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冬游西藏四（完）

曾胖

D5：拉薩→成都→樂山 早餐后，9點準時飯店外拉薩河喂鳥拍鳥，主要是斑頭雁和赤麻鴨及紅嘴歐，10點參觀西藏博物館，12點酒店午餐后驅車拉薩山莊遠望布達拉宮，16點驅車去機場還租賃車輛，剛進入安檢就被告之飛成都飛機3u8696晚點待定，預計要21點20才能飛。18點機場發誤點餐食，劉總關鍵時刻起到關鍵作用，一邊捻伙食一邊與川航人員交涉，終將航班改成了3U8698，21點30分到達雙流機場出飛機，火速去高鐵站終趕上D1947，11點回家，結束冬游西藏之旅。 滿河都是雀雀 這種雀雀于總說是斑頭雁 河邊賣喂雀雀的青稞飼料的都是婦女同志，男的都在轉耍曬太陽。于總再次感嘆當地風俗太好了。 我也帶了干糧，正在做人食變鳥食的勾當。 黃色的雀雀于總說是赤麻鴨 飛起來的是海鷗，我認得。 雀雀在水中隊伍整齊 清晨大水面雀雀少 參觀西藏博物館 進入安檢特別嚴格 西藏博物館大廳很氣派 前言高山之巔、大河之源，是雄踞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千百年來，繁衍生息在這里的中華兒女，以他們超凡的智慧和勇氣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為浩瀚的中華文明注入了豐饒的養分和強大的生命力！ 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代中央政府始終對西藏行使主權并有效管轄。西藏各民族始終高揚愛國主義旗幟，致力于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與各族人民共同譜寫中華歷史的壯麗篇章！ 讓我們共同領略萬涓成海的祖國統一歷史潮流是何等的波瀾壯闊、奔流不息，感悟萬古長青的中華傳統文化之樹是何等的根深葉茂、氣度非凡！ 舊石器時代（距今約5萬年﹣1萬年） 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經有人類在西藏高原生存，奏響了開發西藏大地的序曲。迄今為止，考古人員不僅在日土、定日、吉隆、申扎、班戈等8處地點采集了大量5萬年前的打制石器，而且在具有明確地層年代依據的尼阿底遺址發掘了多種類型的打制石器，其年代距今4-3萬年。 尼阿底遺址尼阿底遺址位于那曲申扎縣雄梅鎮多熱村，是一處規模宏大、有明確地層堆積、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也是迄今在西藏高原發現年代最早、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證實了4-3萬年前遠古人類已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區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新石器（距今約10000年﹣3000年） 距今10000年至3000年前后，西藏高原先民創造了以卡若文化、曲貢文化等為代表的以農耕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以及以夏達措遺址、梅龍達普洞穴遺址等為代表的以狩獵采集為形態和定居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主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這一時期，磨制石器、陶器開始出現并普遍使用，農業、畜牧業等經濟 藏西和藏北遺存 在藏西和藏北地區的100余處石器采集點和夏達措遺址、梅龍達普洞穴遺址，采集和出土了細石葉、細石片、細石核等器物，經濟類型以狩獵與采集經濟為主。 卡若文化 卡若文化是分布于瀾滄江上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卡若遺址是卡若文化的代表性遺址，具有遺存面積大、保存情況好、文化堆積厚、內涵較豐富、地域性較強的典型特征，揭示了西藏東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面貌及其與黃河上游地區以馬家窯、半山、馬廠遺址為代表的原始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卡若文化遺存還包括小恩達、比果哇等遺址。 卡若遺址 卡若遺址位于昌都卡若區卡若村，瀾滄江與卡若河在此交匯，距今已有5000-4000年的歷史。遺址位于此處的第二級臺地上，殘存近5000平方米。1978、1979年先后兩次共發掘1800平方米，發現房屋基址28處，出土打制石器近10000件、細石器629件、磨制石器511件、骨器366件、陶器46件、裝飾品48件。 　　