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遲至1956年1月才補授上將軍銜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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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大授銜，10位開國元勛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人民解放軍10位高級將領被授予大將軍銜；55位高級將領被授予上將軍銜。王建安遲至1956年1月才補授上將軍銜，具體原因分析，那就是生性耿直的王建安上將…… 　　引人注目的是，王建安和李聚奎分別于1956年和1958年補授上將軍銜。李聚奎于1958年補授上將軍銜很容易理解，因為1955年大授銜的時候，李聚奎擔任國務院石油部長，并沒有在軍隊工作，并沒有參加授銜，而1958年，李聚奎從石油部長任上調任解放軍總后勤部政委，以李聚奎的革命經歷、任職條件，為他補授上將軍銜合情合理。 而王建安一直在軍隊工作，1952年被定級為正兵團級，1954年從朝鮮回國前擔任志愿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職務，完全符合上將軍銜授予條件。那么，王建安為什么在1955年9月大授銜的時候沒有授予上將軍銜，等到1956年1月才補授上將軍銜呢？ 軍史上比較公認的說法是中共高層認為王建安“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甚至言之鑿鑿稱，毛澤東親自批示“此人比較驕傲，宜授中將”。毛澤東的批示，雖然不少黨史軍史文章中均有提及，但實際上并沒有確鑿的史料依據，可信度并不高。那么，究竟王建安到底因為什么原因沒有參加1955年的大授銜呢？ 實際情況是，新中國成立后王建安擔任浙江軍區司令員，1952年9月赴朝鮮擔任志愿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直到1954年3月因病回國，一直在青島休養治病，回國后的王建安并沒有在軍隊擔任具體職務。 　　1954年7月，“高饒反黨集團”案爆發，剛剛從朝鮮回國的王建安正好趕上這一政治風波，組織上派人征詢王建安對“高饒事件”的意見，希望王建安揭發解放戰爭時期的老上級饒漱石在擔任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期間所犯的錯誤，而生性耿直的王建安并沒有主動做出回應。 解放戰爭時期，王建安擔任山東兵團（也稱內線兵團）副司令員，直接在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的領導下，許世友（山東兵團司令員）和王建安均為饒漱石十分欣賞的愛將，王建安十分敬重老上級饒漱石，在當時的政治風氣下，王建安并沒有選擇“落井下石”，而是實事求是，始終保持緘默。 也因為王建安并沒有迎合“組織上”（華東軍區）的意見，被認為“政治立場”有問題，雖然和“驕傲自滿”毫不沾邊，但華東軍區仍然決定將王建安的正兵團級降為副兵團級。 雖然王建安被降為副兵團級，但以他在紅軍時期擔任軍政委，抗戰初期擔任山東縱隊副指揮、山東縱隊參謀長兼山東縱隊第1旅旅長，解放戰爭時期擔任山東兵團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司令員，抗美援朝戰爭時期接替宋時輪擔任志愿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的任職和經歷，王建安是妥妥的上將標準和條件。 所以，不授予王建安上將軍銜，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1956年1月，補授王建安上將軍銜，合情合理。 那么，僅憑王建安不想“跟風”揭發批判饒漱石，就認定王建安“驕傲自滿”，不符合理據。事實上，說王建安“驕傲自滿”，在戰爭年代，還是“有跡可循”的。抗戰時期，八路軍山東縱隊成立，張經武擔任指揮，黎玉擔任政委，第1旅旅長王建安擔任山東縱隊副指揮兼參謀長，按照指揮體系和任職，王建安理應作為張經武和黎玉的助手，配合張黎工作，但是王建安以黎玉對軍事工作并不熟悉，張經武紅軍時期并沒有擔任過軍事主官，而且張經武的革命資歷與自己相比，還稍顯遜色為由，（王建安在紅四方面軍長期擔任師長、軍政委職務，屬于軍政雙優的人物），在山東縱隊工作期間，王建安并不尊重張經武和黎玉的指揮，更何況王建安不僅在山東縱隊領導機關任職，還同時兼任山東縱隊第1旅旅長，是山東縱隊的實力派人物，他不僅不把張經武和黎玉放在眼里，而且將自己凌駕于許世友（第3旅旅長）等人之上（王建安是山東縱隊副指揮兼參謀長，是各旅的上級），“官聲并不好”。 　　另一個事例是，1947年1月，華東野戰軍實施魯南戰役，時任魯中軍區司令員的王建安率九師、四師參戰，在進攻驛縣后，王建安立即就將九師、四師調走，并沒有征求前線指揮員（粟裕病倒，陳毅指定華野參謀長陳士榘替代指揮）陳士榘的同意，陳士榘對陳毅抱怨道： “從魯中軍區調來的第九師和四師的一個團，是山東的一支老部隊，有攻堅戰斗經驗，戰斗力很強，在攻驛之后調走，沒有征求我的意見，也沒告知我”。“如果不將九師、四師一個團調走，加上一師攻棗莊是很有把握的。” 陳毅看見陳士榘對此事有意見，解釋說：“王建安催得很緊，定要九師、四師回去。”陳士榘在其解放戰爭回憶錄《天翻地覆三年間》詳細回憶魯南戰役這段往事，對王建安“驕傲”的性格作了詳細的披露，連在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面前，王建安都敢催促陳毅同意讓其所屬部隊盡快調回魯中軍區，更不用說征求前線指揮員、華東野戰軍參謀長陳士榘的意見了。 