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津縣名的由來

孟曉峰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文/孟曉峰</h3> <h3>　　利津縣名的由來，官方、學界普遍認為，依據《利津縣志》：“隋設永利，邑有東津，合而名縣，是為利津”，利津縣由永利鎮升置，過去的鎮市、后來的縣城東有渡口，渡口曰津，遂稱“東津”，為政者取“永利”之“利”與“東津”之“津”，將縣名定為利津。</h3> 近年來，關于縣名的由來，又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利津不是由永利鎮，而是由永和鎮升置的，升鎮為縣的時候，東邊也不是東津渡，而是永和渡，而如果是永和鎮、永和渡，“利”“津”二字便無從可取，那么，過去官方、學界關于利津縣名由來的觀點便是錯誤的。 <p class="ql-block">　　新的說法，其史料依據主要有四：</p> <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color:rgb(51, 51, 51);">一是《金史》卷二十五（志卷六）記載“利津，明昌三年十二月以永和鎮升置”。</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1, 51, 51);"> 二是《中國歷史地圖集》金時期地圖，在山東東路分副圖上，濱州渤海郡今利津縣位置標注的是永和鎮。</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是《元豐九域志》卷第二記載，河北路東路濱州渤海縣共有9個鎮，分別為：寧海、東永和、通賓、舊安定、三漢、蒲臺、新安定、李則、丁字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1, 51, 51);"> 四是《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二記載：“永和鎮，三年以東永和鎮改”，食貨一五記載：“濱州舊在城及安定、蒲臺、永和、永豐、招安大務，歲二萬六百五十一貫。熙寧十年……東永和鎮：一千五百一十九貫七百七十五文……東永和渡：二千二百五十九貫七百九十八文。”</span></p> <h3>　　還有學者指出，查閱《中國歷史地圖集》，在隋代、唐代、五代時期地圖上都找不到永利鎮，北宋時期地圖上找到了，但位置是在棣州厭次。</h3> 一先說永利鎮。<br> 按照新的說法提供的史料依據，包括查閱《中國歷史地圖集》隋代至北宋時期地圖的結果，漫說利津的“利”是不是永利鎮的“利”，在今利津地域，歷史上是否存在永利鎮都成問題了。<div><br>　　那么，歷史上，今利津地域到底有沒有永利鎮呢？</div> 首先要說明，關于利津縣名的由來，新的說法對原有說法的依據——《利津縣志》相關記載的準確性，甚至真實性都是存疑的，所以，本篇論述便不再以《利津縣志》相關記載作為史料依據。永利鎮也好，永和鎮也好，今利津地域，在升置為縣之前，還曾隸屬渤海縣、蒲臺縣，就從這兩個縣查起。遺憾的是，歷史上沒有《渤海縣志》留存，筆者只查閱到了《蒲臺縣志》，是清嚴文典于乾隆二十八年主持重修的版本。為了避免現代人在整理的時候因為字形相似將“利”字與“和”字混淆，筆者特意查閱了古籍的影印版。卷一沿革記載：“垂拱四年析蒲臺、厭次置渤海縣（即今濱州），而以蒲臺之永利鎮（即今利津）、招安鎮（即今沾化）隸之。按隋析濕沃置商河至是，即析置渤海又析永利、招安二鎮以隸之，蒲之疆域始隘如今治矣”。<div><br></div><div> 上文渤海縣、永利鎮、招安鎮后括號里的內容是縣志正文的隨注。<br><div><br> 從《蒲臺縣志》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方面的信息：一是永利鎮在歷史上確實存在，二是永利鎮原屬蒲臺縣，置渤海縣時，永利鎮析出，轉隸渤海縣，三是這個永利鎮就是志書編修時的利津縣。