制作陶器是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的典型特征之一。這件雙體陶罐出土于今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是我館的鎮館之寶，其形體猶如兩只小獸相向而立，頸部和肩部設計了一對帶孔鈕，既巧妙地表現出動物的耳與尾，還具有穿系繩索而方便攜帶的實用功能。無論從器形、紋飾亦或工藝技術，這件雙體陶罐都體現出與同時期出土陶器與眾不同的特點，不僅代表了當時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而且體現出了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是新石器時代西藏陶器的代表和點睛之作。初步認為，這件陶罐是卡若先民在慶典和祭祀活動中使用的一種禮器。 據說此乃鎮館之寶 藏東南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藏東南新石器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海拔約700-3000米的雅魯藏布江下游及其支流尼洋河、帕隆藏布流域，包括拉頗遺址、立定遺址、云星遺址、居木遺址及墨脫等地的10余處采集地點。出土和采集標本有陶器、石器、骨器等。 曲貢文化 曲貢文化是以拉薩曲貢遺址為代表、分布在雅魯藏布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同時使用少量的骨器和青銅器。生活用具主要為陶器，出現了"尚紅""人祭""牲祭"等精神信仰及其表現形式。同類型文化遺存還有昌果溝遺址、達龍查遺址等。 曲貢遺址曲貢遺址位于拉薩城關區娘熱鄉曲貢村，遺址面積約1萬平方米，先后發現早期墓葬3座、晚期石室墓29座、祭祀遺跡2處、祭祀石臺6座，出土文化遺物1萬余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銅器以及大量動物骨骼。其年代晚于昌都卡若遺址，大約在距今3750-3500年前，其中以早期文化遺存最為豐富，是西藏高原腹地新石器文化類型的代表性遺址。 早期金屬時代（距今約3000年一公元7世紀初） 進入早期金屬時代以后，隨著金屬器具的使用和游牧業的發展，西藏高原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了提高，文化面貌豐富多樣。象雄、雅襲、蘇毗等部落聯盟形成并不斷發展壯大，吐蕃地方政權已在孕育之中，西藏社會即將邁入歷史時期。 墓葬遺存西藏早期金屬時代存在多種類型的墓葬及祭祀遺跡，出土有石器、陶器、絲綢、茶葉、金屬器、木器等各種隨葬品，不僅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內涵，而且與祖國其他地區存在密切的聯系。 墓葬形制與葬式西藏早期金屬時代墓葬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東部三江流域地區主要以石棺墓為主，其文化內涵與川西、滇西北高原的同類遺存較為相似。南部的扎囊、隆子、乃東等地的墓葬以石棺墓、石丘墓為主，出土陶器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西部札達、噶爾等地的墓葬則以洞室墓為主，文化內涵具有跨喜馬拉雅文化特性。這些墓葬的葬式則有屈肢葬、俯身直肢葬、俯身屈肢葬等。 石構遺跡西藏的石構遺跡主要分布在阿里、那曲以及日喀則等地，其形式包括列石、獨石、石圈、石框等，或單獨存在，或相互組合，功能大致分為墓葬、祭祀、崇拜、標志等，主要是藏西和藏北一種常見的古代文化遺跡。 金屬器具考古發現證明，早在約3500年前西藏就出現了金屬器具，大致在距今3000年前后西藏社會進入早期金屬時代，出土有金、銀、銅、鐵等不同材質的金屬制品，反映出這一時期西藏先民使用金屬器具的情況。 高原絲路近年來，在西藏陸續發現的絲織品、茶葉、金屬器、薩珊銀幣等文化遺物，反映了西藏與祖國其他地區以及南亞、中亞地區在文化上的交流，延展了絲綢之路的交通路網，為"高原絲路"的存在提供了更加豐富的佐證。 山南查家溝墓該墓葬位于山南浪卡子縣工布學鄉梅多村，出土飾件、武器等若干珍貴文物共112件，其中17件金飾，47件銅器，另有4枚貝飾，1件石串飾等等。這些文物具有顯著的匈奴、鮮卑文化特征，表現了西藏腹地與其北方的吐谷渾草原文化的交流與互鑒，反映了悉補野部落迅速崛起時期的社會生活及其對相鄰文化的包容態度。 吐蕃政權公元7世紀前后，崛起于雅襲河谷的悉補野部落先后征服了蘇毗、象雄等部落，統一了西藏高原大部區域，建立了吐蕃地方政權。此后，經過兩百余年持續不斷的發展和擴張，吐蕃地方政權一度極為強盛。