另一件事，讓毛澤東更能深切體會到王建安“驕傲自滿”的性格特征。1948年8月，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命令華東野戰軍實施濟南戰役，決定在華東野戰軍粟裕等的統籌下，由山東兵團負責攻城集團，粟裕率領華野西兵團一部組成阻掩集團，華野前線指揮部由粟裕召集攻城和阻掩兩集團主要指揮員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指定山東兵團負責擬訂作戰計劃。 　　王建安上將軍政雙優，戰功赫赫。時任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因病并沒有參加前線指揮部擴大會議，甚至許世友留在后方養病并未在前線指揮，山東兵團副司令員王建安主動請求擬訂攻濟打掩作戰計劃，沒有料到王建安擬訂作戰計劃后與華東野戰軍副政委、山東兵團政委譚震林共同署名后直接發給中央軍委和毛主席，毛澤東收到濟南戰役的作戰方案后，沒有看見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的署名，連忙回電詢問“許世友在哪里？”，許世友得知毛澤東詢問自己的“下落”，急忙趕回前線參與指揮濟南戰役。 從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王建安的“情商”并不高，一來，粟裕是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受命制訂濟南戰役作戰計劃的王建安理應將作戰計劃報華野總部審核，再由華野總部粟裕、陳士榘、張震等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報送作戰方案，即便由山東兵團直接上報，也應該征求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的意見，并由許世友領銜譚震林、王建安聯名上報，而實際上是王建安比較輕率地署名“王建安、譚震林”進行上報，嚴格來說，這顯然不符合程序。 具體負責擬訂作戰計劃的王建安居然敢與譚震林聯名將濟南戰役作戰計劃越過粟裕、許世友上報給中央軍委和毛主席，也難怪毛澤東回電詢問“許世友在哪里”了。王建安的“驕傲”“不夠謙虛”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雖然濟南戰役的實施過程仍然按照王建安擬訂的作戰計劃進行，王建安指揮攻城集團對解放濟南做出了重要貢獻。 可以肯定的是，以王建安在紅軍時期擔任紅四軍政委的資歷，抗戰時期擔任山東縱隊副指揮兼參謀長、山東縱隊第1旅旅長的任職資歷，有解放戰爭時期擔任山東兵團副司令員、魯中軍區司令員和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司令員的任職資歷，以及他在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取得的戰功，王建安完全符合上將軍銜的授銜條件和標準。 王建安之所以不參加1955年9月的全軍大授銜，一是他當時在青島養病，在軍隊沒有擔任具體職務（也沒有安排到政府和地方工作），二來，他在“高饒反黨集團”事件中并沒有按照“組織上”（華東軍區）的要求，對饒漱石進行揭發批判，始終保持緘默。“組織上”只好對他的軍銜進行冷處理。因為按照軍銜授予程序，各大軍區要在個人自報、軍區統籌的基礎上，再向總政治部、總干部部上報各個銜級的名單。 至于毛澤東在王建安擬授上將名單中圈閱后批示“此人驕傲自滿，應授中將為宜”，并沒有確鑿的史料依據，證偽的可能性很大。王建安雖然在1956年1月補授上將軍銜，但是他的“耿直”和“驕傲”也為他的“進步”付出很大的代價，1956年12月，閑置很久的王建安擔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而許世友已經于1956年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其他與王建安資歷相當的上將軍銜獲得者不是在解放軍三總部擔任副職（大軍區正職），就是擔任大軍區司令員、政委。 而王建安始終在大軍區副職的崗位上兜兜轉轉，1961年10月，王建安擔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1969年8月，轉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而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是開國中將皮定均，開國少將丁盛已經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直到1975年8月，中央軍委和中共高層“看不過眼”，王建安和剛復出的羅瑞卿、譚政、陳士榘等幾位軍隊中德高望重的老將一同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顧問，這里面，也有葉劍英元帥的一份“功勞”，是他在毛主面前力薦的結果。 葉劍英元帥在接見擔任中央軍委顧問的王建安時感慨萬千，說“幾十年來，你不計較職務高低，個人得失，任勞任怨工作，很不容易啊。”現實生活中，王建安其實是一個謙和的人，他廉潔自律，正直無私，可能工作方式方法不夠講究，才給人留下“驕傲”的印象。1980年7月25日，開國上將王建安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2024年11月2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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