧地決定實施放化療，無論結局如何，我都將無怨無悔。 阿德哥202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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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哥抗癌之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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