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曰凌晨發表</p> <p class="ql-block"> 我今年九十五歲了，多病羈身，出不了門，只好躺在床上，上網消磨時光，或胡亂寫點什么。</p><p class="ql-block"> 雖然二十多年前我寫了十多萬字的回憶錄《往事悠悠》，但現在看看頗有意猶未盡之感覺，特別是缺乏自我剖析。因此，萌生了再寫點什么予以補充，并無全面計劃，出于健康考慮，那就寫一點算一點，直到結束為止。</p> <p class="ql-block">（一）</p> <p class="ql-block"> 喜 迎 蛇 年 </p> <p class="ql-block"> 《本命年》</p><p class="ql-block"> 金龍悠悠當空舞，</p><p class="ql-block"> 銀蛇欵欵草叢出。</p><p class="ql-block"> 喜迎春風今又來，</p><p class="ql-block"> 一年一歲新桃符。</p><p class="ql-block"> 老夫第8個巳蛇年書</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歡 送 龍 年 </p> <p class="ql-block">我的父親喬廷貴</p> <p class="ql-block"> 《無題》</p><p class="ql-block"> 殘垣斷壁卻為何？</p><p class="ql-block"> 近代世風故事多。</p><p class="ql-block"> 人云極左盛行時，</p><p class="ql-block"> 此院曾降一妖魔。</p><p class="ql-block"> 1947 深秋</p> <p class="ql-block"> 我這一生前95年，可分為幾個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幼年至上大學，這二十年。我雖出生在一個稱之為“地主”家庭，但生活并不富裕，和一般當地農民一樣，吃窩窩頭和咸菜疙瘩。主要是因為父親做糧食（開糧店）生意賺點錢都積累起來不斷得買些地（后述），而且家里人口也多，這個地主帽子實際上是買來的。</p><p class="ql-block"> 在我七歲那年，即1936年，紅軍東征，紅軍主力部隊和首腦機關駐洪趙馬牧村萬安村和高公村一帶。當時我家經營的糧店所存幾十萬斤客戶存糧，悉數征用，并要由店主雇用馬車，紅軍戰士押運送往延安。</p><p class="ql-block"> 與此同時，并要征用銀元若干。說是林彪就住我家，并動員購買“愛國”捐。帶來的結果是店舗倒閉，從此安心務農。父親當時認為“只有拿不走的田地才不會別人拿走”。</p><p class="ql-block"> 有誰料到時過十多年之后，更大的災難降臨！</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 下面為本作者在《紅色萬安》上的留言</span></p> <p class="ql-block">無話可說，我父親喬廷貴在萬安人民心目中，是個好人。沒有做過壞事，他后來不應該受到那么多傷害，有人對他說句公道話，我們后人就安心了，”義士”稱之過譽了。</p><p class="ql-block">又不是“桃園三結義”，更不像“水滸聚義亭”，”義士”之稱謂何來？</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喬家老七，共產黨員，解放軍轉業干部喬恩壽留言</span></p> <p class="ql-block">（二）</p> <p class="ql-block">1947年《土地法大綱》和時隔十七年后之王光美桃園經驗。</p> <p class="ql-block">1948年,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合照。</p> <p class="ql-block">關于家庭成分問題，不得不費些筆墨多寫幾句。</p><p class="ql-block"> 1947年秋，洪洞、趙城兩縣，一股由晉綏地區“刮來”極左風，突襲家鄉。當時人們稱之謂土改工作隊。</p><p class="ql-block"> 這些本地人不認識的陌生人，進入村來，并不是組織農民成立農會，劃分成分，斗地主重分地給貧雇農～而是徑直把本村較富裕的幾戶人家控制起來，索要財物，攤派我家的是五千銀元。最為可惡的是把我父親抓往深山某地（人稱九分區）做為人質，慘無人道使用烙刑，把燒紅的鐵烙鐵直撂在父親后背上施刑。