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國國家博物館

寧靜

2024年11月16日，雖已入冬，但秋意盎然，萬物皆美，我們來到中國國家博物館。博物館對60歲以上老人免預約，不需排隊，從側門進入。 　　中國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China），簡稱國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門廣場東側，東長安街南側，與人民大會堂東西相對稱，是代表國家收藏、研究、展示、闡釋中華文化代表性物證的最高歷史文化藝術殿堂，負有留存民族集體記憶、傳承國家文化基因、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使命，也是國家文化客廳。 博物館側門 　　中國國家博物館一樓大廳 　　走進博物館的大堂，人群熙熙攘攘，大家都懷著一顆探索的心，穿梭在不同的展覽之間。這里展出的不僅僅是文物，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博物館內的指示牌非常詳細，標注了各個展覽區域的位置以及對應的展廳編號。 　　博物館內的人頭骨化石展覽區讓人感到震撼。這些化石見證了人類的進化歷程，每一個化石都是人類智慧與勇氣的象征。直立人已能直立行走，會制造工具，具備了人的一些特征，但腦量較小，頭部保留了較原始的特征。 　　山頂洞人的生活場景模型展示更是讓人印象深刻。它詳細介紹了山頂洞人在大約三萬年前的生活情況，包括他們采集狩獵活動以及人工取火技術的應用等。 　　雕塑展示了原始人類如何狩獵并生火取暖的畫面。雕塑展示栩栩如生，讓人仿佛置身于那個遙遠的時代。 　　原始牛犄角——舊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20余萬年一5萬年），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出土。 這對牛角呈現出彎曲的形狀，表面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白色鈣化物質。它不僅是自然的杰作，也是人類智慧的見證。 　　山頂洞人頭骨（復制品），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3萬年），原物1933年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頂洞出土。 山頂洞人屬于晚期智人，頭骨已經與現代人頭骨沒有什么區別，其腦量在1300毫升- 1500亳升之間，在現代人腦量的變異之中。人類學家把山頂洞人視為早期的黃種人。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1958年陜西華縣大平莊出土。鷹形陶鼎采用仁足站立的雄鷹造型，雙腿與尾翼構成三個穩定的支點，將鼎形器物特征與鷹的動物形體巧妙地融為一體，它既是巫木活動中的敬神禮器，也是遠古時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藝術珍品。 　　渦紋彩陶罐——馬家窯文化（約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1956年甘肅永靖三坪征集。 彩陶罐器表飾黑彩的旋渦紋和水波紋，既像近岸水邊的層層漣漪，又仿佛是河中央湍急水流形成的一個個大小旋渦。此陶罐以其紋飾精美成為馬家窯文化的代表作，被譽為“彩陶之王” 　　玉龍——紅山文化（約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1971年內蒙古翁牛特旗賽沁塔拉出土。 玉龍軀體卷曲若鉤，造型生動，雕琢精美，有“中華第一龍”的美譽。新石器時代很多遺址中都發現有類似龍形的遺存，或為蚌塑，或為彩繪，或為雕塑。關于龍的原型，研究者們提出過各種假說。商代甲骨文中的“龍”字和婦好土的玉龍都顯示，龍是一種巨頭、有角、大口、曲身的神獸。新石器時代最符合這些特征的文物應屬紅山文化中的這種蜷體玉龍，它們應該是龍的原始形態。 　　鏤雕旋紋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約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59年山東泰安大汶口出土，這是迄今為止遠古時期保存最為完好的梳子。 　　“利”青銅簋——周武王時期，1976年陝西臨潼零口出土，利簋是目前為數不多的幾件能確定為周武王時期的青銅器之一，彌足珍貴。 　　青銅鼎是商周時期數量最多，地位最為重要的青銅器，除了作為貴族日常生活的飲器與盛食器，青銅鼎是貴族進行宴饗、祭祀等禮制活動時最重要的禮器之一，表明鼎在商周社會中具有極為特殊的地位。這件青銅方鼎出士于河南鄭州杜嶺，是目前發現商代前期青銅器中體量最大者，應是當時的國之重器。 　　“召”青銅卣——西周早期，召卣的內壁鑄制銘文，記述了周王將畢地“方五十里〞資賜作器者召。 　　“后母戊” 青銅方鼎——商王武丁時期，傳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相傳于20世紀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陽武官村，早年流傳經歷頗為波折，曾多次躲過日本侵略者的掠奪。新中國成立后，后母戊鼎人藏于前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之一）。 “后母戊”青銅方鼎是博物館內的鎮館之寶之一。這件大型銅制容器造型大方正，體型巨大，顯得雄偉莊重。鼎身四壁沿周邊裝飾饕餮紋，足部也裝飾饕餮紋，鼎耳上部側裝飾魚紋，鼎耳外側裝飾虎食人紋。