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興共大的記憶亮點

羅時平

1971年3月至1973年7月，我在德興縣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半工半讀兩年半，成就了我刻骨銘心的求學人生。 德興共大校部的辦公樓 一、永遠的德興共大 1966年6月我小學畢業，文革爆發，中學停課鬧革命，我沒正兒八經地上過一天課就趕上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68年10月我隨母親從上饒市下放到德興縣花橋公社花橋大隊項家生產隊，我的初中生涯就此結束了。我在生產隊務農兩年，卻從未放棄再去上學的念頭。雖然我沒有讀完初中，但我很羨慕那些被推薦上大學的知青，我始終心有不甘下放農村一輩子，自不量力地希望自己也能被推薦上大學。1971年春天，我父親從被關押的農場解放出來恢復了工作，他立即要我重新上學讀書。雖然下放偏遠山村“讀書無用”，但父親堅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我當時已經17歲了，讀高中插不了班，推薦上大學達不到條件，父親就給我在德興共大報了名。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就被共大錄取了。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是個什么學校，我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只要能走出生產隊重新上學讀書，不管什么學校，我都會珍惜失而復得的讀書機會。何況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聽上去名字很響亮，是個大學，我暗自竊喜：這么輕而易舉就上大學了。進了德興共大之后，我才搞明白，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此大學”非國民教育教育體系的“彼大學”，它是江西的特產，成立于1958年8月1日，它有一個總校和100多所分校，德興共大是其中的一個分校。德興共大的前身是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大茅山分校，與總校同時成立，開設了楊村、茅橋、朱家塢、黃泥山、大目源和曹家坊6個班，開學之即，沒有宿舍和教室，共大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建起了六個班的學生基地。大茅山分校在辦學期間，多次受到中央、部、省表彰，朱德、沈均儒、胡愈之、邵式平等領導及日本、德國、美國、新西蘭等國際友人先后來校視察。我進德興共大的時候，大茅山共大已經改為德興共大，設有農學、林學、農機、畜牧獸醫、園藝、財會、醫學、木工、師資等專業，學校沒有納入國家招生計劃，畢業發中專文憑，不包分配，農村戶口學生實行“社來社去”政策，城市戶口學生畢業后一律作為知青下放。我在德興共大茅橋林場學生基地學習林學專業，畢業后根據政策下放德興福泉山墾殖場。1980年5月，江西共大全面改制，共大總校與分校脫鉤，后改名為江西農業大學，各個分校改為中等農業學校、林業學校或職業學校。德興共大改名為江西省第二林業學校，1992年5月易名為江西省南昌林業學校，1993年11月從德興花橋遷至南昌市辦學，2002年1月江西省南昌林業學校并入江西財經大學。如今德興共大老校區建成了中國中醫科學院（德興）試驗培訓基地，基地依托中國中國科學院中藥資源中心科研優勢，具備中醫藥科研實訓基地、中藥種子種苗繁育基地及DUS測試中心、華東地區藥用動植物園及種質資源庫、生態種植及綜合利用示范基地、中醫藥博物館等五大功能，并成為德興市文旅新景點，年接待游客超過5萬人。 德興共大的歷史已然遠去，只留下一些建筑供人們緬懷，但我在德興共大的求學記憶從未褪色。 德興共大舊址改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培訓基地 德興共大校史館陳列朱德委員長在共大大茅山分校聽課的照片 毛澤東寫給共大的信 國務院和省政府對大茅山墾殖場的表彰 二、永遠的共大老師 人生最大的幸事，莫過于得遇良師教誨。德興共大老師給予我系統的林學專業知識，還給我補上了一些中學課程。我對共大老師的授課印象永遠揮之不去，特別是學校幾位名師的教誨，使我終身受益。 王藩老師是上饒地區林業局總工程師，是我父親的老同事，文革下放到德興，被調到德興共大當老師。他給我們開設森林植物學、森林撫育技術、苗圃育苗等課程，給我們講授林木種苗生產技術、森林培育技術、森林經營與資源管理、林木良種選育、森林營造、森林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和技能。王藩老師講課慢條斯理，學理與實踐融合，知識與操作實用，學以致用，用以致學，全是林業理論與技術的精髓。王藩老師給予我慈父般的關愛，經常問候我的學習生活，記得那年中秋節，他特意把我從宿舍叫出來，塞給我兩塊月餅，在那個物質稀缺年代的兩塊月餅可謂珍品，我接過月餅感激不已。