</div><div><br> 蒲臺縣前后有兩本縣志，舊志修于明萬歷十九年（1591年），新志修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筆者認為，一是志書編修的時間與升鎮置縣的時間相隔并不十分久遠，二是上縣與自己的屬鎮，如同父母與自己的子女，名稱、沿革等基本信息通常不會出現錯誤。<br></div></div> 但萬一呢，萬一《蒲臺縣志》的記載就是錯誤的呢？再向上，到歷史上蒲臺縣、利津縣均曾隸屬過的濱州、武定府去查閱相關史料。一是《濱州志》，筆者查閱的是清李熙齡《濱州志》咸豐十年刻本，在千乘郡濕沃縣考中記載：“隋開皇十六年改濕沃縣地為蒲臺縣，屬渤海郡，今濱州亦蒲臺縣地，又縣有永利鎮，即今利津，又有招安鎮……”<div><br>　　二是《武定府志》，筆者查閱的是清咸豐九年刻本影印版，卷二沿革表山東東路濱州刺史郡利津縣部記載：“以渤海之永利鎮改置”，其后，還是在卷二，沿革第十六頁、十七頁利津縣部記載：“本隋永利鎮地，又邑有東津，合以名縣……隋為渤海郡蒲臺縣之永利鎮地，唐為棣州渤海縣之永利鎮地，按唐析蒲臺置渤海縣而以永利鎮隸之，宋為濱州渤海縣之永利鎮地，金置利津縣屬濱州。按《金史》，明昌三年以永利鎮升置”。</div><div><br> 兩本志書，相關內容與《蒲臺縣志》的記載一致，另外，《武定府志》還傳遞出兩個重要信息：一是利津縣名的由來：“本隋永利鎮地，又邑有東津，合以名縣”，這與《利津縣志》的記載一致，二是金明昌三年，永利鎮升置利津縣的記載，《武定府志》依據的正是《金史》，換句話說，《武定府志》的編修者讀到的《金史》，上面記載的是“永利鎮”而不是“永和鎮”。</div> 假定《濱州志》《武定府志》的記載也是錯誤的，繼續向上，查山東。查山東，看《山東通志》。《山東通志》有明嘉靖及清康熙、雍正、同治、光緒五個版本，為了提高考證結果的正確性，筆者分別查閱了明嘉靖及清康熙、雍正兩個朝代三個版本，老規矩，為了避免現代人在整理的時候因為字形相似而將“利”字與“和”字混淆，筆者查閱的全部是古籍的影印本。在明袁宗儒、陸釴等纂修的嘉靖《山東通志》四十卷濱州利津縣部記載：“漢濕沃縣地，東漢省，曹魏復置，晉南北朝俱因之，隋廢縣置永利鎮，唐于濕沃故地置渤海縣，屬棣州，永利鎮為屬，宋因之，改屬濱州，金明昌三年以渤海縣永利鎮置為利津縣，屬濱州，元因之，明復因之，編戶三十，四至增為四十里。”<div><br>　　在清錢江編輯、張爾歧等人編纂的康熙《山東通志》六十四卷濱州利津縣部記載：“漢濕沃縣地，東漢省，曹魏復置，晉南北朝俱因之，隋廢縣置永利鎮，唐于濕沃故地置渤海縣，屬棣州，永利鎮為屬，宋因之，改屬濱州，金明昌三年以渤海縣永利鎮置為利津縣，屬濱州，元因之，明因之。”</div><div><br> 在清岳浚修，杜詔等纂的雍正《山東通志》三十六卷濱州利津縣部記載：“利津縣，本隋永利鎮地，又邑有東津，合以名之。周為齊地，秦屬齊郡，漢為濕沃縣地，屬千乘郡，東漢省，晉為樂陵國地，南宋、北魏皆為東陵郡地，隋於廢縣地置永利鎮，唐析蒲臺置渤海縣，屬棣州，以永利鎮隸焉，宋改屬濱州，金明昌三年升永利鎮為利津縣，屬濱州，元屬濟南路，明隨州隸濟南府。”</div><div><br> 從三個版本的《山東通志》當中我們均獲得一個重要信息：永利鎮是隋代廢濕沃縣而置，結合其它史料當中關于濕沃縣與蒲臺縣沿革的記載，我們基本可以推斷，永利鎮置鎮的時間是隋開皇十六年（596年）。</div><div><br> 雍正版《山東通志》又一次印證了《利津縣志》關于利津縣名由來的記載：“本隋永利鎮地，又邑有東津，合以名之”。</div> 縣、州、府、山東都查了，干脆一查到底。筆查又查閱了乾隆本《大清一統志》，這是一本專門的地理總志，也是目前為止我國內容最豐富、最完善的地理總志。卷一百三十九記載：“利津縣，在府東一百五十里……漢千乘郡濕沃縣地，隋勃海郡蒲臺縣地，唐棣州勃海、蒲臺二縣地，宋屬濱州，金明昌三年始升永利鎮置利津縣，屬濱州，元、明因之，本朝雍正十二年屬武定府。”