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華大學《蜀學》：記者與作家身份的融合——以長篇小說《貓鼠傳》為例探析蔣興強底層寫作特色

蔣興強（筆名：江夫、江帆）

記者與作家身份的融合——以長篇小說《貓鼠傳》為例探析蔣興強底層寫作特色段舒、周毅（文學博士、四川大學副教授）?<a href="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site=xueshu_se&paperid=135n06b0gy0808h0df780850xk373056"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西華大學《蜀報》：記者與作家身份的融合－－以長篇小說《貓鼠傳》為例探析蔣興強底層寫作特色</a><a href="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fIT5_n5_GceJE5Gqun9mkgcu1TNIWwlMqdOinWs8YXtuhenr8pQ-IvbTGKDgfO58uqLZTRv549d8t2pX4ACrLND3nqT9yHXI3fhlfEgjrmmPBM8QXfRBCz2oZ5nSPkfttPXmU-cnbX6AaVBkpqF6DpGBXqDjFuPll3hL6cNZmMM8AKtsH5tBddnAOD-trHz4dpci2ThtYrfLDVejaRc6A==&uniplatform=NZKPT"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中國知網“中國文學”欄目全文收入</a><a href="http://app.dz01.com.cn/wap/article/index/98841?sid_for_share=99125_2"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巴山文學院傳文達藝網轉載</a>（相關評論鏈接附文后） “底層”一詞最早出現在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獄中雜記》中，“subaltern classes”即“底層階級”，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和革命意識。90年代的中國，伴隨著計劃經濟解體、國有企業體制轉型、工廠倒閉職工下崗、農村生存環境變遷等，社會兩極分化逐漸加重、加深，中國社會結構中“底層”的數量和范圍急劇擴大，涵蓋了農民、民工、下崗職工等多個群體。進入新世紀，文學領域開始對全球資本化和市場化表現出叛逆姿態，形成一批關注底層、重在揭露的一批現實主義創作，即“底層寫作”。它們根植于現實的土壤，將創作的鏡頭對準底層的生活現狀、精神狀態等層面，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弊病表現出深刻的質疑和反思，旗幟鮮明地站在弱勢群體的一方，強烈吁求公正、平等，在文學傳統上與五四以來的關注“底層”的文學傳統一以貫之，涌現出諸如曹征路《那兒》、李肇正的《女工》、闕迪偉《鄉村行動》等一系列極具社會影響力的底層文學作品。 蔣興強的《貓鼠傳》表現出強烈的底層寫作特征，大膽地暴露、譴責、抨擊當下社會中存在的黑暗和不公，同情那些受苦受難的弱小者，對善良、不幸的底層民眾給予溫暖的撫摸和熱情的關注。正如柳影所說：“《貓鼠傳》是我目前讀的最接地氣最貼近社會底層百姓生活的一部社會問題小說。她一層層剝開了當今官場商界的一件件華麗外衣，還原了一個個肉欲物欲錢權欲令人觸目驚心類似于目前中紀委已破和正在查辦的大案要案過程” ②。同時，作為“記者”出身的作家，蔣興強的底層寫作又有其獨特的打開方式，展現了記者和作家雙重身份的自然融合，在人物刻畫、語言表述、文體特點、題材選擇四個方面，表現出深厚的功底和諸多創新的特質。“你們想看到不一樣的小說，想了解一個作家遠離浮躁的某種堅守，那就建議讀讀（《貓鼠傳》）。”蔣興強與我們交流時，也承認了這點。 ?