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人家”之雜談

信筆隨心

追完了近來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小巷人家”。<br>故事雖然發生在蘇州，卻讓我們這一代有很大的代入感，所謂的感同身受吧。<br><h1><b><u>建筑系</u></b> </h1>劇中莊圖南報高考志愿時，曾在上海交通大學和同濟大學之間游移不定。最后還是選了他理想的同濟大學建筑系，差點因為微弱色弱沒被錄取。<br>那個年代全國前十所最好的大學，上海就占了三所：復旦、交大和同濟。同濟大學的建筑系，更是其享譽國內業界的門面專業。<br>八、九十年代，建筑系只有兩個四年制專業：工民建（工業及民用建筑）和城規（城市規劃）。工民建是每年同濟大學錄取分數最高的，而且進入這個專業還要求有一定的繪畫基礎。因此，工民建學生可說是同濟大學的驕子。<br>同濟大學校門口左右兩側中軸對稱的四層大樓為教學南樓和北樓，由建筑系教師設計，建于50年代。墻面裝飾中國傳統圖案，含復古元素，是建筑系的代表性作品，成為同濟大學標志性主樓。剛進校時，我們在教學北樓東邊的梯形教室上過高等數學課，有時抄近道會經過建筑系。<br>工民建專業教室和一般教室不同，里面一人一張繪圖桌，日光燈也多一些。每次路過門口，都可以看見有學生趴在案前用功。<br>早年間，同濟校園曾有一景觀“三好塢”，是著名園林大師陳從周教授設計的。“三好塢中千尺柳，幾人知是薛公栽。”他詩中的薛公為50年代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景觀原有的亭、橋均在浩劫中被毀，后來得以重建，并新加修一假山。可主事者在園林方面造詣尚淺，新“三好塢”未得陳從周教授設計之精髓。好在“三好塢”保留了下來，成了頗具校園色彩的一個地段。<br>“建筑是凝固的藝術”，對我這個門外漢來說，的確不太懂個中奧妙與樂趣。<br>平日里，我們上下課或進出校園，會走“三好塢”前面那條水泥路。有時會見到路旁有工民建剛進校的新生，捧著畫板坐在小板凳上，聚精會神地寫生。一次，我好奇地停下腳步，站在一女生后面觀看她作畫。從那個角度望過去，半遮半掩的樹叢后面是幾棟不起眼的小樓，景色略顯紛雜。我忍不住跟身邊同學輕聲嘟囔了一句，“看上有點亂哦”。沒曾想，那女生竟轉過身來，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鏡片后面投出的清澈眼神，讓我頓感些許心虛，仿佛坐著的不是她而是我，佯裝趕時間“落荒”而去…。我就讀的專業為五年制專業，第一年以德語學習為主。<br>記得上德語課時，時有工民建幾位同學坐在教室后面旁聽。其中兩位印象給我較深，從舉止看倆人像是情侶關系，教室食堂同進同出的。那會兒禁止校園戀愛，因此倆人表現還比較矜持收斂，不像現如今的學生，即便在公開場合都會不管不顧地“摟摟抱抱舉高高”。<br>那位女同學可了不得，是校園風云人物，只聽說她姓黃。校園里大小活動都有黃同學的身影，捧著一臺相機四處里咔嚓，校報上經常有她發表的作品。后來聽說，這倆人畢業后成了家，之后去了德國慕尼黑留學。留學期間，黃同學出版過一個相集，圖文并茂，以一個東方女性的視角和感知介紹慕尼黑。不幸的是，夫婦倆出了一場嚴重車禍，丈夫傷重不治，她自己也留下了后遺癥，天妒英才啊!<br>劇中的同濟建筑設計院是一個四方的院子，同濟校園里面沒有這樣的建筑。<br>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成立于79年，四年后搬入外語樓東邊的設計樓。2011年，同濟大學在四平路原上海汽車二場舊址新建了設計大樓，設計院這才從同濟校園遷出。還在當學生的時候，就聽說建筑設計院工作繁忙，大樓里的燈光每天都亮到很晚。<br>我畢業留校那年，上海被列為第二批對外開放城市，隨著中央政策逐步放寬，上海正式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這時，建筑設計院愈發繁忙了，工民建教師都在外接項目，自己忙不過來就讓研究生幫襯，象征性地支付一點辛苦費。