<div><br>　　另外，古跡篇記載：“利津故城，在今利津縣東，《金史》地理濱州利津明昌三年以永利鎮升置，縣志故城在縣東一里大清河岸側”。其中，“《金史》地理濱州利津……永利鎮”的記載說明了乾隆本《大清一統志》的編修者讀到的《金史》，上面記載的也是“永利鎮”而不是“永和鎮”。</div> 那么，為什么我們讀到的《金史》與《武定府志》《大清一統志》的編修者讀到的《金史》不一樣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對本文內容進行一下梳理。截至目前，我們已經查閱了由縣到國四個層級，五類七部志書，但是，除了嘉靖《山東通志》，其余六部均編修于清代，有沒有這種可能，嘉靖《山東通志》對永利鎮的記載是錯誤的，康熙《山東通志》承襲了這一錯誤，然后，清代其它志書因為借鑒、引證而產生同樣的訛誤呢？七部志書的編修者，也許并非高官權臣，但必是各自層級文史領域的頂流，讓他們出現訛誤，并且，七部志書訛誤統一，可能性是極小的，況且，志書的編修，也絕非康熙抄嘉靖、雍正抄康熙那般兒戲，每一部志書的編修，參考文獻往往十數甚至數十，參與者，往往數十甚至逾百，這樣說來，出現上述訛誤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再查閱一下明代的志書來進行印證。明代有本《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是明初劉基編纂，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進獻給明朝第一位皇帝——洪武皇帝的，這本書記述了元末明初行政分野的變化，極具歷史和地理價值。非常幸運，《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的明初刊本保存了下來，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閱讀古籍的影印本，而不必擔心現代人在整理古籍的時候將“利”“和”混淆的情況出現。<div><br><div>　　就在《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第一冊卷之八里，記載著：“利津縣，金明昌三年改濱州永利鎮為利津縣……”。</div></div> 研究到這里的時候，我的妻子提出一個問題：你查閱的史料都在明、清兩代，但利津置縣畢竟是在金朝，金朝的記載，也就是《金史》才最可信。<div><br>　　于是，我向妻子解釋：《金史》并非金朝的記載，它撰成于元代，而且是在元末，與《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相差不到40年。但因為妻子的話，我又過了一遍《元史》《新元史》。</div> 《元史》撰成于明初，對利津的記載比較簡略，《新元史》雖然撰成于民國，但卻是曾經擔任《清史稿》總纂的柯劭忞先生，以《元史》為底本，參考《元典章》《元經世大典》殘本，《四庫全書》未收錄之秘籍及元碑拓本，兼收法國《多桑蒙古史》等西方研究成果，窮三十年之功編修而成的。<div><br><div>　　在《新元史》卷四十六志第十三記載到：“利津，下，本渤海縣之永利鎮，金置縣，元初因之。”</div></div> 到現在，已有明、清、近代，四個層級，七類九部志書都記載著利津是由永利鎮升置為縣，有兩部直接解釋了利津縣名的由來，與《利津縣志》的觀點一致，還有兩部，正是剛才我們沒有回答的問題，其記載顯示，我們讀到的《金史》與其編修者讀到的《金史》是不一樣的。那么，會不會是近年來提出新的觀點的學者，他所參考的《金史》，其編修者在整理古籍的時候，把“利”字當成了“和”字？帶著這個疑問，筆者專門查閱了百衲本《金史》，百衲本《金史》是以古本為底本影印的，上面記載：“利津，明昌三年十二月以永和鎮升置”，筆者看了，那個“和”字非常清晰，不會因為字跡模糊產生識別錯誤。筆者認為，《金史》記載不會出現問題，如果《金史》記載有誤，《武定府志》《大清一統志》便不會按《金史》原文而有“永利”之說，所以，出現問題的，極可能是今天我們看到的《金史》——百衲本及以百衲本為底本的中華書局點校本。