一、作家的同情與記者的對話 蔣興強底層寫作的人物刻畫，透過現實社會中小人物經受的苦難和壓迫，能看到這個群體人性上的光輝，他于弱小者的關懷不是一般作家的俯視之同情，而是融入底層的平視之對話。 《貓鼠傳》塑造出一系列典型的底層人物群像，不同于川籍作家羅偉章的底層寫作在人物上專寫堅守農村或是背井離鄉的底層農民，蔣興強的底層寫作多是寫生活在城市的底層市民：（因拆遷）居住在“山頂洞”里的拾荒人萬老漢，“工作不分貴賤，讀書有先后”的失學兒童蕾蕾，被萬利集團暗殺的萬順，被騙失身又遭拋棄的少女潘蘭……正如湖南作家張琴所說，“人生的冷、生活的無助、人格的底線、愛的無奈、生命的脆弱，小說寫盡了悲喜幽微，如燭光冷照山壁”③，這些小人物在城市的迅速膨脹中成為犧牲者，或是被迫下崗或是無家可歸，在經濟上被萬利集團這樣的金錢強權者剝削，流離失所；在人權上被“金天”這樣的政治強權者侵犯，無處申訴；在人格上被現實社會無視，喪失尊嚴……弱者可憐，欺凌者可恨，但苦難并非是底層的全部，如蔣興強所說“這些人說不上偉大，但卻是人性的光輝，也是這個社會迫切需要，應當呼喚的”④，《貓鼠傳》對小人物“光輝”的關注，可以說填補了長久以來底層寫作在人物塑造上的空白。“無冕之王”楚良本身便是底層出身，他無權無錢，但底層的純潔早已入駐在他的靈魂深處，即使面對重重黑暗勢力，他依然堅持講真話。“香煙裊裊話別離”一章中，童真乖巧的蕾蕾、相濡以沫的萬家老夫妻、古道熱腸的鄰里；“誰是流氓誰有理”一章中，受《古都晚報》救濟的賣報盲婦康蓮、挺身而出的路人老大爺……他們質樸善良、知恩圖報、凜然正氣。當“潘大娘”出殯，這些鄰里在財力、人力上鼎力幫助；當“萬利”為控制輿論強買收回曝光其罪行的報紙時，康蓮奮力阻止；當身患殘疾的孤兒寡母被流氓欺負時，路人拔刀相助……他們都是社會中的“弱者”，但就是這樣的“弱者”，身上卻閃現出中國傳統的俠客光芒，讓人熱淚盈眶。 究其原因，對底層命運的關注是作家身份對“五四”文學傳統的繼承，但作為一位記者出身的作家，他對當下社會現狀的體察和參與要更容易也更深入。因此《貓鼠傳》在傾注了蔣興強“作家式”溫情的同時，又展現出一種“記者式”平等對話，后者的視角不是自上而下的俯視，而是當作家帶著更加平等的、甚至欣賞的目光去觀察這個群體時，反而被這些泥沼中掙扎者的質樸的人格所震撼。這些貧苦小人物身上的美好品質與正在經受的苦難生活形成鮮明對比，“寡淡清貧的生活，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靈魂的走失”⑤，這些人間的真情為底層人物灰色暗淡的生活投來一縷溫暖的光束，底層的靈魂和情感是干凈的，他們的精神世界熠熠生輝，金錢在真情面前黯然失色，苦難在美好人格面前瞬間“消解”。蔣興強的《貓鼠傳》通過平等的對話，在融入底層后，言底層之所想，傳記者和作家之所見，讓讀者感受到底層人物閃現著的“人性光輝”足以和苦難抗衡。 ?二、作家的文筆與記者的精確 蔣興強底層寫作的語言，既有“一筆蕩開”式的細致描摹與辭藻鋪陳，也有新聞報道式的凝練簡潔與點到為止，總體上形成“縱”“簡”適宜的語言風格。 阿來說：“豐富的現實，多彩的民俗，對作家是最美的饋贈”⑥。從《瓜客》稠密的異域風情展示開始，對于風俗人情的描摹一直是蔣興強小說創作的一大亮點，這自然也是《貓鼠傳》文筆的著力之處。“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⑦喪葬習俗在傳統文化中舉足輕重，但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很多傳統習俗都被漸漸遺忘。“香煙裊裊話別離”一章里，陰陽師“把那盤裝著七碗供品的簸箕端到潘大娘的腳前，順手從旁邊那只裝紙的爛瓷盆里，拿起一根香點燃插進一碗泥里，才取了幾張火紙在燭火上一點，放進大娘腳下與陰陽師之間的那只灰盆里，待那火一旺，陰陽師頭一低、腰微微一躬，人就進入了狀態”⑧，端供品、點香、燃火紙、念咒語，作家用近一整段的篇幅將陰陽師為亡者開路的過程娓娓道來，一系列的動作描寫不瘟不火，儼然為讀者展開了一幅《紅樓夢》式細膩的風俗畫卷。此外《貓鼠傳》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對人物語言有極準確的把握，不同身份以及不同場合語言的尺度、語氣的分寸精準到無一字多余，各色人物的心態在各自的語言中窮形畢露。