文革后王藩老師調回地區林業局，我也考上了大學，他到省里開會，還到大學來看我。師恩難忘，我沒有機會報答老師的恩情，這成為了我永遠的遺憾；王馬登老師是上饒林業調查設計隊工程師，下放后調到德興共大，給我們開設了森林測量學、林業調查設計、林業繪圖等課程，我第一次從他這里感受到老師傳道授業解惑的魅力。王馬登老師調回地區林業局后，我因工作關系與他多有聯系，他把我看成他最得意的學生。他晚年眼睛不好，但活到老，學到老，學會了電腦操作，每天在書房里用電腦看資料寫材料，老師的師道精神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語文老師葉義封是上饒人，他的課最受學生歡迎，他文史兼通，講課特別有古韻情趣，豪放與婉約共存，經常講得大家前仰后合，同學們被他渾身下上洋溢著的智慧和才華所吸引；班主任老師張仁堂也是上饒人，他剛從共大總校畢業，比我們大不了幾歲，他給我們開設了數學課，輕松自如引導我們解方程、析幾何，以我當時的學習水平，一點也不會感覺枯燥無味。張老師帶班不會歧視農村出身而家境貧寒的學生，他尤其偏愛學習好的學生。祝林慶、潘國恒學習很有靈性，很得張老師喜愛，張老師讓祝林慶擔任學習委員，潘國恒擔任班長。張老師果然慧眼識人，這兩位農村出身的學生日后成為了縣鄉領導干部；森林植物學老師楊式雄是福建人，他夫人陶老師是上海人，夫妻倆畢業于南京林學院，他們的講課具有典型的學究加小資的風格，讓我們這些學生羨慕不已；化學老師郭福善是山東人，他夫人楊式娟老師是福建人，夫妻倆也是名牌大學畢業，我們很好奇楊式娟老師會講俄語，很喜歡楊老師用俄語給我們題詞簽名，他們開設的課程是德興共大這所半工半讀學校里的一抹亮麗景色。 51年過去了，這幾位老師的講課形象完整地銘刻在我的腦海中，每當我打開這些記憶閥門，感覺老師就在身邊，還在給我上課，還在與我聊天，音容笑貌，如昨日清晰。 三、永遠的共大同學 我所在德興共大茅橋林場林學專業這屆學生進校時只有50多個人，班級仿效軍隊編制，稱為排。上一年級有兩個班，分別為一排、二排，我這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編為三排。第二年從五七學生基地合并過來一班，打亂編班，分為一班和二班，共有100多人。我們這100多學生大部分來自本德興的農村，他們入校的指導思想就是學1-2門技術，將來回鄉有一技之長。其中有20多名同學是60年代隨父母從浙江新安江水庫移民到德興農村各個鄉鎮，他們明顯地比德興本土同學思想活躍，愛好學習，吃得了苦，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刻在骨子里“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吃盡千辛萬苦”的浙商精神。少部分城市戶口的同學，讀完初中無書可讀，也來共大讀個中專，以躲避當時的知青下放運動，或希望能在畢業之后分的一個工作。黃弋同學與我同年，他父親是南下干部，文革前擔任過上饒市市長，當時剛恢復工作，就安排黃弋進入德興共大與我同班。來自浙江東陽的王志仁、翁天德、杜月仙、李慧萍4位同學通過各自關系進入我們這個班，上海下放知青包立仁同學也是走了親戚關系插入我們班。進校的時候，年齡最小的周建材只有14歲，同學們叫他小蘿卜頭，年齡最大的潘炳根超過了20歲。同學們的學歷程度參差不齊，最高的學歷讀完了初中，最低的學歷連小學也沒畢業。我們在德興共大半工半讀，學習了各方面的專業知識，經受了生產勞動的磨練，名副其實學有所成。1973年7月畢業，同學們各奔東西，農村戶口的同學基本都回到了原籍生產隊，城市戶口的同學分別下放到福泉山墾殖場和新崗山墾殖場知青隊。100多位同學出了很多人才，其中入伍參軍十幾人，提干轉業6人。雷定權同學入伍后考取軍校，從事軍品價格工作近四十年，擔任駐中航工業軍事代表，晉升空軍大校，專業技術4級，獲全軍裝備審價先進個人、空軍高層次人才、空軍優秀軍代表等榮譽，榮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連續10年擔任大型復雜裝備審價組長、全軍會（審）系列高評委和全軍價格評審、財務驗收專家；恢復高考后有5人考取大學，有4人成了縣處級干部。于芳同學畢業后在制藥廠當工人，先后擔任黨校教員、組織科干事和企業廠長、縣級市委常委組織部長，中專師范學校副校長，黨委書記，大專院校付書記兼紀委書記，獲教授職稱。祝林慶同學考取了江西省農大，畢業后擔任過縣黨校校長、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師范副校長、市教育工會主席；擔任科級領導干部有8人，包立仁同學擔任過鄉黨委書記和房管局局長，張明彬擔任過德興市政府辦主任和鄉企局局長，班長潘國恒同學畢業后在鄉鎮工作，擔任過副鄉長，在農業技術推廣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績；此外，還有20多人擔任了鄉鎮干部、農技人員、村支書、主任、村支委、會計及教師。危能武同學在鄉鎮擔任林業技術員，他經營的大棚蔬菜和果園成為遠近聞名的農業技術推廣示范基地。王志仁同學畢業后在浙江東陽一個林場擔任場長，專業對口，學以致用。所有同學都找到了自己在經濟社會建設中的合適位子，實踐證明共大培養出來的學生能文能武。 