然而，由于連年征戰和橫征暴斂，百姓備受苦難，社會內部矛盾日益激化，在贊普被弒、貴族內訌和平民起義的不斷打擊與削弱下，吐蕃地方政權最終走向滅亡，西藏歷史進入了分治時期。 政權崛起公元7世紀初，雅襲悉補野部落第三十二代首領松贊干布開創了吐蕃地方政權。他平息內亂，發展經濟，制定法律，創建官制，劃分軍政區域，加強與唐朝的交往交流，為吐蕃地方政權的崛起與強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之后，歷代繼任贊普不斷勵精圖治，用心經營，推動了政權的發展。 松贊干布松贊干布（617?-650)，雅襲部落第三十二代首領，也是吐蕃地方政權的締造者。在位期間，他平定內亂，統一吐蕃諸部，開疆拓土，積極開展與唐朝等周鄰地區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交往，制定法律，創立文字，確立了吐蕃地方政權的基本社會制度，建立了西藏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政權。 唐宋時期公元7世紀﹣13世紀唐朝初期，松贊干布統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奴隸制的吐蕃地方政權，西藏與祖國其他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全方位拓展。唐朝晚期，吐蕃地方政權覆滅，西藏進入長達近四個世紀的分治狀態，開始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農奴制社會過渡。這一時期，吐蕃舊部與宋朝和西夏等仍然保持著密切聯系。 政權衰亡吐蕃地方政權后期，常年的征戰導致社會生產受到嚴重破壞，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危機空前加劇。達磨贊普執政時期，吐蕃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統治階層內部紛爭不斷，達磨贊普被弒。此后，平民起義此起彼伏，吐蕃地方政權分崩離析，吐蕃社會進入了群雄并起、各踞一方的分治時期。 吐蕃社會吐蕃地方政權建立之初即創制了藏文，吐蕃社會步入文明發展的新時期。同時，吐蕃加強了與唐朝以及天竺、泥婆羅等相鄰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以開放的態度借鑒先進的制度文化、醫學天文、生產技術和風俗習慣，不斷提升吐蕃社會的發展水平，豐富了吐蕃文明的內涵。 創制文字公元7世紀吐蕃地方政權建立之初，吞彌·桑布扎等人受松贊干布派遣前往天竺（古印度）訪學，依照梵文創制了包括30個輔音字母和4個元音字母的藏文，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吐蕃社會的文明進程。 藏醫初創公元8世紀，吐蕃社會的發展進步以及唐朝等周鄰地區醫療技術的不斷輸入，為傳統藏醫學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技術支撐，推動了藏醫學的正式創立和全面發展，涌現出以東松康哇、宇妥·寧瑪云丹貢布為代表的一大批名醫，尤其是《月王藥診》的編譯和《四部醫典》的問世，標志著傳統藏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 生產生活隨著吐蕃社會的發展進步及其與相鄰地區的廣泛交往，吐蕃的畜牧業、農業、手工業等經濟類型有了較大進步，生活方式也有了較大發展變革。從吐蕃壁畫以及出土棺板畫和器物上，可見吐蕃時期豐富多彩、獨具特色的生產方式與生活習俗。分治時期，西藏社會開始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農奴制社會過渡，社會生產力得到提升，生產規模有了進一步擴大，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相應得到了較大程度轉變。 吐蕃墓葬西藏各處散落著眾多規模不等、形制多樣的吐蕃墓葬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瓊結縣藏王墓、朗縣列山墓地、拉孜縣查木欽墓群、洛扎縣吉堆吐蕃墓群。這些規模宏大、數量眾多的王室墓群和貴族大墓反映了吐蕃社會的階層等級、生產力水平和喪葬習俗。 唐蕃聯姻唐朝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遠嫁吐蕃，是流傳千古的佳話，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唐蕃關系，譜寫了"漢藏自古一家"的歷史篇章，為中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突出貢獻。 