逼著家人送錢送物r</p> <p class="ql-block">并有多次在我母親去探望時當面對我父親施刑，導致我母親回家后，在一次威逼我母親指出埋藏財物地點時，不堪暴徒其苦，趁機跳井而亡。由此變故來得突然，子孫后人們均十分恐懼。在鄰人的冒著風險打撈出母親遺體，暫厝老爺廟墻角下，家人隨之自行四處逃亡避難。院落傢什也被占用。最為村民所不滿的是，我那時年十三歲的弟弟，被他們抓去，以吊打相威協，交出銀元。</p><p class="ql-block"> 喬家從此解體。</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9年春，家鄉萬安有了農會和土改工作組，按土地法大綱我家人均擁有土地不及全村人均的水平，雇工一人，家庭成分被劃定為富農。由此在外工作的喬家人均為富農出身。但是此前極左造成的現狀并未改變，大院成了萬安保健站，原本要分配給當地幾家人，不愿意搬進來，說為什么要人家的房子。當初被掃地出門導至致的財物損失，也無著落。</p><p class="ql-block"> 說我父親人緣好，還出現在工作隊組織的唯一一次批斗會上，只有被指定的農會主席（我家長工老葛）一人發言，他一開口（父親已去世，由二哥出席接受批斗），就指著二哥痛哭流涕的說，是你爹（我家稱父親為爹）救了我一家四口，不然我們一家怎能活到今天……？批斗會主持人一聽不對頭，迅即予以制止，由二哥向本就不多的參加批斗人員叩了~個頭散會。</p><p class="ql-block"> 這哪里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像是在演一場沒有道具的戲。</p><p class="ql-block"> 怨只怨這個工作組長，沒有調查研究的習慣，他不知道他選定的這個農會主席，多年前由河南逃難來到萬安，夫婦二人帶兩個年幼的兒子，是喬廷貴收留了他打工，得以生活，并無“苦大仇深”。</p><p class="ql-block"> 令人不解的是1964年，在時隔十七年之后，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也稱“四清”運動，工作隊進村，煞??介事地仿佛敵人就在眼前，搞秘密串連，不友動群眾。</p><p class="ql-block"> 把作了好多年保健站的我家大院強行分配給幾家外來戶（非當地人），不幾年房子拆了賣了木料，走人！</p><p class="ql-block"> 再過幾十年，這塊宅基地又返還給喬家，重回原主，這就是中國農村的近代史，</p><p class="ql-block"> 最為驚人的是：</p><p class="ql-block"> 土改時我家定為富農，而在時過十幾年之后，又奠名其妙的在并末增加財富之情說下改為地主，使得我們在外工作多年的人，不得不奉命修改成份，那個年代人們知道這個出身對你是個多么沉重的包袱！</p><p class="ql-block"> 雖然周恩耒總理，六十年代初來新疆時在石河子就說過，“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選擇”，但實際影響在我來說體驗最為具體，我1951參軍，屯墾戍邊三十年，在營級職務上“紋絲不動”，而且入黨申請書也在那里沉睡了幾十年，為什么？有誰說個清楚？！</p><p class="ql-block"> 1964年家鄉農村“四清”運動，為什么要叫千里之外的轉業軍干戴上地主成份的帽子？？</p><p class="ql-block"> 實在弄不清楚桃園經驗“路在何方”？！弄不清楚桃園經驗路在何方呀？？！！！</p> <p class="ql-block">喬建紅：</p><p class="ql-block"> 爺爺，辛苦了！喬家的歷史刻骨銘心，令人唏噓！老爺爺老奶奶受到的磨難讓人驚訝，只聽說過一點皮毛，具體細節不太清楚。在那個四合院里我們在那里上的小學一年級，哪里知道那是自己家的房子呀？歷史一去不可復返，只能是喬家后代子孫的繁衍昌盛來慰籍老爺爺老奶奶的在天之靈。</p> <p class="ql-block">爺爺，我記得我1978，79.年在咱們四合院東北角那間上的幼兒園和一年級.四合院內是二三四五年級。那個時候真不知道是咱們喬家的大院。唉，看了您的《往事悠悠》對老爺爺奶奶太痛心了！女兒聽了后淚流滿面。同時有您們這些優秀的爺爺們和姑姑爸爸們而感到自豪。</p> <p class="ql-block">TB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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