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博爾的美篇

凱博爾

<h1> 戎馬生涯五十載</h1><h1> ——一個老兵的自述</h1><h1> </h1><h1> </h1> 一朝從戎一生烙印一世銘記 荀友明： 山西省靈石縣人。 1930年生，1945年入伍，1947年入黨。歷任戰士、班長、排長、副政治指導員、政治指導員、政治教導員、獨立營政委、團副政委、團政委、師副政委、師政委、軍政委、軍黨委書記、軍區黨委委員，被授予少將軍銜。 戰爭年代曾參加晉南、臨汾、淮海、渡江、兩廣、進軍大西南和昌都剿匪平叛等戰役，先后榮立大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兩次。 1966年參加援越抗美，1970年任中國駐坦桑尼亞軍事專家組副組長，1981年參加了中越邊境“扣林山拔點作戰”，1984年參加了“收復老山作戰”。 退職前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十四集團軍政治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序 <h1>　　今年，我已經是九十四歲的人了。</h1><h1> 作為一個有51年軍齡的老兵，靜靜地躺在病床上，許多過去的事情總在腦海里掠過和浮現，讓我追憶起自己走過的路，并且回想起養育和培養我的部隊，回想起在部隊的日日夜夜，回想起歷經的每次戰斗，回想起曾經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們，回想起已經故去的部隊首長，心中是感慨萬千，難以言表啊！</h1> 一朝從戎，一生烙印，一世銘記。 從我參加革命隊伍的那一天起，我就把生命交給了部隊，視部隊為家，隨部隊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為中國的解放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部隊的生涯，給我刻下了軍人的烙印，我用自己一生的實踐，走完了一個“從奴隸到將軍”的全過程。 自己走到今天，離不開黨的培養，離不開人民的養育，離不開家鄉親友的關心，離不開部隊的熏陶。 昔日從軍磨礪報國志，今朝解甲歸田度晚年。 撫今追昔，我作為一個老兵，自覺無愧于黨和國家，無愧于人民，無愧于部隊，也無愧于妻兒老小。 幼時的記憶 <h1>　　我1930 年出生于山西省靈石縣東許村。</h1> 自從參加革命后，隨著部隊輾轉全國各地，很少有機會回到故鄉，對于自己的出生地的印象，在記憶中已經模糊了，但是割舍不斷的的故鄉情結讓人不能忘懷小時候的人和事，經常魂牽夢繞。 山西省靈石縣因靈石而起名，地處山西中部，距山西省會太原市 150 公里。資料記載，靈石縣總面積 1206 平方公里，大概有 291 個行政村，總人口大約有26 萬人。 因為不斷有山西老鄉來看我，知道靈石縣近幾年的發展變化也很大，不僅成為山西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而且還開發了許多旅游資源，包括我的老家石膏山一帶，都成為了知名的旅游景區。 每次回到山西，我總要回到村里看看，找尋那童年的記憶。 我的老家東許村是個小村子，全村現有 130 多戶人家，面積大概有4 平方公里，包括耕地 640 畝，水澆地 380 畝。東許村主要種玉米和小麥，從橫向比較，雖然變化比較大，但是經濟發展的速度不能算快。 我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在我記憶中，我的父親叫楊芳林，母親姓李（具體名字不記得了）。 我記得當時父母給自己取名叫楊有命。 我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哥哥叫李十命（由于父親是上門女婿，承諾所生第一個孩子隨母姓），比我大16 歲，姐姐大8歲。 我 3 歲時，父母就病故了，姐姐揹著我出嫁，去當童養媳。一年后姐姐生病去世，由哥哥李十命揹著我到處討飯。 6 歲時，哥哥把我送給了離本村 30 里外的仁義村的一個名叫荀景春的老人家。家里老倆口都已經 70 多歲了，我叫他們為爺爺奶奶，他們給我取名叫荀能修。 荀家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平時也做一點小生意。家里有六孔窯（其中外租給鄰居兩孔窯），家里還有 10 多畝地。 荀景春有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兒子兒媳已經過世，兩個女兒也已經出嫁。 到了荀家后，我每天幫助家里挑水，打掃院子，種地。我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很聽話，也很勤快，因此老人家也十分滿意，鄰居也很喜歡。對于我這樣一個流離失所的窮孩子，能找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居所，并且得到人家的接納，我是暗自慶幸。雖然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但是荀家的人都接受我，包容我，讓我感到了親人般的溫暖。我也視荀家人為自己的親人，打心底尊敬他們，愿意親近他們。這就打下了在這里生活下去的基礎。 我印象最深的是，鄰居是個好心人，荀家老人過世后，自己不幸染上了傷寒，高燒不退，全身長滿了疥瘡，鄰居給自己煮雞蛋搽藥，讓年幼孤獨的自己感受到了溫暖。后來參加革命后離開家鄉，一直沒能回去好好感謝鄰居，為此感到愧疚。 那時我就有一個樸素的認識：世界上還是善良的好人多，這也讓我認識到，從小就要做一個好人。 我在荀家生活了四年，在這里不僅能吃飽飯了，而且認識了幫助自己改變一生命運的表姐梁云。 荀家大女兒家有 3 個孩子，最小的女兒叫梁紀元，后改名叫梁云，大自己 8 歲，是個聰明、有個性、有正義感的姐姐，在幾個孩子中也最受荀景春老人的寵愛。 