那么，問題出在哪兒呢？版本。我們看到的古籍的版本，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多個版本，一種是有一個祖本和眾多衍生版本，《金史》屬后一種情況。學界對《金史》版本的傳承脈絡進行了梳理：至正初刻本→洪武覆刻本→嘉靖南監本→萬歷北監本→乾隆殿本→道光殿本→江蘇書局本。<div><br>　　民國初年的《金史》百納本，雖然是以至正初刻本配補洪武覆刻本（至正初刻本七十九卷，含目錄二卷，配補洪武覆刻本五十八卷）影印而來，但是，這個版本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其所采用的洪武覆刻本夾雜著八葉補版葉，與現存洪武覆刻本有很多歧異，二是在校勘過程中，為解決底本斷筆等問題而采取了描潤的辦法（對模糊斷缺的底本進行加工）。有學者將百衲本《金史》與其所依據的底本覆核比勘，發現了許多訛誤。我們現在最常見的中華書局點校本以百衲本為底本，也沒有解決甚至沒有注意到以上兩個問題。</div><div><br> 插一句，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金史》時，尤為重視描潤工作，校勘者張元濟先生為此還寫過一篇《記影印描潤始末》的專文，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金史》，其底本模糊斷缺之嚴重。</div><div><br><div> 回到《金史》。《金史》這種“世代單傳”的方式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在傳承過程中因為底本受損，傳承人臆斷妄測而出現“魯魚亥豕”的辨識錯誤，比如，因字形相似，將“罔”字辨識為“周”，將縣的繁體字“縣”辨識為孫的繁體字“孫”，再如，因字模破損或變形，將“罪”識別為“非”，將“三十五”識別為“三十八”，這些都是《金史》在傳承過程中出現訛誤的真實案例。</div></div> 謹而言之，目前，我們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今天我們看到的《金史》將“利”辨識成了“和”，但這種可能性是完全有的。試想，我們剛剛查閱過的九部史書，不要說嘉靖《山東通志》了，《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可是元末明初的，那時候，《金史》的祖本——至正初刻本還嘎嘎新，如今僅余殘本的洪武覆刻本還沒刻呢，這些史書的編修者，他們看到的《金史》和我們今天看到的《金史》，您更愿意相信哪個？二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始，看新的說法的第二個史料依據——《中國歷史地圖集》金時期地圖。關于《中國歷史地圖集》，其繪制過程當然很復雜，我們只需知道一點，就是它的繪制，是利用正史地理志來排定各朝標準年代的政區表的。那么，金時期地圖的繪制參照的是什么？<div><br><div>　　《金史》。<div><br></div><div> 《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于1982年，即便從國家領導人提議編繪歷史地圖的1954年算起，譚其驤先生能依據的，也只能是和我們今天看到的一樣的《金史》。這就是《中國歷史地圖集》金時期地圖在濱州渤海郡今利津縣位置標注的是“永和鎮”而不是“永利鎮”的原因。</div></div></div> 至于查閱《中國歷史地圖集》，在隋代、唐代、五代時期地圖上都找不到永利鎮，筆者也查了，不光永利鎮，別的鎮也找不到——上述幾個時期的地圖只排到縣，除了個別情況，多數鎮都沒標。三接下來，看新的說法的第三個史料依據——《元豐九域志》。