我離開同濟前就聽人說，工民建的教師們個個腰包掙得鼓鼓囊囊的，出國進修都不愿意去了；研究生們也嘗到了甜頭，樂不思“讀”…。<div><h1><u><b>住房難</b></u></h1><div>劇中說的住房難，很容易喚起我們這一代人的早年記憶。比起上海來，蘇州的“住房難”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br>我算是很幸運的，從小至大沒有遭受過“住房難”之苦。<br>機院家屬區的住房，雖談不上寬裕，也不算窘迫。住東堂那幾年，雖說三代人同室而居，人均居住面積至少有6平方之多。文革后落實政策，舉家搬至311號二樓，21平米的兩居室，常住人口5人，也能說得過去。</div></div> 回上海后，我平時住學校宿舍，僅在周末回家，晚上在父親房間臨時搭個行軍床湊合一晚。次年，搬至325號底層三居室，住房條件得以徹底改觀。<br>大學期間，曾去過曲阜路一同學家。他家住二層，樓梯還挺陡，樓梯中間側壁開著一扇拉門，小得僅供人鉆進去，里面高約一米，只夠攤一個地鋪，同學說這是隔壁鄰居晚上睡覺的。同學家老房子挑高有三米左右，房間入口的上方搭建了一個高不足一米的隔層，同學說他晚上就躺在里面。在這上面睡覺，感覺和那樓梯隔間半斤八兩。<br>弄堂里老克拉調侃說，不管如何，人能躺平睡覺就已經很不錯了。<br>畢業那年，參加市里第三梯隊培訓時聽過一次報告，印象十分深刻。報告說，上海住房條件最差的區當屬閘北、虹口和楊浦，閘北尤甚。說閘北有一個四口之家，全家擠在一個僅為6平米的單間里，每人均攤面積還沒一張單人床大。兩個未成年孩子和母親睡一張大床，父親只能半躺著蜷縮在躺椅上，兩腿伸在飯桌下面，翻個身都得小心翼翼…。<br>那個年代，諸如此類的“住房難”，在上海可謂是司空見慣，要說難，還能找出更難的！莊家和林家的小院風格，看上去很像上海的本地房。這么好的條件放在上海，估計本地人嘴都得笑歪。記得周立波在他的海口清派里調侃過上海本地房，形容弄堂窄得兩邊樓房幾乎挨在一起，夏天開著窗吃飯，一個不小心筷子都能伸進對過人家的菜碗里。<br>雖說這個笑話有點夸張，但也是不爭的事實。我目睹過本地房的“無序”擴張，從一間單間逐次拓展成多間，從一層向上翻蓋成兩層或三層…。插隊時，好幾個插兄都住在本地房里，我參加過一次插兄家的本地房翻蓋。親眼目睹了本地人超強的“擴張”能力：他們請來四方親朋好友，一日之間就將平房生生加高了一層。<br><h1><b><u>回城難</u></b> </h1>劇中貴州插隊的莊樺林千方百計把兒子向鵬飛送回蘇州讀書，李佳在黑龍江的父母為弟弟在上海落戶和家人吵得不可開交…。<br>天經地義，人都有戀家情節，上山下鄉的知青，沒有人不想回家，可回家路漫長又艱辛。<br>我插隊的知青點，半數以上通過病退、頂替等各種緣由都返回了上海。79年，云南農場“橄欖壩事件”引發的知青上訪，最終給上山下鄉運動畫上了句號，隨之而來的是席卷全國的知青返城大潮。然而，吃上商品糧的知青不在返城政策之內。“魚有魚路，蝦有蝦路”，為了向上海靠攏，這些知青采取了“曲線救國”的迂回戰略，通路子找關系，想方設法往上海附近的城鎮調動。有條件的干脆停薪留職，直接回了上海。<br>我認識的江西廠礦知青，大部分都遷到了近上海的江浙一帶，有通過熟人關系調過去的，有經人介紹與當地人結婚的，…，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br>隨著政策逐步開放，知青子女戶口允許遷入上海了，城市憑空又增加了不少人口。<br>知青大量返城，生存成了極大的問題，找工作難，居住更是難上加難。知青的回流，讓原本人滿為患的城市愈發擁擠起來，更何況還有拖兒帶女的知青。劇中李佳祖父母家，向鵬飛外祖父母家，包括莊家鄰居王家，都產生了相同的矛盾：戶口落哪兒？回來住哪兒？<br>一位插兄朋友，參軍退伍后分回縣城工作，還與當地人成了家。停薪留職回上海后，他找不著工作，只能每天早晨推著小車到附近賣餛飩，以維持三口之家的生計，苦不堪言…。<br>還有一位插兄，“病退”回滬后，里弄安排他去了羊毛組上班。一個精壯的小伙子，掙一份可憐巴巴的薪水，渾身力氣沒地方用。