梁云姐姐看我性格乖巧，長相精干，于是十分呵護，經常抱著自己上桌吃飯，并且保護我不讓其他孩子欺負，讓自己感受到了親人般的溫暖。 十歲時，爺爺奶奶相繼過世，又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自己，生活沒有了著落。但是因為平時自己很乖巧，也很勤快，親戚和鄰居都很接受自己： 大姑姑家因為梁云姐姐對自己的疼愛，愿意收留自己； 二姑姑家是地主，想讓自己去當長工； 村頭的寺廟也有意收留自己當和尚。 十歲的自己，雖然年紀很小，但終歸是可以自己做主了，加上幾年寄人籬下的生活，讓自己活的開始有主見了，明白現在這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當時東許村是游擊區，有共產黨的地下黨，我聽人說，梁云姐姐就在那里做著地下黨的工作，由于我認為姐姐是個好人，因此覺得她們做的事情肯定是對的，于是自己下定了決心，到東許村去投奔梁云姐姐。 告別了鄰居，告別了生活了4年的仁義村，頭頂著一口大鍋，沿著河邊一口氣跑了30里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東許村。 當時哥哥還在東許村，當哥哥看到闊別4年、6歲時被自己不得已送給別人家的弟弟頭頂一口大鍋出現在自己面前時，哥哥心疼地失聲痛哭。就這樣在貧窮的哥哥嫂嫂家暫住了下來。 由于當時一直想投奔的梁云姐姐在做地下工作，所以一直沒有機會見到，自己就在村里參加了本村的民兵隊伍，并且接受和完成民兵隊伍交辦的任務。 對自己的一生來說，這應該是人生的真正開始，雖然我當時并不完全理解參加民兵對我意味著什么，但是潛意識里感覺到自己開始走上了一條應該走的路。 參加民兵后，當時村里民兵的管理是松散的，我白天搬石頭、埋炸藥，晚上站崗。當時除了參加民兵的工作，自己還替人趕過牲口，賣過醬油。 那時，由于年紀小，因此沒事的時候，我經常去村頭的大油坊玩，結識了油坊的長工王子江。他大我兩歲，雖然個子很小，但是很結實，而且對自己也很好。我們兩人很投緣，晚上經上經常蓋著一床被子過夜，運氣好時還可以一起混點東西吃。 參軍 <h1> </h1><h1> 12歲時，自己也逐漸懂事了，常常自己問自己以后怎么辦？意識到生活一直像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在潛意識中開始考慮自己的出路。</h1><h1> 1942年12月，面對著日本軍隊在中國的燒殺搶掠，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義憤，愛國熱情空前高漲，舉國都是抗日呼聲。自己耳濡目染，對日本軍隊也是恨之入骨。</h1><h1> 這時，八路軍來到村里進行抗日動員，并且招募兵員。</h1><h1> 應該說，那時的當兵，不像現在這樣人們踴躍參軍，很多人打破腦袋也擠不進去，而且具有相當的榮譽感。</h1><h1> 那時從戎的人多是生活沒有著落的人，雖然也知道當兵打仗不像種地一樣，是可能掉腦袋的，但是由于生活無奈，更多的是一種被迫選擇，希望通過參軍找到一種出路，首先是解決吃飯問題。</h1><h1> 我當時孑然一身，無牽無掛。雖然我沒有明白更多的大道理，但是懵懂中，我覺得當兵打日本鬼子，可能是每個中國人應該做的，而且有可能就是我這個窮孩子的一條出路。于是，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名。</h1><h1> 我雖然孤苦伶仃，但是我有強烈的中國人的忠孝意識。</h1><h1> 參軍報名時，自己做主，改名叫荀有命（后改為荀友明），名字里既包含著對生父母的懷念，也表達了對荀家收養之情的感激。</h1><h1> 1945年2月，我正式參軍，部隊是晉冀魯豫太岳第一軍分區靈石縣大隊。記得當時胸前戴著大紅花，由哥嫂陪著去參加村里的歡送會時，我看見王子江胸前也戴著大紅花，自己既驚奇又高興。就這樣，自己告別了哥哥嫂嫂，和王子江兩個一起參加了革命武裝，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h1><h1> </h1> 回顧小時候的一切，我覺得在年輕時代選擇參加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是一生中最正確的一次決定，既是人生的最大轉折點，也是一個人生里程碑，由此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礎。 革命生涯 靈石縣屬于太岳地區，也就是地處山西省中南部的同蒲路以東，白圭到晉城公路以西，祁縣至汾河東岸以南，黃河以北的地區。 在抗戰史料中，太岳區是1937年冬中國共產黨開辟的革命根據地，是晉冀魯豫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發軔于晉冀豫敵后抗日根據地。太岳區轄四個專區、三十四個縣，太岳行政公署先后駐設在沁源縣的閻寨、安澤縣的桑曲、沁水縣的鄭莊、陽城縣城關。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它是聯絡華北、西北與中原的紐帶，是人民解放軍打破國民黨軍隊進攻、保衛延安、挺進豫陜鄂、逐鹿中原和解放山西的戰略支撐點與出發地之一。 1940年“晉西事變”后，為鞏固太岳區，加強該地區的軍事力量，根據中國共產黨北方局黎城會議決定，成立太岳軍區，由八路軍第129師第386旅兼軍區領導機關，對外稱太岳縱隊。太岳軍區的第二、三軍分區由薄一波的決死一縱隊負責組建。兩支部隊合并組成太岳縱隊。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終于見到了梁云姐姐，看到我加入了革命的隊伍，姐姐十分高興，緊緊抓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這就是你今后的出路，一定要好好干。