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調》（五）

芮城老李

《搗練子》 【家書】 呈母信，恐宜遲，瓦盞燈明筆一支，悉數近秋多少事，竟無一句可告知。 下鄉期間，母親總是埋怨我沒給家里寫信。從我記事，父親身體就不好。母親有癲癇病。著急、生氣、聽到意外大的聲音，都會昏厥。所以我寄家信從來“報喜不報憂”。又因為真沒有什么“可喜”的事情，所以很少郵寄家書。時間太長了，怕母親焦慮，就寫封雞零狗碎的“閑篇兒”，有時謅幾句歪詩哄母親開心。母親對我的信很認真。每次都原封寄回，并用紅筆把病句和錯別字圈出來，有時還有批語。對我說得含混的事，總要問明白。 好長時間沒給家里寫信了，選調不成后，我寫信告訴母親：全縣“就一個名額”，哪能到我頭上啊。其他的事一律不提。寫了點瑣碎的事，湊了兩頁信紙。母親的回信讓我意外：第一句就是：“兒子，你過得不快樂。”我不知道母親如何從我信的字里行間讀出了“如此信息”。我沒感覺我的去信和以往有什么不同。信中母親告訴我：父親結束了“干校生活”，從中學下放到小學，小學也沒讓他教書，而是進了校辦工廠當了一名“業務員”。整天騎著單車跑業務。母親自己近來身體不好，經常發病，感覺很累很累…。母親用一首小詩做了結尾： 讀兒來信淚浸腮，頻頻發病精神衰，可憐天下父母心，每日依床苦哀哀。 這信一改往常。母親沒有把我的信“批改作文”寄回來。也沒有一貫的“正面教育”。讓我看到了母親的另一面。不再是那個從不氣餒，從不言敗，總是說會好起來的母親。我心中忽然掠過一絲涼意： 母親老了。 那首小詩也是此生母親送我唯一的詩文。那詩和我心中的母親那么不一樣。 “耕讀生活”一天一天。到秋末，我當了生產隊正隊長時間不久，我成為了公社級、縣級先進知青。幾次參加表彰大會。又作為運城地區先進青年代表，到運城參加表彰會。…年末，公社找我“談話”，我入黨了。我知道，為這事情一定有許多人做了努力，也許有些人為此還承擔了責任與風險。但從沒有人告訴我：他們都是誰？春節前，我回家過年了，我要把這里的事情親口告訴母親。 母親的日子并不舒心。我和哥哥下鄉后，父親也去了“五、七干校”。家里只有母親一個人了，被別人盯上了。文革初期“抄家”、“掃地出門”使一批好房子空置了。沒多久，軍官及其家屬搬進入住了。地方官員們也在這里分得一杯羹。一些基層干部也不甘落后，借助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街道居委會，派出所，房管站“強強聯合”。對所謂有問題和成分高的居民“動員”，迫使他們搬出居住房屋。我家胡同也不例外。文革開始后，許多老鄰居不見了，搬進來了一批“新居民”。老的居委會成員全都“清理”了。新居民組成了新居委會。她們是既得利益者，當然繼續擠壓被他們看上房子的居民。媽媽說經常有居委會成員帶一些不認識的人到家里來，說不上有什么事情，屋里屋外轉一圈就走了。母親知道被人惦記了。母親不收拾屋子了，家里很顯破敗。對來人只講屋里如何陰暗潮濕。 居委會成員也不是“鐵板一塊”。利益讓她們之間矛盾重重。這矛盾能讓母親在其間周旋。我能想象出，母親在她們面前表現的卑屈，甚至諂媚。母親只想保住自己的房子，等家人回來，有自己的窩。居委會成員為了話語權，她們之間也攀比。她們不再比出身了，她們都是“紅五類”。她們比政治面目，居委會主任是黨員。這牌子讓她足以碾壓一切。其他成員沒有這牌子。但她們也有說辭：“我爺們兒是黨員。”“我爸爸是黨員。”“我哥，我弟都是…”…我告訴母親：如果她們再說類似的話，你就告訴她們：“我兒子是黨員。” 媽呀！你千萬別說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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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調》 （五）

芮城老李

《選調》（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