知識分子楚良時不時的“咬文嚼字”，底層萬老漢質樸的方言口語，記者明察暗訪時的采訪語言，官員商人暗藏玄機的行話……其中采訪式語言和官場行話最具代表性，“疑云重重天嬌苑”一章，楚良暗訪“天嬌苑”的路中偶遇知道內情的出租車司機，出于記者對新聞信息的敏銳，他馬上把話題朝醫院層面深入，就裝糊涂“開發商確實不對！不過，那個醫院沒問題啊”，“說明人家救得及時嘛”⑨，楚良作為老道的記者在對話中充分展現了自己暗訪的功底——具有導向型性的語言，循循善誘的問題設置，恰到好處的語氣拿捏，這種采訪式語言十分貼合楚良的記者身份。此外，飯局上莫副市長見色起意，欲讓萬利資助潘蘭以擄獲美人芳心，“老萬啊，潘蘭是個人才呢——你可是我們古都市房地產業的領頭羊喲！”⑩萬金立馬心領神會“為政府分憂，‘萬利’從來不含糊！”?，只是莫崎一點撥，萬金馬上領悟，官場說話的點到為止、四兩撥千斤的特點于此展露無余，可以說一系列對話加一字多余、少一字不可，蜻蜓點水式的官場逢迎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個優秀作家的功底，可見一斑！ 《禮記·表記》中說“情欲信，辭欲巧”?，關于文筆的追求很早就已成為文人的共識，也是衡量文學作品藝術性的標志之一，《貓鼠傳》細致的風俗人情描摹，可以說是作家深厚文學積淀的自然流露。新聞報道對語言的簡潔性、精確性有著極高的要求，精確性的不足直接導致新聞性的缺失，精確新聞學甚至“要求記者用科學的社會觀察方法去采集和報道新聞”?以保證報道對事實的無限接近。而對于不同身份、性格人物語言的把握，除了得益于深厚的文學積淀，更與作家多年的記者經歷息息相關。記者作為對社會現實體察至深的群體，對不同人物特質的把握自然更深刻、全面，訴諸于語言時也更凝練、準確。《貓鼠傳》中楚良明察暗訪時步步為營的語言表達幾乎是作家蔣興強的“本色出演”。 三、跨文體嘗試與對新聞報道的倚重 蔣興強的《貓鼠傳》在文學體裁上突破了常規底層寫作中單一的模式，同眾多非底層文學作家一樣對文體的融合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索，將小說、散文、詩歌、民歌、音樂、書信、戲劇、新聞報道等多種文學體裁高度密集地穿插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中，并創造性地將新聞報道納入跨文體嘗試的范疇，在行文中對新聞報道文體加以倚重，客觀上起到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 新世紀底層寫作以一種激進的姿態對社會進行多領域參與，展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立場和強烈的批判主義風格，但普遍存在表述方式雷同、多樣化不足的缺陷，能夠跨文體寫作的作品更是寥寥。盡管曹征路的小說《那兒》穿插了小舅寫給中央領導反映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書信，將書信體融進了文本，但這樣跨文體實踐在底層寫作中數量上不占優勢，質量上也無法和鄉土文學抗衡。而蔣興強的《貓鼠傳》對跨文體創作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小說、散文、詩歌、民歌、音樂、書信、新聞報道等多種文體切換自如，涉及的文體種類之多、密度之高甚至可以和鄉土文學的領軍人物莫言的創作相提并論。因此，可以說蔣興強《貓鼠傳》不僅在跨文體實踐上開了先河，在挑戰多領域知識、多文體呈現上又突破了當下小說寫作的瓶頸，具有更寬廣的視野和更強大的藝術合力。 在小說與散文體裁的融合上，蔣興強的《貓鼠傳》“把散文的技巧揉進小說的結構中”?，展現出散文化優美的抒情語調。“塔樓一對峙,擋住了高遠的天空，留下中間一條如云如霧如水的淺藍，一兩顆晨星閃爍著詭異的亮光，似乎在嘲笑這個世界，而兩邊高樓的燈光，則恍惚一只只沒睡醒的眼睛，還有幾分夢里的疲憊；那風和著微寒的夜露吹在臉上、鉆進脖頸，楚良一激靈，精神一振，又開始了十年如一日的‘黎明上班路’”，小說開篇寫楚良在上班途中，遠空、星光映著高樓、燈光，清晨的朦朧與清涼隨風吹在臉上，讀者卻在這詩意的文字中感到了“微寒的夜露”。