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善増教授李各莊記憶之三：我的農轉非

侯福志

傅善増教授李各莊記憶之三：我的農轉非 傅善增（南開大學教授、原籍李各莊）：作于2009-09-02 一九四四年我出生在天津市，本不需要農轉非的。 我的父親是木匠。我出生在他的第四個本命年。日本人走了，中國人不當亡國奴了，但是工廠倒閉了，生活越來越艱難。世道要變，出了天津城已經不是國民黨的天下。從老家傳來消息：鄉下要鬧“土改”，按人口分土地。 那時城里的工人，只要“根”在農村，都會想著落葉歸根。解放前工人沒有退休制度，人老了只得回原籍。當初離鄉背井，抱定的目標是能積攢些錢回家鄉買幾畝地。同樣，家鄉人接納在外面做工的人老年回鄉，也是天經地義的事。父母聽說土改分田，于是賣了城里的房子，全家回到鄉下。 天津解放了，鄉下土改了。正當全家盤算著春天種什么莊稼的時候，父親的徒弟從城里來，要父親回城。 原來，天津剛一解放，政府把街頭找活的失業瓦木匠人組織起來集訓，要在渤海沿岸修建一長串高標準的軍營和海防工炮臺。能干活的工匠不少，但沒人看得懂建筑圖紙。爸的一個徒弟說：我師傅行，可他沒來。 “他在哪兒？”“他老了，回武清縣老家了。他有文化，能看懂蘭圖。”“你去一趟，動員他來。”…… 一年后，父親以五十五歲高齡成了天津第一批國企職工。又過了一年，那是一九五二年，爸用一個半月的工資，以當時通常房價買下一處住房。不久我和母親回城了。從此一家又是城里人了。爸每天上班，我上學，媽做家務。鄉下的田交給大伯父，大伯父以后隨著合作化的潮流把土地交給了村集體。 有一陣子，每當法政橋派出所的民警下片兒，總會在我家門口支上自行車，進屋和爸媽說話，又總不免要催促父母盡快把戶口從鄉下遷進城：“你們進城時間不短了，抽空把戶口辦來吧。” 但父母一再推說沒有空閑，等閑下來一定去辦。 我當時不明白父母為什么執意不遷戶口，晚飯時我問他們。爸媽先是沉默不語。父親終于開口了，那是他第一次用成年人對成年人的口吻輕聲地與十一、二歲的我交談：“記住：咱家不只是這三口人，不是只有這房、這家具這被褥，”他的聲音越來越輕，幾乎成了耳語，“咱家最要緊的東西，是鄉下那十多畝地，那才是咱的鐵靠山。” 可是鄉下的土地已經是集體的了，我說。我是在背誦學校里老師的話。爸點點頭，沉默了一會只說三個字：看看吧。好像是自言自語，也像是對媽說的。那時我上小學四年級，年紀小，不懂得爸媽心里是怎么想的。雖然全家人的戶口在鄉下，畢竟不影響父親的工作，也沒影響我上學。那時候，除了公安派出所民警，沒人關心誰的戶口是在鄉下還是在城里。 1956年爸整六十歲，他退休了。與十年前失業的時候比，爸風光多了。憑他解放后五年工齡，每月能領到招年輕人羨慕的退休金。他對我說：“你長大進了工廠，工資能拿到我的退休金這個數，你得干到四十歲。”工友們送給他一根拐杖和一套漁具；工會送給他兩丈呢料。他去裁縫店做中山裝，他一聽說做呢料服裝手工費很貴，就讓人家只做上衣。褲子仍由媽用老辦法做成了穿著舒服的緬襠褲，有寬寬的白布褲腰。他往哪里一坐，胯下面就是一個大鼓包。 秋天到了，放學回家路上我正迎著母親，她是去派出所。我轉身跟著她一起去了。我隔著窗，見屋里一個警察正在給十幾個居民開會。那警察看到我們站在門外，放下報紙走出來，問大媽有嘛事？ “那什么，你給寫封介紹信，明兒讓他爸去鄉下把戶口辦來，不拖了。” 警察的笑容一下子沒了，像是很生氣的樣子，他邊往院里走邊嚷：咱可是這片的基本群眾，為了動員你們這幾戶把鄉下的戶口遷來，磨破了我的鞋底子，大家要都像你們這樣，派出所的工作還怎么搞！媽似乎頭一次見這個民警發火，奪過他手里的火柴盒，擦著了根火柴，給他點上煙，說我回頭給你做雙鞋。 “事兒——我辦完了。”警察吸了口煙說。“是春天吧......不，是五一節。我那天休息，騎車去了一趟武清縣，已經把你們的戶口遷來了。跑了一整天！那村怎么搞的？連條路都沒有，我扛著自行車在麥田里走了四五里。” 那村人多地少，有一條往北的路。多一寸耕地能多種一顆苗。你從天津這邊去那兒，只能走田埂。媽向他解釋。 警察又長長地吸了口煙，指了指屋里，意思是說他這會兒正忙，隨即在鞋底上把煙熄滅回屋里了。 就這樣，我們全家成了有戶口的城里人。 那天晚上家里很靜。晚飯時誰也沒說話。飯后我寫家庭作業，爸媽若有所思地坐著。熄燈前媽說了句沒頭沒尾的話：我看這樣就挺好。爸也說挺好。我當時猜不透他們心里在想什么。但我現在至少知道，他們當時肯定不了解城市戶口冊里那幾張紙有多么重要。他們一輩子也沒弄明白，那養活人的土地怎么會變得不如戶口冊里的幾張紙金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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