同時針對我沒有上過幾天學的情況，給我講述文化知識對一個人的成長和進步的重要性，并且囑咐我在部隊里一定要開始學習識字，并且爭取每天認一個字，堅持不懈，日積月累，就可以掃盲了。 我尊敬姐姐，知道姐姐是好人，也相信她做的事情肯定是對的，她說的話肯定是為我好，因此將姐姐的囑托牢牢記在心中。而且開始堅持每天認字，為我掌握文化知識打下了基礎。 1972年底我從坦桑尼亞回國，利用休假機會，專程到山西省大同市看望梁云姐姐。姐姐作為一個老革命干部，雖然在“文革”遭受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信仰不改，仍然對共產黨堅信不疑，并且用自己的信念給了我許多教誨和鼓勵，我一直不忘。 通訊員的歷煉 我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靈石縣大隊，被分在了基干2連（老鄉王子江分到1連）。當時大隊部正在連隊給部隊指揮員選人當通訊員，看我比較精干靈活，于是安排我去給教導員張耿夫當通訊員。 雖然我不了解通訊員是做什么的，但是我覺得，只要是部隊的安排，我都愿意做，也覺得自己能做好。 1945年2月，打日本人伏擊，由于走漏了消息，被日本人追擊，我從崖上跳下來，腿摔壞不能走了，縣大隊醫生張丙元跳下來將我背回大隊部。由于腿腫淤血，張醫生用刀放血，用日本人的黃色的藥，過了10多天就好了。 1946年12月，靈石縣大隊已經改編為22旅64團3營，這時我被重新安排給營長陳澤夫當通訊員。 在連續不斷地戰斗中，我第一次參加了比較大的晉南戰役。 1947年4月4日，陳賡、謝富治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及太岳軍區部隊共5萬余人，為配合陜北作戰，對山西南部國民黨軍發動反攻。經11天激戰，攻克浮山、翼城、曲沃、新絳等城鎮10余座，接著乘勝南下，連克臨晉、聞喜等10座城鎮，控制黃河重要渡口風陵渡、禹門口。此役一舉摧毀了晉南反動政權的軍事實力與社會基礎，使晉冀魯豫和晉綏兩解放區在黃河三角地帶連成一片，不管是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經濟上，都是晉南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頁。 經歷了這次戰斗，我更進一步認識到我參加革命武裝的選擇是正確的，堅定了繼續革命的決心。 想起那時候參加過的戰斗，至今歷歷在目： 部隊攻打翼城，我們3營擔任堵截任務。一天夜晚，營長帶著隊伍在菜園子里，聽見地里有響聲，營長大聲罵著，讓我去看看是哪一部分的。漆黑的夜里，自己摸黑到地里一看，發現有全副武裝的敵人大隊埋伏在地里，見狀我大叫有敵人，撒腿就跑。戰斗打響了，我的腿也被自己人誤傷了。大家把我送到了醫院，因為沒有傷到骨頭，我堅持輕傷不下火線，一個星期就歸隊了，繼續跟著營長陳澤夫。 營長對我很好，在行軍的路上看到我走不動，他下來讓我騎著他的馬，平時也很照顧我。 上級把攻打安邑的任務交給了64團3營。主攻前，團長帶著營長陳澤夫、副營長王虎安一行人，夜間2、3點鐘摸索到了敵人城樓的碉堡前偵查敵情。 為了看的更清楚，在往前推進時被敵人哨所發現，敵人哨兵大聲喊道: 哪一部分的？團長聞聲撤退時，不慎坐到了敵人的地雷上，頓時炸的天昏地暗，人都找不到了。 這時7連長組織前來搜尋，團長通訊員把團長被炸成兩截的尸體拖了出來，7連長扭頭詢問我營長呢？我從土里摸出了一只鞋，我熟悉這雙鞋，這是營長老婆給他做的鞋，知道營長犧牲了。 副營長被炸飛到20米外，看到7連前來營救的戰士，他誤以為是敵人，朝著營救的戰士開了幾槍，還好因為天黑沒打到人，剩下2顆子彈自盡了。戰斗的殘酷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月后，部隊又安排我去給教導員白尚壁當通訊員。 當時是打運動戰，邊走邊打。由于新兵太多，自己所在部隊翼城戰斗沒有打好，傷亡慘重，被撤了下來，進行短期整頓。 到了部隊，經常參加戰斗，面臨槍林彈雨，生與死就是家常便飯，就是一瞬間的事情，充滿了不確定性。我作為一個稚氣未退的小兵，經歷了大大小小的無數次戰斗，經歷了膽怯與勇敢的考驗，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 于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如何看待生與死？ 要說每個戰士都是英雄，或是都具有英雄的品質，都不怕死，那是假的，也是違反人性的。而且說，勇敢是人自身的一種內在元素所激發的，而不是通過外在的力量強加的。 譬如在我們過黃河時，前面有主攻部隊攻打，自己所在的部隊是在后面。黃河水流湍急，部隊用牛皮包里面裝上稻草做筏子，大家害怕掉到水里，相互抱成一團，根本顧不上打槍，也根本談不上勇敢。 還有一次，1946年2月，在靈石縣的馬河源上，部隊本來是要去打敵人的埋伏，反而中了敵人的伏擊，部隊傷亡很大，部隊撤退時，由于教導員張耿夫穿著鮮黃色的衣服目標太大，被敵人的火力追著不放，不幸犧牲了。指揮員的犧牲，對大家的影響很大，大家的情緒低落、沮喪，直接影響到士氣。 在生與死面前，每個人都接受著考驗，也是逃避不了的，這就需要如何正確對待生與死。 我雖然年紀小，雖然面臨槍林彈雨，但是可能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對于打仗我并不十分害怕，我參加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戰斗，而且多次經歷了死亡的擦肩而過，最終是活下來了，由此逐漸由害怕變得勇敢起來。當時戰友們還說，是你的名字起的好，保佑了你。我覺得不能說是自己命大，幸運之神眷顧了我，只能說部隊鍛煉人，戰斗更鍛煉人。 由于自己是通訊員，因此主要任務就是跟著指揮員，完成指揮員交辦的各種指令，并且照顧好指揮員。 1947年7月，部隊攻打運城，由其他部隊打主攻，我們部隊打外援，追趕逃跑的敵人，這時教導員的胳膊負傷了，我不顧個人安危，把他背到了安全地帶，等待救護，隨后跟隨救護隊護送到了后方的沁水醫院。 