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聯姻文成公主（625-680)，唐朝宗室女。公元640年，吐蕃贊普松贊干布遣祿東贊為請婚使者，赴長安請婚。公元641年，唐太宗許嫁文成公主于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入蕃后，漢藏文化交流日益廣泛，經貿往來愈加頻繁，在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進一步密切了唐蕃之間的友好關系，為唐蕃"和同一家"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和同一家唐蕃關系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演進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元634年，吐蕃贊普松贊干布遣使入唐，拉開了唐蕃兩百余年密切交往的序幕。此后，唐蕃雙方通過聯姻、交聘和會盟等方式積極發展友好關系，有力推動了吐蕃社會的發展，極大加強和促進了唐蕃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形成了"和同為一家"的"舅甥"關系。 佛教傳播佛教傳入吐蕃后，與當時占主流地位的苯教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斗爭，并相互汲取與融合。此后，在吐蕃王室"揚佛抑苯"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以在吐蕃立足和發展，進入本土化和中國化的進程。吐蕃地方政權解體后，噶當派、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等教派陸續創立，藏傳佛教開始形成，并不斷滲透到分治時期吐蕃舊部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 引子苯教是產生于西藏本土的一種古老宗教，在西藏早期歷史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根據佛苯兩教的史籍記載，悉補野部落的歷代首領都以苯教徒輔佐政務。吐蕃地方政權建立之后，苯教在激烈的佛苯斗爭中歷經多次劫難，逐漸邊緣化，但在民間仍然得以延續和發展。 佛教傳入松贊干布對西藏高原的統一和開明包容政策的推行，為佛教在吐蕃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和良好環境。尤其是從唐朝和泥婆羅迎娶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對佛教在吐蕃早期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赤松德贊時期，天竺佛教僧人寂護和蓮花生等人入蕃，開啟了佛教在吐蕃全面發展的新階段。 仁達摩崖石刻造像位于昌都察雅縣香堆鎮仁達村，刻于唐貞元二十年（804)。造像依山雕鑿而成，刻有大日如來和八大菩薩等造像，另有藏、漢文題記，記錄有唐蕃工匠姓名，表明由唐蕃工匠共同雕刻完成，反映了這一時期唐蕃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 吐蕃時期的佛教發展吐蕃地方政權時期，佛教僧人受到了吐蕃王室的禮遇和優待，開始在吐蕃建寺立像、廣收僧徒、翻譯佛經，佛教逐漸取代了苯教在吐蕃的主導地位，并滲透到吐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吐蕃地方政權乃至整個西藏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桑耶寺桑耶寺位于山南扎囊縣境內，始建于公元8世紀下半葉。據文獻記載，建寺地點為蓮花生所選定，整個布局由寂護設計，赤松德贊親自奠基動工，歷時數年竣工。桑耶寺建筑規模宏大，殿塔林立，以金碧輝煌的烏孜大殿為主體，組成了一座龐大、完整的建筑群，是西藏歷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因其第一、二、三層分別為藏式、漢式和古印度建筑風格，也稱為"三樣寺"，反映了唐朝以及泥婆羅佛教文化與建筑藝術對吐蕃的影響。 分治時期的佛教發展公元9世紀中葉，吐蕃達磨贊普發動的滅佛運動，極大地打擊了佛教勢力，佛教在吐蕃的傳播與發展進入了"黑暗期"。進入分治時期以后，佛教在西藏逐步復蘇，其教義更加體系化、本土化，各教派相繼創立，藏傳佛教逐步形成，西藏社會政教合一體制雛形開始出現。 