《元豐九域志》是北宋神宗詔令王存、曾肇、李德芻等所編修的全國性地理總志，為了避免辨識錯誤，筆者查閱了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元豐九域志》后，又查閱了這一版本的底本——清光緒八年金陵書局刻本的影印版，兩個版本，渤海縣九鎮當中，都有一個“東永和”。通過前文的考證，我們基本可以確認“永利鎮”的說法是正確的，即如此，那我們就不得不懷疑《元豐九域志》，或者說，我們看到的《元豐九域志》中“東永和”的記載是否正確。先問一下，《元豐九域志》有別的版本嗎？有。筆者搜索到的，至少還有明末清初常熟毛氏汲古閣抄本、清錢曾藏影宋刻抄本、清曹寅藏影抄寫本、清盧文弨抄本、清武英殿聚珍本、清乾隆四十九年桐鄉馮集梧刻五十三年重修本、綿紙黑格舊抄本、閩刻珍本8個版本。<div><br>　　筆者曾試圖搜索、購買上述版本，很難，為此，筆者想出一條捷徑，且算做捷徑吧——先求諸古人，查閱古人對《元豐九域志》的考證，縮小范圍，待確定一個或幾個相對可信的版本后，再想盡辦法去求證。</div> 萬沒想到，筆者查閱到了《續山東考古錄》，雖然這并不是一部考證《元豐九域志》的著作，但是，在《續山東考古錄》利津篇，引用了《元豐九域志》的記載。先說說這本書吧。《續山東考古錄》是一部專門考論山東歷史地理的著作，張之洞稱贊其作者——清道光舉人葉圭綬“博精輿地之學”。這本著作引證廣博，考辯精深，精深到什么程度？幾乎每一個縣，葉圭綬都指摘了其地方志在沿革、古跡方面的疑點或謬誤，廣博到什么程度？除各代正史地理志，還綜合了《齊乘》《水經注》《重貢錐指》《太平寰宇記》《元和郡縣志》等史學巨著。有時候，為了考證一個地名，葉圭綬會如披沙揀金般查閱大量資料，經常讀上幾萬字，都找不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但是，葉圭綬卻始終堅持使用這種方法。這樣一位學者、這樣一部著作，其內容、觀點，無論如何我都愿意相信。筆者查閱的仍然是古籍的影印版，在利津篇記載：“宋渤海縣之東永利鎮”。后文中又提到“《九域志》渤海縣有東永利鎮，厭次有永利鎮也”，厭次這個永利鎮，便是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宋時期地圖上找到的那個永利鎮。文中，《九域志》即《元豐九域志》，葉圭綬考證，后來的利津縣，宋代為東永利鎮，另外，他還專門指出，除了渤海縣東永利鎮，《元豐九域志》記載，厭次縣還有一個永利鎮，為什么專門指出這一點，是提醒后人不要混淆，還是兩個“永利鎮”之間有什么關系？史書沒有交待，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葉圭綬看到的《元豐九域志》，上面記載的是東永利而不是東永和。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堪稱“史書中的史書”，書中反復提到東永利鎮，并且將東永利、永利二鎮并提，一定不會是葉圭綬“看花了眼”。當然，我們不能因為葉圭綬有名就說那位學者查閱到的《元豐九域志》就是錯的，葉圭綬查閱到的《元豐九域志》就是對的，但可以斷定，必有一方出現了訛誤。說到“史書中的史書”，筆者又想起另一部舉世聞名的著作——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讀史方輿紀要》參考二十一史、歷代總志及地方志書百余種，集明代之前歷史地理學術之大成，被譽為“千古絕作”“海內奇書”“數千百年所絕無僅有之書”。在《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一山東二記載到：“利津縣……本渤海縣之永利鎮。金明昌三年，置利津縣，屬濱州”。回顧我們已經考證過的十一部史書，《武定府志》《大清一統志》明確表示引自《金史》記載，《續山東考古錄》明確表示引自《元豐九域志》記載，其他史書，相信其編修者也多考證過《金史》《元豐九域志》，如果這些編修者在史書上看到的是永和，那自當人云永和，亦云永和，如果看到的既有永利，又有永和，不管最終確定哪個，多少會留下些考證的痕跡，但為什么這么多史家、這么多史書概言永利且無永和之疑？