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的行營、剿總、綏靖公署等都是啥機構？

至簡

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的行營、剿總、綏靖公署等都是啥機構？相聚工作室相聚軍旗下 解放戰爭一部民國史，前半程軍閥混戰，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中間階段全民抗戰，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尾聲卻是外敵伐盡，內戰又起，最終國民黨政權兵敗如山倒，敗走臺島。本文根據史料，對國民黨中后期軍事機構設置做一個簡明扼要的介紹，厘清國民黨軍隊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行營”、“行轅”、“戰區”、“剿總”、“綏靖公署”、“綏靖區司令部”，各是什么機構。▲國民黨南昌行營（蔣介石曾經的大本營）行營1930年11月，剛從中原大戰中得以抽身的蔣介石，便急不可耐地趕到南昌，指揮國民黨軍隊對工農紅軍發起“圍剿”，妄圖迅速“剿滅”新生的紅色蘇維埃政權。蔣介石到達南昌后，將剛剛落成兩個月的江西省立圖書館改建為“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總部”，也稱“南昌行營”。這就是國民黨軍隊歷史上設立的第一個行營。1931年底，蔣介石辭去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于次年初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蔣介石并未復任國民政府主席，該職仍由辛亥革命元勛林森擔任。也就是從此刻開始，“委員長”一詞，專指蔣介石。1932年起，“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總部”改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之后于各地新建的行營，一律在地名前冠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么一長串文字。譬如，“南昌行營”，全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設在西安的行營，全稱“國民政府軍事委會委員長西安行營”等等。“行營”雖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前綴，但久而久之，因為文字太長，也太煩瑣，黨內軍內都省略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這幾個字，而直呼“委員長行營”。譬如“武漢行營”，稱為“委員長武漢行營”。但除了最早的“南昌行營”自始至終由蔣介石親自掛帥以外，其他的行營都是委以高官主持一切軍政事務，其職務為“行營主任”，職務前面再加上地名，全稱為“委員長xx行營主任”。一個“行營”一般管轄數省，統一指揮轄區內軍隊的一切軍事行動。部分“行營主任”甚至可以督導地方政務，時常插手各省行政，與轄區內的各“省主席”經常發生矛盾和沖突。這也是當時擔任各“省主席”的地方軍閥們，極其厭惡和抵觸中央軍進入本省的一個重要原因。“行營”一詞，在古代是專指皇帝出巡臨時建立的駐蹕處所，又名“御營”。但蔣介石不僅沿用“行營”之稱謂，還以自己的職務“委員長”來命名“行營”，以帝王自居。▲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轅行轅1945年8月日本戰敗后，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對其進言，曰“公今國際國內聲望日隆，既為民主國家領袖，則不能以御營為機構名稱，以免為別有用心者所圖……”于是，1945年末，蔣介石將所有“行營”改稱“行轅”。由于此時的國民政府即將實施機構改革，“軍事委員會”行將撤銷，而此時的“委員長”已經是“國民政府主席”了。于是，國民黨內部又將“行轅”稱為“委員長行轅”，或是“總裁行轅”。“行營”改稱“行轅”后，其職能不變，長官仍稱為“主任”。①設在重慶的叫作“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轅”，簡稱“重慶行轅”，何應欽任主任。②設在沈陽的叫作“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簡稱“東北行轅”，熊式輝任主任。③設在北平的叫作“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簡稱“北平行轅”，李宗仁任主任。④設在迪化的叫作“國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轅”，簡稱“西北行轅”，張治中任主任。⑤設在武漢的叫作“國民政府主席武漢行轅”，簡稱“武漢行轅”，程潛任主任。⑥設在廣州的叫作“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簡稱“廣州行轅”，張發奎任主任。以上為抗戰結束后的國民黨6大行轅主任，皆由上將出任。