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之一，也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的重要標志。 　　青銅斝（jia）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婦好” 青銅偶方彝——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婦好偶方彝形體巨大，為兩件方辣的連體形態。整件器物的造型取材于廡殿頂狀(四阿式屋頂）的宗廟建筑，蓋頂的兩個方形捉手也與廡殿頂形似，隱約反映了當時重檐式的殿頂建筑結構，可窺見殷商王室宮殿的建筑風采。 　　“作冊般”青銅黿——商代末年，就造型藝術而言，作冊般黿可謂青銅時代舉世無雙的藝術珍品。中國古代青銅器以容器豐富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構型取材于烏獸的像生類青銅器，稱烏獸形尊或犧尊，均堪稱造型藝術的翹楚。電頭外探、四足拔劃、尾向左擺，將黿的儀態塑造得活靈活現。 　　“婦好” 青銅三聯甗——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址婦好墓出土。青銅甗多為上甑下鬲的聯體器物，上部能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問以鏤孔的箅相隔。鬲下舉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與現在的蒸鍋相似。隨時代變遷或構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觀來看，這類器物也可稱作甗。 婦好青銅三聯甗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部為3件甗，下部則為聯體的長方形器身，相當于現在灶臺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舉火，也滿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稱為三聯甗，三聯甗可以同時加工數種食物，是今可見青銅器中較早的一灶數眼炊具。 　　青銅瓿(bu)——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般址婦好墓出土。這件酒器造型獨特，工藝精美，反映了當時貴族生活的奢華與精致。 　　青銅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近寧凌源出土。 　　青銅觥(gong)——周康王時期，1954年江蘇丹徒煙墩山出土。 　　“后母戊”青銅方鼎——商王武丁時期，傳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銘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體巨大，顯得雄偉莊重。鼎身四壁沿周緣裝飾饕餮紋，足部也裝飾饗餮紋，鼎耳上部則裝飾魚紋，鼎耳外側裝飾虎食人紋。今測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 以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技價值三個主要的文物解讀視角觀察，后母戊鼎在科技價值方面可謂商周青銅器的翹楚之作。因鼎的體量、重量均遠超過一般青銅器，因此在原料冶煉、塑模制范、澆鑄、充型一系列鑄造過程中的技術要求極高，充分顯示出此時青銅器鑄造業龐大的生產規模和杰出的技術成就，是這一時期青銅文化發展高度的代表。 　　“子龍”青銅鼎——商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一前11世紀），相傳于20世紀20年代出土于河南輝縣，后流入日本，又輾轉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財政設立的“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支持下，國家文物局將子龍鼎征集回國。 子龍鼎因其腹壁近口緣處鑄有銘文“子龍”二字得名。子龍鼎的圓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頸部和足部均裝飾饕餮紋。整器的造型雄偉穩重，是商代圓鼎中體積最大者。 　　虎紋青銅鎣——西周晚期，2018年國家文物局撥交，此器為清宮舊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國懷抱并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虎鎣上下裝飾有多種以龍、虎紋為元素的裝飾紋樣，器蓋內壁鑄有“自作供鎣”四字銘文。 　　“婦好”青銅鸮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鸮尊為酒器，屬鳥獸形尊，即俗稱的“犧尊”。 婦好鸮尊可謂商后期青銅器造型藝術的鴻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鸮尾在構思上匠心獨具，形成與雙足平衡的三點，功能與審美二者兼備。經過商前期的技術探索，商后期的青銅器鑄造無論在治鑄工藝還是在紋樣制作工藝方面，均有巨大飛躍。 　　“后母辛”青銅觥——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青銅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構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藝術個性極強，故均十分珍異。 后母辛青銅觥因器底與蓋內鑄銘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婦好墓出土的珍貴青銅器之一。