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與西安晚報社作鄰居

華文看客

（上圖來自網絡，為原西安晚報社大門）序此文寫于2016年4一5月間，原標題為《西安晚報社往日的記憶》。2016年6月12日以《西安晚報與我家院子是斜對門》為標題刊登于《西安晚報》的“西安地理”欄目，由于受版面篇幅所限和內容審查要求，欄目編輯對原文做了部分修改和刪減，并改了標題?，F發表在這里的是當年的原稿，主要意圖是想保留下記憶中那個年代的原貌。 （上圖為2016年6月12日西安晚報11版西安地理欄目的版面）原文1958年春季，我家從五味什字搬到南四府街居住，當年的西安晚報社就坐落在南四府街南段路東，與我家所住的院落是斜對門。報社高高寬寬的西式門樓在當時顯得很氣派，兩扇淺灰色的大門與兩側的墻面融為一體，一條水泥路從大門口一直通往院內的辦公樓。沿路北側是一排西式平房，第一間是傳達室，依次往后是間隔著掛有發行科、廣告科等牌子的辦公室；路南側是自行車棚和種著樹木花草的綠地。院內灰色的辦公樓坐北朝南，樓頂上架設著高高的通訊天線，院子后邊是報社的印刷廠。由于和西安晚報社是近鄰，十多年的近距離接觸，給我留下了許多難忘的記憶 報社大門外的讀報欄?在報社大門兩側的外墻上各鑲嵌一組有三個玻璃窗口的報欄，里面依次張貼著西安晚報、光明日報、陜西日報、陜西農民報等，每天由傳達室的人負責更換。當年的報紙每天只有四個版面，兩個窗口各貼一份，報紙的正反兩面都有了。報社早先出版的是西安日報，后改為下午出版的西安晚報，版面也由大報改為小報，但仍然是四個版面。報欄里張貼的光明日報是由報社印刷廠代印的，每天下午都會派車到西郊機場去取空運過來的報紙版型。以后報社又在大門外南側的空地上增加了一副報欄，張貼了更多的報紙。每到下午，報欄前就陸續聚集起許多讀報的人，到了晚上報欄里安裝的日光燈全都亮了，照得報欄里里外外亮亮堂堂的，晚飯后前來讀報的人依然絡繹不絕。過去人們的工資收入普遍不高，一般家庭的經濟負擔都比較重，很少有閑錢專門去訂閱報紙，于是許多愛讀報的人平時都是在單位尋找公費報紙去瀏覽。而報社所設置的讀報欄既方便了群眾，又擴大了報紙的宣傳，得到了周圍居民住戶的喜愛和好評。我上小學的時候也經常去報社的讀報欄看西安晚報，但我關注的是報紙中縫或廣告欄里刋登的各家電影院的排片預告，主要是找民光或阿房宮兩家電影院放映什么影片，是否有兒童場次。如果有想看的影片和合適的場次，便會央求大人給一、二角錢，再約上要好的同學一起去買票觀看。以后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周圍大人們的影響下漸漸懂得通過讀報了解國家大事和時事要聞，同時也能學習到不少新的知識。比如，在當年的西安晚報上有一位作者經常會在天際出現某種星象時，談一些天文知識和氣候變化的常識；同時他也配合國際時政要聞講一些相關國家的地理知識和風土人情。待我考入西安市六中以后才知道，這位作者就是本校教授地理課的陰治農老師。上中學以后，我又對光明日報產生了興趣，那個時期光明日報連續開展了一系列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學術討論。我記憶中有對太平天國及主要領導人物的討論和評價，特別是對李秀成“忠王”還是叛徒的學術辯論；有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學術討論；直至后來對鄧拓“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的批判。當時哪里能夠想到，報紙上的這些討論、辯論和批判只是作為鋪墊，而后在全國掀起了史無前例文化革命運動。 西安晚報曾經印發“號外”記憶中1958年“大躍進”和以后的時期，凡國家或國際上遇有重大事件發生，西安晚報就會印發刊載重要新聞的“號外”。其版面大約是該報刋一個版那么大，“號外”二字特別顯眼，有時會用紅油墨套印，其內容部分也是選用大號字體。由于那個時期我們國家的一些重要新聞，一般都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晚8點的新聞節目中播出，因此報社的“號外”是要在這檔新聞節目后才能散發。“號外”印出來后不管天多晚，報社工作人員都要乘著大卡車敲鑼打鼓地沿街散發，當然主要是去鐘樓及周邊的繁華大街和人員密集的地方。孩子們總是喜歡湊熱鬧，只要聽到報社那里有鑼鼓家伙敲起來，我和同院里的小伙伴們便爭先恐后地往報社大門口跑。有時院子里的大人們也會一同跟出來，要份“號外”以先睹為快。由于當時年齡小，加之時隔多年有些“號外”的內容已經忘掉了，現在還能記起來的大概有：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4年1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次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1967年6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還有一些國際上的重大新聞也發過“號外”，比如1961年4月前蘇聯宇航員加加林完成世界上首次載人宇宙飛行。