何應欽、李宗仁、程潛皆為陸軍一級上將。張治中、張發奎為陸軍二級上將。熊式輝時為中將加上將銜，1947年2月，晉升陸軍二級上將。“剿匪”總司令部“剿匪”總司令部簡稱“剿總”國民黨首次設置“剿總”是在193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特任何應欽為“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蔣介石為“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對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瘋狂“圍剿”。這是“剿總”這個名稱，第一次出現在國民黨軍隊的編制序列中。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聯合抗日，此時的蔣介石為彰顯其“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因而，在當時的特殊形勢下，蔣介石暫時取消了“剿匪”總司令部這一軍事機構。1947年至1948年，蔣介石再次啟用“剿總”這一稱謂。①東北“剿匪”總司令部1948年1月17日，國民黨在沈陽成立“東北剿總”，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總攬東北地區軍政大權，受國防部及“東北行轅”節制。同年6月2日，“東北行轅”撤銷，“行轅政務委員會”，按原編制改稱東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至遼沈戰役時，“東北剿總”下轄：新編第1軍、新編第3軍、新編第5軍、新編第6軍、新編第7軍、新編第8軍、第39軍、第49軍、第52軍、第53軍、第54軍、第60軍、第62軍、第71軍、第92軍、第93軍，以及青年軍第207師、獨立第95師、各騎兵師、各保安部隊。②華北“剿匪”總司令部1947年11月，國民黨在北平成立“華北剿總”，傅作義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受國防部和“北平行轅”節制。1948年5月，“北平行轅”撤銷，“行轅政務委員會”按原編制改稱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華北剿總”以冀、察、綏、晉北為作戰區域，以上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全部隸屬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指揮。下轄：第13軍、第16軍、第22軍、第35軍、第62軍（后調往東北）、第92軍（后調往東北）、第94軍、第101軍、第104軍、第105軍，以及整編騎兵第5旅、整編騎兵第11旅、保定警備旅等部隊。③華中“剿匪”總司令部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我晉冀魯豫野戰軍相繼在定陶、鄄城、晉南、豫北等戰役取得勝利后，作為應對，蔣介石在江西九江設立“九江指揮部”，并從“武漢行轅”所轄部隊中抽出一部分劃歸“九江指揮部”直接指揮。1948年6月，“武漢行轅”撤銷，與“九江指揮部”合并為“華中剿總”，以支援“徐州剿總”進行徐蚌會戰。白崇禧任華中“剿匪”總司令，所屬部隊絕大部分都是全新建制的整編師：整編第3師、整編第7師、整編第9師、整編第10師、整編第11師、整編第15師、整編第20師、整編第28師、整編第46師、整編第48師、整編第52師、整編第58師、整編第85師、整編第97師，以及未經整編的第19軍、第30軍、第33軍、第34軍、第43軍、第61軍等部隊。其中一些部隊在淮海戰役中，奉命撥歸“徐州剿總”指揮。④徐州“剿匪”總司令部1947年，經過上一年對解放區發起的全面進攻后，兵力不繼的國民黨軍隊將“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為配合國民黨軍隊對南線解放軍部隊的“重點進攻”，國防部以陸軍總司令部班底成立“徐州指揮部”，以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為長官坐鎮徐州指揮作戰。1948年6月，“徐州指揮部”改組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由劉峙出任總司令，指揮“徐蚌會戰”。“徐州剿總”下轄：邱清泉第二兵團、李延年第六兵團、黃百韜第7兵團、劉汝明第八兵團、黃維第十二兵團、李彌第十三兵團、孫元良第十六兵團，以及第三綏靖區第59軍、第77軍、第107軍，約80余萬部隊。⑤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嚴格意義上來說，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在西北地區并沒有正式設立過“剿總”。但通常，有關解放戰爭史的書籍都習慣性地把1947年后的“西北行轅”稱為“西北剿總”。人們之所以這樣稱呼，應該是仿照“東北行轅”、“武漢行轅”、“北平行轅”撤銷后都被改建為“剿總”的緣故。但是，“西北行轅”確確實實，從來就沒有改建為“剿總”。1948年，“西北行轅”反而被壓縮為“西安綏靖公署”，由胡宗南出任公署主任。