后母辛青銅能似以牛作為造型構思的取材，但獸首有二卷角，后是為鳥足，腹后裝飾有雙翅為主紋，仍為想象中的瑞獸。 　　玉簋——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這件玉簋的質地為青玉，是婦好墓出士的兩件玉質容器之一，也是迄今發現年代最早、體積最大的玉質容器。玉簋腹部飾雷紋，并裝飾有4條扉棱，應當是從青銅簋取材構思而成。因此這件玉簋應屬于禮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盝”青銅駒尊——西周中期，1955年陜西郿縣李村出土。執駒之禮見干《局禮?夏官?校人》的記載，是小馬一歲離開母馬而升入王閑為服馬時，初系馬具所行之禮。西周時期注重馬政，因此執駒禮由天子親自參加。這件駒形青銅尊胸、蓋部分別鑄有銘文，記述甲中日周王在斥地舉行執駒禮，期間賞賜作器者蓋兩匹馬駒。蓋為感謝王恩，鑄制這件駒尊告知先祖并以為紀念。 李村窖藏出土駒尊一件，但駒背部的尊蓋卻發現兩件。蓋銘一件稱駒為“勇雷騅子”，另一件稱為“勇蛋駱子”，是對兩駒特征的專稱，前者為青白色間雜，后者為白色黑鬣尾。蓋銘均記載蓋參加執駒禮并接受周王資賜，但典禮地點有所不同。據此推訓，鑫至少制作過兩件完整的駒形青鑰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頌”青銅壺——西周晚期。冊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員任免制度。冊命，則是一項隆重的典禮，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屬，都要舉行冊命儀式。綜觀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冊命類堪稱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組織森嚴的官僚體系。 頌壺的頸部內壁鑄有銘文，較為詳細地記錄了周王冊命頌之事，包括冊命儀節、內容、賞賜品等具體內容。這些材料可與《周禮》、《左傳》等典籍中的有關記載相互印證，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青銅方彝——西周中期，1955年陜西郿縣李村出土。方彝堪稱西周青銅器的翹楚之作，雖然器物體量較小，但蘊含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技價值均十分豐富。 從藝術價值來看，方彝的造型藝術與一般的方彝有異，器蓋較高，為廡殿頂狀（四阿式屋頂）。同時器身兩側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觀十分具有張力。器身與器蓋的中心均裝飾渦紋，在同時期器物中具有較鮮明的裝飾個性。 　　“虢季子白”青銅盤——悶宣王時期，清道光年間陜西寶雞出土(1821-1850)。該青銅盤的內底鑄制長篇銘文，記述了虢季子白率軍對獫狁作戰，斬敵首500.俘虜50人，戰后獻馘，周宣王宴饗虢季子白，并賞賜馬、弓矢、鉞以資勉勵。虢季子白盤是西周著名的青銅器之一，其銘文是一篇優美的韻文，文中“薄伐獫狁”、“折首”、“執訊”及 “是以先行”等句，可與《詩》之《采薇》、《出車》、《六月》、《采芑》等篇所記史實相互印證，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盂”青銅鼎——周康王時期，傳陜西郿縣出土(1821-1850)。大盂鼎相傳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腳縣禮村，幾經輾轉，后為潘祖蔭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達于女士將其捐贈予上海博物館，1959年入藏前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之一）。 大盂鼎宏偉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銅鼎的典型式樣。鼎內壁鑄有長篇銘文，記述了周康玉二十三年九月冊命一事。銘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國經驗與商人因沉酒于酒以致亡國的教訓，告誠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輔佐王室，并對盂進行賞賜。銘文追述股商變革的內容與《尚書?酒誥》等傳世文獻相吻合，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從書法角度來看，大盂鼎的銘文通篇布局規整，書風凝重。 　　龍虎紋青銅尊——商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一前11世紀），1957年安徽阜南月兒河出土。 龍虎紋尊的肩部飾三條曲身龍紋，圓雕龍首；腹部有三組虎食人紋，云雷紋地，以浮雕虎首為中心，左右雙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飾饕餮紋。整器工藝精湛，是商周青銅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區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士青銅器的形制、紋飾明顯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響。 　　四羊青銅方尊——商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一前11世紀），1938年湖南寧鄉出土。 