這種“微寒”是詩意的微寒，從小說的開端貫穿結尾。 在小說與詩歌體裁的融合上，《貓鼠傳》中的詩歌提升了小說整體的文學審美性，還將詩歌抒情達意的效果發揮到了極致。當楚良面臨工作調離、家庭破裂的雙重打擊時，他臨別給妻子肖嫻寫下了一首《想·一路向西》(載2013年11月《詩刊》上半月)：“我想／等哪一天／終于沒有事做也不想做事了／一人帶上些盤纏／背上點衣物／跟兒子說一聲／我想自由些時日了／然后／關掉手機／一路向西……餓了啃幾口冷饃／渴了喝幾捧山泉／熱了闊葉作扇／累卻可以心靜／苦／不需見奸詐的眼色”?，楚良身處復雜殘酷的現實，依然堅守原則，在與惡勢力的斗爭中儼然是個勇士，然而透過詩歌，我們卻看到，其實楚良想要的是簡單、純凈的生活，現實與原則、生活與理想越走越遠，于他無疑是疲倦和痛苦的。《尚書·堯典》中說:“詩言志,歌永言”，在這里，作家將人物內心細膩、復雜的情感借助詩歌這樣一種相對含蓄的形式表達出來，更加令人動情。打工仔之歌《夢里詩箋》(載2019年6期《綠風》)：“豆蔻年華我想／雕琢／一管橫笛／吹奏一曲夢里的歌謠／踏遍竹海三千／還有／絲竹江南／誰知春水一江／難渡／城鄉邊關”?，詩里的山水靈動曼妙，但奈何“春水”“難渡”，詩里的山水之外卻另有深意，“夢里的歌謠”永遠難以抵達想去的地方，而難以抵達的又何止是“歌謠”更是打工仔的“夢想”，如同舔舐受傷的心靈，一首打工仔之歌看似無意的穿插卻道盡底層的艱辛。在小說與民歌的融合上，《貓鼠傳》中的民歌，歌詞入情入景，音韻抑揚起伏，再現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夜幕荒野起哀歌”一章中“今夜吔——陪你坐一宿，明天哦——陰陽千萬里。去時一路哎，莫回頭，人間苦難喲——別記憶”? ，原始的出殯儀式中，哀轉久絕的喪葬之歌將生者對死者無盡的眷戀和哀思道得淋漓盡致，質樸的民族情感在民歌一聲聲的呼喚中起伏洶涌。在小說與音樂的融合上又無處不滲透著一種演奏意識，“見識‘咂酒’讀‘琴聲’”一章中，潘蘭評價莫副市長的千金的演奏時說：“從開始節奏舒緩時看，彈奏還基本流暢，很不錯，但一進入第二章，隨著節奏變快就在半音階、琶音出現不勻，到最后竟手忙指亂，甚至出現幾處斷韻”?，這里使用了“音階”“琶音”“斷韻”等一系列的音樂術語，以及不同章節演奏的變化使我們仿佛親身體驗了一場演奏。潘蘭的幾句點評直指要害，既為小說營造了一種演奏的氛圍，又體現出人物高超的音樂造詣，這樣年輕貌美又多才多藝的潘蘭令莫副市長傾心也就合情合了。在小說與書信體的融合上，《貓鼠傳》中用“一場意外結‘路緣’”“因禍得福遇‘伯樂’”“陰差陽錯進名門”“見識‘咂酒’讀‘琴聲’”四個章節對應潘蘭的四封書信，借助書信文學體裁的介入進一步揭開了萬利的罪行，案件的調查也隨之深入。 《貓鼠傳》對于新聞報道文體的倚重是其跨文體嘗試最突出的特點，新聞報道文體不僅推進了故事情節的發展，而且在呈現上也顯示出極強的專業性和完整性。在推進故事情節發展方面，先是王琪、伊若對天嬌苑打死拆遷戶的報道《拆遷埋隱患，還房起禍端——昨晨，三拆遷戶主命喪刀砍棒劈之下》“拆遷前：立協議信誓旦旦，誰知字里行間藏游戲”“還房時：開發商‘理由’多多，拆遷戶被人層層剝皮”“找金總：上個三樓三步一崗，問保安暗語頻傳拒采訪”“上部門：全是踢來踢去演戲，找到了和尚和尚不念經”?，一篇報道直擊萬利集團與官員勾結的事實，終于打草驚蛇，萬利手下的惡勢力蠢蠢欲動，打傷賣報盲婦康嫂，小說的進展一波三折，也給“天嬌苑”事件提供了新的線索。良心記者揭發真相，黑暗勢力一路阻撓，在兩股力量的互相攻守中，案件的真相被層層揭開，記者的新聞報道就是這段較量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小說最后，一直深愛著楚良的舒潔死了，楚良獨自佇立在逝者的墳前，“他抖了抖報紙，對著舒潔的遺像道，舒潔，你看看，惡有惡報。”?作家通過楚良在舒潔的墳前讀“天嬌苑”案件的新聞報道，間接交代了小說故事的結局。天網恢恢，犯罪分子終于被繩之以法，遭受欺壓的人最終得以平反，但社會黑暗的勢力并沒有完全清除，“舒潔，你在陰曹地府，可知他們后臺是誰？”?