教派初創10世紀末期，隨著分治格局的形成，吐蕃故地呈現出相對開放和競爭的社會氛圍，佛教在吐蕃再次得以弘傳與復興，僧人不斷增多，寺廟的數量和規模比"前弘期"有了更大的發展，并與各地世俗勢力緊密結合，逐漸呈現出本土化和差異化的特點，從而相繼衍生出寧瑪派、喝當派、薩迦派、喝舉派等教派。 噶當派噶當派以仲敦巴于1056年創建熱振寺為標志正式成立，奉阿底峽為祖師。"喝"意為佛語，"當"指教戒，"嗯當"意為把一切佛語都作為僧人修行全過程的指導。 寧瑪派寧瑪派是藏傳佛教各派中歷史最為久遠的一個教派，也是"后弘期"最先創立的藏傳佛教派別。由"三素爾"創立于11世紀，奉蓮花生為祖師。因其遵循"前弘期"舊密咒，故稱之為"寧瑪派"，即"舊派"。又因該派僧人戴紅帽，別稱為"紅教"。其代表寺院為敏珠林寺、土登多杰扎寺等。 噶舉派噶舉派由瑪爾巴和米拉日巴師徒于11世紀創立。該教派在傳承密宗時注重師徒口耳相傳，故有"噶舉"之稱。后來該派形成香巴噶舉和塔布噶舉兩大傳承，塔布噶舉則分化出"四大支八小支"，使其成為西藏地區支系最多的教派。其分支噶瑪噶舉派還創立了藏傳佛教特有的活佛轉世制度。 薩迦派"薩迦"意為灰白色的土地，因該派的祖寺﹣﹣薩迦北寺背靠一片灰白的山崖，故名薩迦派。1073年，昆．貢卻杰布創建薩迦北寺，由此形成薩迦教派。又因此派寺院圍墻涂有象征文殊、觀音和金剛手菩薩的紅、白、藍三色條紋，故一些漢文史籍中又俗稱"花教"。歷史上，薩迦派是藏傳佛教中影響較大的教派之一，一度成為西藏地方政的代表。薩迦派祖寺﹣﹣薩迦北寺舊照 希解派與覺域派希解派和覺域派均由天竺著名游方僧帕當巴桑結于11世紀和12世紀之交創建。兩派在學經、傳教方式方法和教法、僧人組成方面，沿襲了天竺瑜伽士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無固定的活動場所，僧人可以嫁娶，生活粗茶淡飯。 查拉魯普石窟查拉魯普石窟位于拉薩城關區藥王山東側崖壁石窟面積約27平方米中心柱與洞壁之間是狹窄的轉經廊道。窟中共有71尊高浮雕和泥塑佛像，其中屬于吐蕃地方政權時期開鑿的造像有中心柱的14尊、轉經廊南壁下排的14尊、西壁的三世佛、北壁下排除第一尊泥塑金剛力士外的16尊。其余佛像為后世陸續補鐫。《賢者喜宴》記載"松贊干布之茹雍妃在查拉魯普雕刻大梵天等佛像，當鹽價已漲至八十倍時，每雕崖粉一升，其代價即給鹽一升，由是在崖上雕鑿成堂。……歷十三年圓滿完成"。 元代治藏"涼州會談"舉行后，元朝中央政府采取"獨尊一派"的政策，扶植薩迦派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薩迦地方政權并設立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司，開始對西藏地方進行有效管理。 涼州會談1247年，闊端與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談"，從而結束了吐蕃地方政權之后西藏社會長達近四百年的分治局面，順應了國家統一的歷史潮流，避免了戰爭對西藏社會的災難性影響，為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施政管轄奠定了基礎。 行政管轄元朝中央政府先后設置總制院、宣政院負責管理全國佛教和西藏等地區事務，并在西藏地方設置若干宣慰司、萬戶府、千戶府等治藏機構以及薩迦地方政權，對西藏地方進行施政管轄。 宣政院與宣慰司宣政院初名總制院，是元朝在中央政府設置的掌管全國佛教事務以及西藏等地區軍民之政的中央機構，由帝師兼領。總制院初設于1264年，1288年改名為宣政院，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并為元朝四個獨立的任官系統。宣政院在管理西藏等地區事務，安定和發展地方經濟文化，加強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宣慰司是元朝中央政府在宣政院之下設立的管理西藏以及甘肅、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區部分地域事務的機構，即"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明代治藏明朝對西藏地方的治理，一方面充分利用元朝對西藏地方的施政基礎，采取"因其故俗"的政策，以當地僧俗首領充任武衛機構官員，號令地方，起到"傳檄而治"的作用；另一方面調整元代治藏政策，施行"多封眾建""貢市羈糜"等舉措，對西藏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勢力首領均予以冊封，從而確保了西藏政局的穩定，進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與祖國其他地區的關系。 