在當通訊員的過程中，跟的教導員1946年犧牲了，跟的營長在1947年義城戰斗又犧牲了，部隊里有些人就有風言風語，說我命不好，跟誰誰倒霉，不適合做通訊員。 為此，我感到十分委屈，認為盡管自己很努力，仍保護不了指揮員，就要求在營里做勤雜工作。 南下的考驗 當部隊接到準備過黃河的指令時，決定精簡隊伍。 當時隊里決定派我去護送營長的家屬回老家，自己擔心被部隊落下，不太愿意去，但又不能違抗命令。就這樣護送著營長家屬從安邑縣出發，途經翼城、沁水，到達了安澤縣的營長老家。 任務完成后，我急忙往回趕，這時部隊已經出發了，我連夜尋找部隊，追趕部隊，終于在過黃河前趕上了部隊。 人的一生中，有許多機遇，也有許多考驗，如果缺乏信仰，可能就不會堅定自己的人生目標，患得患失。 當部隊轉戰過黃河時，當時能否跟著部隊一直南下，對每個戰士都是一個考驗，人的命運就決定在自己的選擇上。 說實話，那時每個人沒有那么高的覺悟，更多的考慮的是個人的私利，現在看來，當時跟著部隊繼續前進，是有很大的風險的，搞不好就會掉腦袋。但是如果順利的話，最終會改變命運，享受到革命成果的。 部隊里的山西籍戰士都是來自農村，很多人動搖了，既害怕，又戀家，許多人不愿離開故土，離開家鄉，遂產生了開小差的念頭，很多人當時就脫離了部隊。 我的一個表兄，在64團3營9連當副排長，因為害怕過了黃河以后回不了家了，于是專門跑來約我趁著天黑開小差。當時自己根本沒想過要當逃兵，一門心思只想著去沖去打，跟著部隊打過黃河，因此沒有答應。 當時部隊紀律嚴明，看管很嚴，表兄也沒有逃跑成，留在了部隊，但是后來沒有聯系。一直到1952年，才聽說他過了黃河后，到新安時還是跑了，回去當了農民，以后再也沒有見過。 回想起來，每個人參加革命，既是一種追求，也有很大的風險，有非常多的不確定因素。我們一起出來的山西老鄉，很多人后來都成為我軍的優秀指揮員，而當時開小差的士兵，則留在了山西，到現在依舊生活在農村，繼續當一個普通的農民。 不同的選擇，可能會帶來翻天覆地的命運變化，這可能是我們從剛開始于懵懂中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中所料想不到的，或是壓根就沒有意識。 當時由于沒有家庭的羈絆，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南下，后來的事實證明了這個選擇對了，也是一個新的人生里程碑，奠定了繼續革命的牢固基礎。 回想起來，應該說我們每個人參加部隊，當時一開始并沒那么崇高的理想，也不太懂得革命的道理，更不知道當兵的意義，只是想改變自己窘迫的處境，找到一個可以吃飯的地方。那時，多數人對于所追求的“共產主義”僅僅是理解為“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實際場景和既得利益。 但是，也就是這些愿景支撐著我們在部隊一直干下去的想法。 經過部隊的不斷歷練，我由一個頭腦簡單的小兵逐步成熟起來，開始逐步接受了革命教育，懂得了一些淺顯的革命道理，知道了自己從事的是為大眾百姓謀福利的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并且可以體現人的價值。 入黨 過了黃河，到了河南的靈寶縣桐關鎮，我正式下了連隊，到了64團3營8連7班當班長，王子江是副指導員。 部隊準備打仗，搞戰前訓練，我被分在了投彈組，每天訓練投彈，由于方法不當，造成胳膊脫臼了，腫得老高，投不了彈。又被安排去機槍班當班長，每天扛著機槍行軍。 在一次戰斗中，敵人逃跑，部隊緊追。由于機槍手犧牲，我就代替機槍手，并且吊著一條脫臼的胳膊，扛著機槍行軍，當時還被部隊拍了照片進行宣傳。 通過鍛煉，我認為參加戰斗需要勇敢，但勇敢不是每個人的天性，而且勇敢也不是軍人的必備，在炮火面前，誰都有膽怯的時候，可是當你明確自己的使命后，當你經歷了戰火的考驗后，你就會慢慢的變的勇敢起來。 由于我在部隊的表現突出，打仗勇敢，于1947年7月由王子江介紹入黨，預備期3個月。 記得那是1948年2月22日，在河南省靈寶縣，吃過晚飯，我被悄悄地叫去了大隊部。當時王子江是支部書記，營長衛鳳奇宣布我成為正式黨員了，和我同時入黨的還有一個從閻錫山部隊過來的營長。 18歲的我當時是既興奮又害怕，覺得自己作為一個革命戰士，做一個勇敢的戰士是責無旁貸的。而參加共產黨后，是一種榮譽，而且肩上也多了一個擔子，應該拼命向前。但是那時對于共產主義基本不了解，對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也沒有完整的概念。 轉戰南北 隨后一直跟隨大部隊追擊敵人，邊走邊打，出了大別山，經過江西、湖北、湖南、廣東，進入到廣西。 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部隊準備南下，進行整編，到了河南的白霧渡，我被提拔為副排長。 說實話，副排長不好當，很辛苦，打仗要帶尖兵，晚上要檢查哨所，駐營休整時，要帶著大家搭帳篷。 1949年12月，隨部隊由廣西進入到云南文山的丘北縣。 當時中央派陳庚、謝富治和云南的盧漢、龍云談判，由于當時沒有談妥，因此不準部隊進云南，部隊又回到廣西。 當時如果部隊攻打速度快，可能損失大。盧漢不同意解放，要求起義，由地下黨做工作，談好了條件。當時我只是副排長，不太了解情況，部隊一直在整頓，準備接手云南。 1949年12月9日，盧漢、龍云起義，我們從呈貢進入昆明機場。這時我也當上了排長。 當時由13軍進駐昆明，搞了很熱鬧的入城儀式，我們從東站進入，只是經過，經過金馬牌坊，由西站出去，往麗江方向行進。 至1950年5月24日，陳賡在云南省地師以上領導干部會議上宣布：云南完全解放了。我們聽到后，都非常高興。 部隊到了麗江后，休整了半個月，開始向西藏挺進。中央要求和平解放西藏，命令14軍42師和18軍進入西藏。 我們部隊來到了西藏東南部的林芝市察隅縣（東鄰云南迪慶州的德欽縣，南接緬甸和印度）。 當時是因為國民黨91師的師長田中田率部逃跑，部隊派14軍42師125團3營進藏去追，追到了迪慶、梅里雪山，但是沒有追上，聽說他跑到印度了。 