結尾這種類似于國畫的留白，加深了整部作品的韻味，延伸了藝術魅力。此外，《貓鼠傳》在新聞文體的呈現上顯示出極強的專業性和完整性。小說在寫到康嫂被打、報紙失蹤一章時，先是“編者按”闡發了新聞編輯人員的評論，接著《批量買斷<古都晚報>全城報亭片甲不留》是一條“簡訊”，大致描述了事件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之后《盲人康嫂無辜被打呼吁各界愛心援助》是“主題報道”，詳細報道了事件的起因、經過與結果，緊接著《搶救康嫂，二醫院一路綠燈顯大愛》《心系康嫂，莫崎代表市委市政府探望》《關注康嫂，<古都晚報>啟動應急預案》三條“深入報道”，對康嫂事件進行后續的跟蹤和關注，最后“編后語”呼吁大家向康嫂伸出援助之手。這一系列比新聞報道相對客觀、真實的“報道”，既體現了主人公楚良及其他編輯記者的專業能力，又折射出正直敢言的新聞觀，還處處散發著善良質樸的人性之美。童慶炳說：“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它社會歷史、文化精神。”?因此，蔣興強《貓鼠傳》的跨文體寫作嘗試，以及對新聞報道體特有的關注，與他作家記者的雙重身份有著難以分割的關系。 四、現實主義的回歸與社會熱點問題的重視 蔣興強的底層寫作在題材選擇上不僅完成了底層寫作的現實主義回歸，更將目光直接投向社會熱點，在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向度上都更加指向當下，因此，較之其它底層寫作，《貓鼠傳》的揭露性和現實性更強。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寫到“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底層文學在誕生之初便具有這種現實關注的性格和大膽揭露的特質，作家的文學創作不應該只停留在純文學、技巧性的層面，“一個真正負責任的作家或思想家,他除了對屈辱的事實要有明確的批判立場外,還應有一顆充滿摯愛的心靈。只有愛,能縫合精神深處的裂縫;也只有愛,能讓你謙卑地俯下身,耐心地傾聽來自生活內部的疼痛與嘆息”?。換言之，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關懷便是作家良心的體現，對生活疼痛的感知是作家的責任，也是作品流芳、被千古傳頌的重要因素，傳統文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在今天文人的思維結構中仍然應該占據主導。對當下、正在發生事件的捕捉，可以說是蔣興強的多年記者生涯內化的品質，“今天的消息是金子,昨天的消息是銀子,前天的消息就是垃圾。”記者對新聞的實效性有著近似嚴苛的要求,房地產行業在經歷了90年代的發展，進入21世紀后，如脫韁野馬，被公認為暴利行業。城市像一個“巨大的工地”，摩天大樓如同雨后春筍，急速上漲的價格指數、巨額的利潤回報背后，許多拆遷戶的合法權益被漠視，官商勾結，錢權交易眾所周知。《貓鼠傳》在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上更進一步，它將目光直接定位“房地產”“腐敗”這樣的社會熱點問題上，并對這些問題作出及時的回應。《貓鼠傳》中寫道“交房時，那不到3米寬的門市深度就近30米，面積竟然達到89平方米，‘萬利’要他按市場門市價補200多萬元。賣，對方只買前半截，錢顯然不夠。不賣，租金不夠利息，更別說還多出那200多萬元的“新”本息。”?像萬利集團禍害萬大爺一家、打死許躍進一類所謂的“釘子戶”的“房地產商”比比皆是，許多拆遷戶被迫離開長期居住的房子，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最終流離失所，這些人有冤無處報，甚至像小說中萬順這樣奪妻被殺“謀財害命”的案例也并非虛構。 賈平凹說“良知與明目是作家的一把好剪”?，作為一位有良知的作家，蔣興強在幾十年的記者生涯中，對生活在社會底層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他發現底層人物的聲音只能湮沒在城市的轟鳴中，這些小人物的命運如同漂蓬，弱者的尊嚴和權利常常被剝奪。