施政治理明朝中央政府在元朝治藏措施基礎上，針對當時特殊的社會局勢，制定了更為系統的治藏政策，通過廣行招諭、設置武衛機構、推行僧綱制度等舉措治理西藏地方，加強了對西藏地方的施政管轄和治理。 武衛制度武衛制度是指明朝中央政府在邊疆地區設立都指揮使司、萬戶等各級軍政機構管理邊疆地區軍政事務的一種軍衛體制。明朝在西藏地方推行與整個邊疆行政管理體制相一致的武衛制度。洪武六年設烏思藏衛、朵甘衛，次年升烏思藏衛、朵甘衛為行都指揮使司，洪武八年設俄力思軍民元帥府，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地方的施政管轄。 僧官制度元代在中央設有宣政院等機構，專門負責西藏等地區事務和全國佛教事務。明朝建立后，在總結和吸取以往各朝佛教管理制度經驗的基礎上，對僧官管理模式上做了較大的改變。洪武十五年（1382）廢除了元朝設置的宣政院，設置了"僧錄司""僧綱司""僧正司"和"僧會司"等四級宗教管理機構，通過在西藏發現的多籠僧綱司印、都綱之印，證實了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了僧綱制度。 多封眾建明朝中央政府根據西藏地方藏傳佛教眾派并存，實力相對均衡且與政治勢力結合緊密的特點，在繼承元代優禮高僧、扶持藏傳佛教發展的同時，改變元代"獨尊一派"政策為"多封眾建"，對藏傳佛教各教派領袖均予以封授和禮遇，冊封了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三大法王""五大教王"以及喇嘛、禪師、國師、大國師等眾多名號。 封授"三大法王"明朝"多封眾建"治藏政策中"三大法王"的封授是最為舉足輕重的。永樂五年（1407）明成祖封噶瑪噶舉派領袖卻貝桑波為"如來大寶法王"。永樂十一年（1413)封薩迦派領袖貢嘎扎西為"大乘法王"。宣德九年（1434)，封格魯派釋迦也失為"大慈法王"。 封授"五大教王"明朝中央政府因地制宜對西藏地區實行多元化、多層次的管理模式，除封授"三大法王"外，對一些政教勢力相結合的地方首領封給"教王"名號，授予他們在明朝中央政府監督管理下統治當地僧俗民眾的行政權力。 封授"國師""禪師"明朝中央政府不但封授藏傳佛教領袖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等，而且對他們的弟子及其他有影響力的宗教人物也封給大國師、灌頂國師、國師、禪師等不同名號，頒賜印誥。 清代民國時期公元17世紀﹣1949年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以后，對西藏地方的政治、外事、軍事、經濟、宗教等事務進行全面管轄和治理。清末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在艱難時局下，始終堅持對西藏地方行使主權，西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同帝國主義的入侵及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勢力進行了不懈斗爭，有力維護了祖國統一。 這一時期，西藏地方與祖國其他地區的關系進一步密切，西藏的經濟、文化、科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隨著政教合一體制和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的日趨僵化與腐朽，西藏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社會階層極度分化并尖銳對立，社會發展逐步停滯不前。 優待冊封與管理清代民國時期，中央政府把優禮藏傳佛教作為重要的治藏之策，同時加強對藏傳佛教的管理，昭明法度以彰顯國威，建章立制以規范儀軌，充分體現了恩威并施、剛柔相濟的治藏策略，進一步強化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主權行使和有效治理。 對達賴系統的優禮與冊封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重要的活佛系統之一，在清代民國時期的西藏地方，地位最高、宗教影響最大，而且歷輩達賴喇嘛均為甘丹頗章地方政權首領，歷代中央政府均予以極高禮遇，多有冊封和賞賜，反映了清朝中央政府扶持格魯派治藏的策略。 對班禪系統的優禮與冊封班禪系統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地位最高的兩大活佛系統之一，在西藏地方有著崇高的宗教地位和重要的社會影響力。清代以來，歷輩班禪均為格魯派的興盛和西藏社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為密切西藏地方與祖國其他地區的關系做出了重要貢獻，多次受到清朝與民國中央政府的封授和禮遇。 