部隊留守在察隅，時間長了，部隊缺乏給養供應，因此決定由二排副排長帶一個班留下，其他人撤回德欽，這時18軍也進入到西藏，和14軍會合。 我們撤到了德欽，負責運輸糧食。那時條件簡陋，運輸糧食的方式是人背馬馱。從德欽到察隅，運輸一次糧食則需要7、8天時間。當時從麗江出發，每次需要用兩天的時間翻越過梅里雪山，每背1斤糧食到了察隅就只剩七兩了。而且背著糧食晚上沒有住處，自己搭敞篷，夜里凍得渾身發抖，到了察隅又熱得受不了。就這樣堅持了一年時間。 1950年8月，天氣好轉，雪山表面的雪也融化了，這時留守的人越來越少，大多數人都撤回來了。 記得當時部隊糧食不夠吃，有一天在流騰江邊，戰士把柳樹發的芽吃了，突然來了手里拿著大刀的10多個藏族人，圍著部隊喊叫著要打要殺。當時自己也很害怕，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不懂得如何處理民族問題，只好邊給藏族兄弟說好話，邊帶領戰士們打掃衛生，做好事，還拿出“半開”（半開銀元即清政府所批準的銀鑄幣中的2號銀元，每兩枚抵1號銀元一枚使用）給他們，總算是渡過了危機。 1950年，參加了解放西藏的昌都戰役后，部隊又返回德欽，我調任副指導員。當年，中央談判成功，西藏和平解放，我們跟隨部隊撤回。 1951年，達賴喇嘛在印度煽動西藏自治區的藏民暴亂政變，部隊組織開始西藏剿匪，我們所在部隊沒有參加，由迪慶、中甸、麗江撤回。 1951年初，我又回到了劍川任指導員，當時的任務是修營房。 　　1952年我去麗江參加了部隊的文化學校速成班，并且擔任支部書記。 整修中，部隊登記受傷的人，確定發放殘廢證，標準是傷到骨頭就可以認定負傷殘疾。 我曾經三次負傷，本來符合要求，可爭的人太多，自己決定不去爭這個，因為我想到參軍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想到犧牲的營長和教導員什么都沒有，自己的負傷真算不了什么。如果我們都去爭這些，那不公平，怎么對得起死去的戰友，想到這些，我不由得著抱頭痛哭。直到當了軍政委后，在每次評定時，我還是拒絕了。 幾個月后，部隊整編擴建，我調回部隊。 1953年2月，我被正式任命為營教導員，和靈石老鄉王潤成營長成了搭檔。王子江當時已經是老教導員了。 1954年，我回到了125團3營當教導員。 1955年，部隊派我去北京的中央團校學習，當時學的是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共黨史和蘇共黨史等課程，學習任務太重，很多有文化的學員都受不了，更何況像我這樣沒有文化基礎的學員。但是我堅信，沒有文化，就做不好工作，因此沒有放棄，堅持學了下來。 由于在北京學習，課余時間，我有時跑到梁云姐姐家（她在國家計委工作），向她述說自己思想上的困惑，聽取她的指點。姐姐不僅是我的親人，而且是我的良師益友。 一年后，我回到原部隊任教導員。 1957年至1958年，部隊赴涼山剿匪。 信仰 期間還發生了一個插曲： 由于我工作上積極肯干，并且任勞任怨，因此得到軍政治部領導的賞識，他們認為我是一個干部苗子，非常有培養前途，就把我借調到軍政治部組織處搞青年工作。 但是機關的主要工作就是抄抄寫寫，而我文化水平低，自認為勝任不了，干了一年多，由于工作壓力大，導致神經衰弱，每天都睡不著覺，領導又安排我去安寧的溫泉療養院療養了半年。 回到機關后，由于被分配為打雜的工作，因此我感到很委屈，心中悶悶不樂，影響了工作情緒。 1958年，我要求轉業，當時省民政廳的廳長白玉秋主動邀我，讓我轉業到民政廳。當時部隊有的領導認為我缺乏紀律性，不同意我去民政廳，讓我服從轉業分配。 1961年，我寫的要求轉業的報告報到了14軍軍部，當時的軍政委是王硯權，我曾經跟隨過他一起下過部隊，他很了解我，認為我是一個好干部，不同意我轉業，希望我繼續留在部隊。他知道我只是不愿意呆在機關，就讓我下連隊，就這樣，我又留在了部隊。 回想起這件事，我心中也有愧疚感，雖然覺得部隊有些領導處理問題不妥，但是也同時檢查自己，覺得自己存有私心雜念，有負組織的信任。 這里不能不說到，堅持信仰是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所必備的品質。 應該說我們在參加革命時，多數人初期的目的和理想是模糊的，只是一種政治潮流的席卷和一種個人出路的選擇，每個人在懵懵懂懂中希望通過參加革命去進而實現人生命運的改變。至于說最終結果是什么？可能當時大多數人在思想上沒有一種明晰的預期和答案。 后來，我們漸漸地相信共產主義是值得追求的，它們能賦予人的存在的某種特殊意義，并且具有人們值得為這種理想而犧牲的正當性。 于是，開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對所經歷的事情有了自己的認識和自己的主見，開始考量革命給每個人帶來的影響、帶來的追求和向往、帶來的激勵作用、帶來的人生轉變，開始思考一個人的信仰對一個人的發展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驅動作用。 作為一個軍人，在長期的戰斗中，我們都有一個認識：凡是戰斗，不可能百分之百穩操勝劵，也不可能不付出代價，我們參加的戰斗也經常出現失利現象，但是我們最終之所以能夠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是因為我們是正義之師，是為了勞苦大眾。 留在了部隊，我沉下心來，決心在部隊干一輩子。 援越抗美 1964年本來要到126團，當時身體不好，體重還不到60公斤，陳哲民為了照顧身體不好的我，就讓我去炮團任副政委，老鄉王子江是政委。 1966年，援越抗美時期，我帶領42師高炮營參加援越抗美。 當時昆明軍區4個高炮營參加，37師、13軍軍部、40師都是副師級帶隊，只有我是副團級帶隊。 由于彼此職級不相稱，既影響一起研究戰斗指揮工作，還要負一定的責任，因此給開展工作帶來不利影響。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提，只能適應這種情況，默默地盡自己的努力去完成指揮任務。 