四羊青銅方尊，在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體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與足部作為一體，被巧妙地設計成四只卷角羊，各據一隅，莊靜中突出動感，匠心獨運。方尊的邊角飾長扉棱，既用以掩蓋合范痕跡，又可改善器物邊角的單調，增強了造型氣勢，渾然一體。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線刻、浮雕、圓雕技法，將器用與裝飾有機結合，鑄造工藝精湛，是我國古代青銅文化中的珍品。 　　青銅尊——商（約公元前16世紀一前11世紀）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 　　青銅罍——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縣竹莊出土。 1959年與1980年，四川彭州竹莊先后發現了兩處青銅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兩類，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則是中原地區常見的罍、觶等酒器。這件象首耳青銅罍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士的青銅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帶有西周早期的作風，器身的卷龍紋、牛紋等也屬周人的代表性裝飾紋樣。 　　青銅面具——商（約公元前16世紀一前11世紀）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這件碩大的青銅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標識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臉、寬頤、臣字形眼，臉型與同時出士的其他人面具或頭像相近，但雙耳巨大、瞳孔縱出，額上有一條縱起的額飾，顯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礎上所做的藝術升華，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寫照。 　　“曾仲斿父”青銅方壺——春秋?曾，1966年湖北京山蘇家垅出土。銅方壺是一種高等級的酒器，多隨葬于高等級墓葬中，而且一般成對出現。這件銅壺器蓋內和器內壁各鑄有銘文12字，表明壺為曾仲游父所作。 該器出土時為一對，另一件現藏于湖北省博物館。同出的器物還有九鼎七簋，說明墓主級別很高。曾仲族父，另有鼎銘作“曾侯仲子父”，可知其為曾候之子，是曾國重要的貴族。 　　青銅冰鑒——戰國?曾，1978年湖北隨縣出土。冰鑒是用來冰鎮酒的器物，由一個方鑒和一件方尊缶組成，尊缶內裝酒，鑒、缶壁之間的空間放置冰塊，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與之配套的還有一把長柄銅勺，勺的長度足以探到尊缶內底。 這件銅冰鑒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當時祭祀中一種重要的禮器。如此奢華享受的器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只能是王室貴族才能享用，這件冰鑒就是戰國時期曾候乙的用器。 　　青銅缶——戰國．曾，1978年湖北隨縣出土。這件大銅缶肩部有銘文兩行：“曾侯乙作持用終”。該器重達300多公斤，是迄今發現的東周時期最大最重的酒器。 這件大器的鑄造，采用的是分段鑄造再拼合的工藝，器身分兩次鑄接，即先鑄上半截，再接鑄下半截，從內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處有凸起的箍帶。器表有四條縱向接范的痕跡，由于范塊結合不整齊，所以上下的范痕線不在一條直線上。器表的耳和鈕是單獨鑄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鑄技術代表了青銅時代范鑄法技術的高峰，這種工藝的熟練應用為大型精美的青銅禮器鑄造提供了前提。 　　朱繪獸耳陶壺——戰國? 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土。 　　“蔡侯申”青銅方壼——春秋?蔡，1955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此器為蔡候申所作。蔡候申即蔡昭候，春秋時期蔡國國君。 　　虎鈕青銅罍（lei）——春秋?鄭，1923年河南新鄭出土。 　　青銅犧尊——春秋?虢，1956年河南三門峽上村嶺出土。這件尊整體呈獸形，古稱“犀尊”，是一種酒器，出土于上村嶺虢國墓地，國屬即為號。這類動物形尊從商代到春秋時期都有發現，但到春秋以后則比較少見。 　　“齊侯子行”青銅匜（yi）——春秋?齊，1977年山東臨朐出土，此器是齊侯之子行所作。 　　青銅方壺——春秋?晉，1961年山西侯馬上馬村出土，壺是當時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狀可分方壺和圓壺。根據《儀禮》的記載，方壺多用于重要的禮儀場合，等級也較高。目前發現的春秋時期較高等級墓葬中，多隨葬有成對的方壺。 　　獸鈕青銅镈——春秋．鄭，傳1923年河南新鄭李家樓出土。 　　石編磬——戰囚?玫，1957年河南陜縣后川出土。 　　青銅編鐘（13件）——戰國?楚，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出土。這組編鐘共13件，從大到小依次排列，最大一件鐘的兩面鑄有銘文12字，記載在楚歷屈之月，晉國軍隊救戎于楚的事件。這組編鐘試音后發現音階準確、音質優美，每枚鐘都能發兩個樂音，兩音之間為大三度關系，符合現代聲學原理。 