對藏傳佛教事務的管理清朝、民國中央政府在重視和優禮藏傳佛教的同時，通過創立和實施"金瓶掣簽"等制度，在活佛轉世管理、涉事活佛處置和僧盲任免與獎懲等方面，進一步加強了對藏傳佛教僧人以及宗教事務的管理。 對活佛轉世的管理清代、民國時期，中央政府為進一步加強對西藏地方活佛轉世事務的管理，先后通過制定頒行《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創立實施"金瓶掣簽"制度、頒布《喇嘛轉世辦法》《征認班禪呼畢勒罕辦法》等法規制度，確保了西藏地方達賴、班禪等各大活佛轉世認定過程的公正性與合法性，從而有效加強了對西藏地方宗教事務的管理。 金瓶掣簽選老大 欽差駐藏駐藏大臣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舉措，具有保障各項治藏政策措施得以貫徹執行的功能，對于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權和施政管轄，發揮著關鍵作用。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里，駐藏大臣制度歷經初創、發展、鼎盛、鞏固完善等歷史階段。期間，一百多位駐藏大臣先后赴藏任事，多項治藏章程相繼出臺，機構建制不斷充實健全，駐藏大臣職能設定與職權范圍不斷擴大，影響力不斷增強，地位更加鞏固，中央對西藏的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和加強。 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第二次抗英戰爭爆發后，帝國主義勢力大舉進入西藏，不斷拉攏西藏上層，灌輸所謂"西藏獨立"思想，西藏地方上層分裂勢力開始與帝國主義列強合流，策劃實施了一系列分裂祖國的罪惡活動，嚴重損害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以及祖國內地的關系。西藏各族人民和全國廣大愛國力量同仇敵愾，同分裂勢力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從而有效遏制了分裂活動，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帝國主義勢力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合流英印勢力進入西藏之后，開始對西藏政教上層大肆進行拉攏和威逼利誘，誘使他們從"仇英"逐漸轉為"親英"，從而改變原有的愛國反帝立場，最終促使十三世達賴喇嘛確立靠攏英國、疏遠中央的政治立場，西藏分裂勢力迅速滋生和蔓延，并開始從事對抗中央、阻礙新政、影響民族團結的各種活動。 1912年"西藏事變"辛亥革命爆發后，駐藏清軍發生內訌。西藏地方當局趁機圍攻駐軍，驅逐中央駐藏官員，搗毀駐藏辦事機構，制造了臭名昭著的1912年"西藏事變"。期間，四川督軍尹昌衡、云南督軍蔡鍔等人雖奉命率軍"西征"，但是遭到英帝國主義橫加干涉而終止，中央駐藏機構和軍隊最終被迫撤離西藏，西藏上層分裂集團從此走上了公開分裂祖國的道路。 "西姆拉會議"與"麥克馬洪線""西姆拉會議"是1913年至1914年間，英國殖民者炮制的干涉中國內政、策劃西藏獨立的陰謀會議。基于策劃"西藏獨立"的目的，英屬印度政府的外務大臣麥克馬洪在會議期間提出劃分"內藏""外藏"以及涉藏地區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界線問題，即所謂"中藏邊境事宜"。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倫欽夏扎背著中央政府接受了麥克馬洪提出的"邊界線"，用秘密換文中的"麥克馬洪線"取代了中印東段邊界的傳統習慣線。中國中央政府電傷中國談判代表不承認這一會議的一切"條約"和文牘，同時立即聲明取消草簽。 制造外交事件1912年"西藏事變"之后，為進一步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與支持，謀求所謂"西藏獨立"，西藏分裂集團在美、英等帝國主義列強支持和慫恿下，接連上演了一系列通過所謂外交手段宣示"西藏獨立"的鬧劇。這些非法活動雖然在國民政府的堅決反對和抵制下，最終歸于失敗和流產，但是仍然在國際社會上造成了極為惡劣的政治影響，極大地損害了國家主權，出賣了民族利益。 "熱振事件"熱振呼圖克圖是清代西藏地方四大攝政之一。第五世熱振活佛圖旦絳白益西丹巴堅贊是一位具有愛國反帝思想的西藏地方政教領袖。在他擔任西藏地方攝政期間，反對英帝勢力染指西藏，致力于恢復和改善與中央關系。但是他的愛國行動引起了西藏親英勢力的不滿和排擠，不得不暫時去職而由達扎代理攝政，并商定三年后復職。