在越南作戰一年，不論干旱陰雨，不論白天黑夜，冒著敵機的轟炸，和戰士一樣住貓耳洞，和戰士在一起共同戰斗。共打掉2架敵機，重創14架，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隊。 需要指出的是，在越南的戰斗是非常殘酷的，特別是在上級決定要我們撤回的當天，部隊在越南安沛省寨浮地區還沒有來得及撤出陣地，就遭到了敵機的轟炸。 當時我已經全身被泥土掩蓋，警衛員李文斗不顧自己的安危，爬到我身上掩護了我，我與死神擦肩而過。 駕駛員羅仁柱是我專門去炮團挑選的，表現很好，給二連開炮車時被敵機炸死了，遺體就留在了越南。整個炊事班都被炸了，爐灶炸翻了，兩個炊事員都被炸傷了。那種場景，現在回想起來還是令人心有余悸。 1967年7月回國，趕上“文化大革命”，許多部隊參加了“支左”，在過程中有的部隊由于掌握不好政策分寸，也或多或少得到許多教訓。 1969年12月，我調42師任副政委。 軍事援助 1970年1月，我奉命出任中國駐坦桑尼亞軍事專家組副組長，歷時3年，幫助當地的國防軍7營進行軍事訓練。 我是第一次出國，而且是比較落后的非洲，無論是語言交流還是飲食習慣，都非常不適應。 但是，我是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來的，肩負軍事援助的使命，既來之則安之，因此應該克服一切困難，保證完成任務。于是，我在開展正常的工作之后，也努力和黑人朋友融洽相處，還經常在一起喝奶茶吃面包，相互交流。 專家組本來定的為期兩年，但是兩年期滿后，由于當時原定去接替我的31師副師長因為林彪事件接受審查，因此去不了，我又多呆了一年。 直到1973年才回國，順便也回老家將家眷接回云南。 回國之后，繼續任42師副政委。 1981年，部隊在中越邊界打扣林山，中途我奉命調41師任政委。 家庭 　　需要說明的是，19 年，我和家鄉的楊計瑞結為夫妻，并且相濡與沫，一直走到今天。 之后，共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已經長大成人并且已經成家，還有了第三代，可謂家庭幸福，子孫滿堂。 在培養孩子們的過程中，我都有意識地讓他們都參軍入伍，到部隊歷練，這對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走好人生之路起到了打基礎的作用。 新的工作崗位 1983年5月，我擔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四集團軍政治委員。 作為一個農村出來的孩子，我在部隊里得到鍛煉，并且得以成長，并且陸續走上指揮員的領導崗位，特別是擔任軍政委之后，我深感職務變了，對自己也是一個重大轉變，身上的擔子更重了，責任重大。 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我認為培養一只能打勝仗的軍隊，軍事素質是一方面，政治素質也是重要的方面，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因此，我團結和依靠軍黨委一班人，在注重和加強部隊的軍事素質訓練的基礎上，更從長遠的角度重視和加強部隊的發展和建設。在保證黨對部隊的領導的基礎上，通過加強提高部隊的政治素質，推動實現部隊現代化建設。 在十四軍的政治工作方面，我們始終強調的是：英勇是軍人的基本品質，堅韌是軍人的職業特征，奉獻是軍人的最高境界。 這些精神，作為軍魂，已經鐫刻在十四軍的每個指戰員腦中，形成十四軍的軍風，造就了十四集團軍的光榮傳統。 雖然自己已經成為一個部隊的高級指揮員，但是從軍隊長遠發展來看，對照黨和人民的要求、對照職位標準，深感自己還相距甚遠。自己常常告誡自己，一定要謙虛謹慎，不可居功自傲。 為此： 首先，我一直沒有放松理論學習： 應該說，真理的探索是艱難的，往往因為我們作為一個軍人，很多時候是不注重思考而只注重行動的，我們的行動是被構成我們日常經驗的信念和既有的知識體系所支配的，我們習慣了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喜歡執行而不去過多的思考和提問。 而部隊的耳濡目染，讓我從一個普通農民的狹隘的視野中跳出來，開始站在人類的高度想自己的使命，并且通過學習不斷更新和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 其次，我一直沒有放松自我修養： 我作為一個從普通戰士成長起來的軍事指揮員，深刻認識到戰爭時期時打仗、和平時期育人的道理，不斷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既要帶兵如子，把每個戰士當做自己的孩子相待，要幫助他們掌握軍事本領；同時要慈不掌兵，嚴格要求每一個指戰員，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革命英雄主義，培養他們的軍人品質、軍人意識和軍人精神，塑造軍人本色。 第三，我一直沒有放松自我約束： 作為一個軍人，在和平時期，外部環境變了，對每個軍人也是一個考驗，特別是后來我看見在繼續革命的路上倒下的不少將軍，有些都是我熟悉的，也和我一樣的出身，也都成為英勇善戰的高級將領，但是沒有倒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下，卻沒扛住金錢的侵蝕，成為和平時期的階下囚，我們為他們惋惜，也對自己警鐘長鳴。 我時刻提醒自己，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孩子，是人民養育了我，我要永遠將人民視為父母，永遠保持自己的本色。 而能否保持一個革命軍人的氣節，不居功自傲，努力克服權力和金錢的侵蝕，拒腐蝕永不沾，是一個革命軍人一輩子的事。 1984年1月，我和軍長劉子波到昆明，接受了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傳達的鄧主席的命令，攻打老山，收復老山實地。 