在寫社會急速發展的同時，他用作家的人道主義關懷和記者的敏銳，深切感受到時下房地產業增長背后的憂慮，在對現實的熱點準確把握下“明寫功利實寫人心”?。羅偉章說“我的文學觀念比較老土，我覺得，文學不是用來玩的，文學必須有所擔當，從事文學的人，應該具有使命感。”?同羅偉章一樣作為一位有使命感的作家，蔣興強看到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帶來弊病，不同的是，羅偉章將底層農民的悲劇直指“城市”，是城市讓人心變惡，而呼喚“農村永存”，蔣興強則并不否定城市發展有益的一面，而將造成底層人物悲劇的矛頭直指官商勾結、制度不完善、人性丑惡等問題。 五、反芻底層寫作與“蔣式跨文體”的優勢與突破 80年代文壇在一系列的純文學探索中，“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觀基本消亡，文學陷入了空洞的技法重復。王曉明說:“當代知識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圍來說,當代文化人的精神狀態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縮,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匾乏和思想、學術的‘失語',正是觸目的表現”?，脫離了社會現實的文學如同空中樓閣，作家失去對苦難的關懷便走向集體“失語”。文學“各式各樣的探索在耗盡了最初的銳勢之后,不得不減緩了速度,放慢了腳步,以至出現了被有人戲稱為‘疲軟'的徘徊局面”?。90年代文學領域產生了一股“現實主義沖擊波”，許多作家開始意識到文學不能只是冰冷的敘述、不介入的姿態，而將目光轉向現實社會，轉向生活在苦難中的小人物。這個時期，一貫在文壇保持先鋒主義姿態的余華也將創作轉向現實，創作出《許三觀賣血記》《活著》這樣具有底層敘事特征的作品，形成了他創作的頂峰。無獨有偶，新世紀女性文學也大致呈現出這樣一種關注現實、底層的創作轉向，并漸漸意識到創作如果僅僅停留在對女性身體、情欲的關注，女權對男權的反抗，而放棄對現實和底層大眾的關懷，就難免顯得干癟。鐵凝的《笨花》、嚴歌苓的《鄰家有女初長成》、池莉的《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等便是女性文學底層轉向的成功之作。可以說對底層的關注是當下文學發展的必由之路，而蔣興強的底層寫作起筆便順應了這股現實主義的大潮，可以說起筆不凡，當他站在當今文學的“潮頭”，將目之所及通過自己獨特的體悟方式和觀察視角融入筆端，創造性地將小說、散文、詩歌、民歌、音樂、書信、新聞報道等多種文學體裁融為一體，“以犀利的筆鋒揭開復雜的社會表象，讓讀者視野大開、洞徹生活的本真，從而來審視生活與世界，更深刻的認知生活”?。 “蔣式跨文體”對新聞報道的倚重，得益于蔣興強作家和記者的雙重創作身份。約瑟夫·普利策曾說：“倘若一個國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記者對社會的調查與暗訪有著極大的職業優勢，投入到文學創作時，記者掌握的大量的社會第一手資料便糅化為小說情節,從而發揮出對社會廣泛的批判作用。與另一位同是記者出身的作家——張恨水相比，《春明外史》使張恨水以新聞人的身份走進作家隊伍，官場的腐敗黑暗、生活的骯臟腐化、媒體行業的勾心斗角等都是張恨水善于表現的領域。而對當今官場、房地產行業、新聞媒體行業的批判和揭露亦是蔣興強《貓鼠傳》的著力之處，但《貓鼠傳》在對新聞報道文體呈現的完整性和專業性上，又對張恨水的創作形成了突破。 “蔣式跨文體”對民歌體裁的借鑒融入了大量的社會風俗描摹。“三秦有《廢都》，巴蜀有《貓鼠傳》”?，《貓鼠傳》對當下巴蜀社會風俗人情的展示、對人性的刻畫，對黑暗腐敗的鞭笞，與賈平凹90年代初期創作的《廢都》一樣振聾發聵，前者是對當下諸多問題的極為迅速的回應，鞭辟入里，后者則是對毫無遮掩的欲望的呈現，前無古人。