改革開放后，他辭去了羊毛組的活兒，在軍工路上的上海機床廠門口擺了一個自行車修理攤，生意還算過得去。女兒出生后，家里開銷一下子捉襟見肘起來，他不得不關了鋪子，開起了長途運輸車…。<br>有朋友說，得虧我當年走了考學之路，要不也會和大部分知青一樣，后面的路走得曲折艱難。現在想來，我的確應該額手稱慶。<div><h1><b><u>命與運</u></b> </h1></div><div>此劇中，對林棟哲印象比較深。<br>一個雞飛狗跳的淘氣包，從小學到高中成績一直穩定在班級末位，居然能一舉考入上海交大，天差地別的變化著實令人咂舌。</div> 說來也怪，高考中發揮好的大多都是男孩子。我大學班上，約百分之九十為應屆生。好幾位同學都說，他們上初中時，班級里成績好的多為女生；進入高中后，年級排名最前面的通常男生居多。<br>老一輩人常說，男孩子玩心重，懂事晚，也許還真是這個道理。<br>我的小舅子就是這么過來的。從小學開始，小舅子就癡迷“淘廢品”，喜歡往廢品收購站里鉆。有一年夏天，還惹來一身疥瘡，上藥時疼得吱哇亂叫。每天回家，他都把自己搞得臟兮兮的，除了褲襠沒破沒開線外，跟劇中林棟哲小時候沒什么兩樣。由于“業務忙”，小舅子學校作業無法“親自”完成，于是拉著姐姐們“代勞”，一頓猛抄交上去敷衍了事。初中時，他又擺弄上了機械物件，喜歡拆開了再裝回去，學習成績始終在中游晃蕩。進了初三后，他跟林棟哲一樣，莫名其妙就刻苦了起來，考入了上海市一所重點高中。高考那年，他以高分被醫學院錄取，成為三甲醫院的一名優秀醫師。<br>記得大慶王進喜說過這么一句至理名言：“井無壓力不噴油，人無壓力輕飄飄”。學習是需要內在動力的。至今也沒人弄明白，是什么“激發”了小舅子，讓他具有如此的爆發力。高考之前，林棟哲一直沒開竅，聰明勁沒能用在學習上，成績一直在班級里墊底，幾乎讓他母親都不抱任何希望了。源自對莊筱婷懵懵懂懂的感情依戀，他高考前開始發狠，憑著江蘇高中復習的底子，一舉突破廣東高考錄取分數線。<br>八十年代，不管林棟哲愿不愿意學習，至少教育系統已經步入正軌。而被動亂所耽誤的我們這一代，沒能好好上過學，69屆初中生僅具小學畢業水平，文化底子太薄。當年，我不甘心在煤礦渾渾噩噩混日子，玩命自學補習，連續三年參加高考，愈挫愈勇，就是想回上海（見拙篇《知青歲月篇：人生之轉捩》）。<br>讀書這事，努力只是一個方面，天份也很重要。天份是“前世里修來的”，這句老話雖然帶有迷信成分，但也不無道理。<br>大學期間，寢室里的一位周姓同學，讀書極有天賦。平日里也不見他如何用功，雖說并不拔尖，卻一直穩定在中上水平。大考前，大家苦哈哈地在教室里熬夜復習時，他卻在寢室里若無其事地聽聽收音機，看看閑書，喝喝茶下下棋，每次考試卻總能獲得不錯的成績。《紅樓夢》里有一副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劇中林武峰深諳此道，比起莊超英來，他洞察世事的能力可強太多了。林武峰喜歡將“一命二運三風水”掛在嘴邊，而他最看重的還是“命”和“運”。<br>這句老話的全句是：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功德五讀書，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貴人十養生。十一擇業與擇偶，十二趨吉要避兇。根據排列順序，“讀書”只排在第五位，“命”和“運”的確才是人生至要。<br>事實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過人之處，不必“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都去走考學這一條路。向鵬飛高中畢業后就踏入社會，開了公司當了老板，日子也過得風生水起，完全不輸林棟哲和莊家兄妹。<br><h1><b><u>畢業季</u></b> </h1>八十年代的畢業分配，對每個大學畢業生來說是決定今后命運的關鍵。 <p class="ql-block">那會兒實行的還是統分統配政策，從工農兵學員起，畢業分配基本原則是“哪里來哪里去”。除了落實高教局下達的指標，學校每年分配方案也是以此原則為參照。