回來立即召開軍黨委會，并將主攻任務交給40師。我們帶領40師趕赴老山前線，住在貓兒洞，在前線指揮部隊作戰，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85年昆明軍區撤銷，14軍和11軍合并為第十四集團軍。 1986年部隊移防到昆明。 1987年7月，我作為代表，參加了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并且受到了朝鮮的金日成主席的接見。 1987年7月，我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13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后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1988年7月8日，被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 在歷時51年的兵馬生涯中，我得到了部隊的培養，經歷了各種戰斗的考驗，多次負傷，并且得到了許多榮譽，包括先后榮立大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兩次。 1993年7月，我年齡滿63歲，服役期滿，中央軍委批準離職休養，徹底解甲歸田。 離開部隊，五十一年的風風雨雨至今難以忘懷。作為一個老兵，我腦中揮之不去的是身邊每個已經犧牲的戰友的影子。 對戰友們的懷念，讓我開始更深刻地思考著如何處理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思考著一個軍隊和一個軍人的使命問題。 作為一個老兵，我反對黷武主義，并且不希望世界上再發生人類間相互殘殺、刀槍相對的景象。希望世界永遠保持和平，人類能夠和諧共存。 作為一個老兵，我完全理解，軍隊的使命是用武器保家衛國，我們并不懼怕打仗，但是我們不希望打仗，而我們過去之所以打仗，目的就是今后不再打仗。 作為一個老兵，我更希望我們軍隊將來的使命是化解戰爭，并且逐步轉變為幫助人民處理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危害。 我所在的部隊 我所在的部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集團軍，對于自己的部隊，我充滿了感情，充滿了自豪感。 第14集團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具有悠久歷史的部隊之一。 部隊的前身是山西省的決死縱隊。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太原國民師范學校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第一總隊。同年10月，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第一總隊擴編為“決死第一縱隊”魯應麟任縱隊長，薄一波任政治委員，轄第1、第2總隊。 1938年春，又成立第三總隊，7、8月又成立游擊第1、第2團和第三專署保安第5、第6團等部隊。 1939年12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十二月事變”，進攻八路軍晉西支隊和抗敵決死縱隊。 在晉西北區黨委和第120師組織掩護下，晉西支隊和決死隊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粉碎了閻錫山發動的“十二月事變”。 隨后“決死縱隊”經過政治整軍，按八路軍建制整編，仍沿用“決死縱隊”番號,下轄第25、第38、第42、第57、第59團。縱隊長兼政治委員薄一波，副縱隊長牛佩琮，參謀長顏天民。 1940年11月，晉西北軍區成立，“決死縱隊”編入晉西北軍區。 1941年初，晉西南地區洪趙支隊進入太岳區，歸決死縱隊第一縱隊領導。 同年1月14日，決死縱隊第一縱隊兼太岳軍區。 8月，決死縱隊第一縱隊改稱決死第1旅，歸八路軍太岳縱隊建制。陳賡任司令員，薄一波任政治委員，轄第1至第5軍區，屬八路軍總部建制。 1942年1月，歸八路軍第129師建制。 1942年冬，日寇占領山西沁源，進行“山岳剿共實驗”。決死縱隊第1旅奉命成立“沁源圍困委員會”，實行圍困戰，并組織野戰部隊和民兵基干隊，在全縣13個區進行游擊活動，最后，迫使日偽軍撤離沁源城。 1943年3月，決死縱隊第1旅隨同軍區部隊先后進行了濟垣戰役、像北戰役。 1945年8月，決死第1旅參加戰略反攻，先后收復縣城7座。 1945年10月23日，太岳軍區奉命改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陳賡任司令員，謝富治任政治委員。下轄第10、第11旅、第12旅。 其中決死縱隊第1旅改編為第11旅。 第4縱隊組成后，隨即參加了上黨戰役，出擊同蒲鐵路（大同―風陵渡）南段，在霍縣（今霍州）、趙城（今屬洪洞）、曲沃、翼城地區作戰。 1946年3月，部隊在曲沃地區整訓。 1946年6至9月,參加聞(喜)夏(縣)、同蒲、臨浮戰役。 11月至1947年1月，參加呂梁、汾孝等戰役。 1947年1月27日，中央軍委決定，太岳軍區地12旅改稱太岳軍區第23旅。 　　2月，太岳軍區又以第1軍分區新編第7團、第2軍分區警衛團、第4軍分區獨立第5團組成第22旅。 1947年3月，晉冀魯豫軍區決定由太岳軍區第1軍分區新編第7團、第2軍分區警衛團、第4軍分區獨立第1旅在山西省靈石地區組建太岳軍區第22旅。 4、5月，第4縱隊及第22旅在晉南地區參加攻勢作戰。28日，以太岳軍區機關一部與第22、第23旅合編組成第8縱隊。并先后參加了汾孝戰役、晉南攻勢和鄉寧、聞夏戰役。 1947年7月，第4縱隊及第22旅歸陳（賡）謝（富治）集團指揮。 8月下旬部隊強渡黃河，挺進豫西。