《貓鼠傳》在民歌中呈現的音樂、喪葬、詩的元素，不僅在當下底層寫作中絕無僅有，即使是被譽為“北京20世紀20年代的風俗畫和黑幕圖”?的《春明外史》也未曾涉及。因而，蔣興強《貓鼠傳》在跨文體的嘗試上，不僅突破了底層寫作的瓶頸，還超越了同為記者出身的作家張恨水的創作，將職場、官場、情場、人生場的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展現得淋漓盡致，使得蔣興強既是“21世紀的張恨水”，又不完全等同于張恨水。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原載西華大學《蜀學》第14期） 注釋：①《貓鼠傳》原名《爛城》或《楚良》，引自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7月第1版《蜀學》260頁《記者和作家身份的融合——以〈楚良〉為例探析蔣興強底層寫作特色》②③④⑤⑥⑦?????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f4d3fb0102wz8t.html⑧⑨⑩?????????蔣興強《貓鼠傳》。?王文錦《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06頁，第821頁。?肖明、丁邁《精確新聞學》，中國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頁。?童慶炳《童慶炳談文體創造》，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當代》2003年第6期。?羅偉章《真實、真誠與迷戀》，《文藝理論與批評》2007年7月24日。??王曉明《批判與反省──<人文精神尋思錄>編后記》，《文藝爭鳴》1996年1月15日。?徐龍河《做船頭的瞭望者》，《聲屏世界·廣告人》2012年8月1日。?湯哲聲《被遮蔽的路徑: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現代化之途：張恨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賞析》，《名作欣賞》2010第6期。 作者簡介: 周毅，文學博士，四川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先后獲得四川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重要成果獎、四川大學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四川大學校園文化建設精品項目等獎勵，并在《文學評論》《文藝爭鳴》《新華文摘》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出版專著和參編大學寫作類教材多部。 段舒，武漢大學在讀博士生，與周毅合作發表論文《試析阿來反現代性書寫的現代性》《記者和作家身份的融合——以長篇風情小說〈貓鼠傳〉為例探析蔣興強底層寫作特色》，獨立發表論文《中國故事與莫言歷史題材的形式建構》等。 附：<a href="http://www.xsjgww.com/45bfkam8?first_share_uid=30976196&first_share_to=copy_link&share_depth=1" target="_blank">北京、江蘇、廣東、山東、云南、四川等大學碩士、博士和作家、評論家撰寫的相關論文或文學評論鏈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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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華大學《蜀學》：記者與作家身份的融合——以長篇小說《貓鼠傳》為例探析蔣興強底層寫作特色

蔣興強（筆名：江夫、江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