</p><p class="ql-block">新三屆（77、78和79）的前兩屆里，有不少從外地考回來的上海知青，考學目的基本一致：無論單位好壞，只求留在上海。每到分配季，都會出現個別不服從分配堅決不離校的，讓學生處領導十分撓頭。</p><p class="ql-block">畢業季這個學期，校學生處會提前將分配方案下達到系，系轉達至各畢業班的班主任和指導員。畢業分配工作中，或多或少都會摻雜一點個人情緒，平日里犟頭倔腦不服管的，即便去了想去的城市，一般也是人家挑剩下的。</p><p class="ql-block">劇中，李佳有上海戶口，但父母仍留在東北農場，很難確保畢業能留在上海。她拒絕莊圖南，除了莊圖南蘇州戶口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暴露戀情，引起“非議”。</p><p class="ql-block">李佳這種擔心不無道理。當年，同濟大學78屆畢業生里就有這么一對，男的哈爾濱人，女的北京人。倆人談上戀愛后，指導員和班主任屢勸不聽。分配時，倆人再三懇求無果，最終各自被分回了原地。</p><p class="ql-block">當然，為了愛情犧牲的也大有人在。我所在的系學生會有一個上海籍的文藝委員，與我同屆不同專業。大學期間，她迷上了高一屆的校學生會文娛部長，倆人經常同進同出，形影不離。這個文娛部長畢業后回了南京工作，于是她義無反顧地放棄了上海戶口，追隨去了南京。可憐見的，到了南京她才得知人家還在大學時就已經成了家，結果原配夫人不依不饒地鬧上她單位，不亦樂乎…。</p><p class="ql-block">諸如此類，舉不枚舉。</p> 79屆畢業時，“哪里來哪里去”分配的原則較之前兩屆已然松動了不少。<br>畢業前最后一個寒假，班上好幾個外地同學都沒回家過年，留在學校積極備戰考研。有老師問我，學習成績那么好，為什么沒有加入他們。我苦笑不語，研究生最后也要面臨畢業分配，趕早不趕晚，而立之年的我當以“自立”為首要。以當時我的政治條件，真讓離開上海，我也必須無條件服從。因此，我別無他想：工作地點離上海越近越好，如果能留上海，任什么單位我都可以去。最終，我留在了學校的教研室工作，兩年后還是“隨大流”考了在職研究生。<br>根據劇情，莊圖南和李佳是87年畢業的，是學弟學妹。<br>畢業后，我連續負責了兩屆畢業生的分配工作（見拙篇《同濟記憶：推己及人》）。近九年離鄉背井的經歷，讓我基本默許“哪里來哪里去”的原則。畢業生從哪個省來的就分回該省去，除非特殊要求，我通常會為其爭取省會一級單位。此外，高教局每年都有北京部級單位或部隊研究單位的硬性指標，只要畢業生本人有意向，我都會積極爭取和調配。數年前，國外一位大學同學回滬，特意找我聚了一次，當面轉達其夫人的謝意。我一頭霧水，不知謝從何來。同學說，他夫人和我們同專業，比我們低一屆，我曾擔任過她班級的指導員。畢業時，我根據成績優先原則，將她分配到了上海船舶柴油機研究所。因此，她結識了比她早一年進所的這位同學，進而結下了這段姻緣。沒想到“贈人玫瑰，手留余香”，幾十年過去，至今她還對我心存感激。我頗感受之有愧，因為當時要是有成績超過她的，去研究所的就不會是她了。<br><h1><b><u>小瑕疵</u></b> </h1>不知是編劇疏忽，還是場記大意，此劇難免有待商榷之處。李佳父母當年如何去的黑龍江，劇中只提起他們在農場工作。如果是上山下鄉去的農場，時間邏輯上說不過去：李佳作為應屆生，84年考入同濟大學約為17-18歲，也就是說66年或67年生人。撇開父母年齡不說，上海的上山下鄉運動是68年才開始的。<br>還有向鵬飛，年齡上他比莊筱婷和林棟哲長一歲。莊、林兩人小學跳了一級，87年考入的上海交大，由此推算，鵬飛應在69年出生。如果莊樺林68年就去貴州插隊，次年便結婚生子，給人感覺似乎有點太著急了。<br>小伙伴們的擊掌動作，出現在80年代好像太早了些。<br>……<br>瑕不掩瑜，這部電視劇是繼“繁花”以來，讓我感到身臨其境的一部好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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