2023年10月5日我們德興共大林學專業30位同學重回母校召開畢業50周年座談會，共話當年俏芳華，攜手美好再出發，我與這些同學同窗兩年半，是我人生的幸運，是我永遠的自豪。 校史館的學生名錄有我的名字 畢業50周年同學聚會：共話當年俏芳華，攜手美好再出發 四、永遠的共大情結 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是一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產物，從它的出現到消亡，質疑之聲一直沒有停歇過。質疑最多的就是自食其力半工半讀的辦學方式和不設門檻的農民上學。我對這些質疑不以為然，我在德興共大兩年半的求學經歷形成了自己的共大情結價值觀。 第一、共大半工半讀是職業教育的創新實踐。我在德興共大半工半讀的最深的感受就是勞動強度大。入學的時候，我們班絕大部分同學的年齡都未滿18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卻要承擔成年林業工人的工作量。說是半工半讀，實際上勞動時間超過學習時間，晴天肯定要勞動，下雨天才能到教室上課。我們林學專業的勞動主要是上山砍毛竹、拉木頭，學校對我們學生實施大會戰的勞動模式，大會戰時披星戴月地干，食堂把飯菜送到勞動現場。大多數同學力不從心，叫苦不迭，大家盼望老天下雨，下雨就可以上課學習了，上課學習就等于是休息。雖然學生心底里強烈拒絕共大的大強度勞動，但這種勞動的目的是為了辦學，這種自食其力的辦學模式說到底是一種職業教育。因為共大這種半工半讀堅持了“學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學什么”的職業教育原則,實行了專業教學與專業生產相結合、課堂教學與現場教學相結合、校內教學與總結群眾生產經驗相結合、教學生產與科學實驗相結合的職業教育辦學方針, 由此可見，共大半工半讀的辦學模式是一種具有典范創新意義的職業教育，因此它受到當時社會輿論的推崇。 第二、共大農民上學是教育公平的樸素追求。1975年，電影《決裂》橫空出世，把那個年代的共大捧得紅極一時。電影中“憑著手中的老繭就可以進共大讀書”的情節是共大的事實，我所在的德興共大林學專業就有幾個小學都沒有畢業的農民。因為共大創辦之初,毛澤東說過一句話:“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基于這么一種情懷,所以共大提出：凡是歷史清楚,身體健康,具有一定的生產知識、勞動技能的男女工人、農民、公社干部、復員轉業軍人,以及經過了一定的生產勞動時間鍛煉的知識青年都可以報名上共大。共大的這一辦學思想體現了那個年代的教育公平。一是讓大量渴求文化知識的農民和窮人獲得了學習機會，共大學生不用交學費，吃飯發飯票，每人每月30斤定量，雖然那時伙食油水不足，一個星期吃不上一次肉，飯票都不夠吃，但通過半工的勞動能夠保證每個學生自食其力堅持完成半讀的學業；二是讓一些從未進過課堂的人接受了教育培訓，雖然放低入學門檻給實際教學帶來極大困難,但共大堅持“以生為本”的原則，通過分級教學的方式解決了教學矛盾；三是讓一些想上學而因各種原因未能上成學的人重新接受教育。我本人就屬于這種情況，因為文革上山下鄉，我中斷了兩年中學教育，在求學無門得情況下幸運得到進共大學習的機會?，F在來看當時共大的農民上學，雖然其中的教育公平具有局限性,但在當時卻是國人的夢想,是良好的社會愿景,更是社會文明的標志。尤其我本人充分享受到共大教育公平的紅利，為我之后能成功考取大學打下了知識基礎。 　　1973年7月，我在德興共大即將畢業的時候，學校推薦為我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總校工農兵學員候選人，后來因父親文革被沖擊的問題我沒有被錄取，但激發了我要上大學的強烈追求。我經歷了下放德興縣福泉山墾殖場5年的知青生活，終于迎來了恢復高考的機會。1978年我憑著在德興共大兩年半學習的文化基礎，順利地考入江西師范大學。四年之后大學畢業，我一直在上饒市委黨校從事教研工作，功成名就，成為著名區域經濟專家，擔任過省政協委員、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獲得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省勞動模范等榮譽。 回過頭來總結人生，我始終不會忘記自己從哪里來，為什么來。我在德興共大這所半工半讀的學校所形成的知識基礎，讓我的學業和事業人生更加美好。我真心感恩德興共大、真心感恩共大老師，真心感恩共大同學——這就是我心中永遠的共大情結。 畢業50周年同學在校部大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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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興共大的記憶亮點

羅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