周朝是依靠禮制來維護統治秩序的，禮樂用器編鐘的數量和種類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證。從西周中期出現三個一組的編鐘以后，每組編鐘里鐘的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春秋戰國時期，上層貴族中仍沿襲周王朝的一些樂制，因而貴族大墓經常陪葬有成組的編鐘、編磬。 　　大一統帝國——秦漢時期，長達數百年的諸候割據紛爭的局面終于結束，統一的秦漢王朝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歷史迎來了大一統的帝國時代。在這個時代，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實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縣制。這種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創立對后世中國政治體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陶俑——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1974年陜西臨潼秦兵馬俑坑出土。此陶俑頭藏單版長冠，上身穿長福，外披鎧甲，足登方口齊頭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長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級軍吏俑的形象。 泰始皇陵兵馬俑系采用黃士和白石英砂為原料，經過雕塑、焙燒和彩繪等工序制作而成。陶俑的制作方法是由下而上逐步疊塑成型，先制作方形的腳踏板，在踏板上塑造出雙腳和腿，再用泥條盤筑法制造中空的軀干，在軀千兩側貼接雙臂。俑頭和雙手單獨制作后再與軀干、手臂套裝成一體，待陰干后放進陶窯內進行焙燒，出密后通體施以彩繪。 　　陶馬——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6年），1974年陜西臨潼秦兵馬俑坑出土。 　　彩繪陶兵馬俑——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5年陜西咸陽楊家灣兵馬俑坑出土。 楊家灣漢墓的11個陪葬坑中，共出士了2500余件彩繪陶兵馬俑，為研究漢代軍陣、軍種、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成方陣的騎兵俑不僅在總兵力中的比重有顯著增加，而且成為具有獨立戰斗力的兵種，是西漢文景時期國力增強的生動寫照。 楊家灣漢墓位于漢高祖劉邦的長陵以東約4公里，是劉邦長陵陪葬墓之一，據推測其很可能是西漢初年丞相和名將周勃（或周亞夫）夫婦墓。 　　綠釉陶樓——東漢（公元25年-220年），1956年河南陜縣劉家渠出土。此陶樓上有家兵持弩守衛，水塘周圍有騎士巡邏繁成，是豪強地主擁有私家武裝的反映。 　　彩繪雁魚青銅釭（gang）燈——西漢（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85年山西朔縣照十八莊出土。此釭燈整體作鴻雁回首銜魚佇立狀，由雁銜魚、雁體、燈盤和燈罩四部分分鑄組合而成。燈罩為兩片弧形板。魚身、雁頸和雁體中空相通，可納煙塵。燈盤、燈罩可轉動開合以調整擋風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 釭指的是導煙管，釭燈就是帶導煙管的燈，是漢代新創制的一種燈具。漢代釭燈通常被做成人形、動物形和器物形，其導煙管有單管和雙管兩種，都能將煙氣導入燈腹內，使室內減少煙炱而保持清潔。水禽銜魚圖案，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上就已經出現，水禽街魚造型的漢代釭燈在陜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說明這種傳統形象在當時依舊博得人們的喜愛。 　　錯金銀云紋青銅犀尊——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3年陜西興平出土。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佇立，身體肥碩，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皺，兩角尖銳，雙眼鑲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來盛酒。尊背有橢圓形口，口上有蓋。犀牛口右側有一圓管狀的“流”。通體飾細如游絲的錯金銀云紋。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國的蘇門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國不僅產犀牛，而且數量很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曾多次發現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獵犀的記載，春秋戰國時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艷羨的裝備。由于大范圍的捕殺，犀牛在關中一帶最遲到西漢晚期已經絕跡。 　　綠釉陶樓——東漢（公元25年-220年），1956年山東高唐固河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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