但是以達扎為代表的親英分裂勢力在其代理執政三年期滿后拒絕交還攝政職位，雙方矛盾由此激化。達扎等人遂捏造罪名，于1947年，逮捕了熱振活佛，并無視中央政府的明令勸阻，將其謀害致死。 1949年"拉薩七八事件"1949年7月8日，在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之際，西藏地方當局為斷絕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系，阻止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逼迫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全體官員眷屬、在藏內地商民及僧侶等百余人經印度返回內地，制造了蓄意分裂祖國的"拉薩七八事件"。 西藏新篇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首都北京簽訂，宣告西藏和平解放，開啟了西藏走向繁榮進步的光明前程。70多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全國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團結帶領各族干部群眾艱苦奮斗、頑強拼搏，社會制度實現歷史性跨越，經濟社會實現全面發展，人民生活極大改善，城鄉面貌今非昔比，創造了"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間奇跡。邁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謀篇布局，多次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指示，兩次召開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量身定制行動綱領、戰略擘畫宏偉藍圖，推動西藏各項事業取得全方位進步、歷史性成就。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自治區第十次黨代會作出"四個創建""四個走在前列"的戰略部署，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的嶄新篇章。 午餐時，劉總熱心指導向包房送餐的服務員，勉勵她們膽大心細、熱情大方。 服務員推車送餐走時，暖心的宇宙第一婦女之友→劉總還不忘隨車送一程。 我們的午餐簡單炒飯 拉薩網紅地→拉薩莊園創作布達拉宮 有長發女陪拍，于總創作激情高漲，兩門炮交替使用。 機車駛過網紅彎 我們的騷坦克300來了 坦克300表現優異，長城產品值得信賴。 還車時間還早，我們沒走高速去機場 覺姆在林蔭道散步 原航班要晚點3個小時，機場的免費伙食確實不行，于總都難以下咽。 著名社會活動家、宇宙第一婦女之友劉總吃著難咽的免費伙食，亮明身份和難點與空姐和空少親切交流后，空姐立即聯系外場，正好19點30起飛的3U8698有3個空位，于是我們立即出候機樓改簽，因早己里應外合改簽非常順利，我們又再次經安檢進入候機樓在19點順利登上3u8698航班。 本架飛機第一名出航站進地鐵口 腿走瘸，錢花光，一瘸一拐乘著高鐵回家鄉 陳老師說：你們傳統旅行觀看的羊湖不足其十分之一。于是有了這個陳氏視頻加持，我們決定他年冬季再到西藏，重新全面認真領略羊卓雍措之美。 　　短暫的2024年冬游西藏之旅圓滿達成，我們領略了雅魯藏布江河谷冬之美，朝拜了邊境古寺卡久寺，近距離接觸了一級保護動物→棕尾紅雉、喜馬拉雅班羚，翻越了祖國最高埡口→蒙達拉埡口，欣賞了普美雍措和羊湖，又到林周、拉薩河拍鳥拍雞，夏寺拜塔，林周農場、西藏博物館受教育，再遠看了一眼布達拉宮結束。原本很順利的行程在最后遭遇了飛機長時延誤，幸有機智神勇的劉總，終讓我們能順利回家。 這盤冬游西藏在于總帶領下不虛此行。冬天的西藏給我們展現了另類的美麗另類的溫暖。特別感謝陳老師的親切陪同，江總的盛情款待，謝謝了！感謝于總和劉總的陪伴，特別感謝劉總在機場的勾兌和川航工作人員的善解人意，感謝桔色騷坦克300，感謝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感謝親朋好友的關注、評論、點贊和轉發，感謝冬游西藏的所見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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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冬游西藏四（完）

曾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