1964年10月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下臺好像也發過“號外”，那時中蘇兩黨和兩國政府的關系很緊張，當時坊間有一種調侃的說法，是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把赫魯曉夫趕下了臺。當年由于各種原因，報紙上發布的新聞在時間上總是滯后的。每條新聞按慣例前面總有“新華社X日電”幾個字，可是這個X日已經是兩、三天前了。放在通訊發達的今天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可是在當年卻是很正常的，舊聞稱新聞大家也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所以當年遇有重大新聞，當政者又想在社會上迅速傳播開來，于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報紙便采用發“號外”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尷尬的問題。 報社也要勤儉節約記得三年困難時期（1960一1962年）我還在讀小學，當時各種物資匱乏，紙張也是緊俏商品，我們上學用的作業本紙質差不說，每學期學校統一預訂的根本不夠用，而且文具店里也買不到。于是老師們就降低要求，家庭作業寫在什么本子或紙張上都行。到了收作業的時候，真出五花八門，要么是把各種用過的本子翻過來再用，要么是用廢舊紙張裝訂起來廢物利用。當年報社也響應勤儉節約的號召，把每天印報時試版的廢品經過整理，挑選出不影響閱讀的報紙按半價銷售。因此在那一時期，每天下午3、4點左右，報社印刷廠將當天的西安晚報印完后，報社傳達室的人就會搬出一張桌子擺在大門一側，大人小孩自覺排隊等候買報紙，當時這也是父親交給我的一項任務。其實這種挑選出來的次品報紙僅僅是油墨著色較淺，或個別地方受到墨色污染，但并不影響正常閱讀，而且每份僅賣1、2分錢，因此每天拿出來的一摞報紙很快就銷售一空。有時因為下午在學校打掃衛生或是被其他事情耽誤了，等我趕到報社門口時報紙已經賣完了，只好掃興而歸。據說文革初期，報社有人把這種銷售次品報紙的做法歸為報社領導的一條罪狀，罪名是有損黨報形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報社門前常有宣傳演出報社門前是一塊青磚鋪就的小場地，我和附近居住的同學放學后經常在這里嬉戲玩耍。那個時期報社門前經常有周邊學?；蛭乃噲F體配合政治形勢進行街頭宣傳，演出一些小節目。每到這時一陣鑼鼓敲起后便引來了周圍的大人小孩，于是大家擁擠著圍出一個場子，宣傳和演出就正式開始了。1958年5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召開以后，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西安大、中學校的學生們紛紛走上街頭進行宣傳，有說唱、有歌舞非常熱鬧。我記得在報社門前，幾乎每個宣傳的隊伍都會表演一個用河北民間小調“小放?！敝匦绿钤~歌唱“三面紅旗”的節目。1959年中期，全國各地有組織地舉行大規模的群眾游行，聲援古巴革命成功，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古巴的武裝威脅和經濟封鎖。當時大、中學校的學生們同樣走上街頭搞宣傳，在報社門前演出過諷刺美國佬干涉古巴革命和妄圖武裝侵略的化裝活報劇。我和小伙伴們擠在人群中，被演出的情節逗得笑聲不斷。文革初期一些中學紅衛兵宣傳隊和文藝團體的小分隊也時常在報社門前組織宣傳活動，演唱當年流行的毛主席語錄歌和頌揚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歌曲，跳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舞、忠字舞等所謂飽含革命激情的舞蹈。這些宣傳演出也吸引了周圍居民和路人饒有興致地圍觀。 在報社辦公樓里看電視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西安實驗電視臺（陜西電視臺的前身）成立，當時只在周末晚上才有電視節目播出，這種新穎的傳媒出現之后，南四府街周圍幾家大單位就都有了電視機。由于有同學的家長分別在這幾家單位工作，于是周末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就商量著晚上去哪個單位看電視。經過幾次試探，省財政廳的門禁較嚴，有同學帶一般也進不去；省高級法院有時可以進去，但電視機不一定開；只有報社被同學帶進去的機會多一些，而且周末電視機也經常開。報社看電視的地方是在辦公樓三樓西邊頂頭的一個大房間里，電視機有專人管理，看電視的大人不多，主要是一幫孩子們。