也許，他們看到的壓根就是永利，或者，他們覺得“利”“和”之考根本無需一記。到這里，相信“利”“和”之辯，所有人心中已經有了結論。四再來說說《宋會要輯稿》——新的說法的第四個史料依據。不可否認，《宋會要輯稿》內容豐富、卷帙浩繁，堪稱宋代史料之淵藪，但是，《宋會要輯稿》也因其輯錄稿文字錯誤繁多，是出了名的難讀，用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劉琳的話說：這部書，其抄稿之斷裂、散亂、重復、錯簡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訛、脫、衍、倒滿篇皆是。當然，《宋會要輯稿》訛誤多，不代表其關于“永利”“永和”的記載就是錯的，但是，筆者查閱相關內容，僅濱州一地，《宋會要輯稿》便與《元豐九域志》有三處不同，這還是其自己的記載：豐國鎮，“政和三年以丁家河鎮改丁家河，《元豐九域志》卷二作‘丁字河’”，合波鎮，“政和三年以三沙鎮改三沙，《元豐九域志》卷二作‘三漢’”，濱海鎮，“政和三年以李剛鎮改李剛，《元豐九域志》卷二作‘李則’”，這三處都是字形相似，容易產生訛誤的字。筆者不否認《宋會要輯稿》的歷史價值，但在考證“利”“和”這件事情上，《宋會要輯稿》恐怕不是一個理想的選擇。五最后說說“東津”。我們查閱的，包括《利津縣志》在內，共三部志書有關于“東津”的記載，其中：《利津縣志》：<i>“隋設永利，邑有東津，合而名縣，是為利津”</i>，《武定府志》：<i>“本隋永利鎮地，又邑有東津，合以名縣”</i>，雍正《山東通志》<i>“利津縣，本隋永利鎮地，又邑有東津，合以名之”</i>。 <p class="ql-block">　　筆者認為，利津縣縣名當中的“津”字，關于其由來的說法是否正確，關鍵在對“邑有東津”四個字的解讀上。</p> 逐字看，“邑”，在永利鎮則為鎮市，在利津縣則為縣城，“東”，東邊，“津”，渡口。連起來，“東津”，我們可以解釋為東邊的渡口，也可以解釋為一個叫“東津渡”的渡口。查閱《利津縣志》，在縣志正文，縣志載錄的一些文稿和文學作品當中，是可以查找到“東津渡”這個名稱的，但是，金明昌三年，永利鎮升置為利津縣的時候，是否有“東津渡”這個名稱，卻很難找到實證。新的說法對縣名當中“津”字由來存疑的底層邏輯是這個“津”字是“東津渡”的“津”，后來確實有東津渡，而且是個非常有名的渡口，但大家想過沒有，“邑有東津”四個字并不必然解釋為“鎮市（縣城）之東有個叫‘東津渡’的渡口”，還可以解釋為“鎮市（縣城）之東有渡口”，渡口又稱為“津”，東邊的渡口，即是“東津”，也許，這反倒是后世“東津渡”這個名字的由來。不管是文字還是地圖，可以肯定的是，金明昌三年，永利鎮東確實有渡口，或許還不只一個，如果真的有諸多渡口存在，“津”倒成了永利鎮的一個特色，以“津”為名便更在情理之中了。 <p class="ql-block">　　新的說法提到，《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五當中有關于“東永和渡”的記載，看數據，運行似乎還不錯，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鎮市（縣城）之東有渡口”這句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所以，考證“津”字的由來，這個地方有沒有“東津渡”、叫不叫“東津渡”都不重要，“邑有東津”四個字就夠了。</p> 后記 <i>　　</i>在此，筆者向對過去官方、學界關于利津縣名由來的觀點提出質疑的學者表示崇高的敬意，雖然，筆者與你們的觀點不同，但你們勇于質疑、致力考證的精神值得筆者一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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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縣名的由來

孟曉峰