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代總統為了表達“和平”誠意，上臺伊始立馬下令撤銷各大“剿總”，改為“行政長官公署”。隨后的幾個月里，各地“行政長官公署”相繼成立，而“東北剿總”、“華北剿總”、“華中剿總”、“徐州剿總”都還來不及改建，就已經在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中灰飛煙滅了。就這樣，“西北行轅”壓縮為“西安綏靖公署”后，遵照李宗仁代總統的命令，僅僅幾個月又升格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由馬步芳出任軍政長官，公署駐地也由西安遷至蘭州。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重慶行轅”，1948年3月，“重慶行轅”改稱“重慶綏靖公署”，朱紹良出任公署主任。1949年5月，“重慶綏靖公署”改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張群出任軍政長官。綏靖公署 “綏靖公署”的前身是“戰區”。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了因應戰爭形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將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的區域，按不同地域劃分為不同戰區。抗戰時期的各戰區歷經多次劃分和調整，從區域調整到主官調整，到編制調整到序列調整，都曾做過很大的變動。至抗戰勝利前，全國一共存在過16個戰區。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從陪都重慶遷回南京即著手實施機構改革。各戰區撤銷后，相繼改建為“綏靖公署”，原來的戰區司令長官、副司令長官很多都改任綏靖公署主任或副主任。各“綏靖公署”是國民政府和國防部派往地方的軍事派出機構，轄一省或數省駐軍。“綏靖公署”的前綴以所在區域或公署所在地冠名，非戰時負責征兵征糧、督練部隊，戰時則全權指揮轄區部隊作戰。1945年末至1949年秋，國民政府和國防部先后成立了西安、太原、衢州、保定、張垣、川康、川黔鄂湘邊、松北、長春、沈陽、重慶、長沙、廣州、晉陜綏邊、黔桂邊、湘鄂邊、江西、西南、川陜甘邊、川鄂邊、貴州、云南、川陜湘鄂邊、川陜鄂邊、黔東南、桂林、川湘鄂邊、福州等綏靖公署。“綏靖公署”對轄區內的部隊有指揮、督練、調遣之權，但沒有人事行政權。轄區部隊的人事管理，中校以下軍官由直屬軍級（整編師）單位任免，中校（含中校）以上軍官由國防部任免。“綏靖公署”對轄區內哪怕一名排職軍官，都沒有任免權。為避免軍隊與地方發生矛盾，轄區部隊凡與地方有關“涉軍”事項，均由綏靖公署民事處出面協調和辦理。“綏靖公署”與各省“省主席”互不隸屬，工作上是配合關系，不是上下級關系。綏靖區司令部1946年9月16日，國防部《綏靖區施政綱領及施政之四項辦法》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上獲得通過，之后在全國設立綏靖區司令部及司令官，執掌該地區軍政大權。但是，綏靖區并非是這一時期的產物。早在1931年，國民黨軍“圍剿”紅軍時期，蔣介石就將靠近蘇區的地域劃為“綏靖區”，將區內的軍事、財政、民政等事項交由該地最高軍事長官臨時署理，以“軍事管制”為由，集軍政權力為一身。此舉實為“一石二鳥”之計：其一，可將權力高度集中，全力“進剿”紅軍。其二，借此削弱地方權力，架空地方軍閥，剪除軍閥割據勢力。此后，隨著中央紅軍撤離根據地開始長征后，蔣介石更將綏靖區的設置遠遠超出了“匪區”周邊地域。蔣介石的“綏靖區”，迫得湖南省主席何健、貴州省主席王家烈、云南省主席龍云等人，怕中央軍，甚至超過了懼怕紅軍。這一時期“綏靖區”的地位和職能并不清晰，只是一個臨時性的機構。但是，其與地方上的大員們已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并在解放戰爭時期愈演愈烈。1946年末，國民政府召開“六省主席檢討會議”，這些省主席無一例外都是軍人，坐在一起總結一年來的“剿匪”經驗教訓時，地方大員們提出兩項建議：第一，各綏靖區司令官應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之指揮監督，但在作戰用兵上則仍依照戰斗序列之規定受其上級指揮官之指揮。第二，綏靖區所轄地境，如有關兩省以上之轄區者，該綏靖區司令官應受轄境較大之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之指揮監督。如此建議，不過是這些省主席們集體向綏靖區司令官奪權。譬如，河南省主席劉茂恩就對胡宗南很有意見，胡宗南時任鄭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其手下的綏靖區仗著人多槍多，在豫西地區無論在軍務上還是政務上都要插上一杠子。弄得豫西地區的地方官們個個在家躺平，什么都不愿意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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