電視打開后先是播新聞，孩子們對此沒興趣，吵鬧聲不斷，惹得大人們不耐煩了就喊兩聲，才能安靜一會兒。因為我們幾個同學是外來的，怕被人家趕出去，每次都是悄悄找個地方坐下，規規矩矩地看電視。新聞播完后一般要么是播放電影，要么是文藝節目或轉播戲曲。播電影時不管是看過或沒看過的，我們都會堅持看完。每逢播陜西地方戲時大人們看得津津有味，孩子們早走了一大半，我們是剩下的不多幾個，總想著進來一次不容易，說不定戲唱完后還會有其他好看的節目。一直等到屏幕上出現了“再見”，我們才怏怏離去。那個時期的電視機是電子管的，機殼很大但屏幕不大，圖像是黑白的，接收信號不太穩定。遇到信號不好，畫面會模糊不清或扭曲擺動，聲音也會拌有刺刺啦啦的雜音，有時干脆黑屏，音像全無。盡管收視質量不甚好，但是我們這些小觀眾還是樂此不疲，畢竟在那個文化生活比較貧乏的年代，能看到電視也算是一種少有的娛樂享受。后來報社的門禁嚴格起來，我們也就中斷了看電視的樂趣。 報社門前的其他往事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組織掀起所謂的“一月風暴”，鼓動著全國各地群眾組織都搞起“奪權”熱潮。作為所謂舊市委宣傳工具的西安晚報社也不能幸免，雖然已經停刊了，但還是被西安的兩大派群眾組織所爭奪。一天晚上突然聽見街上人聲嘈雜，我便好奇地出去觀看，只見許多人圍在報社門前，報社大門緊閉，外面的人見大門擁不開，便不斷扒著大門往里翻。里面的人也不示弱，極力不讓外面的人翻進去，于是就這樣吵吵嚷嚷你來我擋地僵持著。由于天太晚了我就沒有再看下去，后來聽說報社已被造反派組織占領了。隨后西安造反派組織內部分化，所形成的兩派組織之間也開始爭斗，西安晚報社又重新上演了一番奪權鬧劇。一天中午我從外面回來，遠遠地看到報社周圍又圍滿了人，街上行走的車輛無法通過只能繞行。報社大門緊閉，街邊的宣傳車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喧囂著，還不斷有大卡車拉來打著群眾組織旗幟的增援隊伍。我從群眾組織的旗幟上看出，這次前來奪權助陣的主要是企業的工人隊伍，而不像以往那樣是以學生組織為主。這次的陣勢前所未有，一時間人聲鼎沸，群情激昂，一直折騰到傍晚，人群才陸續散去。至于報社最終是被哪個造反派組織控制了，大概街道周邊的居民們關心的不多，他們憂心的是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活秩序，國家不能就這么亂下去啊！文革初期極“左”思潮泛濫，各個單位、團體、學校都在搞“早請示、晚匯報”，向偉大領袖表忠心。曾有一段時間連南四府街上的居民們也在街道革命組織的帶領下，每天早晚按時聚集在報社大門前，面對大門上方懸掛的領袖肖像，手持語錄本，齊聲朗誦最高指示，儀式感頗強。街道上的居民們大都是中、老年人，這樣折騰的時間長了難免會有微辭。我也曾勸過父母親，說這種事情在學校里已經不那么時興了，你們年紀大了跟著街道上那些人湊什么熱鬧。但他們是舊社會過來的人，總是心有余悸，在那種極“左”形勢下只能是委曲求全了。那個時期，被報社群眾組織揪出來的單位內部的所謂“走資派”、“壞分子”們，會被拉到報社門前和周邊的街上搞游街示眾。一排人脖子上掛著硬紙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分別寫著各自的罪名和姓名，并讓他們向圍觀的群眾一一交待自己的“反動罪行”。群眾組織以這種方式名義上是讓他們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和批判，實際上也是變相羞辱他們，為迫使他們交待出更多的“罪行”施加心理壓力。這種事情在文革初期比比皆是，報社門前的情況還算是比較“文明”的，起碼是文斗不是武斗。我作為圍觀的一員站在街對面冷冷地看著眼前的情景，頭腦中突然莫名的冒出一個念頭，如果讓我也像他們一樣站在那兒，我會是什么感受，能承受住這種羞辱嗎？后來我在外面再遇到這樣的場合，要么不去看，要么盡量離的遠一些，心里總是有些隱隱的不適。1968年秋掀起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報紙、廣播上也在宣傳推廣甘肅省某地的先進經驗，在城市居民中喊出：“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口號。于是之后的某天上午，街上突然響起了鞭炮聲，我出去看熱鬧，只見報社門前的街邊上停了幾輛裝滿家具和生活用品的大卡車。經過一個簡單的儀式后，大卡車緩緩啟動，據說是報社送幾家職工家屬返鄉參加農業生產。我記得其中一輛車上是報社傳達室一位操陜北口音中年男子的家人。第二年秋天，作為西安“老三屆”最后一批上山下鄉的知青，我也去了外地農村，開始了在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的艱苦生活。 （錄于二O二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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