先在潼關、洛陽間往返作戰，后轉戰伏牛山麓，開辟豫西根據地。 11月，以第11旅第33團組建豫西第7軍分區。第22旅列入第4縱隊建制，其第64團調歸豫西第1軍分區指揮。 1948年1月，第4縱隊在襄城、方城地區進行新式整軍。 3月，參加洛陽戰役，與華東野戰軍第3縱隊一起，全殲國民黨青年軍第206師等部共2萬余人。 1948年5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改稱中原野戰軍第4縱隊，仍歸陳謝集團指揮。參加宛西、宛東戰役和豫東戰役。 11～12月參加淮海戰役。攻占符離集車站，斷敵退路; 在南坪阻擊援敵，保證主力部隊于雙堆集殲滅黃維兵團。 　　1949年2月14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于統一全軍編制和部隊番號的命令，由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太岳軍區的“抗敵決死第1旅”、解放戰爭時期中原野戰軍第4縱隊第11旅、第22旅和在淮海戰役中起義的國民黨軍第110師在河南省漯河地區共同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軍，隸屬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共2.3萬余人。軍長李成芳，政治委員雷榮天。 原轄第11旅改稱為第40師，劉豐任師長，候良輔任師政治委員; 第22旅改稱第41師，査玉升任師長,丁榮昌任政治委員； 由淮海戰役中起義的原國民黨軍第110師改編組成第42師，廖運周任師長，張子明任師政治委員。 4月，第14軍參加渡江戰役，作為第4兵團第二梯隊過江，切斷浙贛線，配合友鄰部隊解放南昌； 再由贛州南進，直插三水城下，威逼敵第103師師長曾三元率部起義。 爾后部隊繼續向高要、鶴山追擊，在宅梧地區將敵第91師包圍，迫敵師長劉體仁以下1700余人投降，卡住了北江、西江匯合點，控制敵人逃竄廣西的要道。 接著向陽春、陽江方向追擊，經九天九夜連續行軍作戰，在陽江地區殲敵第50軍、第39軍、保安第2師第13兵團部、第21兵團部等4萬多人。國民黨海軍第4巡邏聯合艦隊官兵500余人，率11艘軍艦向我投誠。 7月，隨兵團歸第四野戰軍指揮，參加湘贛戰役。 8月在江西省遂川地區整訓，全軍兵力增至3.1萬余人。 10～12月參加廣東、廣西戰役，后隨兵團歸回第二野戰軍建制。 廣東戰役結東后，第14軍進軍廣西、云南。 經茂名阻擊戰斗、博白追擊戰斗后，部隊晝夜兼程，強渡欽江，直插欽州，粉碎了白崇禧集團逃往海南島的企圖。 隨后，部隊入滇，在大班、麗江、保山一帶完成了剿滅匪患，幫助地方建立政權等任務。 1950年1月在南寧作短期休整后，向云南進軍。并參加了西昌戰役。爾后在滇西邊境擔任剿匪作戰任務，并多次擊退境外國民黨軍的進攻，保衛了云南西部邊境西雙版納地區的安全和穩定。 1950年3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精神，第14軍兼云南軍區所屬滇西衛戍，歸第4兵團兼云南軍區建制。 4月，第14軍兼云南軍區所屬滇西衛戍區，部隊執行剿匪作戰、改造起義部隊等任務。 9月，第42師第126團、第125團第3營及輜重團參加進軍西藏。 　　全國解放后，第十四軍奉命一直駐守云南。 1959年第十四軍派出部分部隊參加了西藏平叛的戰斗。 1968年第十四軍移防昆明。 1979年第十四軍參加中越戰爭，為西線主力部隊，攻占越南黃連山省省會老街，強渡控制了紅河渡口，勝利完成任務。 1984年4月28日，第十四軍第40師發動老山戰役，攻上老山主峰，并占領老山、者陰山。隨后的幾年，在老山地區展開了激烈的防御作戰，被授予“老山英雄團”。 部隊的建制于1985年編成，原代號為35201部隊，后代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77200部隊，隸屬南部戰區，軍部駐地為云南省昆明市。 2015年9月3日，第十四軍作為10個英模部隊的方隊之一，在天安門前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徒步接受人民的檢閱。 2016年2月國防和軍隊改革，五大戰區陸軍相繼成立或調整組建，原7大軍區的番號也被撤銷。第十四集團軍歸屬南部戰區指揮。 2017年，第十四集團軍在新的一輪的軍改中被裁撤，所屬各部分分流至新組建的第75集團軍和第77集團軍。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第十四集團軍戰功卓著，英名遠揚，留下了不朽的業績。第14集團軍在革命歷程中將星顯耀，包括： 薄一波、陳賡、李聚奎、王新亭、謝富治、周仲英、王鶴峰、牛佩琮、李成芳、周希漢、范朝利、劉有光、蔡愛卿、廖運周、雷榮天、王啟明、查玉升、梁中玉等開國元勛。 何其宗、廖錫龍、王祖訓、朱啟、劉亞紅、趙宗歧等高級將領也均在第14集團軍工作或戰斗過。 第十四集團軍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剿匪等作戰中，分別涌現出一批先進個人和集體： 著名的太岳區戰斗英雄胡尚禮、祁保祿；寧死不屈的戰士馬冠群、全國戰斗英雄劉子林、候廷選、張玉琦、高文魁等； 榮獲鋼鐵防線“守如泰山”的第118團2營、“剿匪模范”的第119團第2營、第3營；有第122團的“水上英雄”第4連、“突破天險”的第6連等英雄集體。 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和英維集體記錄了時代進程，見證著每個生命個體在歷史長河中閃耀人性光芒，品味到平凡人物在歲月流轉中綻放生命之美，他們的英雄事跡一直留存于歷史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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